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十七”年那样一个封闭时代走过来的，在那时，也知道世界上有个诺贝尔文学奖，但那是“资本主义”的玩意儿，没有人盼着去拿这个奖项，当时的读者也不感到中国作家没有获得过这个奖项是多么遗憾的事情。
在当时人们重视的是另一个世界性的奖项——斯大林文学奖。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贺敬之、丁毅执笔的集体创作《白毛女》，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荣获过这个奖项的三部中国文学作品。50年代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很为这三部文学作品感到骄傲的。但是，没有过几年，丁玲就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中国的这颗文学之“星”就殒落了下去。到底她之成为“右派”与她得斯大林文学奖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她因此把自己的“尾巴”翘得太高了，惹得上上下下的人都有些不高兴，我当时还是一个小青年，是无法得知其中的真正的因由的。对于那时的我，重要的是怎样对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作品。在那时，“斯大林”也是得罪不起的，以他的名字授予的奖项，谁也不敢说是不对的。但丁玲又成了“右派”，不是一个“好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作品应该往哪头放呢?当时一个女同学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刚刚在《文学评论》上看到王燎荧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一部坏作家的好作品》，说的是如何评价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问题。我就这样回答了她的提问，并且特地声明，这不是我的观点，而是王燎荧先生这篇文章的说法。但是，这个女同学正在积极争取入团，就把这话当成了“材料”，汇报给了团支部书记。到了一周一次的班会上，团支部书记在其《一周工作报告》中非常严重地说：有的人竟说坏作家也能写出好作品！”这分明指的是我。虽然过去象这样点名或不点名的“批判”也常有，但这一次却具有“惊心动魄”的性质，因为这显然是说我“同情右派”，而“同情右派”的人不就是“右派”吗?更加重的是，我是无处申辩的，因为那个团支部书记和那个女同学都是不看文学作品的，即不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不会与我讨论王燎荧先生的文章的观点，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往肚子里咽。经这一惊吓，后来我再也不敢提丁玲这个名字了，她得斯林文学奖给我带来的那点莫名其妙的“骄傲”当然更是灰飞烟灭；丁毅早早地退出了文学爱好者的视野；对于贺敬之，当时有一个俗谣，说是“白毛女的头发白了又黑，黑了又白，贺敬之的作品写不出来”，大概因为得了斯大林文学奖，背上了个包袱，一般的作品不敢往外拿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被割了韭菜，斯大林文学奖给了我们，但也没有对我们文学的实际发展起到什么了不起的积极作用。
关于诺贝尔奖的问题是“文革”结束之后不久就有人提到的。世界上自然有这么一回事，有人提一下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谁知这件事越谈越严重，竟连绵不断地闹到现在，连任国外定居的学者、作家也多有为我们中国作家没有得过诺贝尔奖而焦躁、而奔走的。呼吁者有之，为中国文学鸣不平者有之，为我们分析形势、出谋划策者有之，并且把我们的作家一个一个地拱出来，有的说这个不行，有的说那个不行，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还没有讨论，我们中国的作家和批评家先就吵成了一团。就其动机，我认为，都是很好的。就其观点，我认为也是各有各的道理，尽管不同，但其用意并无相悖之处。但我到底是从一个封闭的时代走过来的，过去的经验使我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诺贝尔文学奖对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认为，文学，是写出来让人阅读的、欣赏的。一部作品好不好，应该问我们自己。你感到它好，就是它没得到任何奖项，它也是好的；你感到它不好，就是它把世界上所有大奖都拿了来，它也是不好的。当然，自己一时的感受未必是完全正确的，自己对一部作品的感受还会有变化，但这种变化也是自己感受的变化，不能依照别人的评价。依照别人的评价而变化的，是那些根一不懂文学的人。对于他们，一个人获奖与不获奖当然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又是靠不住。一量有了另一种看法，他们马上又会变化。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都已经不是小孩子，不能像小孩子那样为了考试得第一、老师表扬、家长奖励而搞文学。我们的写作面对的是自己的读者，并且首先是中国的读者。真正影响我们文学发展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国民对文学和文学作家的重视程度，是我们的读者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是我们自己的实际创作水平。这些都提高了，就是没有一个人拿到诺贝尔奖，我们也不必、也不会感到自卑。这个水平没有提高，即使有三五个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解决的也只是那几个作家的经济上的困难，而不是中国文学的发展水平的问题。
再说，文学奖不同于体育奖。体育奖是有一个明确的、固定的标准的，文学奖则不同，它无法脱离开一个个人的具体审美感受。到底那些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者是因为坚持了自己的审美标准还是因为有意的民族歧视而没有把诺贝尔文学奖评给我们中国作家，在我们自己还没有一个基本统一的文学感受的时候，我们是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的。在这时，诅咒是没有用的，埋怨也是没有用的；捶胸顿足是没有用的，哀哀陈情也是没有用的。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我们不必老是可怜巴巴地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多多关心我们自己的文学创作、我们自己的文学批评，老老实实地面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处境，切切实实地解决影响我们文学发展的实际问题。别人说好还是说坏，都是极为次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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