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我们能读到穆旦的译诗是在1955年，平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普希金抒情诗集》。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穆旦译文集，我仿佛又看见那个在非常时期不能写自己的诗的穆旦，拖着病痛而孱弱的身体写了普希金、拜伦等人的诗。
如赵寻所说，他的相关著作与研究从1981年到1997年陆续出现，这与当代诗歌（特指90年代诗歌）的崛起似乎是同步的，因此想谈谈穆旦诗歌的当下性，以及他的译诗与他自己诗歌的关系
从文学境遇来看，90年代与40年代的诗歌（特指含穆旦在内的九叶诗派）确实有其对称的合理性。首先是他们面对着相同的指责，90年代的个人写作被指为“私人化”，而40年代初则被批评为“缺乏‘旺健的思想主流’和‘个人主义意识’的膨胀”，也就是说作家放弃了依附一条共同的主线来说话，他们不愿意在公共语境中被认同和理解，而是先朝向了自己。其次是诗歌的转型，臧棣认为90年代诗歌完成了“从情感到意识”的审美转向，诗歌不再满足于只是承担青春狂飙式的宣言，而是向内扩张，钻入意识的深处，剥开情感所渲染的成分去看见并网罗各式各样思绪的纷流，诗歌的话语也因此偏向了缜密的知识结构。40年代由于袁可嘉对“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倡导，因此也“促进了新诗的诗歌感受力从感觉——情绪层面向经验——意识层面的更具现代性的转化”，尽管穆旦的诗歌始终没有脱离他的抒情性格，但这已不成为诗歌的主调或说诗歌的动机，更多的是情感成为一种被动状态，而主体经验和意识引导并回覆了这各式各样的情感。
所有的研究都会同意，穆旦所译之奥登和艾略特的诗歌似乎也入侵了他自己的诗歌，有人称赞他“创造性地转化”了这艾略特的传统，有人将之贬为“伪奥登风”。
穆旦的诗歌中总有一个他者，这个他者就是王佐良所指出的“上帝”。例如《诗八首》中上帝旁观式的出场与《隐现》中上帝沉默的临在。我以为还可以指某种女性形象，在《从空虚到充实》的末尾稍微现身以及后来又在《蛇的诱惑——小资产阶级的手势之一》里出现的“德明太太”，借臧棣的诗句来说她像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参照物”，诗中的“我”跟随这位富太太的生活而流转，以至指着他人虚妄的同时也指出了自己的难堪。第二类女性形象是《一个战士需要温柔的时候》里面的那位“姑娘”，她是一个别于战争的纯洁形象，也是一个不属现在的幻象，然而正如歌德所说“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她给了战士一个美丽的向往。
他的诗歌中还有一个别于现实的场所，可以是他从现实中所划出的“真空”（参见《玫瑰之歌》一诗）。也可以是天上，我们知道穆旦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彼此吞噬的，然而他就像《还原作用》一诗中那只“污泥里的猪”，掉落了地面，从此他所处的现实相较于天上就是永远的幻象。这个场所还可以指为梦境，他已经在世界中，却是意想“异方的梦”，又“梦寐似地喃喃着”，像是在现实里持续地做梦，似是在世界中却又不在其中。
“上帝”这个他者明显是从艾略特背后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借来的，而现实感与其说是从奥登那儿习得的，不如说是一种有意的巧合。然而这种他人诗歌的踪迹，就像前述诗歌中的他者一样，因为指陈了自己，所以便毫不费力地内在化了。
如果将穆旦的诗歌作为当代诗歌的参照物，会发现他们在诗歌语言中共有的矛盾，即诗歌语言的日常性与诗歌话语的晦涩。诗歌语言的日常性是指诗歌浓烈的生活气息以及频繁出现的生活场景，又特别指现代都市生活。90年代的诗歌是极具临场感的，背景、道具和临时演员一应俱全，上演的就是在自己周边发生的小事，它以这样隆重的排场演出了你感到无所谓的细节，正因为诗歌走入了生活的缝隙之中，也是从众人的生活退至了一个人的生活。
穆旦也是频繁地使用了“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现代语言…Henry王、咖啡店、通货膨胀”等（李怡：现代特征,p154），并实践了“新诗戏剧化”，“设法使意志与情感都得着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因此诗里那些活现的人物一个个都飘忽不定，就像“一些影子，愉快又恐惧/在无形的墙里等待福音”（《从空虚到充实》），也正是这样一种非正面的叙事被指为晦涩。诗人常被要挟去承担现实，而在“戏剧化”的诗歌中你无法辨识他的承担，因此晦涩便被等同于一种背离现实的举动。
《从空虚到充实》里的Henry王想着：“我们谈谈吧，我们谈谈吧”，你可以说那些热切而冰冷的对话全是他的喃喃自语，在巨大的中国面前谈这么一个我，在巨大的战争面前说一些无聊、无关紧要的话，或许就是艾略特和奥登带给了他这样一种陌生又自然的形式，使他迅速地披上现代主义的外袍，穿行于街市，沾染每一颗精致的灰尘。
《还原作用》开头的几句诗是“污泥里的猪梦见生了翅膀，/从天降生的渴望着飞扬，/当他醒来时悲痛地呼喊。”穆旦将自己从天上拉下地面，回到了最真切的状态，并发现了自己的原貌，他知道如果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那么无论她多么不堪，那也就是我们的诗歌。
1977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初九日）凌晨3时，“一个中国新诗人”陨落。1987年，曾以《一个中国新诗人》大力推介穆旦诗歌的王佐良先生，用《穆旦：由来与归宿——诗人查良铮逝世十周年祭》再次浓重地抒写一笔，此后在九十年代又写出《谈穆旦的诗》，此文为《穆旦诗全集》序言，据编者李方先生说，这篇序言是王佐良一生著述的“绝笔”。《一个中国新诗人》第一句，王佐良写道：“对于战时中国诗歌的正确评价，大概要等中国政治局面更好的一日。”
2007年2月26日，也是农历正月初九日。历史的巧合机缘，亦如日历的重叠。经由《白求恩传》与巫宁坤先生结识，当初向巫先生写信请求翻译版本授权时，我与巫先生尚未谋面，仿佛冥冥天意，我因只知巫先生西南联大毕业，即发过去一篇关于穆旦的小小诗评，巫先生很快回复答应授权；经年之后，在陪巫先生及其夫人江边散步之时，又谈及穆旦，他们曾在美国求学期间同住一个屋檐下。2004年12月8日，巫宁坤先生信中提到：“最近，我又写了一篇小文章，已发给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希望能在诗人逝世二十八周年时登出来。”这篇纪念文章便是《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穆旦逝世二十八周年祭》。
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时，在图书馆里面翻阅，读到穆旦的《诗八首》，为“那窒息着我们的/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惊叹，逐一寻找他的诗作。或许是由于青春的同质性，那爱的绝望表达得如此坚强不颓废，让我诧异之余心折不已。王佐良认为这是“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年轻时候的穆旦把浓重的现代意识渗透到字句中，让读者的呼吸都有点紧张，却又领会到巨大的欢愉。钱理群认为穆旦的诗“排拒了中国传统的中和与平衡，将方向各异的各种力量，相互纠结、撞击，以至撕裂。所有现代人的生命的困惑：个体与群体、欲望与信仰、现实与理想、创造与毁灭、智慧与无能、流亡与归宿、拒绝与求援、真实与谎言、诞生与谋杀、丰富与无有……全都在这里展开。”《诗八首》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爱情的存在、山重水复的曲折、无以描摹的欢欣与苦痛。
十几年后，这个生活在我心中近十年的诗人，才渐渐褪去用语言音律包裹的外衣。这外表这境遇这血肉之中，深藏着一股力量，我深信这力量将感染后世千万人，亦如我们被千年之前的诗人感染一样。心中的诗人也从一个书面形象，经由熟识者的讲述，还原为一个本真的人。在各种版本的诗集（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穆旦诗集》、中国文学出版社的《穆旦诗全集》）、传记（如由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仅印行2000册的《穆旦传》）或者研究著作（如新近由文津出版社印行的《穆旦：苦难与忧思铸就的诗魂》）的书脊或扉页上，大多是年轻穆旦的肖像：笑着，憨直却灵光外露。《穆旦传》中可见到他不同时期的照片，其中1957年四十岁时的全家福中最为富态，1960年与姐姐和孩子们的照片上已明显消瘦，1964年他和挚爱的母亲合影，我从中看出了他当初毅然决然回国的决心，待到1972年的夫妇合影，比较1949年在美国佛罗里达拍的结婚照，更添人生长叹，而1975年的那张单照，与年轻时的神态竟然一模一样——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气韵，从未屈服于环境，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仍旧大量劳作翻译或写诗，绽放出生命的亮色。
他曾经活生生地在这世间走过一遭，吃了各种样式的人间苦痛，他的独特经历已是传奇：1938年2月从长沙出发开始步行，走了两个多月到达昆明；1942年5月到9月在原始森林中陷入绝境而生还，堪称奇迹，却很少对同辈人讲那些经历，曾对老师吴宓说过（吴在日记中记：“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 ）；1976年摔伤右腿之后，作诗二十余首，其中《冬》一诗，无人不为之感佩。《冬》，便是穆旦起于南开中学与西南联大的诗情沉潜长达30多年之后的勃发。巫先生的纪念文字提到这首诗的改动，我愿意从悲剧精神与悲观主义的分歧中去理解。楚图南曾在1938年6月写过《悲剧精神与悲观主义》一文，谈论战时的气氛，便清楚地解释了两者的判然区别。若读1980年2月《诗刊》由最初手稿发表的《冬》，悲剧精神的强力再一次猛攻了命运，也与其后三章连贯而出，更见力道。我以为，悲剧精神远非颓废的悲观主义可以混淆。
在面临生存的困境时，他表现了超乎常人的冷意，有沉默的英雄般的沉潜，然后以温暖出之。即便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也“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年老时候的穆旦“由于几十年坎坷经历的浸泡，显得更加意蕴深厚，保留了他的繁复的诗艺”，终于见诸文学史籍：“他的受难的精神历程与中国新时代受难的历史过程正可以相互印证。”昨日读到余英时先生为《一滴泪》允晨订正版序，洋洋万言，落笔“国家不幸诗家幸”，不由悲从中来，遂提笔纪念穆旦逝世30周年，虽学力不逮，仍勉力为之。“一个星亮在天边”，它光辉不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