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在《延河》杂志刊发之后，《百合花》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专家的好评。从文学谱系上看，茹志鹃的作品虽然大都按照“苏联文学”模式写出来的，但是，独树一帜的《百合花》却承接了另外一种文学传统，即《红楼梦》的传统。
《红楼梦》是茹志鹃读得最早最多，也是与她精神气质最为契合的作品。她说“像《红楼梦》我看过九遍，里边的诗词一类的东西都背过。虽然很多东西当时我并不理解，但我喜欢，多读多背慢慢就理解了”(冬晓《女作家茹志鹃谈短篇小说创作》，《开卷》1979年第7期)。她写过一篇题为《紫阳山下读“红楼”》的文章，比较详细地记录了《红楼梦》对自己内心生活的巨大影响:“在那个时候，在紫阳山下，‘红楼’真像一股清泉，滋润过我，支持过我，使我在那样一个世界里，鼓足了勇气。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对那种半饥半寒的生活，尚能留下一抹美好的记忆，连同那个光秃秃的紫阳山在内。”(《中国青年报》1980年4月1日)其实，《红楼梦》对茹志鹃的影响，绝不止于此。她在《百合花》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生活的温柔而细腻的情感态度，那种从容、优雅的叙事语调，那种对于美好事物的精微的感受能力和充满诗意的表现能力，都无疑是受了《红楼梦》影响的结果。
从风格和技巧上看，《百合花》尽管通体弥散着浓浓的诗意，但是它却清纯自然，不事雕琢，体现出一种令人赞叹的朴实与优雅。联想到它所产生的1958年，联想到那个时代喧闹、夸张、浮薄的风气，它所表现出的克制和平静，实难可贵。
那么从艺术上看，《百合花》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就是用白描手法对人物和物象进行简洁而准确的描写。这种由《史记》和《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传承而来的描写技巧，极大地过滤了作者简单而随意的主观判断，排除了作者缺乏真实性的消极想象，而是以一种切实、客观的方式，来写人物的神态、语言和动作。聂华苓在评价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时说:“这篇小说所表达的是客观的‘真实’，而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主观的‘真实’。”(聂华苓《中国大陆小说在技巧上的突破——谈〈剪辑错了的故事〉》，《七十年代》1980年11月号)事实上，早在《百合花》中，茹志鹃就已经开始这样写了，且达到了极为成熟的境界，取得了令人赞赏的叙事效果。茹志鹃是一个会用文字画像的人，一个会用文字传递声音的人，她对新媳妇的描写，就给人一种绘画才有的生动、逼真的印象: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
在这里，所有的描写都是朴素、平实的，充满了如其所是的事实感，没有哪一个物象是抽象的、模糊的，没有哪一个对人物的动作和表情的描写是似是而非的，而是，一切都宛然如在目前，我们就好像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站在近旁，听得见屋子里的“响动”，看得见通讯员“颇不服气”的样子，窥见了新媳妇内心的“尽咬着嘴唇笑”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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