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曾称自己是“钱办主任”，是他们家留下来“打扫战场”的。年过九旬的她用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将钱先生留下来的零散而残破的手稿，一张一张精心拼贴起来，才有了这部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
睹物思人。在拼贴书稿的日子里，杨先生是怎样的心境，无人知晓。有一天，作为《钱锺书手稿集》的责任编辑，到杨绛先生家取资料，看见临窗的桌前摊满了钱先生的残破的手稿，旁边还摆放着剪刀和胶水。杨先生的眼睛异样地红肿，她说正在拼对钱先生的手稿呢。每天，她就这样仔细辨认那些因年久而模糊的蝇头小楷，并把它们准确地粘贴起来。这只能是一个学者，一个真正爱书的人，一个了解并尊重钱锺书先生真正价值的人，也是一位深情的妻子的唯一选择。于是，笔者和杨先生有了一次对话。
关于读书笔记
问：杨先生，您还记不记得钱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养成记读书笔记的习惯的？他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曾中断过吗？
杨：他小时候就爱读书，他是有书都要读。他一直喜欢“胡说乱道”，做文字游戏。做笔记他一直做的，一面看书一面做，看完一本书做一本。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那里的图书向来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锺书读书做笔记成了习惯。
问：你们自1937年回国后，哪段时间做笔记最多？抗战、文革期间也做笔记吗？
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就看马恩列斯的原著，看了他也做笔记。《管锥编》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写出来的。在干校生活的时候，我们女儿钱瑗每个月都给他寄各种外国报纸，其中凡有好的，有关于文学的、学术性的，他看完了就做笔记。他的笔记一直到住进医院才停止。
问：对于钱先生来说，这是他的日常生活。并不是说他要写什么才读书，而是读书是他的生活和享受。
杨：没错，读书就是他的日常生活，读书也是他的休息。有一段时间，他不能走路，走路跌跌歪歪，歪来倒去的，那时他写的笔记（字）都飞出来了；将来在书里可以看到，（写的字）都飞到格子外头来了。
关于外文笔记
问：他的外文笔记量最大，有211个本子共计4万多页。钱先生读这么多外文资料，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他的外语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杨：他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第三是德文，然后是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是跟我学的。他差不多是中文、英文每天都看的，一、三、五看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有客人的话，也是一有工夫就看。锺书在国内和国外大学攻读的都是外国文学，在大学教书也教外国文学，“院系调整”后，他也是属于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的。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别的工作，以后又借调到中国古典文学组，始终未能回外文组工作。他原先打算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也始终未能如愿。
关于整理笔记
问：手稿里的文字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眼神不好的，会看不清；学问不够的，又看不懂。整理的过程是不是很艰苦？
杨：真是很艰苦！他摆得一摊一摊的，他的乱虽然乱，但他自己知道什么东西在哪儿，一拿就有。等到我去弄，我就不知道了。抽屉里是一堆，有的搁在封套里是一堆，有的乱的是一堆，有可能乱的那一堆是要扔的，我就分不出来了。
问：后来那些东西是您给拼在一起的？
杨：对，有的东西拼得对上了，有的对不上。比方说，这个纸的条条是一样的，大概是一起的；每读什么有个头，我就找它的尾巴。有的尾巴找头，有的头找尾巴，这样接起来费了不少时间。
关于主要成就
问：您觉得钱先生最主要的成就是在什么方面？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他，您说诗人、学者、作家等，哪个更合适呢？
杨：我觉得他既是学者也是作家，是双重的。他还是诗人，他爱诗，非常爱诗。他不是那种豪放的，但他自诩自己顶多是个名家。不过他自己最喜欢读诗，中文的、外文的，他都喜欢。他是一个学者，但是爱诗。
问：在准备出版的整个过程中，不时地有人来问我：《钱锺书手稿集》对普通人有用吗？
杨：它首先是一种资料性的。比如，锺书看的时候并不是说当时就要钻研《楚辞》这个题目，他下次看见的时候，发现这可以归为这个题目，就又把它们放到一处。所以它们才会重重叠叠，归类到一个地方。研究有关题目的人到这里去查，这是一个宝库。
六十四年的风雨同舟，杨绛先生见证了钱先生全部的读书生活。她曾说，《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如今，杨绛先生把自己对钱先生的全部理解和爱都融入了这部“手稿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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