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1925——1998）曾用笔名阿如、初旭。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9月生于上海。家庭贫困，幼年丧母失父，靠祖母做手工换钱过活。11岁以后才断断续续在一些教会学校、补习学校念书，初中毕业于浙江武康县武康中学。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公学读书，以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任过演员、组长、分队长、创作组组长等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做编辑。1960年起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是中国作协会员，又被选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1977年当选上海七届人民代表。现为《上海文学》编委。茹志鹃是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侠，细节丰富传神。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她的许多作品如《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如愿》、《阿舒》、《三走严庄》等都受到过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镜等老一辈作家的好评，一些作品被译成日、法、俄、英、越等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
新时期以来，茹志鹃又发表了10多篇小说，随着主题的深化，风格亦有所改变，于清峻中隐含锋芒。她的主要作品集有：《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静静的产院》（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高高的白杨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等。新时期以来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1979年2月）、《草原上的小路》（《收获》1979年第3期）、《儿女情》（《上海文学》1980年1月）、《家务事》（《北方文学》1980年第3期）。《一支古老的歌》（《文汇增刊》1980年第3期）等。
茹志鹃的女儿王安忆也是当代著名女作家。
五十年代，由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引起的争论，一方面可以说是关于文学创作风格多样化的间题，另一方面也关系到女性小说题材的合理性问题。
当时的评论界难得从女性文学的合理性角度来肯定茹志鹃的小说创作。当时唯一鲜明地指出茹志鹃小说具有女性文学意义的是女作家冰心，她说:“茹志鹃是以一个新中国的妇女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解放后的中国妇女的”，在作品中“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冰心还进一步指出女性写作的不可替代性，她说，她看了当时许多关于妇女先进人物的报道和描写，“但是从一个妇女来看关于妇女的心理描写，总觉得还有些地方，不够细腻，不够深刻，对于妇女还不是有很深的熟悉和了解，光明的形象总像是蒙在薄薄的一层云纱后面”，因此她说，读了茹志鹃的小说，“作为一个女读者，我心里的喜欢和感激是很大的。”
可以说，这是当代文学史上女性批评的先声。冰心的评论，不仅更清晰地揭示了多样化的表现风格在茹志鹃作品中特殊的寓意，而且也更切近这位女作家的创作实际。“文革”后人们注意到女性写作有与众不同之处:“无论中外，女作家都特别引人注意。”“物以稀为贵”;“女作家所特有的那种细腻而温柔的风格又是男作家们所不能代替的。”
对此，既令人庆幸:茹志鹃小说中女性写作的特质终于得到社会承认，或者说，女性小说的特殊意义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又令人不安，女性写作在获得社会承认的同时，也形成某种约定俗成的对女作家创作基调的限定，即女作家的作品应该保持一种“委婉细腻柔和而抒情”的写作基调，体现一种“细腻而温柔”的写作风格。在一定意义上，这实际上也形成对女性写作风格多样化的囿制与干涉。
茹志鹃培养王安忆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9月02日12:06 新民周刊
张新颖
《王安忆研究资料》出版，里面收了茹志鹃一篇文章：《从王安忆说起》。文章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却没有发表过，是今年王安忆从母亲的遗稿中发现，交给我的。
文章主要是回答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培养王安忆的？”母亲是作家，女儿又成了作家，人们好奇，提这样的问题，也很自然。
“于是我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重重复复地说明：我有三个孩子，假如我能够培养作家的话，我就要培养三个，而事实上老大是一个教师，一个较好的语文教师；老三是个售票员，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可见王安忆并不是我所能培养得出来的。”
看怎么理解“培养”这个词。其实还是有培养。茹志鹃特意说到的，有这么几点。
一是教育上的。“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除了给他们吃饱、穿暖之外，还给了他们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认为这在目前盛行‘实惠’价值观的时候，提一提是必要的。给孩子一些感情上的、文学上的熏陶。孩子们还小的时候，背过一些唐诗宋词，先是背，然后让他们懂一些诗里的意境。这千万别误会是让他们死背书本，我曾在深夜里，听见过邻居叱责、威逼孩子做功课的声音，只听大人的怒骂，甚至动手打，却听不见孩子一点声音，连饮泣的声音都听不见。这样‘关心’孩子的功课，其效果不知怎么样。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大人、孩子都十分疲劳，一看见做功课，都认为是一件苦事，一件恐怖无比的事。”
二是对写作才能的发现。王安忆刚过了16岁的生日就去淮北插队，母亲除了每月寄10元钱给她吃饭之外，便是一星期写两封长信，“她也给我两封信，信里写了她的劳作，生活，环境，农村里的小姐妹，老大爷老大娘，写他们对自己的爱惜，也写他们发生的纠纷。我发现她写的这些平常的生活情景，生动，亲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使人看了就难忘。她写的有些事，我直到现在也还记得。比如她们下工回家以后，农村生活的寂寞、刻板，一旦听见井边有人吵架，于是在挑水的丢下水桶，在切菜的丢下菜刀，纷纷赶出去看，结果，人家不吵了，大家就叹了一口气，不无遗憾地又纷纷回到屋里做饭。有一年的春天，她写信来说：乡亲说燕子不来做窝，这家人一定是恶人，要倒霉的，而她住的那屋子，梁上还是空的。过了几天她来信报告说：今天早上我一睁眼，就看见梁上有燕子来做窝了。她写了一些小事，但从这些琐琐碎碎的事里，我了解到她的生活，她的思想感情，甚至她的形象，都能透过纸感觉到。”
三是不管。王安忆在北京文讲所学习时，曾把她写的《幻影》寄回来给母亲看。“我就写了长长的一封回信，详尽地提了意见。”王安忆的父亲却说，“你不要管她，让她自己去摸索，去走路。”这话给茹志鹃一个提醒：“我提这些意见为什么呢？无非是要她照自己的意见写，要把她纳入自己思路的轨道上来进行创作。这篇如此，以后呢？篇篇如此吗？这有利吗？这对我对她不都是一件苦差，一件累极的事？想到这里，我便立即又追了一封信去，收回前信的意见，要她照自己的想法写。从这时开始，我基本不看她的初稿。弄到后来，连她已经发表、或者已经得奖的作品都来不及看了。忠实的读者倒还是她的爸爸。”
“回想起来，‘不去管她，让她自己去探索，去走路。’这恐怕和王安忆在创作上较快形成自己的一种表现方式有点关系。在她的成长道路上，我如果有点作用的话，这恐怕要算一功。”
茹志鹃谈到的这几点，对应着王安忆成长的不同阶段。
在中国文坛，茹志鹃和王安忆这对母女作家的名字，如雷贯耳。茹志鹃是一位有创作个性的短篇小说家，《百合花》、《静静的产院》等作品无不蕴含着女性的温存和冷俏。女儿王安忆是写作短、中、长篇小说的多面手。1996年出版的《长恨歌》，因对上海近现代史的诠释而尽领风骚，获得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但有谁想到，就是这对在文坛叱咤风云的母女作家，却都有着坎坷的创作经历。
母亲 文学在苦难中萌芽
寄人篱下生活艰难
1925年10月30日，茹志鹃出生于上海。
茹志娟的父亲不务正业，很快就把祖上传下来的茧行折腾精光，后来还把家里的房子也卖掉了。一家人只好靠着在三井银行当副董事长的姨父和姨母接济过活。三岁时，母亲患白喉去世了。姨母觉得茹家是个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就把志鹃的大哥和三哥接了去，丢下其他人不管了。茹父也慌了手脚，当即撇下家人远走他乡。年迈的祖母只好拖着茹志鹃和她的二哥、四哥过起了寄人篱下的孤苦生活：或者到杭州的女儿家住几天，或者回上海的姊妹家住几天。幼小的茹志鹃挤在污浊不堪的三等火车车厢里，每年在沪杭路上往返数次。有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她只好跟着祖母糊火柴盒、磨锡箔、翻丝绵、做女佣、钉纽扣、缝裤边，受尽了冷遇和白眼。
1936年，茹志鹃十一岁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和哥哥进入由进步人士钟望阳夫妇创办的上海普志小学读书，但由于年龄过大以及之前缺乏启蒙教育，学习起来非常吃力。好在，老师经常在课后把她留下来，给她补课，才算勉强跟得上节拍。这段生活给茹志鹃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特别是老师每天念一节的《大林和小林》的故事，使她受到了最初的文学熏陶，并产生了阅读文学作品的渴望。
抗战爆发后，上海整天炮声隆隆。祖母就带着茹志鹃兄妹仨离开上海来到了杭州，在紫阳山脚下的一个大杂院里租住下来。不想，路途的颠簸竟使得祖母一病不起，不久即丢下孙儿孙女离开了人世。
值得庆幸的是，在上海银行做实习生的三哥及时寄来了几块钱生活费，这样一来，茹志鹃和哥哥就不用为吃饭发愁了，一直压抑在心底的读书心思便趁机肆意滋长。可是，上哪儿去找书呢？有一天，在给人家送糊好的火柴盒的路上，茹志鹃意外地发现了一户院里、屋里堆满了旧书的没落书香人家，并得知可以随便借阅图书，立刻欢呼雀跃起来。
兄妹仨每天一边糊火柴盒，一边半懂不懂读《水浒传》、《红楼梦》，也读字典、背古诗词。结果，仅《红楼梦》茹志鹃就读了九遍之多，其中的大部分诗词更是信口拈来、背诵如流。
后来，三哥的收支不能平衡了，便写信要茹志鹃和哥哥来上海自己谋生。到上海后，茹志鹃进入一家基督教会办的托儿院，上午做工，下午读书，晚上做祷告。但很快，她就对这种囚徒式的生活忍无可忍了，遂以“死”要挟院方放自己出去。后来在一位同学的介绍下进入一所美国女信徒开办的圣经学校——住宿免费，收少量饭费，只是每天都要背诵枯燥无味的《圣经》。就这也不长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女信徒的回国圣经学校也随之解散，走投无路的茹志鹃只好忍气吞声地回到姨母家寄住。看着无望的国家，想着渺茫的前途，加上窘迫的生活，小小年纪的她不由得动起了自杀的念头，幸亏没钱买昂贵的安眠药才免于一死。
颠沛流离中投身文学
过了些日子，在大哥的一位朋友的介绍下，茹志鹃作为沦陷区学生，免费插入杭州天目山武康中学读书。毕业之后，茹志鹃怀揣着一纸来之不易的文凭回到了上海，到一所私立小学任教。眼见每月的工资无法维持早晚饭，茹志鹃只得在课余做起了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即便是这样，也只能勉强混个温饱。天长日久，艰辛生活对年轻神经的撞击，使得她有了写点什么的冲动。
1943年11月22日，茹志鹃的散文《生活》在《申报·白茅》副刊发表了。虽然只有八百多字，但却是思绪的自然外溢。文章描述一个女大学生毕业后拿着一张招聘广告去找工作，却发现人家聘用的是供人玩弄的“花瓶”，顿时悲愤欲绝，一气之下把毕业文凭撕掉了……这是茹志鹃创作上的一次小小的试笔，不过已初步显露了极具天赋的创作才能，也孕育了创作风格的雏形。
正沉浸在发表作品的喜悦中，茹志鹃接到了大哥寄来的信和钱，叫她随着哥哥们一起去苏中解放区。于是，茹志鹃就怀揣着兄妹团圆之梦想来到了苏中解放区盐垦中学。她先被分至苏中二分区宣教科临时演出队，后又辗转于苏中公学、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工作。在文工团的工作，后她开始在本子上写日记，追忆各种没有名目的感想、散记、故事，天长日久竟然记下了厚厚的一大本。
有一天，一位作曲的同志偶然发现其中有一段好像歌词又好像诗歌的东西，就拿去谱了曲，并定题目为《跑得快就打得好》，很快在部队传唱开了，还获得了二等奖。欣喜过后，茹志鹃开始有意识地写歌词、快板诗、歌舞剧……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茹志鹃参加了创作组。第二年春天，茹志鹃随部队渡过长江，被留在了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从事专业创作，不久即与剧作家王啸平结为伉俪。
不过，更让茹志鹃欣喜若狂的是女儿安诺的出生。这让她多年渴望和积淀的母爱激情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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