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钧哥去世的消息就像重锤打在我的心上，当时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哥呀，你竟走得这样快，这样匆忙。
回想起和元钧哥相处的日日夜夜，我常常夜不成寐，黯然伤神。我们是异姓兄弟，共同的苦难，一样的追求把我们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当时的艺人苦哇，你和双目失明的哥哥过着乞讨的生活；我从小失去了父母，流浪中度日。1939年初夏，我们在济南相逢了。我们一见如故，促膝长谈，你的忠厚，带给我这个没娘的孩子多少温暖。当年我十六岁，你二十三岁，我们像兄弟一样谈遭遇，说人生，泄愤懑，聊快书，有着共同的志向：说好书，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可当时的情况，说好书谈何容易！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就更难。我们相约一起改变当时的快书，去脏口，剔污秽，要别人尊重自己，首先要自己尊重自己。说书的是先生，咱们一起向“先生”这个词靠拢着。现在的人难以想象，当时改良快书得冒多么大的风险——如果观众不买帐，咱们哥俩可能就没饭吃。可咱们还是各自试了，改了，结果观众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连妇女也敢来听山东快书了。
曲艺界人士公认哥的人缘，可我总觉得我最有发言权，你待人好，待人实诚，我的体会最深。五十年代你回到济南，得知我没有男孩子，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照片说：我孩子多，给你一个……我没有答应，但我知道，你的话里没有一丝假意；六十年代我被打成“右派”，多少亲朋好友都像逃避瘟疫一样躲着我。那时你在部队已是校官，照说你更不该来踩我这颗炸弹，可你不止一次来看我，在你心里我永远是你的兄弟，你多会儿都是我哥。
说了这么多，全是区区小事，但正是从小事可见你以真、以善、以心待人的方方面面。多少年来，你对人，对事业，对党，对国家都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情，这样一种真挚，这样一种执著。
不知何时，山东快书出了一个高、杨两派，可你我的心中何时有过这门户之见？你的学生我带，我的学生你教，为社会造就人才，把山东快书推向全国，我俩共有一个目标，同怀一种心愿。你的高风亮节，你的真诚坦荡，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我高尚的人品将同你不朽的艺术一样长存于世，永驻芳华。
已故山东快书艺术家杨立德生前是我的好友。开始他是演员，我是听众，若干年前就熟悉他了，但这是因为欣赏他的演技，常去剧场听他说书。那时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到1960年我调入曲艺团，这时他才认识了我。但以前他对我也颇有所闻，彼此大有相识恨晚之感。
调人曲艺团以后我俩从此关系就建立起来了，但纯系艺术关系，因我调曲艺团的主要任务是为别的演员写东西，写的快书并不多，因此好久我们的关系没有密切起来。经过“文革”时牛棚里的生活，我们才相互了解越来越深了，但到真正了解应当说是从我为他整理《武松传》起。这事已在“文革”以后了。
杨立德这个人很实在。我们相交以后，经过交谈，我才逐渐知道了他一部苦难的创业史。这些历史正是令人同情和起敬的地方。杨立德出身于快书世家，其父杨凤山说快书很有名气，当年在济南号称“苟、黄、杨”。“苟”是苟春胜，“黄”是黄春元，“杨”即杨立德之父杨凤山，外号杨大辫子。他虽系说书艺人，但为人老实厚道，他的死就足以证明这点。
旧社会人际关系很复杂，尤其是书场，各类人物都有。当时有个土匪常到杨凤山书场听书，后来这人被官府逮捕了，要到刑场行刑。士兵们牵着他在街上走，市民们都站在街道两旁观看，这时杨凤山也站在人群中看热闹，那土匪看见了杨凤山，他为了表示不在乎，便高声叫道：“那不是武二哥吗！”士兵们一听，便把杨当作土匪的同伙，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杨凤山抓住和土匪一道去刑场“陪绑”了。当然，土匪被杀了，杨凤山被放了，从此他吓出一场大病，不久就死了。
他死后三个月，杨立德才出世。
杨立德出生后，家境一落千丈，家徒四壁，囊橐空虚，其母出走，另找生路，杨立德只有靠叔婶拉巴，其难可知，其苦可知。然而，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其叔杨凤岐，亦系快书艺人，兼说相声，但技艺不精，故而杨立德刚满6岁就撂地儿说书了。不久，其叔又死，只有孤侄寡婶相依为命，真如雪上加霜，苦不堪言了。但杨立德系苦命之人，苦尚未尽。
就在这时，有个高唐的快书艺人找上门来，一阵天花乱坠之说词，说动了杨立德的寡婶，便把杨立德骗走了。
出了济南进入聊城地区，这人就变了脸，原形毕露了。对杨立德张口就骂，举手就打，不挣钱不行，挣了钱不予分文。就这样混了半年有余。听众们看不下去了，商量着要揍这小子，才把他吓跑，杨才得到了解脱。但在那时，一个小孩子仍然无法生活，于是杨立德又被卖野药的收留。然而此人之坏较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杨的压迫剥削手段更为残忍，于是杨又逃跑了。另投奔一家，哪知这家更坏，杨立德不得不逃往农村，被一老农收留，从此杨才找到了安身之地。而后一年有余才辗转回到济南。杨立德连遭三险，九死一生。这就是他的苦难史。
正是由于这些遭遇，使他对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在内心树立了近善如亲，疾恶如仇的观念。这种感情在他的快书表演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从而创造了“杨派快书”。苦难成为创造的动力。听杨立德的快书就能使你善恶昭著，爱憎分明，对好人真实地感到他好，对坏人也加倍地感到他坏！
杨立德的表演艺术活生生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社会的真实和他的感情的真实。
由于历史的诸多波折，杨立德入党较晚，在“文革”以后才解决了组织问题，但他却对党抱着满腔热情，从艺、教徒、传艺无时不尽心尽力。凡有来投者，一律热情接待，精心传授。即在被误会期间，也是如此。这就是我们友谊的基础。
杨立德在即将离世期间，我去看他，他舌头已经硬了，还抓住我的手说：“交友遍天下，知己有几人哪！”并要我完成他的传记一书。此事我已与其大弟子说明，至今未见动手。
人与人的合作关系出不出问题，关键在于自知与自觉，这就是品质的保证。人与人艺术水平和文化知识是不会绝对平衡的，因而要有个友谊牵线，互相截长补短，不能斤斤计较，不然便很难得到圆满的结果。我和杨立德的合作始终保持互相尊重，从未发生过名利方面的争执，即使有人挑拨，也是枉费心机。这就是我们友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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