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教育家吴伯箫于20世纪30年代工作在国立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前身)，在这里负责学校教务处工作——当时除教务长外，负责具体教务工作的便是吴伯箫。在工作之余，他写了一些反映国立山大及其周边环境的散文，像《山屋》就写他在这里工作时的宿舍环境，写国立山大四周优美环境的《岛上的季节》、《海上鸥》更是烩炙人口。他热爱海洋，热爱胶州湾，对山大面向的汇泉湾更是无限倾心。他的散文《海》、《向海洋》格外优美、格外富有诗意。他在《向海洋》中写道：“一个人跑到远离市镇的海滩，去躺在干干净净的沙土上，晒太阳，听海啸……悄悄地玩味着那船头冲击的叠浪，烟囱上掠了长风飘去的黑烟……”这时候，他与老舍、王统照、洪深、臧克家等以文会友，上述几位都是在国立山大执过教鞭的教授或读过书的学生，与吴伯箫同在一校的文友们相聚则格外亲切，聚会时还常常带着本人的诗歌、散文让大伙传看评品。1935年7月，在王统照、老舍带领下，吴伯箫、臧克家等12位作家，假《青岛民报》副刊版面，办起了《避暑录话》，洪深起草了《发刊辞》，到9月共出刊10期，是现代文学史和青岛文化史上的佳话，也是现今中国海洋大学的校园文化的先声。
吴伯箫把青岛看作是第二故乡，他爱人郭静君当年就是毕业于青岛女中。记得，1981年8月我在北京看到他时，当谈到青岛时，他满含深情地问我：“青岛海洋学院内胜利楼前还有樱花吗?”我说：“有!而且一大片。”接着，他给我讲述了在他的“山屋”发生的故事。
这座山屋就在今中国海洋大学东校门外的栖霞路、福山路交界处，“屋是挂在山坡上的，门窗开处便是山”，这里不是楼房，“一底一顶，顶上就正对着天空”，“傍山人家，是颇有趣的”。
吴伯萧在星期天，常常由山屋来到渔村，还写了《阴岛的鱼盐》等优美散文。有一次，他在汇泉湾畔一渔民朋友家看到其院中不仅晒着渔网，而且有一架纺车，心里不由一震，“纺车，我自幼喜欢的劳动工具，在自己家乡时，特别爱用这样老古的纺车纺线。来到青岛后，再没摸过纺车。今日相见，如老友重逢。”他走进这位好友家，亲切交谈，告诉渔民朋友自己如何喜爱纺车，并介绍了当年在自己家乡天天听到纺车声。临别时说：“我住的‘山屋’，可以天天听到鸟鸣，鸟声虽美，但我觉得不如纺车声美。”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第二天傍晚，那位好客的渔民，竟然用地排车拉着纺车，送到吴伯箫的山屋，让吴伯箫尽情地纺线，尽情地听纺车声，并且要把纺车送给他。他见了纺车喜出望外，这位纺线能手，整整一夜未眠，以此为乐，纺了一夜线。黎明时分嗡嗡的纺车声伴着啾啾鸟鸣，是那样动听，那样富有诗意……这天下班后，他又纺了一阵线，然后雇了一辆人力车将这辆纺车送还渔民，并且说：“我纺了一夜线，已 过把瘾了。纺车对你们来说是养家糊口的劳动工具，我一定要送：还给你们，多谢了!等我再想纺线时再来。”
泰山风骨
每当我登上那横亘在齐鲁大地的巍巍泰山，望着那喷薄红日、唐槐汉柏、巉岩飞瀑和金碧辉煌的古老宝殿，这想起了吴伯箫同志，耳边响起了纺车声……
泰山，离吴伯箫同志的出生地——山东省莱芜县吴家花园庄只有数十里路。泰山，是他踏上人生征程的出发点，也是他度过壮丽一生的归宿地。
记得一九八一年八月，他曾兴致盎然地与我谈起了泰山，并答应过我，在一九八二年春天，回母校山东大学讲课——他是山东大学兼职教授，还要与我一起登泰山。
一九八一年八月四日到十四日，中国写作研究会(后为中国写作学会)在北京召开了常务理事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于中国写作研究会会长吴伯箫同志的亲临并加以主持，开得很好。
八月十四日这天，吴伯箫同志还约著名老作家叶圣陶先生、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到会，他们都讲了话，并和大家合影留念。我请吴伯箫同志谈谈《记一辆纺车》的写作经过。起初，他不肯讲。我说：“这是受家乡的电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委托，让我录下音来，家乡的人民很想听听您的声音。你离开家乡已五十年了，乡音还没变呀!”
他笑道：“是啊!还是一口山东话!”
接着，吴伯箫用宏亮而清晰的声音说道：
“《记一辆纺车》是写延安七篇文章中的一篇。那个时候，我从衣食住这些方面写了延安的生活，写的这些都是实际情况。《记一辆纺车》中的纺车，确实记的是自己使用的一辆纺车。延安可记的东西很多，何必记一辆纺车呢?它不是单纯的记纺车，而是通过纺车写劳动，写延安的生活。这生活对我们自己来讲感到收获是很大的。在延安，我们这些人，就是通过纺线、种菜等劳动生活，养成了劳动习惯。这篇文章表示了我留恋的感情。因为对劳动的留恋，也对纺车留恋。所以我写道：后来常常想起它。想起它，就象想起旅途的旅伴，战场的战友，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怀念。”
吴伯箫同志说到这里便停下了，他让我关上了录音机后又说道：“我讲得很肤浅，不知对家乡的听众是不是有用?”
“有用!有用!”我说道，“您最好能亲临山东一趟。您是我们山东大学的兼职教授，山东大学的领导、教师和同学们都殷切等待着你去讲课。这次，我来北京时，他们叮嘱再三，一定让我请您去山东大学讲课。你何时能去?”
“山东是我的家乡，山东大学还是我的母校，解放前在我去延安之前的时候，还曾在国立山东大学工作三年。特别怀念母校的校园美景，八关山、小鱼山绿荫复盖，在这里望大海，那真是‘俯瞰沧浪势凌天’!我怀念故乡，怀念巍巍泰山，更怀念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三十年代和我共事的老友，许多已经仙逝，我很想见见健在的萧涤非教授、高兰教授……今年下半年，我还有出国任务，明年春天，一定去。不过我讲不出什么东西，你先给出个题目吧!”
“您是我们山东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的兼职教授，就请您讲讲写作，讲讲散文的写作，特别是你自己创作散文的体会。就象刚才那样讲，讲讲您从故乡泰山脚下来到延安．宝塔山下，讲讲写《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等优秀散文的具体生活感受……”
“是啊，自己是有感受的，文章要有感而发嘛!我的家在泰山脚下，我自幼爱巍巍泰山，孩提时，读到清代著名散文作家姚鼐描述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的泰山风光，令我无限神往。青年时代，我多次登泰山。当我登上‘孔子登临处’时，仿佛看见孔子在一步一步攀登这巍巍青山，发出了‘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赞叹；当我登上‘秦皇避雨地’时，望着那曾为秦始皇等人遮雨的五棵青松；更使我心花怒放；当我攀登十八盘时，虽然感到举步艰难，但感人生就应该意志坚韧，不洒热汗，怎能征服高山的艰险。当我从两旁山峰劈立的盘道上爬过了这险象横生的十八盘时，便登上了‘门辟九霄，仰步三天胜迹’的南天门，这里临摩云梯，拔地通天，使我心旷神怡……”
“登上玉皇顶的感受就更深了?”我插言道。
“是啊!这是泰山极顶，这里可代表着泰山风骨。”
“这泰山风骨的含意怎么理解?”我问。
吴伯箫同志顺口说道：“那就是胸襟宽广，踞高临下，放眼四海!不是吗?你听，杜甫描述道：‘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在这里可以高瞻远瞩，”我说道，“玉皇庙东观日亭望日出喷薄；庙西望河亭望白日依山，黄河奔流。”
吴老点点头说：“登泰山望日出何等壮观，你看，东方泛起红色的云霞，在那苍苍莽莽的万顷云海之中，红日冉冉升起，霎时间霞光万道，把座座山峰、层层松林映得胭红而又妩媚……”
“吴老，您把泰山日出描绘得这样美。”
“不是我描绘的美，这正是泰山胜景呵!我不光爱看泰山日出，也爱泰山那‘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境界，年轻的时候，我曾多少次在泰山脚下迎月出，‘月是故乡明’嘛!当一轮满月升起来的时候，在山脚下、在河水边，便响起了嗡嗡嘤嘤的纺车声。”
“纺车声?”我问。
“对，是纺车声，你知道吗?我们家乡的妇女们，许多都是熟练的纺手，她们能趁着如银的月光，摇车，抽线，上线。那时候，我们的村庄，一般只有几十户人家，贫苦的农民住的是又低又矮的平房，特别到了夏天，屋里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又要点灯熬油，所以妇女们便趁着大好月色纺线……”
“趁月色纺线，还很有诗意呢!”
“劳动，是美丽的，在泰山脚下，当月挂山尖的时候，抬头望天上有星光万点，织女星在银河边闪烁着晶亮晶亮的光芒，低头看，在那山脚下、碧水边，妇女们在灵巧地纺线，这情景，就象许许多多的织女在银河里浣洗着轻纱。这时候，水声、风声、虫声、松涛声，伴着嗡嗡嘤嘤的纺线声，真是天籁之美呵!”
“泰山之夜，这般美，这般气象。”
“我在学校工作时，就常常去附近村庄看纺车、听纺车声，一位渔民兄弟还把纺车送到我的‘山屋’让我体验其奥妙，我还安排学生下农村采访，观察农民如何纺线。而这纺线的情景到了延安完全诗化了!这里，纺线人不再受压迫和剥削，为了丰衣足食，为了夺取革命胜利。你看，在延安的窑洞前、在山根河边的坪坝上，几百辆纺车搬在一起，有的坐着蒲团纺，有的坐着矮凳纺，有的把纺车垫得高高的站着纺……”
“这正是你在《记一辆纺车》中描述的情景。”
“是啊!我自幼在家乡就看惯了这种劳动，并且学会了纺线。到了延安，纺车就作为战斗武器使用了。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高潮，为了粉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陕甘宁边区的重重封锁，延安军民在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鼓舞下，开荒种庄稼、种菜，便保证了足食；纺棉花、纺羊毛，便保证了丰衣……这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最美好的记忆。所以六十年代，当我们国家遭受困难时，我油然想起了延安军民当年开荒、纺线战胜困难的情景，就在一九六一年春节写下了《记一辆纺车》，同时写了《菜园小记》……”
“待您回故乡山东的时候，也一定得写篇描绘故乡生活的散文呀!”我说。
他点点头说：“我有这个想法，我想写写泰山，写写泰山脚下人民的生活。泰山一带也是我们的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有光荣革命传统。有名的莱芜战役就在我们家乡发动的，陈毅元帅亲自指挥了这场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多少可歌可泣的事例值得我们去写呀!”
“当年杨朔同志到了泰山，写下了《登泰山记》；您若回泰山登山，也一定能写一篇。还要请您到青岛，看看母校今日的变化，看看您当年工作过的胜利楼，找一找您的宿舍——山屋，您可再写一篇“今日的山屋”嘛!五十年代，您的好友杨朔在青岛休养时，就创作了《洗兵马》……”
吴伯箫同志沉思了一会说：“当年在延安，我和杨朔同志同住一个窑洞。那时，我们就曾说过，等将来山东老家解放了，咱们一起游览黄海明珠青岛，咱们要登泰山，迎日出，各自写一篇登泰山的散文。杨朔同志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还未实现自己的诺言呢!再登泰山时一定写一篇。可惜的是，杨朔同志已离开了我们。他真是个好同志呀!”说到这里，吴伯箫同志的眼圈红了。
为不使他伤心，我连忙岔开话题说：
“吴老，明年开春，我等您来山东。”
他点点头：“咱们结伴同登泰山，同游青岛，同观母校的风光。”
这天，我和他亲切交谈，共进午餐。并约定第二天上午在他家进一步交谈，让他详细谈谈《歌声》、《菜园小记》的写作过程。
当我第二天上午去他家时，他夫人郭静君同志告诉我：“今天上午，外交部叫伯箫去商量出国的事，他给你留下一信。就在写字台上。”
我拿起信来，只见字写得那样苍劲，那样亲切，他让我在他家吃午饭，在他家等候。可是，我已买了中午十一点的车票。于是，请郭静君同志介绍了吴伯箫同志在青岛、在延安、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之后，我又看了一下他住的那低矮的平房，他的会客室——写字台、书架、床、沙发挤在一起，这会客室也是他的卧室。这时，我想起杨朔同志对我说的话：“吴伯箫是著名作家、教育出版社副社长，但却始终住在教育出版社后院的小平房里，组织上多次要调整他的住房，他都不肯，他始终保持着延安住窑洞时期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我一边想着，一边怀着对这位著名老作家、优秀的共产党员的深深敬意离开了他的家。
纺车之声谱春秋
回到济南后，我认真整理了吴伯箫同志的录音谈话，并在十月份写了一篇文章送交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十一月初，电台专题节目播发了这篇文章，同时播放了《记一辆纺车》和他的谈话录音。
就在这时，中国写作研究会决定在杭州举行年会，我接到通知后，立即给吴伯箫写了信。
他接我信之后，十二月二十一日回信，信中写道：
“……作品发表之后，作者就不好在作品以外说有关作品的话了。社会上从效果出发最有发言权。承评介《记一辆纺车》并谈到写作生活，是感激你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
杭州会议，争取去，但近因小病贲门痉挛，饭食口咽困难，正医疗，到时看情况，不敢说定。
是党员，又是理事，写作研究会加强党的领导，应主动建议，积极提意见。我缺席被选，离开高等学校写作教学太久，发挥不了多少力量。
再来信，请称‘同志’，感到亲切，又合实际；‘吴老’不老，‘先生’见外了。……”
吴伯箫同志在写此信时，已经不是患“小病”了。他是在11月份由英国访问归来的，回来后，就感到身体不好，经北京的医生会诊，确诊为“晚期食道癌”。
就是在食道剧痛、“饭食口咽困难”——其实是口不能进食的情况下，他还在准备参加杭州年会，还抱病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范文读本》写了序言，作为向学会提交的年会论文。
当我到北京看望他时，见他骨瘦如柴，他告诉我，在给我写信时，手已无力握毛笔。他的女儿吴陆一同志说：“我爸爸在给你们写信时，手颤抖着，毛笔常从手中滑下来，每写完一信，都汗流满面。”
这时候，我才深深体会到，吴伯萧同志这封信的份量，那真是情深意切，一字千金呵!
吴伯箫同志还告诉我，他在写《范文读本序》的时候，对编选的每一篇范文都又细细阅了一篇。特别是当他再次读到杨朔同志的《荔枝蜜》和我写的那篇发表在《新港》上的回忆文章《紫藤萝下忆杨朔》的时候，他止不住热泪滚滚。他说道：“这两篇文章同时被选人《范文读本》，我连读了三遍，越读越想念杨朔，越读越怀念家乡山东，不知我还能不能再回山东了?”
我说：“能回故乡，咱们还要一起登泰山呢!”这时我为吴伯箫同志病体担忧，但我还不知他已患了不治之症——“晚期食道癌”，因为除了他的直系亲属之外，其他人不让告诉，怕传到他的耳朵里，怕给他精神上造成更大压力。 ．
当我离开北京回到山东大学的时候，朝夕牵挂着吴伯箫同志的病体。一九八二年春节过后，从北京刚刚回来的臧乐源同志(臧克家之子、山东大学教授)告诉我：“吴伯萧同志病情更加恶化了，晚期食道癌，已病入膏肓……”
我听了这话如雷轰顶。这消息立刻传到了校长那里，立刻传遍了中文系，大家都为吴伯箫同志的身体担忧……。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三日，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吴伯箫同志不幸逝世消息，含着热泪来到北京，见到了他的夫人郭静君同志和他的女儿，我向她们转达了山东大学师生对吴伯箫同志不幸逝世的悲痛和慰问，并把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论吴伯箫的散文创作道路》和他的散文《记一辆纺车》的录音磁带，双手交给了郭静君同志。
她接过录音磁带，热?目纵横地说：“纺车，纺车，延安的那辆纺车，伯箫生前一直把它当作征途中的‘旅伴’，战斗中的‘战友’。他让我们牢牢记住，因为记住它，就能记住延安精神。他得病前曾决心回趟山东，病重后还怀念山东，可未能如愿。他临终时留下了遗嘱……”郭静君同志说到这里已泣不成声了，从她儿女口中，我得知了吴伯箫同志临终的情景。
当吴伯箫与我们永别之前，曾吞血望着窗外，面对着祖国壮丽的河山，眷恋地对亲人们说：“祖国大地春深似海、花团锦簇。此时此刻，我格外思念家乡的土地，家乡的人民，但是我死后不要给人民添任何麻烦，不通知亲友，不举行任何仪式。我只是希望能把我的骨灰撒到家乡的泰山……”他还嘱咐妻子和儿女们：“你们要登上泰山的最高峰——玉皇顶，在迎接泰山日出的时候，把骨灰撒下，永远留下一个光芒万丈、蓬勃向上的境界。你们以后，每当怀念我的时候，就想想这个境界，因为这个境界光彩夺目、充满希望、时时向上……”
吴伯箫逝世之后，他的妻子和女儿，专程由北京来到泰山，他们登险峰，呼松涛，迎黎明，面对着朗朗红日，撒下了吴伯箫同志的骨灰。
每当我走到海大胜利楼前的时候，我仿佛听到吴伯箫的脚步声和纺车之声；每当我登上泰山极顶在日观峰迎日出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位具有泰山风骨的著名作家；每当我望着镜月挂上泰山尖，月光把泰山撒满锦绣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他讲述的泰山脚下妇女们趁月色纺线的情景。这情景使我由海大和泰山想到宝塔山，想到那幕天席地的纺车，那无数被摇动的车轮，那无数旋转的锭子发出的嗡嗡、嘤嘤声，这声音永留在宝塔山、延河边；永留在海大园；也永留在巍巍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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