“小时候，乡愁是一枚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鹤发童颜的余光中在接受来自祖国大陆的记者采访时，又一次忘情地吟唱起他作于30年前的《乡愁》。
由于余光中15年前从香港返台后“背弃台北”而“转居高雄”，记者初抵台北欲寻访这位名播两岸的诗人的计划受到困扰。幸好报载他要到台北出席一个文学翻译界的笔会，我们相约于他，没想到诗人竟爽快地答应了。
采访自然是从他的创作谈起，而“乡愁”又是双方共同的话题，余光中告诉记者，中央电视台刚刚与他谈妥，将他的诗作《乡愁》谱曲后作为电视系列片《闽南名流世家》的主题曲，这部电视片讲述的是郑成功后人在海峡两岸生活的情况。
■“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49年离开大陆，3年后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先后在数所大学任教，创作，也曾到美国和香港求学、工作。目前在高雄“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已出版诗集、散文、评论和译著40余种，他自称是“文学创作上的多妻主义者”。文学大师梁实秋评价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从21岁负笈漂泊台岛，到小楼孤灯下怀乡的呢喃，直到往来于两岸间的探亲、观光、交流，萦绕在我心头的仍旧是挥之不去的乡愁。”谈到作品中永恒的怀乡情结和心路历程时他说，“不过我慢慢意识到，我的乡愁现应该是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眷恋。”
60年代起余光中创作了不少怀乡诗，其中便有人们争诵一时的“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白发盖着黑土，在最美最母亲的国土。”回忆起70年代初创作《乡愁》时的情景，余光中时而低首沉思，时而抬头远眺，似乎又在感念着当时的忧伤氛围。他说：“随着日子的流失愈多，我的怀乡之情便日重，在离开大陆整整20年的时候，我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一挥而就，仅用了20分钟便写出了《乡愁》。”
余光中说，这首诗是“蛮写实的”：小时候上寄宿学校，要与妈妈通信；婚后赴美读书，坐轮船返台；后来母亲去世，永失母爱。诗的前三句思念的都是女性，到最后一句我想到了大陆这个“大母亲”，于是意境和思路便豁然开朗，就有了“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一句。
余光中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紫金山风光、夫子庙雅韵早已渗入他的血脉；抗战中辗转于重庆读书，嘉陵江水、巴山野风又一次将他浸润。“我庆幸自己在离开大陆时已经21岁。我受过传统《四书》、《五经》的教育，也受到了五四新文学的熏陶，中华文化已植根于心中。”余光中说，“如果乡愁只有纯粹的距离而没有沧桑，这种乡愁是单薄的。”
《乡愁》是台湾同胞、更是全体中国人共有的思乡曲，随后，台湾歌手杨弦将余光中的《乡愁》、《乡愁四韵》、《民歌》等8首诗谱曲传唱，并为大陆同胞所喜爱。余光中说：“给《乡愁四韵》和《乡愁》谱曲的音乐家不下半打，80多岁的王洛宾谱曲后曾自己边舞边唱，十分感人。诗比人先回乡，该是诗人最大的安慰。”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1992年，余光中43年后再次踏上大陆的土地。谈到这次对北京的访问，余光中说：“我的乡愁从此由浪漫阶段进入现实时期。我大陆之行的心情相当复杂，恍若梦中，我在北京登长城、游故宫，被两岸同胞的亲情所感染，写了不少诗作，尽情抒解怀乡之愁，因为原来并未到过北京，所以首次回大陆，乡愁并没有一种很对应的感觉和体验。”
自此以后，余光中往返大陆七八次，他回到了福建家乡，到了南京、湖南等地，在南京寻访金陵大学故地，在武汉遍闻满山丹桂，探亲访友，与大陆学子对谈，对大陆自然多了一层感知和了解。
他说：“初到大陆，所见所闻，令我兴奋不已。但我也看到洞庭湖变小了，苏州的小桥流水被污染了，这些让我也产生些许失望。但此后去大陆多次，那里的变化之快让我惊异和兴奋。”在四川，作家流沙河赠他一把折扇，问他是否乐不思蜀，他挥毫题字：思蜀而不乐。翰墨间仍飘出了淡淡的乡愁。
他说：“玄武湖，紫金山都变了，但大学原来的校舍我还能认得出来。我接触了许多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水平都不错。尤其是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一心一意搞建设，魄力很大，又很踏实。”
余光中说，在大陆的游历也使他越来越发现，他的乡愁是对中华民族的眷恋与深情。“我后来在台湾写了很多诗，一会儿写李广、王昭君，一会儿写屈原、李白，一会儿写荆轲刺秦、夸父逐日。我突然意识到，这些都是我深厚‘中国情结’的表现。”
他说：“我在大陆大学演讲时朗诵我的诗《民歌》，‘传说北方有的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才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风也听见，沙也听见’，在场的学生和我一同应和，慷慨激昂，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感情。”
抗战时期，余光中随母亲逃出南京，日军在后面追赶，他们幸得脱险，后来辗转越南到了重庆。日军大肆轰炸重庆时，上千同胞受难，余光中幸好躲在重庆郊区。谈起这些浩劫，余光中说：“这些都激发起我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那时候，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豪情，只要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万里长城万里长’，都会不禁泪流满面。前几年在东北访问时，青年时的歌谣仍萦绕着我。于是写下了‘关外的长风吹着海外的白发，飘飘，像路边千里的白杨’的诗句。”
余光中承认，他的诗歌在赴美期间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摇滚乐的影响，比较注意节奏，因此也容易被作曲家看中谱曲，但他仍以“蓝墨水的上游是黄河”来表明他的文化传承中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说，尽管他在美国上过学，诗文中也受一些西方东西的影响，但不变的是中国文化的遗韵和对中华民族的怀思。他的作品深受《诗经》的影响，也学习过臧克家、徐志摩、郭沫若、钱钟书的作品。他说：“我以身为中国人自豪，更以能使用中文为幸。”
■“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片厚土”
余光中曾在文章中写道：“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片厚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他说：“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
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
他说，中国文化对所有的“龙族”都有着无法摆脱和割舍的影响。谈到台湾一些人企图割裂两岸的文化联系，他说：“吃饭要用筷子，过端午节，过中秋节，能改得掉吗？大家所信仰的妈祖，不也是从大陆来的？余秋雨等大陆文化学者到台湾演讲引起轰动，不都说明中华文化是一脉相传的？”
余光中的妻子是他的表妹，江苏人，有着女性知识分子的韵味和气息。重庆时期，两人青梅竹马。他们至今都保留着一个特色，那就是在家的时候讲四川话。有次余光中到四川大学演讲，他征求校方，既然到了四川，是否就用四川话演讲，后来校方告诉他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就用普通话吧”，余光中因此没能有机会显示他讲四川话的才能。
从香港返台后，余光中为躲避繁琐的事务和各种交际，一直定居在高雄，在“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尽管年过七旬，但精神矍铄，幽默健谈，不失赤子之心。他每天坚持工作，上课、创作、编书，乐此不疲。他的近作不时被大陆报刊转载，一些大陆出版社要出他的作品集，他便不辞辛苦亲自校对。
“国立中山大学”环境优美，紧邻寿山风景区，南边是世界排名第四的货运港口高雄港，正西是西子湾，他的办公室就在面海的半山腰。余光中面海低语：“在台北时办公室也靠海，不过是靠着台湾东海岸，我看着太平洋有什么意思，看美国有什么意思。这也许是天意，现在我凭窗而立，便可直视海峡西面，尽管身在台湾，我可以眺望对面的香港，可以一生守望着我的大陆。”
年轻的时候，余光中戏称自己可以“以右手写诗，以左手写散文”。他对写作四度空间的定义：诗、散文、评论和翻译。对于每一项，他都有其独爱之处，正如他所说：“诗是我的妻子，散文是我的情人，评论和翻译则是外遇！”除了诗歌闻名，余光中的散文也被称为“台湾一绝”。谈起写作，余光中开玩笑说：“写作就是为了娱乐。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是为了娱人；写批评，尤其是写序，是为了娱友；翻译，是为了娱妻，因为翻译的工作平稳，收入可靠。这四样东西的版权将来正好分给四个女儿。”据介绍，余光中的4个女儿都落笔千言，很有文气，然而至今没有一个继承父亲的事业当作家诗人的，对此余光中笑着说：“她们太懒。”不过女儿们却自有理论：“我们再怎么写也写不过爸，所以干脆不写啦。”
余光中的诗，有着很重的自我生命反思感，这表明他对生命的看重；偶有在遣词造句上，用戏谑的手法表达内心感受，也许人生总要点平衡吧。早期诗中融汇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笔法。题材广泛，风格屡变，技巧多姿。可能年事渐长，近期的作品都带着些沧桑，但却没有使读者阅后有感伤。
余光中的散文，常是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的。从不少文章中看到，他的「情」是处处留的。从小时启蒙、至家人散落天涯海角、自己游历住过的城镇、执教的日子等，他都把心放下去了。常于文中，他诚实地向读者倾心吐意：那段难忘记忆、那段人情、那段不舍等。青壮年时期的作品，如《逍遥游》、《望乡的牧神》等卷章，气魄雄厚，色彩灿丽，更被称为“余体”。
余光中的评论，正是见证他为人从不马虎、万事从谨的态度。因为他要求自己的评论文章以经验为基础，记下所见所闻所感，又用自己的感触与悟解，令所论的主体带着古典主义的明晰说理或浪漫主义的丰盈意象。
余光中的翻译作品产量极为丰富。有中译英的中国现代诗、也有英译中的英美诗歌、小说以至戏剧。他在教授翻译时，他常主张要译原意，不一定要译原文。这使他译作品带着信实和忠贞的寓意。
余光中的读书境界
文/伍立杨
余光中是身居海外的中国大作家，他那浮雕式的文学语言，以感情的狂狷浪漫而又约束于古典的均衡清远，在高华灵动的语感之间，包容着博大深邃的当代人文思想。
他不仅以综合的诗、交响乐般的散文、力能扛鼎的文学评论，雄视于当代世界华语文坛，并且他的读书境界，也是孤标灿灿，令人心仪。余先生的作品雄踞当代文学史，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对现代文学语言的弹性和密度的试验，——即要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有这样的底蕴，则他的读书方式，也颇有它特别的地方了。他的一个最重要的读书观点，当是以读出智慧为高，并非只是纯粹知识的积累和增加。知识爆炸当然增加了为学的途径，但是“知识爆炸不一定就是智慧增高，今人的知识一定胜过古人，但智慧则未必。智慧需要再三玩味，反复咀嚼，不断印证。如果一本书愈读愈有味，而所获也愈丰，大概就是智慧之书了。”（《开卷如开芝麻门》）余先生的话当蕴涵两层意思，一是智慧的选择，一是智慧的汲取。这样的读书其目的和意义又在于“加强对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对人生的忍受，如果你失意。”这可以说是对读书哲学的精辟概括，同时也揭示了古往今来的读书三昧。
有人认为读书是逃避现实，余光中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读书既是扩大现实，也同样扩大我们的精神世界。而“不读书的人才逃避现实，因为他只生活在一种空间。”这无疑是奇谲独到的超拔谠言。叔本华认为重要的书应当重读一遍，其所谓重要的书，也即是余先生说的智慧之书，那么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余先生以为当首先看文字，先翻一两页，文字不好，就不读了。这种态度，并非形式主义，“因为一个人必须想得清楚，才能写得清楚。反之，文字夹杂不清的人思想也一定混乱。”他曾经叙说香港报纸副刊众多专栏作家中颇有几枝妙笔“这几枝妙笔意气风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是从文字和文采着眼，因为这似乎就是文学的根本。去年春天余先生赐信给我，说他1990 年为九歌出版社主编了十五册一套的《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1970—1989》收纳宏富，选录标准也在这一路，可惜大陆看不到。
读书读出了兴味，确乎可以绿满窗前草不除的。他认为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坐在桌前，不一定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嗅嗅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书斋·书灾》）精读固不可少，略读也很必须，余先生称之为“点头之交”，因为一日需要深交，才好去找。
在《何以解忧》中，余光中以为美酒烧愁只能烧起一片壮烈的幻觉，不能到心。在他本人，读书才是解忧的妙方。包括曼吟古诗，翻译自己钟情的外国文学名作，以及夜观苍穹和驾车独游，无一不是读书的外延。身居台湾的中国大作家李敖，藏书逾十万之数，余光中藏书也逾万数，他们平时驾驶道奇、林肯、卡迪拉克种种名车出游，后箱里也装满了书籍。诗穷而后工，物质的过于发达甚至阻碍了文学的素质提高，但在真正的大作家，有闲并不减缓他们的文采与思想，心灵的大痛才是他们接通人类生活的熔点，所以他们虽然住华屋、驾名车，享受现代工业的种种优势，因为善于利用其优势，仍然领人类文化发达之先锋。读书乃其一端，并不太受到后工业时代气焰的冲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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