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的八月一日，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正风紧浪急。而在浦江之畔一条幽静马路弄堂的亭子间里，一对新婚夫妇却象置身于世外桃源，忙着向十多位来客递烟倒水、分发喜糖。新娘、新郎就是朱逢博和施鸿鄂。
他们那间在门口贴有大红“囍”字的新房只有十平方米，听说还是向上海歌剧院借的。跨进门槛，里面的摆设虽甚是简陋，却颇具音乐家“特色”：一架半新的四角钢琴沿墙靠着，两张钢丝床和两个木椅并拢在另一角，床上只放着一张温州产的篾席、两条被子和两只枕头，一只堆满各种中外音乐书籍的小书架，还有一只琴凳和两个小板凳。这就是两位赫赫有名的歌唱家结婚时的全部家产。 这架钢琴是从旧货商店花了四百多元买来的，书架还是新郎从剧院里写了借条暂借使用的。
朱逢博、施鸿鄂夫妇
童年和少年时的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执着追求。能挥笔写上一手好字和画一纸佳画的朱逢博，理想是将来能当一位建筑学家，设计出美丽的楼、台、亭、阁；而从小有着良好乐感的施鸿鄂，向往的却是能当一位指挥家，挥舞着乐棒，操纵着几百人的大交响乐团。至于寻觅一位怎样的伴侣，两个人却都没有考虑。
数年之后，事与愿违，已考进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朱逢博，因天生一副银铃般的甜嗓音，在一次建筑工地联欢会为工人们演唱时，被歌剧院“伯乐”相中了。来到了一切都感到陌生而又新鲜的新环境后，院领导对这位很有前途的兰州姑娘可关心啦，“命令”她集中一切精力，尽快提高演唱水平。有趣的是，领导上还采取了各项有效的措施：为避免异性对这位漂亮姑娘的干扰，要她平时与三四个同伴睡在院里的集体宿舍；星期天和节假日则让她移至团长、队长或书记家里过；若晚上在剧场演出，一定要她等散场后，与队员们一齐乘大客车回宿舍。他们时常谆谆不倦地在朱逢博耳旁敲警钟：三十岁前不要结婚。
而梦幻着当交响乐指挥的施鸿鄂，却跨进了音乐学院声乐系的大门，与歌剧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与他的理想还有些相似。那时，每当在学院举行的音乐会上，文质彬彬的施鸿鄂以他明亮的音色、宽广的音域、宏大的音量，曾使好几个姑娘动过春心。可一心扑在业务上的施鸿鄂是无暇顾及的，只好委屈了她们。以后，他又远赴索菲亚，在保加利亚国立音乐学院跟布伦巴罗夫教授学习声乐，更可谓与“爱情”无缘了。直到一九六二年，他才手捧第八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古典声乐比赛的金质奖章，回到了祖国，并分配在歌剧院工作。
一九六七年，“浩劫”劫去了一切艺术，包括朱逢博十分迷恋的歌唱。她多么想继续得到一位良师、一位挚友的帮助、扶掖啊。她心里倒是有一个人，可是他会同意吗?常言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朱逢博敏感地看见施鸿鄂眉宇间迸射出的真挚而又炽烈的情感，可是，一个少女怎么好意思向他开口呢?她在犹豫。捧了金质奖章回来的施鸿鄂心中也早有一位心上人了，瞧，妇随夫唱，志同道合，被人们称之“歌坛上的并蒂莲”，那该多好啊!然而他又转念一想，漂亮、贤惠、温柔而又能干的她，看得上自己吗?万一……施鸿鄂也在犹豫。
朱逢勃不过，爱情之神最终还是降临到了这两位有情人之间。1969年7月26日，(也就是他们结婚的前六天)，施鸿鄂骑车路过传达室，走进去想翻翻当天的《解放日报》。恰巧，报上放着一封信，上面有“施鸿鄂收”的字样。他好奇地拆开一看，一行娟丽的笔迹跃入眼帘：“今晚十一时在排练厅楼梯口等我。”下面署名是“朱”。呵，会不会是她?他忐忑不安地度过了长长的白天。晚上，下过一阵电闪雷鸣的暴雨，终于来到了十一时，这个永生难忘的时刻。施鸿鄂匆匆地对着镜子梳了梳头发，理了理米色的短袖衬衫，来到了楼梯口。不多久，身着白色连衫裙、亭亭玉立的朱逢博，手执一块绣花手帕，出现在他的面前。施鸿鄂望着这美丽的天使，正欲开口。这时的朱逢博似乎没有了一般小姑娘常有的害羞，几乎用命令式的口气对自己久仰的英俊潇洒、身材魁梧的施鸿鄂说：“我今天约你到这里来，是为了向你明确表示，我已决定在八月一日和你结婚。”说完，这位性格倔强的姑娘第一次在异性面前哭泣起来。在音乐厅的演唱时，善于表达词意曲情的施鸿鄂，此时此地却说不出一句话。他被这突然飞来的爱情弄得手足无措。不过，他马上反应了过来，用他那宽阔、结实的肩膀，喜滋滋地迎来了这朝思暮想的爱情。
可曾知道，在此之前，两位歌唱家从没有象一般情侣那样肩并肩上过公园，也没有在花前月下散过步、谈过心，甚至在排练房里听课，两人也总是坐得远远的。然而，一个正统的意大利美声学派的歌唱家和一个以民歌见长的歌唱家真的结合在一起了。那年，朱逢博正好三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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