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过、译过许多作品，用的都是儿童能理解接受的文学语言，浅显、细腻、活泼，足见他是深入到过孩子群中，在这点上我自叹弗如！
———冰心
陈伯吹，他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与奠基人”，被誉为“东方安徒生”。
他的执著和激情“在无数个人的童年期点燃了美丽的良知之灯”……
今天，他的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将在家乡宝山召开。纪念，不单为那些意味隽永与爱的温暖童话，还为承继，因为“他是大时代的求索者”，“他的奋斗、他的思考、他的道路，是近现代中国文化生活蜕变、精神世界演进的路标。”
找头脑的稻草人、找心的铁皮人、找勇气的狮子，还有小狗托托和那个叫多萝西的小姑娘，统统都还记得吧。
是的，这能瞬间勾起童年回忆的《绿野仙踪》，正是陈伯吹以自学的苦功所译；这个取自中国古典小说的篇名，也是他的“移花接木”之功。
那条答应满足渔夫三个愿望的小金鱼，最后让贪婪的老太婆变成了啥样？她还是坐在破泥棚前，也还用着那只破木盆。
是的，这则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叙事诗，数十年前也由陈伯吹译为童话故事，成为几代家长“絮絮叨叨”教育后辈真善美的经典。
它们，以及1956年他创作的童话名篇《一只想飞的猫》，形象呼之欲出，一时洛阳纸贵；以及他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60年之际所撰长篇童话《骆驼寻宝记》，掀起一阵“骆驼”旋风……这些，都是几代人被童话宠溺坏了的幸福回忆。《男生贾里》作者、上海作协副主席秦文君说，自己几乎收集了陈伯吹全部已出版的作品，“近期所读的《冰哥哥》，风格非常舒缓和自然。读时特别感动，仿佛捡回来很多失而复得的东西……”
除此之外，更有1931年他在自己主编的《小学生》杂志上创作中国版《阿丽思小姐》，“加入了抗日的内容，把‘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告诉全国小学生”；更有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他满腔怒火写就《华家的儿子》，“以唤醒中国少年儿童做真正的‘中国人’。”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一方介绍：“陈伯吹1923年发表第一部儿童小说《学校生活记》，就是对新式教育气象初开的学生生活的真实、质朴记录，此后74年间笔耕不辍，一生发表原创作品在500万字以上。他的创作有大关怀、大追求，他毕生坚持‘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创作理想。”
时代的烙印不可磨灭。王一方认为：陈伯吹置身于20世纪上海这个新教育、新文学、新出版的“高地”，他奉献出了全部热情、敏锐、忠诚与智慧，成为大时代的求索者、建设者，继而成为组织者、引领者，他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大写的人。“他的奋斗、他的思考、他的道路，是近现代中国文化生活蜕变、精神世界演进的路标。”
【他的一生】视儿童为自己的生命
父母唤他乳名“雷宝”。
百年前的8月13日，陈伯吹出生于宝山罗店，那天正是农历习俗中的“雷祖”生日。不过家人并未料到，日后“雷宝”还真就在中国儿童文学界“雷鸣惊人”。
百年悠悠。陈伯吹的一生从清末开始，几乎穿越了整个波澜壮阔的20世纪，这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百年。而20世纪初，上海这个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橱窗”、现代思想文化蜕变的“浪尖”，更是教育、文化格局甄变，中西思想交汇积聚。
陈伯吹就此见证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与长。
“五四运动”一声春雷后，《儿童世界》、《小朋友》两本早期儿童刊物相继面世。年仅17岁的杨行乡立学校教师陈伯吹，不但常从两本刊物中撷取故事讲给学生听，还主动创作，甫一出手就是中篇小说《学校生活记》，自此全心全意毕生献予儿童文学。
陈伯吹的独子、中科院院士、原北大校长陈佳洱深有感触：自己五六岁时就开始阅读父亲写的《火线上的孩子们》等充满爱国热情的作品，尽管懵懂，但“种子”已在心中萌发。“我记得，我小时候父亲根本没有闲空，不是在家埋头写作，就是到小朋友中座谈。无论何时何地，他的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儿童’。”
陈佳洱7岁时，“孤岛”上海沦陷。次年，陈伯吹乔装为商人，经几个月的颠沛后悄抵重庆北碚，继续他所挚爱的儿童文学事业。他一边与梁实秋、杨宪益等共事国立编译馆，编写小学语文教科书，一边忙于复刊史上最悠久的儿童刊物《小朋友》，工作没日没夜。1945年抗战胜利，伴着街头爆竹声，陈伯吹立刻执笔，将这一喜讯刊于16日出版的新一期《小朋友》。没几天，他收到11岁的陈佳洱报“祖母病危、母亲病重”的信，不得不返回上海，可也把《小朋友》带回了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吹先后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上海作协副主席……去世前，他将一生藏书悉数捐赠浦东一座筹建中的儿童图书馆。
陈佳洱说：“在父亲心目中，儿童就是天使，他视儿童为自己的生命。我以有这样的父亲，一生自豪。”
【他的精神】不曾远离的点灯人
1981年春，陈伯吹捐出全部积蓄5.5万元，用以设立“儿童文学园丁奖”（现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奖”）。
5.5万元是什么概念？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会秘书长周基亭说：“当时普通职工的工资大多是每月36元、45元，那么，陈伯老捐献的就相当于100个普通职工一年全部的工资收入。这不是个小数字。”那时，曾有人劝陈伯吹用这笔钱在上海的市中心买套房子，置下一份家产。“然而陈伯老并没有那样做。他心里想的是儿童文学，想的是奉献，他的一生执著于此。”
儿童文学作家徐鲁感叹：“人们也许无法想象，这5.5万元钱是陈伯吹先生怎样一点一滴、恨不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用才积攒起来的。”
陈伯吹的克己为公，是采访中被屡屡提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樊发稼清晰记得：第一次到上海瑞金路陈老家，见到他的早餐只是一碗薄薄的大米稀饭、半个咸鸭蛋和几根咸菜丝；1993年陈老从北京儿子家返沪的前一天，问他是否买到软卧车票，他却说家人要给他买软卧，他没同意。周基亭说：“陈伯老平时都只喝白开水。而且，他虽是出版社的领导，但从来不沾公家一点便宜，投稿或是为作者回信，一直都是自己买邮票贴。”
如今，“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奖”已评21届，王安忆、叶永烈等知名作家当年都是这项荣誉的获得者。徐鲁记得，作家梅子涵曾在获奖作品集里由衷写下：“我对他老人家只说谢谢怎么够！在中国的儿童文学中，陈伯老是个伟大的人！”
感人至深，还因那许多默默无闻的切切“吐哺”。曾于内山书店亲聆鲁迅教诲的陈伯吹，这一生也将“俯首甘为孺子牛”奉作准则。樊发稼透露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77年至1997年的20年间，陈伯吹为中青年作家写序百余篇、出了四本序跋集。”
在昨日下午举行的“陈伯吹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专家论坛上，秦文君刚说到陈伯吹对后辈的关爱，便情不自禁哽咽。她说：“陈先生来编辑部送作者托他转的稿件，有许多都是投稿无门、而且名字永远不会出现在刊物上的后生们写的。他还会来询问下文，有时干脆提出由他来退还稿件，这令一些常把稿件扔进字纸篓的编辑张口结舌。”
与陈伯吹在《少年文艺》共事过的儿童文学作家任大星说：“我常趁工间操向伯吹先生讨教编辑业务问题，他总是笑意盎然地给我讲这讲那。还有我弟弟任大霖，他在杭州读师范时给大公报‘现代儿童’专栏投了篇童话，栏目主编伯吹先生就开始热忱鼓励他。”
……就像英国诗人斯蒂文森写过的点灯人，每天落日后就扛着梯子把盏盏街灯点亮，让孩子们“只要门前有街灯，我们就很幸福。”这样一个晶莹纯净的生命逝去，你以为他远离，他其实不曾熄灭。
【他的牵挂】纪念，不仅是为了怀念
任大星牢记与陈伯吹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是1997年，病重的陈伯吹从昏迷中醒来，询问了他一些上海儿童文学的情况。临别时，陈伯吹握住了他的手说：“你也是上年纪的人了，更要爱惜时间了……”
现年81岁的任大星说：“我完全理解伯吹先生这句话的含意。我们要鼓励更多热爱儿童文学事业的人出现，鼓励更多儿童文学精品的出现。换句话说，我们应面对儿童而不至于自惭形秽。”
宝山区委副书记康大华说：“陈伯吹是家乡宝山的一张文化‘名片’。纪念他不仅是为了怀念，更是为了继承和发展；我们不仅要追随他的道路，更要学习他的精神。”
谈及当前的儿童文学，樊发稼说：“中国儿童文学近年来稳步发展，优秀作品和青年作家不断涌现，上海是儿童文学重镇之一，但其发展仍然存在迎合市场、缺乏思想性和艺术性等薄弱环节。另外，全国儿童文学作家仅4000余人，这与3亿多的未成年人市场也不符合。”儿童戏剧文学家孙毅叹了口气说：“现在的一些作品讲求空洞的纯美、娱乐，言之无物，不启蒙不教育。那么，孩子们如何成为善良的人、民族的人、真正的人？归根结底，就是作者没有创新意识，没有创新激情，人云亦云。”
樊发稼认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需要创新意识和创新激情，而这都需要人文精神的支撑。“正如写儿童文学，它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和幻想，而这正是创新的前提。如何做到？就要像陈伯吹历来的主张，‘用儿童的眼睛去看，用儿童的耳朵去听，特别是用儿童的心灵去体会。’”
用“心”，才能有对“新”的追求；记住伯吹先生那最后的牵挂，与热爱下一代的人共勉。
本报记者 陆一波 林环
陈伯吹
他写过、译过许多作品，用的都是儿童能理解接受的文学语言，浅显、细腻、活泼，足见他是深入到过孩子群中，在这点上我自叹弗如！
———冰心
陈伯吹，他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与奠基人”，被誉为“东方安徒生”。
他的执著和激情“在无数个人的童年期点燃了美丽的良知之灯”……
今天，他的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将在家乡宝山召开。纪念，不单为那些意味隽永与爱的温暖童话，还为承继，因为“他是大时代的求索者”，“他的奋斗、他的思考、他的道路，是近现代中国文化生活蜕变、精神世界演进的路标。”
【他的作品】阿丽思小姐抗日
找头脑的稻草人、找心的铁皮人、找勇气的狮子，还有小狗托托和那个叫多萝西的小姑娘，统统都还记得吧。
是的，这能瞬间勾起童年回忆的《绿野仙踪》，正是陈伯吹以自学的苦功所译；这个取自中国古典小说的篇名，也是他的“移花接木”之功。
那条答应满足渔夫三个愿望的小金鱼，最后让贪婪的老太婆变成了啥样？她还是坐在破泥棚前，也还用着那只破木盆。
是的，这则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叙事诗，数十年前也由陈伯吹译为童话故事，成为几代家长“絮絮叨叨”教育后辈真善美的经典。
它们，以及1956年他创作的童话名篇《一只想飞的猫》，形象呼之欲出，一时洛阳纸贵；以及他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60年之际所撰长篇童话《骆驼寻宝记》，掀起一阵“骆驼”旋风……这些，都是几代人被童话宠溺坏了的幸福回忆。《男生贾里》作者、上海作协副主席秦文君说，自己几乎收集了陈伯吹全部已出版的作品，“近期所读的《冰哥哥》，风格非常舒缓和自然。读时特别感动，仿佛捡回来很多失而复得的东西……”
除此之外，更有1931年他在自己主编的《小学生》杂志上创作中国版《阿丽思小姐》，“加入了抗日的内容，把‘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告诉全国小学生”；更有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他满腔怒火写就《华家的儿子》，“以唤醒中国少年儿童做真正的‘中国人’。”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一方介绍：“陈伯吹1923年发表第一部儿童小说《学校生活记》，就是对新式教育气象初开的学生生活的真实、质朴记录，此后74年间笔耕不辍，一生发表原创作品在500万字以上。他的创作有大关怀、大追求，他毕生坚持‘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创作理想。”
时代的烙印不可磨灭。王一方认为：陈伯吹置身于20世纪上海这个新教育、新文学、新出版的“高地”，他奉献出了全部热情、敏锐、忠诚与智慧，成为大时代的求索者、建设者，继而成为组织者、引领者，他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大写的人。“他的奋斗、他的思考、他的道路，是近现代中国文化生活蜕变、精神世界演进的路标。”
【他的一生】视儿童为自己的生命
父母唤他乳名“雷宝”。
百年前的8月13日，陈伯吹出生于宝山罗店，那天正是农历习俗中的“雷祖”生日。不过家人并未料到，日后“雷宝”还真就在中国儿童文学界“雷鸣惊人”。
百年悠悠。陈伯吹的一生从清末开始，几乎穿越了整个波澜壮阔的20世纪，这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百年。而20世纪初，上海这个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橱窗”、现代思想文化蜕变的“浪尖”，更是教育、文化格局甄变，中西思想交汇积聚。
陈伯吹就此见证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与长。
“五四运动”一声春雷后，《儿童世界》、《小朋友》两本早期儿童刊物相继面世。年仅17岁的杨行乡立学校教师陈伯吹，不但常从两本刊物中撷取故事讲给学生听，还主动创作，甫一出手就是中篇小说《学校生活记》，自此全心全意毕生献予儿童文学。
陈伯吹的独子、中科院院士、原北大校长陈佳洱深有感触：自己五六岁时就开始阅读父亲写的《火线上的孩子们》等充满爱国热情的作品，尽管懵懂，但“种子”已在心中萌发。“我记得，我小时候父亲根本没有闲空，不是在家埋头写作，就是到小朋友中座谈。无论何时何地，他的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儿童’。”
陈佳洱7岁时，“孤岛”上海沦陷。次年，陈伯吹乔装为商人，经几个月的颠沛后悄抵重庆北碚，继续他所挚爱的儿童文学事业。他一边与梁实秋、杨宪益等共事国立编译馆，编写小学语文教科书，一边忙于复刊史上最悠久的儿童刊物《小朋友》，工作没日没夜。1945年抗战胜利，伴着街头爆竹声，陈伯吹立刻执笔，将这一喜讯刊于16日出版的新一期《小朋友》。没几天，他收到11岁的陈佳洱报“祖母病危、母亲病重”的信，不得不返回上海，可也把《小朋友》带回了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吹先后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上海作协副主席……去世前，他将一生藏书悉数捐赠浦东一座筹建中的儿童图书馆。
陈佳洱说：“在父亲心目中，儿童就是天使，他视儿童为自己的生命。我以有这样的父亲，一生自豪。”
【他的精神】不曾远离的点灯人
1981年春，陈伯吹捐出全部积蓄5.5万元，用以设立“儿童文学园丁奖”（现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奖”）。
5.5万元是什么概念？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会秘书长周基亭说：“当时普通职工的工资大多是每月36元、45元，那么，陈伯老捐献的就相当于100个普通职工一年全部的工资收入。这不是个小数字。”那时，曾有人劝陈伯吹用这笔钱在上海的市中心买套房子，置下一份家产。“然而陈伯老并没有那样做。他心里想的是儿童文学，想的是奉献，他的一生执著于此。”
儿童文学作家徐鲁感叹：“人们也许无法想象，这5.5万元钱是陈伯吹先生怎样一点一滴、恨不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用才积攒起来的。”
陈伯吹的克己为公，是采访中被屡屡提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樊发稼清晰记得：第一次到上海瑞金路陈老家，见到他的早餐只是一碗薄薄的大米稀饭、半个咸鸭蛋和几根咸菜丝；1993年陈老从北京儿子家返沪的前一天，问他是否买到软卧车票，他却说家人要给他买软卧，他没同意。周基亭说：“陈伯老平时都只喝白开水。而且，他虽是出版社的领导，但从来不沾公家一点便宜，投稿或是为作者回信，一直都是自己买邮票贴。”
如今，“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奖”已评21届，王安忆、叶永烈等知名作家当年都是这项荣誉的获得者。徐鲁记得，作家梅子涵曾在获奖作品集里由衷写下：“我对他老人家只说谢谢怎么够！在中国的儿童文学中，陈伯老是个伟大的人！”
感人至深，还因那许多默默无闻的切切“吐哺”。曾于内山书店亲聆鲁迅教诲的陈伯吹，这一生也将“俯首甘为孺子牛”奉作准则。樊发稼透露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77年至1997年的20年间，陈伯吹为中青年作家写序百余篇、出了四本序跋集。”
在昨日下午举行的“陈伯吹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专家论坛上，秦文君刚说到陈伯吹对后辈的关爱，便情不自禁哽咽。她说：“陈先生来编辑部送作者托他转的稿件，有许多都是投稿无门、而且名字永远不会出现在刊物上的后生们写的。他还会来询问下文，有时干脆提出由他来退还稿件，这令一些常把稿件扔进字纸篓的编辑张口结舌。”
与陈伯吹在《少年文艺》共事过的儿童文学作家任大星说：“我常趁工间操向伯吹先生讨教编辑业务问题，他总是笑意盎然地给我讲这讲那。还有我弟弟任大霖，他在杭州读师范时给大公报‘现代儿童’专栏投了篇童话，栏目主编伯吹先生就开始热忱鼓励他。”
……就像英国诗人斯蒂文森写过的点灯人，每天落日后就扛着梯子把盏盏街灯点亮，让孩子们“只要门前有街灯，我们就很幸福。”这样一个晶莹纯净的生命逝去，你以为他远离，他其实不曾熄灭。
【他的牵挂】纪念，不仅是为了怀念
任大星牢记与陈伯吹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是1997年，病重的陈伯吹从昏迷中醒来，询问了他一些上海儿童文学的情况。临别时，陈伯吹握住了他的手说：“你也是上年纪的人了，更要爱惜时间了……”
现年81岁的任大星说：“我完全理解伯吹先生这句话的含意。我们要鼓励更多热爱儿童文学事业的人出现，鼓励更多儿童文学精品的出现。换句话说，我们应面对儿童而不至于自惭形秽。”
宝山区委副书记康大华说：“陈伯吹是家乡宝山的一张文化‘名片’。纪念他不仅是为了怀念，更是为了继承和发展；我们不仅要追随他的道路，更要学习他的精神。”
谈及当前的儿童文学，樊发稼说：“中国儿童文学近年来稳步发展，优秀作品和青年作家不断涌现，上海是儿童文学重镇之一，但其发展仍然存在迎合市场、缺乏思想性和艺术性等薄弱环节。另外，全国儿童文学作家仅4000余人，这与3亿多的未成年人市场也不符合。”儿童戏剧文学家孙毅叹了口气说：“现在的一些作品讲求空洞的纯美、娱乐，言之无物，不启蒙不教育。那么，孩子们如何成为善良的人、民族的人、真正的人？归根结底，就是作者没有创新意识，没有创新激情，人云亦云。”
樊发稼认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需要创新意识和创新激情，而这都需要人文精神的支撑。“正如写儿童文学，它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和幻想，而这正是创新的前提。如何做到？就要像陈伯吹历来的主张，‘用儿童的眼睛去看，用儿童的耳朵去听，特别是用儿童的心灵去体会。’”
用“心”，才能有对“新”的追求；记住伯吹先生那最后的牵挂，与热爱下一代的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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