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牧村以《一支难忘的歌》专场演唱会重现津门舞台。功成名就之后，关牧村依然保持着热情、坦诚、质朴的本色。人到中年的她，更增添了几分深刻、几分成熟，淳朴中蕴涵着雍容高贵——一种内敛的高贵、不媚俗的高贵。我追求精神上的完善
在中国歌坛，有一位嗓音独特富有磁性的女中音，她的歌声质朴、亲切、醇美，宛如天籁。
她身世坎坷，却不向命运低头，终于从一个普通工人登上艺术的大雅。《打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一支难忘的歌》……无不成为新时期中国音乐的经典。改革开放30年，歌坛留下她坚实而清晰的足印。
关牧村，对歌迷来说并非一个遥远的记忆，因为她至今仍活跃在舞台和荧屏上。
在庆祝天津歌舞剧院成立50周年系列演出中，关牧村的《一支难忘的歌》专场无疑是最大的亮点。
走进歌舞剧院排练厅，一袭黑色练功服的关牧村正手提麦克，与乐队一起合练着。一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不知唱了多少遍，她仍对每一个音符，每一处发声认真处理，一丝不苟。
“对艺术之神必须恭敬之！”现场导演笑着为关牧村做了注脚。
身为全国著名女中音歌唱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一级演员、首届中国金唱片奖获得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青联常委和新当选的天津音协主席，关牧村地位变了，生活条件优裕了，却依然保持着工人的本色，热情，质朴，坦诚，不为眼前的浮华所诱惑，不为一时的利益所驱使。人到中年的关牧村，更增添了几分深刻、几分成熟，淳朴中，蕴涵着雍容、高贵——一种内敛的高贵、不媚俗的高贵。
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关牧村敞开心扉，一吐衷曲，尤其感怀了对她走上艺术道路至关重要的几位“贵人”——
母亲给了我音乐天赋
记者：在中国歌坛，女中音可谓凤毛麟角，加上你宽广的音域，清新自然的演唱风格，对歌曲的深刻理解和演绎，受到几代歌迷的喜爱也就不足为奇了。你独特的嗓音条件是继承了父母的遗传基因吗？
关牧村：是的，母亲从小支持我唱歌。她在北京工作时向一位德国老太太学过唱歌，唱的也是女中音。她在学校教过音乐，后来到银行工作。那时，母亲经常带我到她朋友家弹钢琴，开家庭Party，使我从小受到音乐的熏陶。可以说，我不仅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也是她发现和开掘了我的音乐天赋。她生前最要好的朋友邓小姨(秀文)后来一看到我在电视上露面便对人说：“整个一个师姐的翻版(笑)！”说我是母亲的“影子”，连相貌都与她酷似。可惜我年仅十岁时，母亲就病逝了。她没能看到我的演出，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但我相信她在九泉之下会为女儿感到欣慰的！
音乐教师为我“启蒙”
记者：失去了心爱的母亲，你的音乐爱好是如何延续下来的？
关牧村：当时，除了母亲的言传身教，我还曾到少年宫学习音乐，受到过苏勇老师的辅导。在天津69中学读书时，我遇到了音乐教师常兆镛。他教我学手风琴，带我参加各种音乐考试，坚信我将来会取得成功。他是我走上音乐之路的“伯乐”，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记者：你当时唱什么歌？
关牧村：(唱)“青青山蓝蓝天，青青山上野花鲜，青山下绿一片，麦浪滚滚望不到边……”我不但唱得好，而且不惧唱，所以常老师总让我在音乐课上为大家示范，唱完大家就鼓掌，那时我在校园里已小有名气(笑)。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但因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其实是冤案)未被录取。此后我被分配到工厂当了工人。
工厂是我最好的“大学”
记者：音乐学院没有录取你，未必就是坏事。想想看，如果你上了大学，在受到规范的同时丢失了自己的特色，还会有今天的关牧村吗？
关牧村：对，这就是命运。该着让我上工厂，当了七年工人。我从不认为这是“耽误”。因为我多次参加天津市职工文艺汇演，为自己的歌唱之路打下根基。这是我艺术上一个重要时期，是我人生中最好的“大学”。我在工厂这个大熔炉里得到锻炼和考验，我庆幸生活对我的“恩赐”。
记者：你真的干过工厂的技术活儿吗？
关牧村：真干过。我在钢锉厂当车工，后来改为第八机床厂，生产动力机的。我很快掌握了车工技术，能独立操作机床了。工人师傅对我很好，我们建立了深厚感情，直到现在还有联系。几天前，他们还应邀到北京电视台《爱音乐》专栏录制一档谈话节目。这次《一支难忘的歌》音乐会，我还为他们预留了入场券。粉碎“四人帮”后，东方歌舞团调我去当演员，被天津挽留了。
施光南是我成功的“推手”
记者：在你生命的“贵人”中，施光南应该说是你成功的最大“推手”，《打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都是由他作曲，由你演绎后唱响全国的。
关牧村：没错，施光南对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他作品的成就，也就没有今天的关牧村。当时，他被压抑的创作激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雅俗共赏的艺术歌曲。我那时刚调入天津歌舞剧院，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他作曲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当然首唱不是我，是罗天婵。后来给我唱了。接着又为我写了《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月光下的凤尾竹》和《请到青年突击队来》。这最后一首歌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因为我当时是全国青年突击手标兵。
记者：你在与施光南的合作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吗？
关牧村：有。电影《海上升明月》。本来，剧作家艾明之以我的人生经历为蓝本，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会唱歌的小草》，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但因属于“伤痕文学”，我当时又很年轻，不适合以传记的形式搬上银幕。但上影厂刘琼等老艺术家仍不死心，就把施光南和我接到上海，以施光南一部以大海为背景的声乐套曲为基础，策划了故事片《海上升明月》，我在片中饰演一个渔家女。后来，施光南又将出访印度、巴基斯坦带回的音乐素材，为我量身定做了一部歌舞剧《吉卜赛姑娘》。因为他知道我还能跳舞(笑)。音乐构思已接近完成了，他却英年早逝，留下了不尽的遗憾……
记者：如果他还活着，一定会为你打造更多歌剧、歌舞作品，你的艺术涉猎将更加广泛。
关牧村：所以，人生不是十全十美的，总有缺憾，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这就是人生，真实的人生。要勇于面对，不要回避，也不要狂妄自大，或自暴自弃。这也是人生一个修炼和积累的过程。
沈湘助我跃上“龙门”
记者：在你的演唱事业如日中天时，你又到中央音乐学院深造，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你不过想镀镀金而已，是这样吗？
关牧村：当然不是(笑)。你知道，女中音不太好唱；美声，中国人不太接受，但如果将美声与民族唱法糅合在一起，又保持我亲切自然的演唱风格，就可能做到雅俗共赏。沈湘开始也有顾虑，觉得我已成名，教得好，人们会说她本来唱得就好；教不好，会说你把学生带坏了(笑)。我考上音乐学院后，施光南特意找沈湘商量，为我量体裁衣，确定因材施教的方案。沈湘是个非常好的长者，他不厌其烦地教我大量艺术歌曲。头两年，同学们都唱歌剧了，我还在唱小歌，心里未免急躁。沈湘看出我的心思，笑说：你按我的要求唱，别管别人。果然，到第三年我唱大作品时感到非常轻松，在演唱技巧上产生了一个飞跃。沈湘评价我是“自然美的心灵流淌出自然美的声音”。
爱人使我更深刻更有境界
记者：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你找到了自己的如意郎君。能谈谈爱人江泓对你人生的意义和影响吗？
关牧村：他在思想上为我把关(笑)。他原是团中央宣传部长，喜欢研究哲学、文学、佛学。他很有思想和创意。我们出版过一本书《一支难忘的歌》，这次天津演唱会也用了这个名字，就是他的创意，已成了我的品牌。他在世界观、生活态度、工作态度、人生境界的追求上给了我很多帮助、启发，使我的人生路、艺术路走得更正、更稳。团中央的朋友都发现我认识他后有了深度、有了境界(笑)。我们一起追寻真理、追寻人生的真谛。比如老子的《道德经》，我学得很入迷，也建议年轻人都学学。我以前就有善良的天性，有“善根”，学了圣人的思想后，更主动自觉地投身慈善事业，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多做奉献。我把佛学大师的禅语、也是我的人生格言编成歌，录成专辑，你听(唱)：“以感恩的心面对世界，以包容的心和谐自我，以分享的心回报大众，以结缘的心成就事业。”我为自己确定的人生目标是：“向上，不断精进；向善，多做好事。”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不为浮华所惑追求精神完善
记者：当前的歌坛，新人层出不穷，“天王”“天后”满天飞，各种演出、大赛异常活跃，却缺少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艺术歌曲，你对此怎么看？
关牧村：很正常，音乐发展到今天这是一种必然现象。大浪淘沙，好的歌曲、精品会被观众记住，流传下去；不好的、低俗的很快被淘汰。越在这时，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多创作演唱一些能让观众静下心来慢慢欣赏、品味的东西。这也是我在天津歌舞剧院成立50周年时，举办《一支难忘的歌》演唱会的原因。通过它，向天津的父老乡亲们汇报、也是回报，借此推动一下优秀民族歌曲的创作和演唱。这是我们这一代歌唱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记者：但歌唱家不如歌星被包装炒作得那么火热，“身价”也不如他们高，对此现状，你心里感到平衡吗？
关牧村：我从未感觉被冷落、被边缘化。喜欢我演唱的观众依然喜欢着，我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我不会为眼前的浮华所迷惑，继续做自己应该做和愿意做的事情。流行歌星开演唱会一场赚几十万、几百万，说明演出市场活跃、繁荣，我不跟他们比这个。金钱只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那不是我的追求。我追求精神上的东西、心灵上的东西，这是金钱难买的。我只想给大家带去欢乐，同时自己的精神世界也得到升华。真善美的东西是经久不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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