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女，汉族，农工党成员。1946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桐乡县。曾祖父母是乡下的蚕农。祖父16岁卷着铺盖从乡下到上海谋生，到程乃珊出生之时，已成为在上海金融界颇有地位的人物。1949年全家迁居香港，50年代中期，又举家返回上海。父母亲都是4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有很好的文学、音乐修养和外语造诣，对她影响颇深。程乃珊1964年高中毕业，考入上海教育学院英语班，毕业后分配到中学教书10余年。1983年6月加入上海作家协会。后从事专业创作。1990年赴香港定居。程乃珊从小在上海、香港长大，既有对上层工商、金融界生活的丰富感受，又经历过“文革”10年的变故和磨炼，同时，长期在平民区教书的经历和体验，又使她能够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自己的家庭所在的那个社会圈子，这一切都为她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她的第一篇小说《妈妈教唱的歌》发表于《上海文学》1979年第7期，从此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天鹅之死》。1984年，她的中篇小说《蓝屋》获首届“钟山”文学奖。后来她的作品曾先后结集为《丁香别墅》（中、短篇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女儿经》（中篇小说集，花城出版社1988年出版）等。程乃珊的小说取材于她所熟悉的生活领域，善于通过日常琐事和生活细节的描绘，折射出上海滩上的人情风俗和社会心理，具有较强的可读性。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天鹅之死》、《调音》、《丁香别墅》，散文集《香江水，沪江情》、《你好，帕克》、《让我对你说》、《双城之恋》，译著《上海生死劫》(合译)、《福乐会》(合译)等。《欢乐女神的故事》获上海市1980年-1981年优秀作品奖，中短篇小说集《蓝屋》获1983年《钟山》文学奖、上海市1983年-1984年文学奖及蜂花杯上海优秀小说奖、《蓝屋》和《穷街》、《女儿经》均获上海青年敦煌文学大奖，《女儿经》获《中篇小说选刊》奖，长篇小说《银行家》获首届《文汇》月刊双鹿文学奖，《华太太的客厅》获香港第三届《亚洲周刊》短篇小说创作赛亚军。
在中国这个舞池里，大概只有上海这座城市才能跳出探戈的韵味；而用文字来捕捉、描绘并解读这样的韵味，在当代作家中，程乃珊可谓高手。我始终以为，程乃珊的上海题材的写作仿佛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许她自己并不强调，但那真是贯穿着一种历史使命感的。试问，现今的作家中，有谁还像程乃珊这样心无旁骛地专注于上海题材的写作，有谁还能像程乃珊那样以独到的眼光审视百年上海，并在报刊上开出《上海词典》、《海上萨克斯》等雅俗共赏的专栏？
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领悟“上海探戈”的神韵的，这需要相当的积淀，而这种积淀不是刻意而为的，甚至是“不由自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老克勒”和“小市民”是构成上海最为生动的探戈舞步的两个层面，他们的追求和奋斗，他们的生存和变迁，足以阐释一部上海史。上海是不讲官宦的，也没有可以上溯的贵族血统，上海就是一个小市民涌动并力争上游，且可从中脱颖而出、变“流民”为“绅士”的海派城市。看尽百年上海沧桑，真正精彩的正是这两个层面的生活。而程乃珊恰恰得天独厚地融入了其中。
程乃珊是“老克勒”的后代。2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第一次去程乃珊家里，那是一栋花园洋房，在静安寺附近一条僻静的弄堂底处。当时，“文革”结束不久，花园洋房显得陈旧而黯淡。但是，我却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氛围”，那时没有空调，只有一台老式的台扇悠悠地转着，却将那般的典雅、绅士味弥散开来。当时，只有一个词能形容我的感受，那便是“小资请调”。这在那时可是个贬义词，我为此而愧疚，不料而今这词已成为流行时尚了。后来，在读程乃珊的代表作《蓝屋》时，我不断地想起她所居住的这栋花园洋房。程乃珊和她的夫家都是上海滩的资深“老克勒”，两家当年创下的金融和化工业绩影响了上海这座城市，因此，这样出身的程乃珊可以直达家族最为深刻的“内心”，真切地触摸着“老克勒”们每一根精细的神经。
但是，只知“老克勒”的生活，是无法准确地描述和剖解上海的。“老克勒”和“小市民”是这座城市的两个支点、两个层面，它们共同构建着上海生活，它们之间的交叉、僭越成就着上海的发展，所以无视“小市民”这个层面，那即使在认识上也是狭隘的。我觉得若是程乃珊没有对“小市民”的关注，那么她对“老克勒”的热情是肤浅的、本能的，因为她的终极理想是所有上海人整体的提升和发展，是希冀每个普通百姓都浸润于上海独特而丰厚的文化积淀之中。尽管程乃珊根基于“老克勒”，但她对小市民阶层一样感同身受。还是20多年前，我曾去程乃珊当时教书的学校看她。那所中学在杨浦区的惠民路上，逼仄、潮湿，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学校门前有几只开了盖的马桶，那是对面弄堂里的住家洗涮完后拎出来晒太阳的。程乃珊每天在静安寺和惠民路间往返，就像穿越两个截然不同的部落。这段生活让她切实地走进了小市民阶层，并且对他们的喜怒哀乐有了深刻的洞察和理解。她的《穷街》正是这段生活的印记。而《蓝屋》和《穷街》这两部小说恰恰构成了上海滩最精彩的两个层面的生活，同时也体现了程乃珊上海题材写作的认识价值。
我之所以强调程乃珊对“小市民”的关注，是因为我认为若缺乏这样的视角，那她今天所有对上海生活的叙述乃至对“老克勒”的追念都是不完整的；换句话说，她正因此而获得了开阔的视野，使她得以在更大的空间里展开她的上海探戈舞步。新近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上海探戈》，是程乃珊那些上海题材专栏文章的荟萃，11篇作品篇篇精彩，绘声绘色，将上海的过去和现在融于一炉。其中《上海滩上“老克勒”》、《ARROW先生》等是写那些“老克勒”的，这些中国第一代的白领“默默显示着上海人早有一个很现代的成功概念：知识可以致富。”《后门》则更多地落笔于“小市民”生活，那些石库门弄堂里的市井声犹在耳边，细致入微的描摹让人忍俊不禁：“上海后门，是一个公共客厅，大人小孩乃至小狗，各得其所，乐在其中。”《上海探戈》是有浓重的怀旧味的，那些“老克勒”的照片已经泛黄，“后门”岁月渐渐远去，但程乃珊的怀旧与别人不一样，因为她看到了历史其实是个链接，过去与现在是隔不断脱不了的，每个点每个面的关联无穷无尽，而将它们绾结在一起的便是“海派文化”。
前些天，我在国际丽都城会馆落成典礼上遇到了程乃珊。位于北京西路的丽都会馆，是在当年“丽都花园”的原址上建成的。落成典礼别开生面，请来了电台和电视台两个《怀旧金曲》栏目的老听众、老观众，他们都上了年纪，但个个都显出骨子里的绅士和淑女，衣着得体，精神矍铄，满肚故事，一看便知是清一色的“老克勒”。果然，他们都是程乃珊请来的，她在她的上海题材的写作中，与他们结成了知心的“忘年交”，她的努力可见一斑。在程乃珊看来，上海这座都市的灵魂就是生活在其中的上海人，他们或者是惘惘的小人物，或者历经沧桑，但正是他们生动地展示着上海的“探戈”舞步。我想，当静安寺重新修葺的“百乐门舞厅”，和惠民路旧里拆除后盖起的新式建筑叠成一个剪影的时候，程乃珊会像她在《上海探戈》中说的那样，“嗅到来自一个全新世界的甘美清新的气息，这种感觉会一寸寸地伸展。”
程乃珊酷爱文学，一
心想考大学文学系，可是事与愿违，偏偏被录取在上海教育学院英语系。她认为从此与文学脱了钩，死了当作家的念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的“下只角”—————棚户区的一所中学教初中英语。
乃珊家有个邻居，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一个幸福的家庭，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仅存下一个小女儿与老学者相依为命……“四人帮”被粉碎后，程乃珊便决心用手中的笔，把这一家庭悲剧，这个老知识分子惨痛的历史遭遇写出来。于是，她用业余时间，一发而不可收，将两个练习本写得密密麻麻。写好后，她先给要好的小姐妹阅读。哪知人们读后爱不释手，感动得流泪。你传我，我传她，不断被辗转流传，把本子传读得连个影迹也没有了。好在她还留了个草稿，听了几个姐妹的劝说，又整理誊抄了一遍，虽然她对投稿信心不足，可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稿子卷着投进了邮筒。
一个星期后，程乃珊收到《上海文学》编辑部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这封信也是决定了她以后走向文学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信上说，来稿收到，我们阅后感到这个小说有新意，也有一定的文学基础，情节很感人……但还需要作些修改，希望抽空来编辑部面谈修改意见。
看信后，程乃珊万分高兴，难道小说就是这样写的？她激动得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她向学校请了假，气喘吁吁地来到编辑部，想不到接待她的编辑竟是著名作家费礼文和李楚城！就在他们的鼓励和指导下，程乃珊把小说反复作了一次、二次、三次，直到第七次的修改，终于发表在1979年7月号《上海文学》上。想不到就是这篇处女作《妈妈教唱的歌》，奠定了程乃珊走上文学之路，就是这第一篇小说，为她铺开了一条并不轻松而使她愉快，并不平坦而使她幸福的人生之旅！
程乃珊走上文学道路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她从小爱读文艺小说，是受父母的影响所致。尤其是她的妈妈，虽然身为大家闺秀，却不是饱食终日的贵妇人，而是十分喜爱文学、音乐的知识型女性。当年，乃珊的母亲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没有工作，就在家里读书，也写过小说。母亲把第一篇小说投寄给当年上海的一家文学刊物，编辑认为小说基础较好，作些修改后可以发表。母亲曾把稿子修改过一次，后因战争爆发，刊物禁办，小说稿杳无音讯。在旧社会，一个酷爱文学的女子，没有机缘奔向文学之路，却走进了“蓝屋”，当起了“少奶奶”。生长在旧社会里的妈妈，没有今天女儿这样的机遇，跨进文学殿堂，但母亲有一定的文学素养，是乃珊信得过的“参谋”，乃珊为此而自豪。
“我永不放弃我的笔，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因为非得这样不可。”程乃珊说。确实，她借助于手中那支笔，终于从不见风雨的“蓝屋”那狭窄的天地里走出来了，让目光越过鸿沟，寻觅着外部世界的绿色和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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