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1929年毕业于上海浦东中学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就读，较多地接近英国浪漫派、法国象征派诗歌，并开始新诗创作。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就学期间曾师从徐志摩，深受赏识，徐志摩不仅将卞之琳的诗歌在其编辑的《诗刊》上发表，还请沈从文先生写题记。因为这段经历，卞之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卞之琳于20世纪30年代出现于诗坛，受过"新月派"的影响，但他更醉心于法国象徵派，并且善于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诗精巧玲珑，联想丰富，跳跃性强，尤其注意理智化、戏剧化和哲理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的内容并进一步挖掘出常人意料不到的深刻内涵，诗意偏于晦涩深曲，冷僻奇兀，耐人寻味。
卞之琳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49—1952），中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二级）享受终身制待遇；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外国文学评议组成员；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现任顾问；曾作客英国牛津（1947—1949）。抗日战争初年曾访问延安从事临时性教学工作、并访问太行山区前方、随军；回西南大后方后在昆明西南联大，任讲师，副教授，定级教授，1946复员至天津南开大学任职一年。
[编辑本段]社会评价
卞之琳的新诗广泛地从中国古诗和西方现代派诗吸取营养，自成一格，充满智慧的闪光和哲理的趣味，是30年代中国文坛“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抗日战争期间曾前往延安和太行山区访问，诗风有所转变，歌唱人民的战斗生活。诗作讲究音节的整饬，追求文字的奇巧，表现出当时青年知识份子对现实的不满与思考。
诗人主张“未经过艺术过程者不能成为艺术品，我们相信内容与外形不可分离”。卞之琳创作态度严谨，孜孜不倦地探索“艺术过程”中的转化与表现，即使对新诗的外部形式也刻意追求变化和创新，更不用说在诗的意象、内容方面。有些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并成为海外学者专题研究的物件。在半个多世纪中，诗人坚持不懈地进行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成功地实验和引进了西方多种现代诗歌形式，对中国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景观，有着很大的启蒙意义和重要的贡献，并取得了相当的艺术成就。
著名诗人卞之琳几日前悄悄地走了，去追寻一颗早逝的流星。卞之琳是“新月”诗人徐志摩亲自授课的最后一位学生。
1930年秋天，徐志摩得到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的帮助，离开上海到了北京，任教于北大。当时20岁的卞之琳是英文系学生，正开始诗歌创作。早在他念初中的时候，曾从上海新月书店邮购到一册《志摩的诗》，就觉得跟《女神》、《死水》一般，吟后有一大振奋。晚年，卞老回忆起徐志摩给他们上课的情景，仍然津津乐道：“徐志摩是才气横溢的一路诗人。他给我们在课堂上讲英国浪漫派诗，特别是讲雪莱，眼睛朝着窗外，或者对着天花板，实在是自己在作诗，天马行空，天花乱坠……”
1931年4月，卞之琳和同学初编《北大学生周刊》，向老师征稿。徐志摩作了小诗一首《我羡慕》刊登在第一卷第10期上，几日后，卞之琳看到新出的《诗刊》(徐志摩主编)第二期中有老师的《两个月亮》、《山中》、《车上》等新诗，越读越喜欢，便在课堂上向老师请教。老师谈起新诗创作的灵感，说：“我自小眼睛近视，有一天在上海配了一副近视眼镜，到晚上抬头一看，发现满天星斗，那么美丽耀眼，感到无比激动，心中突然涌起了要写诗的冲动，这是我的第一次灵感……”此后，徐志摩参加过几回卞之琳和同学的创作活动。
11月19日，徐志摩罹难，消息传到北大时，卞之琳和同学正在吟诵徐志摩的《云游》诗，背诵着“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他噙着泪花对同学说：“徐先生云游去了，他留下的新诗，让我们回味无穷。”
建国后，卞之琳重回北大任教，向学生讲授徐志摩当年讲过和没有讲完的英国文学和拜伦、雪莱的浪漫诗。70年代，他主编《诗刊》等刊物。1979年8月里的一连数天，他重读徐志摩的诗集，竟然觉得韵味未尽，不由追昔抚今，信笔抒怀，写下洋洋万言的一篇《徐志摩诗重读志感》，发表在当年第9期的《诗刊》上，同期还刊登了他选注的6首徐志摩白话诗。他在文章中称赞徐志摩，“他的诗，不论写爱情也罢，写景也罢，写人间疾苦也罢，我感到其中表现的思想感情，就是这三条主线：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实际上还是可贵的东西。”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震撼了复苏着的文坛，引燃起新的“徐志摩热”。
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志摩选集》，卞之琳执笔写了序言，再次称颂“徐志摩以他的创作，为白话新体诗在一般读者里站住脚跟，作出了一份不小的贡献”，“对于新文学的成长、巩固和发展有所推动，有所建树”。
也许是“爱屋及乌”，卞老对徐志摩的故乡也有一份深深的情意。1986年，海宁一位中学教师编注《徐志摩诗全编》，给他写信求教，他回信给予热情鼓励，还帮着寻找书目、核对译诗。1996年，海宁成立徐志摩研究会，卞老应聘为顾问。这年秋天，徐新民、顾永棣等人为拍摄徐志摩的专题电视片，专程赴京拜访卞老。此时他已80多岁了，听说是老师故乡来的客人，执意要亲自端茶接待。他回忆往事后感慨地说：“风雨故人，又重生于盛世，好！好！”几年以后，他获知徐志摩故居修复开放，立即亲拟贺电，对家人说：“我年老体衰走不动了，你们得去替我看看老师的故居啊！”
今年2月间，一部描写徐志摩生平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在台湾和大陆播映，他从头至尾看了，对剧组人员说：“我跟徐志摩学习过，和林徽因也是很好的朋友，只是没有见过张幼仪。我觉得电视剧和他们又像又不像……应该说电视剧是成功的。遗憾的是，电视剧里没有提到徐志摩的文学成就。”
听卞之琳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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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0/12/13 13:40 中华读书报
作者：李景端
一代诗人、翻译家卞之琳，走完九十载人生历程终于安详地走了。从30年代他同郑振铎一起编《新诗》月刊开始，他为了我国新诗运动的发展，以及吸收和研究西方不断变化的文学，可谓殚精竭虑，硕果累累。除了介绍洋诗，他还是我国最早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位开拓者，而所有这些，自然都离不开翻译。
早就听说卞之琳不赞成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但未闻其详。1991年我在北京举办“穆旦学术研讨会”，会前我上卞家向卞老汇报开会的事，谈话间少不了要提到有关翻译的事。他说，良铮(即穆旦)译诗很有想象力，既有洋味又不洋化，不拘泥对应，但求展现诗人的情感和意境，只有诗人译者才会有这种诗化的手笔。我唐突地问道：“这么说，译诗可以不遵循信达雅了？”他笑答，搞翻译可不要被“信达雅”这个教条束缚住。翻译有多种多样，有诗歌、小说、政论、法律、科技等等，能都用信达雅一个标准吗？尤其是诗歌，单从文字来讲，外国诗歌是不可能翻译的。只能凭译者的理解，去刻意追求形式的近似，而要达到这种近似，就必须使译者有一种能融入原诗意境的那种激情。接着他以一桩往事为例。80年代初，上海一位资深英语教授，写了一篇批评卞译“莎剧”的文章，指出多处误译，而且用词很严厉。当我就此文征询卞老看法时，他不但没怒，反而乐呵呵地说，我同他是老相识、老对头了。他教英语，只知道凭字典、对语法来看翻译，要知道莎士比亚的台词是诗，而诗是要用心、用灵感、用激情来表达的。看了“莎剧”不动情的人就别想去翻译。他只挑我文字上的不对应，而我讲究的是情通和形似。有些诗如何押韵，光讲对应行不通。后来我把他的这个观点同诗人毕朔望谈过，毕对我说，人们可以不同意卞之琳的译论，但卞之琳的翻译风格，会在中国译坛永久被人们怀念的。
我在想，卞之琳会被人们永久怀念的，不仅仅是他的翻译风格，还有他的治学精神，他的为人品格，他的……
近年，卞老闭门谢客，然而大家相信老人不会休息，他一定还在不停地进行创作或翻译。我们都在翘首企盼他在不久的将来会献出新的脍炙人口的佳作。
老人外出时喜欢随身带一根手杖或一把黑伞，但从不使用，而是挂在左腕上。他走路缓慢，可是从不让人搀扶。开会时他的目光透过眼镜盯着桌上的茶杯，或向前或向下，从不斜视。有时半闭着眼睛，倾听别人发言，从不随便插话。他那不凡的神采，是一首行动的诗。
我喜欢听卞老讲话，可惜他讲话不多。他的江苏家乡口音极重，有时甚至听不太懂，但只要能听懂的，总会让我得到意外的收获和启发。我没有听他说过重复的话，更没有听他讲过应酬的话。他的话干净利落，圆顺洗练，显然，每个字都在他的脑海里经过反复的琢磨。
大家赞美卞老是大诗人，是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他仅仅是从文学翻译开始自己创作生涯的，而写诗是早年为谋生“偶一之为”的。他的“偶一为之”使他很快成为祖国诗坛的一位不可或缺的成员，因为他在诗中融会了欧洲诗歌精华，又拓展了祖国的诗歌传统。仅“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一句诗就使多少人倾倒？！
四十年代，卞老在国外写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表现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回国后发现国内创作要求写工农兵，不写小资产阶级，于是他便把自己经营几年的作品付之一炬。这是诗人的气质，诗人的冲动。
我在《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工作时，有一天向卞老请教有关现代派诗歌的问题，他忽然说：“三十年代，我被视为现代派诗人。可是到了今天(指八十年代)，我发现自己看不懂现代的现代派诗人的作品了。为什么？”他的话没有否定现代派诗人的意思，也不是故弄玄虚。他是在思考中国现代诗的发展轨迹和读者的接受情况，所以才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卞老弯弯曲曲的头发越来越白了。我画过他的正面像，也画过他的侧面像。我把自己画的像拿给他看。他不管像还是不像，总是签上自己的名字，说：“你画我，我都签名。”我受宠若惊。有一天，我坐在他的身后，画了他的背影。会后我拿给他看，他照样拿起笔来签名。我说：“您认为这是您吗？”卞老说：“我看见你画我了……”我奇怪，卞老坐在我的前边，怎么会看见我画画？我没好意思问。卞老在画像上签名是满足画者的虚荣心，更是对晚辈的鼓励。但我总觉得他的话中蕴藏着更深层的意思。他说过，有些作品“经不起回头再读，主要是缺乏真实生活气息”。
卞老赠给我一本文集。他走到靠近窗户的桌前，一字一字地改正书上的错字。他的手有些抖，我的心有些酸。他说：给人的书要对读者负责。
八十年代，卞老译了莎士比亚的几部戏剧作品。我想起前苏联的现代派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他也译了那几部作品。为何二人兴趣如此相同？他们在创作中、在翻译中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内心的自由意志。
卞老的为人，他内心和他的外貌，和他的作品一样，富有奇异的魅力。他善于把日常生活变成艺术，把方块汉字变成悠扬的歌。
卞老走了，可是他在我的心中是一首永不消逝的美妙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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