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军人，是军队给了我很多，而且我觉着没有军队对我的培养，我也没有今天，我更热爱我的战友。作为一位部队的文艺战士，我们是全军将士的一个窗口，我们应该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同时唱更多老百姓和战友们喜欢的歌曲。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困难形势下，要更自觉、主动地推动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事业发展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传播文化，弘扬社会正气，唱响主旋律。”
自己是一名军队的文艺工作者，要做到贴近军营，乐于奉献。
十几年前，我上过老山前线，目睹我们军人流血、牺牲，战友们那种彻底的、惊心动魄的奉献，净化了我的心灵；今天在抗洪一线，再一次体会到了战友们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我很感动，在这里自己的心灵又一次得到了净化。
真挚的战友之情，火热的军营生活，都是我歌唱的力量和源泉。
在认识金老师前，我只是一块璞玉，是金老师把我雕刻成一件艺术品，他的恩我从来没有忘记，所以这场演出我不仅要参加，而且一定要表现出很好的水准。
世界音乐只是展示自己艺术风格的一个侧面，自己还是会坚持唱《父老乡亲》的艺术路子。
民族唱法要有发展，就不能停留在原始唱法上，一定要学习科学的发声方式；但民族特色也不能丢，因为有了民族性才能有世界性。练声的时候用美声的方式把基本功练扎实，到演唱具体作品的时候，该怎么唱就怎么唱。
自己求学的时候，每天早晨都会用“狗喘气”的方法练习基本功；念中专的那３年里，每天临睡前都会练一个小时的气息……这样刻苦练就的基本功，造就了日后在台上到位的演唱和从容的仪态。
很多人对歌手的“假唱”存在误解，某些时候，比如电视转播大型活动、演出场地的音效欠佳，为保证演出质量，让歌手配合录音带演唱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商业性的演出必须要现场演唱，这是对观众负责。至于流行歌曲，完全可以进课堂，但一定要是原产的、有特色的，比如美国的乡村音乐、惠特妮•休斯顿等。
不能这样待人，做人应该善良一点！
寄到学校去吧，我是学生，给报酬也应给学校。钱是身外之物，可有可无，不可能随你一生一世。
这跟我的小家庭生活有关，如果我的婚姻不幸福，心有磨难的话，我能有这个光彩留给大家吗？舞台上的光彩正是我家庭幸福的最自然的表白。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夫妻感情的亲近程度不是由地域的远近所决定的，只要两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互相信赖，互相支持，神奇的具有凝聚力的友情就会击穿地域间的屏障，将两颗挚爱的心连在一起，使分居两地的夫妻感受到爱的甘美。
我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离不开这么多的观众、听众。他离不开福州500多万父老委托的改革开放重担，说起来是远隔千山万水，但打电话还是方便的。
近平是个很好的人，在任何人面前都不摆架子。他的同学有的出国成了富翁，他有条件出去，但他却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做人民的公仆。所以，我不能让丈夫放下五百万父老乡亲的重托而为自己一个人！
阎维文:
部队教会我做人，部队教会我唱歌。
没有部队，就没有我阎维文，没有战士的掌声，就没有我阎维文的成功。是军队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了一个歌唱演员，所以说，我对军营充满了感情，这感情犹如一种无形的力量，为我的艺术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每当我遇到挫折而苦恼时，我就想到了战士，提醒自己不能灰心丧气，要奋勇拼搏；每当我艺术上取得成绩的时候，我想到的还是战士，提醒自己不能满足，要给战士们奉献更多好的精神产品，要不断地进取。
中国的民歌延续至今，就是要在保持其原貌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在其“根源化”中增添“艺术化”的成分，要唱出今天的味道和感觉，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民歌一代代传唱下去，永远鲜活，历久不衰。
唱合唱是要泯灭一个人的个性的。
民族音乐在我国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时代是发展的，民族声乐艺术也必须和时代合拍。我永远不抛弃民族的东西，始终把根扎在故土上，要为民族声乐的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很多民歌都还停留在原始阶段，一定要有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去唱才会让它们流行，就像意大利民歌，不是因为有帕瓦罗蒂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知晓。
这些歌更多的时候不是在唱，而是从心底流淌而出的。
这张专辑用了很多的时间，但仍然想如果再年轻十岁，会用更多的时间去打磨，做到更好。对中国民歌来说，已经经过多年的积累发展，传承到我们这代人身上，应该留下我们这代人对民歌的理解痕迹。
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应该有关注和引导观众和听众的义务，而绝对没有迎合的权利。
通过这些民歌，可以让听众了解到山西民歌大致的发展轨迹。
花了不少心思，也花了不少钱。我希望这些民歌既保留原有的风味，也留下今天这个时代的印记。
很多歌唱家都习惯于把自己代表作的伴奏带“藏”起来，但我却希望让更多的人去唱——只有这样，传承民歌的意义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这种做法很了不起，这样做会使山西——我的家乡有一个大的改变。山西这几年逐步在打造文化大省，如果能把山西文化资源、音乐资源利用起来，我想山西会有更快的发展。
对我来说从艺已经是三十五年了，实际上虽然这些年自己一直唱的是军旅歌曲，然后还有很多大批的创作歌曲，但是从心里头讲我一直想把中国民歌，很好的很系统的做一个系列。我想可能这也有跟自己从小的环境我想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是山西人。应该说在我们中国民歌的音乐宝库中，山西民歌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旋律非常非常的委婉，山西的民歌唱完以后让你总有一种揪心的那种感觉，旋律非常美，非常委婉，同时它还带有一种凄凉。可能跟那个时候那个地域，那个环境，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我又生长在山西，从小天天听到的就是这些音乐，所以对唱民歌一直有这个想法。
你放心，我不会因为要录中国民歌的东西就放弃我原有的东西，只是在我原有的基础上，我想拓宽我的演唱范围。
因为军歌是两种，我个人理解，一种是抒发战士情感的，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大的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还有一种就是鼓舞部队的士气，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演唱军歌的时候，非常注重的一点就是 一种气势。你比如说在部队非常受欢迎的像《一二三四歌》，严格的讲这首歌并不是独唱歌曲，它就是个对联歌曲，但是因为我们是军队的文艺工作者，我们每年要下到部队，要跟战士有一种交流要有一种互动，要提高部队的士气，鼓舞士气，要有好的音乐作品，那么我们实际上是起了一种，我把它唱出来以后，带动大家去演唱，所以军歌的东西大多数是一种非常有气势、非常豪迈，这么一种感觉。民歌的东西我觉得它是非常讲原汁原味的东西，山西民歌你要抓住山西民歌的特点，四川民歌你要抓住四川民歌的特点，它就不像部队歌曲，它完全是创作歌曲，它的这种地域的风格的东西比较少一些。
还是要尊重原来的作品，并没有想过我一定要改变它，或者一定要怎么样，到今天我们再去唱民歌的时候，首先从音乐的编配上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很多很多元素组合到一起，所以我们演唱的民歌，是用的大的管弦乐队、交响乐队，还用的现代的合成器，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手法来把它融成现在的片子。
好的艺术作品我想永远离不开时代，一定要有时代感。
一定要有时代感，比如说意大利民歌，像《我的太阳》、《重归苏莲托》等等这些歌曲，它实际上在意大利是拿坡里的歌，在当地非常流传，但是到后来我认为是因为有像帕瓦罗蒂、多明戈这些这一批这一代的这种大的歌唱家们，通过他们的演唱让全世界的人民接受了。那么我觉得中国民歌同样也是这样的问题。山西民歌《亲圪蛋下河洗衣裳》里面有一句叫“双圪丁跪在石头上”，就是山西的方言，你看你是湖北人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我问过很多人，他们说不知道什么意思，实际上我们就改了两个字“双腿腿”。
“膝盖”的意思，它说那个小姑娘双圪丁跪在石头上，在洗衣裳可是你说要唱的话，你别说拿到国外了，拿到中国其它地方都听不懂，就在中国很多人会问“双圪丁”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把它改成“双腿腿跪在石头上”并没有破坏它的意思，也没有因为把这两个字改掉以后就失去这首歌的这种特有的这种特点，没有，那么更多的人就可以去理解。
因为小时侯嗓子很好，所以也一直很喜欢唱，实际上从九岁就开始登台，一直在舞台上，一直没有离开过舞台，从九岁开始登台，那么到后来很早就参加工作，到山西省歌舞团，又在山西省军区的业余宣传队，最后1979年调到总政歌舞团，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十多年搞舞蹈，有五年多唱合唱，但实际上一直没有离开艺术这个行当。
我改到民族唱法真的是这样是很偶然。有一天上课，天天练发声，一唱歌的时候就是，老师说你怎么总是端着个劲儿，怎么老是发音，唱歌感觉就是词儿也说不清楚，唱歌老是觉得你呜噜呜吐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理解上的差异，总觉得我是在学意大利美声唱法，实际上完全是理解上的一种差异，一种错误，真正唱好的意大利美声唱法也是吐字清楚，声音圆润，是最基本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那时侯理解有问题，所以老是呜噜呜吐，老师就很着急，说你怎么唱歌老是这样，老是喉音那么重，他说你是山西的，你会唱山西民歌吗，我说山西民歌我当然会唱啊，他说那你能不能不用这个方法你给我唱两句，我随口就唱了两句，汾河流水哗啦拉，他说为什么这么好的声音你不用，我说这样对吗，他说什么叫不对啊，我说我们现在不是学的是这种，我那样唱歌对吗，他说阎维文啊你要如果敢这么唱歌的话你就不是今天的阎维文了，你敢这么唱吗，我说我不敢这么唱，我现在学的是，我是专业的呀，那样唱我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不懂，好像我就随口，你让我那么唱我就来了，他说咱们这样，咱们能不能静一段时间，咱们练的时候你就给我这么唱，我说可以这样唱吗，说实话我心里感觉如果这样唱我不是省好多劲儿吗，现在回过头来讲，那个时候所打的基础，学的这种美声的发声方法我觉得对我今天来说非常有帮助。
山西民歌我觉得它的旋律非常美，然后它那种美带着一种凄凉，一种凄凉的美，它很多的歌实际上不是像我们今天一唱，我是唱给多少人 几千人几万人唱，它很多歌曲实际上是自己内心的一种独白抒发感情的，完全是在抒发自己，哎呀，我爱这个人，但是我不能去表达，我不能，完了以后他自己，完全是这种东西更多一些，这样的东西更多一些。
你像这里面《桃花白 杏花红》第一首，其实就是说怎么样去看自己心上人，爬山越岭，那开始这首歌我就设计的是，原来它的歌就是这么唱，上来就这么唱，那么我们想呢，这首歌因为是我这盘带子的第一首第一首我应该给听众一个什么感觉呢，如果也是上来就这么唱我觉得可能少了点什么东西，所以想了很长时间，设计的一个就是什么都不要，音乐全部没有，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声，把它整个这个歌的主旋律哼出来，山西人山西梆子，特别爱用一个“嗨”，那我就用这个，然后再整个乐队哗”就烘托出来了，我的设计就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在土坡上一点一点的走，自己哼哼哈哈的唱歌，然后等他上了坡上以后，音乐一下起来，然后眼前一片桃花，还有杏花，然后才表达他自己的感觉，桃花白杏花红，翻山越岭看你来，看自己的心上人，很苦，词很美，但是它的旋律你一听是不是觉得有一种，就是那种很揪心，包括我自己在唱的时候，经常唱着唱着会并不是说我一定是有一种，但是唱着唱着总是想感觉那个眼睛里头有东西想往下掉。也有很欢快的东西，你比如像《想亲亲》，我觉得配的也非常好，因为那首歌大家都非常熟了，想亲亲想的我手腕（那个）软，那个非常熟，但是我们编配又完全用很现代的手法编配，山西人说“我”是“呃”，本来我都录完了，原来我想我还是用“我”，这样可能便于，像我刚才讲的便于大家流传，或者别的地方不会的，但是后来听完以后觉得这个字你别看就一个字，但是最后效果。
想亲亲想的我，就觉得就差点儿，想亲亲想的我手腕（那个）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变化听觉上绝对是两回事，所以我们在有些地方比较突出用当地的方言。
总想把我们这一代人，我还是总想强调那句话，总想留下我们这一代人对民歌的痕迹，留下我们对民歌的理解，然后在我们最好的时期，把我们对民歌的理解记录下来。民歌真的是太，我觉得是太有魅力了，真的是非常，你越唱你越深入进去你越觉得自己，哎呀，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我要早多少多少年我去，更深入的去，或者我有一个很大的有一个机构，或者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做的更好，我们现在做的只是你想像中的一点点，一点点。
我虽然不善交际，但我崇尚真诚。交朋友也要真诚，掺和了许多虚假的东西就不是朋友。我们毕竟不是孤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既然存在别人，就希望别人对自己好，而且我看最重要的前提是对别人好。
刘欢：
对于音乐人来说，你听得越多掌握的手段就越多，你的表现方式就越丰富。
歌手的演唱大体是相当的，拼到最后实际上是在拼演唱背后的东西。一个成熟的艺术家实际上是修养、悟性、天分、技巧等多种支点的综合体，其中支点越多对作品的驾驭能力就越强，艺术魅力就越大。
你唱完了歌，你的声音，你的动作，连同你的形象都可以被淡忘，剩下的还有一些东西让人感动，这才是音乐的魂。如果，你太注意表现本身了，那就坏了，你就会失去掌握核心部分的那种境界。艺术到了一种境界，实际上就表现为一种拿捏、一种控制。音乐也好，舞蹈也罢，在进行过程中不是放纵某种情绪，而是控制某种东西。这种境界，它应是完整的，不焦不燥的，是那种真实的、自然的艺术——这就是一种控制，我也一直在找，找这个控制的点。
人们似乎总习惯于把音乐分成民族的、美声的、通俗的。依我看，大可不必这样，因为音乐是一个很自由的东西，怎么合适就应怎么去处理它、演唱它；还因为音乐给歌手留的空间已经不多了，既然这样，就应尽可能用你所掌握的各种音乐形式表现它。如果过分地注重人为化的类型化分，便会让音乐失去它的神采。
作为一个歌手，首先应把作曲家想要表现的东西实现了，这是第一层。第二层便是超越自己。
一流的艺术是以最简单的方式达到最好的效果，二流的艺术是以复杂的方式达到一般的效果，三流的则是以最复杂的方式达到最差的效果。
我是靠音乐跟人交流的，没有东西出来就少说话。没有音乐还整天出来说这说那没什么意思。
我从来没有强迫自己为了显示我才思不枯竭，憋着自己弄出什么事来，所以我觉得有心情去做就做，没有心情去做就先不做。
我在流行乐坛的地位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什么旗帜和王者，那都是媒体一说，和我没什么关系。
钱够花就可以了，多了也没用。
我是一只闲云野鹤，我一直处于散淡的状态。前几年给大家一个印象好象我做东西很多，甚至有人把我看成是电视剧歌手，其实我做电视剧歌曲很少。只是是那些东西出来了，流行了。我还有不流行的东西，甚至没出世的东西。
我的学院背景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个背景是因为就这样的，不是成心要的。我大学毕业教课教了这么多年，成了惯性，多少年就这么过来的。
1987年前后，我在宁夏石嘴山小学工作了半年。那是我在中央讲师团的时间，那段记忆非常深刻。当时很年轻，刚毕业第一年。我记得在宁夏写了一组歌曲，好像有一套西北风格的东西，但过了一年，等我回到北京，“西北风”已经刮得铺天盖地了，如果再把这些歌拿出来唱，就有点像起哄，我就把歌放在手里，到现在也没有发表过。
那段生活给我的印象很深，很艰苦，曾经有一次我低血糖很严重，根本就起不来了。冬天的时候，学校的锅炉坏掉了，没有供暖，所有学生都放假了，我们讲师团却走不了。
我始终没有特别强的任务感，不是说非要每年一定出多少张唱片、演出多少场等等。有想法就做，没什么想法我就休息。有很长时间我不太跟媒体接触，我是靠音乐跟人交流的，没有东西出来就少说话。没有音乐还整天出来说这说那没什么意思。
这次演唱会是个例外，现在演出结束，可以喘口气。感觉挺好，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演唱会，十几年，头一次做成这么一个事，心愿终于完成了。票房也很好，提前两个星期就卖光了。演出当中音响、灯光、乐队、演奏、嘉宾各个环节配合得都很好，没出什么纰漏，不容易。四百多万的投入，这些年的演唱会也算是少有的，演出结束我也算了结一个心愿。
以前我们有一个错觉，很多人就问过我，内地流行音乐和港台的流行音乐差距在哪儿？一开声，先确定有一个差距，我觉得很奇怪。我认为没有差距，这些年那么多港台音乐人、唱片公司是跑到北京来做演出，请北京的制作人和词曲作者操作，这说明我们的音乐制作水准没问题。如果有问题那是其它方面的问题，比如我们的演出体制、唱片推广、演唱会的操作，还有盗版，唱片公司投入多回报少，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做得更对路。
我在流行乐坛的地位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什么旗帜和王者，那都是媒体一说，和我没什么关系。音乐和体育不一样，很难有高下之别，音乐只有类型不同。体育有冠军、有亚军、有季军，音乐不是这样，两个不同的音乐人，音准、节奏各个方面都具备水准之后，你就没办法区别谁高谁低。你不能说你就是旗帜和王之类的，你们只是风格不同、听众层不同而已。
做音乐，我有两个原则。第一，是真实的情感，这很重要，道理不说也清楚；第二是自然，这个也不用细说。这两个原则要求我不能太紧绷了，做音乐不能太指标化。没打算写出什么来，也要硬凑合一个出来，没必要。
有人说好音乐越来越少，能打动人心的“感人至深”的音乐越来越少，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至少是评判的角度太单一。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必须得承认我们今天的音乐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丰富了。我们早已经过了那个所有的人都只能而且必须被某一种东西打动的时代，我们当今的每个人都有能力和权力选择自己被感动的方式。不能因为属于自己的那个方式少了，就去抱怨甚至看不起别人的选择。我们的流行音乐已经开始真正的商业化了，也真正的时尚化了，更多的是面对年轻人的。年轻人可能对过去通常说的那种“感人至深”不以为然，甚至觉得是装腔作势。反过来，那些让他们激动沸腾、心驰神往的东西，按照过去的概念可能是不知所云。这就是不同的选择，两者可能互相不能理解，但都不能说对方错了。就是因为有了太多不同的“趣味”要求，我们的音乐才有了今天这么多的“感动”方式，才会这么丰富，而且我相信还会越来越丰富，这才是对的，才是正常的。
有人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境”，这个时代的“语境”跟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都不一样。过去我们认同的东西现在已经不被关注或者不被需要。这个说法我也不能同意。如果说有那么一个‘语境’，我们这个时代是它最宽泛的时代，是可以有中国民歌味道摇滚的时代，是帕瓦罗蒂可以和斯汀同台唱歌的时代，是一场音乐会里可以同时听到巴赫和斯特拉文斯基的时代。音乐正在打破过去人为的各种界限，“跨界”是现在的时尚。反过来说，这么千变万化，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音乐的最终目的——美，音乐是因为美才存在的，我们不管用什么招儿，最终得做出美的音乐来。
我们不能说年轻一代人的音乐不能感动人，有可能它对某一个或某一群人没有感染力，但是别的人会有很深的影响。就像现在20多岁的人，他们认为的完美可能来自于形态本身，有时候仅仅是一个处理歌曲的办法，就足以感动他们。以前我们会在意舒缓的旋律线，在意歌词和音乐的背景，但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节奏、旋律、声音的形式，更在意音乐形态本身。
就流行音乐本身，我觉得可能是全球化的问题，就是唱片业经营的艰难。最具体的就是盗版，盗版我们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据说现在国内的盗版的市场占有率在95％以上。这种情况造成的问题就是唱片工业的投入没法获得正常的回报，影响到下一步的投入。音乐就跟电影一样，是靠钱堆出来的。回报的少，投入的就少，投入的少，就会影响到它的品质，品质低的东西大家就不喜欢，不喜欢买的人就少，买的人越少就越影响到它的新的投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是个要命的事，它会恶化流行音乐的发展。现在音乐不是靠唱片，而是靠演出公司的演出来维持生活。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另外演出也不太规范，从这次演出就看出来，我没怎么管运作，但运作的过程中一会儿这儿出现问题，一会儿那儿出现问题，不规范。大家都是做一把算一把，完全凭着一种感觉在操作，没有规则可循。
在国内，目前流行音乐的生态很差。电视台的“晚会歌曲”经常是演完以后就没人唱了；唱片公司则从来不理会电视，觉得那不是音乐唱片公司做自己的唱片，但是做出来的唱片又不能进入传媒的视野；排行榜好像挺热闹，但排行榜打出的又是一些单曲，跟电视和唱片没关系，排行榜的歌曲只能在电台里播，电视里播出的歌曲进不了排行榜……很混乱也很奇怪的一个状态。本来就很有限的媒体资源互相都隔绝，各唱各的调，互相谁也不理谁。纸媒就更甭提了，说得完全是另一套。
这些事情到了欧美就不一样，在欧美唱片工业一定是一个严密而有序的体系，各个环节联手，彼此呼应，唱片制作，包括演出市场、营销推广，它是在严密的策划和操作之中，甚至是在一个托拉斯集团下的整体运营。所以它就可以不断地鼓动出一批歌手，鼓动出一批音乐，甚至鼓动出一些音乐潮流。一个歌手出来，他的效应铺天盖地，一下就在全世界走开了。
在流行乐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唱片工业发展是良性的，有很良性循环的体制。唱片公司只要签了歌手，歌手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唱片公司会给他解决所有后期的事情，帮他安排日程，帮他宣传、推广，唱片公司就跟保姆一样，你只做你的音乐就完了。保证了艺人的收入，唱片公司也会有相应的回报。
我们不是这样。一旦跟唱片公司签下来，歌手就不管音乐的事了，唱片公司帮他找作词、找编曲、找录音棚，他只管每天面对媒体，还有找衣服什么的，这很奇怪。
还有一个要紧的问题，流行音乐在国内主流社会中是被轻视的，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有种说法，流行音乐是速朽的、泡沫的，好象流行音乐跟经典是敌对的关系。但流行音乐也将成为经典，这被音乐的历史印证了100年了。历史上留下来那么多流行音乐的经典，一直被我们享用着，我们不知道吗？经典和流行并不矛盾。流行音乐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而已。依我来看，流行音乐就是都市里的民间音乐。过去我们认为，民间音乐是属于乡村的，但是随着工业化发展的历史，都市也出现民间的音乐。这跟过去所谓正统的音乐，服务于教会、宫廷和上流社会的的经典音乐共生。
我们老是把流行跟古典对立起来，其实即便是在欧美它也已经是融通的。现在西方最普遍的概念是“跨媒介”，就是互相融通，帕瓦罗蒂也和朋友们一起做流行音乐，他的很多朋友就是做流行音乐的；伦敦爱乐乐团总监换了以后，这么多年来做了那么多流行音乐也很成功。在西方，流行音乐和经典音乐早已经相互融合，到我们这儿还这么水火不容，也很奇怪。再流行的音乐，和声都是古典的，区别只在于面对的听者不同。
我觉得任何一个好的音乐人都有一个根本的特质，就是悲天悯人的情怀。艺人对社会公益的关心并不少见，1985年底，莱昂内尔•里奇和迈克尔•杰克逊联合世界很多著名艺人为非洲灾民举行募捐义演，集资3000万美元，震动全世界；那年罗大佑也举办过献给世界和平年的大型演唱会《明天会更好》。艺人也要有良心，艺术家不能没有这些东西。
当然悲悯情怀是很高的一个层次。你要到了某种状态才有心思考察这个问题，但我想大艺术家都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当然我们不能拿这个标准来要求每一个流行音乐的制作者，那要求就太高，也太苛刻，也许他没有这么大的承受能力。你打开电视、收音机，要想从那些演唱的声音里都找到悲天悯人的东西不现实，但是要全都没有，那也不对劲。有，但是少数，它属于站立在塔尖上的那些人，那些人令我们仰视而且敬重。
基本上我有课的那段时间，其它的社会活动都拒绝掉了，保着学校这个事，工作量其实并不是很大，但是保证这件事圆圆满满做下来。基本上备课提前一天或者当天那天下来，其实很多东西不需要，我这个课都教了快20年了，每次还是把过去的东西翻出来听一听，查查字典，别把年头记错了。
不敢说特别有天赋，只是特别的喜欢。应该说差不多也就是从大学开始的。因为在上大学以前，有那么大兴趣，说实话，不太敢，那时考大学是第一首要任务，其他全都放下了，爱怎么喜欢，全都放一边再说，家里边，那时人小，考上大学，有什么事先放到一边。到上了大学以后才开始喜欢什么东西，自己也有时间去学一些，去做一些，基本上19岁以后，大概那样的。
到现在我也没有把这个东西完全看作是自己，像你说的事业，一直把它当做我最喜欢的事做。
我觉得人有时候要把兴趣当成饭碗，味儿就不一样了，就变成任务什么了。把它当成爱好做，永远是可爱的事。所以我到现在一直是这么看的。
这完全是靠个人的控制，这个东西很难有绝好的经验传授。现在让我倒过来想上学的时候怎么弄的，很难说的清楚。但是有一点，我觉得现在我可以告诉学生，确实有很多学生问我，我们也很喜欢音乐，或者要这样，要那样。可能最重要的在学校里不要把学业荒废了，这是很重要的，家里边九牛二虎之力考进大学，进了这个门槛，为了一时间把学业荒废了，非常不值得。无论如何把学读好，把该学的东西学到，然后有时间去发展爱好，不要把这个事情搞的太极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或者说也可以算是建议。
我这也算不上什么境界，就是爱好唱歌是个好的事，把这个当做一个爱好继续下去。音乐无论如何是带给大家美好的，也会把你的生活变得更有意思。但是要把这个当做一种境界，这只是爱好就是了。
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我的音乐也是自学的，所有音乐的技术，包括钢琴、乐器统统都是自学的，而且就是在上大学的这四年里边，大部分的事都是在这个时间完成的。如果说有什么经验呢？唯一我可以告诉别人的，你可能真的喜欢这个东西，可以为他付出太多了，然后你不觉得，我现在忽然想想我上学的时候，我19岁才摸到钢琴，因为在那之前没有条件，现在随便买个钢琴在家里很普通，那时不是什么地方都有的。我19岁摸到钢琴，我在大学里弹琴，每天中午吃完了午饭，大概差不多12点，到下午两点，别人回去睡午觉，我每天两个小时在弹琴，也没有老师，就找个教材。
现在想想可能挺辛苦的，但那时喜欢，不觉得，这可能是自学时最重要的前提，你要真喜欢这个东西。
这个主意就不太好拿了。要是我的话，设身处地，如果是我的话，还是先去找一个好的工作。因为作为一个歌手这个事情很冒险。
成功的可能性，所以通俗意义上的成功，大家接受你，决定的复杂因素太多了，不是凭你自己的一厢情愿，或者你认为某些特别有利的条件就可以实现的，决定的因素太复杂了。但是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相对要容易一些。
这是现实，我们必须得承认，首先得安身立命，说白了，有一个好的工作，有一个好的职业，有一份收入让你比较稳定下来，然后再去完成你的爱好。
也不是退路，别把自己弄的在这种条件下破釜沉舟，其实意义不大。
全面的素质这个事，可能在我们国家，我们国家一直把素质教育，刚才那个短片里也提到了这个事，好像很重视，但是我觉得可能把素质教育整个脱后了，我们在进入大学以前这段时间应试教育，因为没办法，要通过考试才能进入大学，所以在这之前谈不到个人的选择，只有进了大学以后，才有选择的空间，但是到这个时候再去完善各种爱好，可能相对就要困难一点，但是这种事情在国外其实很普遍。刚才来的时候我还跟校长，现在世界上掌管最大财权的是美国联储局的局长格林斯潘，谁都想象不到他原来是朱力亚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的，他是一个学音乐的人，但是他现在财经上是这么一个有权力、有能力的人，用这个例子来印证在国外是综合素质培养人的状态，但是在我们这儿，大学里完成这个，只是我希望大家不要那么破釜沉舟。
哎，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所以我宁可还是用原来的，然后再把那个磁带拿来，接成两遍反复，添了个合唱上去。有些东西真的是过去就过去了，回不来了。
后来我回来时对很多媒体讲，像我在中国做到40岁就已经有人要给我这么一个奖，说明我们的历史实在太短了。流行音乐其实只发展了20多年，严格地讲我们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的。
像我们这个年龄有点怀旧，也是这个原因。我们发展的可能太快了，逼得我们很短的时间就要回头去看看，要不然就好象找不着根据了一样。因为你走的路有点太快了。
我觉得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控制。就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说，包括创作啊、演出啊，我都是把它尽量控制在一个我自己能够掌控得了的状态上。如果再多，比如说一个月里演出超过4场，我就绝对忌了，我就开始有点烦了。
一件好玩的事儿，是这么一个状态，包括现在在学校教课，我永远也不会烦。
我开始有点顾忌了，就是有了孩子以后。
你就真的连开车速度都慢了。很多事儿都要小心了。就是说，有点责任感了。真的从来没有理会过别人怎么想。自己也没做过什么错事儿，就是说，由着我的性子来就是了。但是后来年龄大了，尤其现在孩子大了，这个时候，真的有很多顾忌都会来了，比方说，我五六年以前，或者说十年以前吧，那时感觉就是，我可以拒绝演出，狠了我推半年，什么都不做。但是现在真的就有点儿不太敢了。
因为有家要养，有孩子要上学。我现在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这就是现实问题。
养家糊口。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假如说，你一个人的时候，那怎么了，我大不了没钱。我从来都没有钱，就是这么过来的。那又怎么了，日子就那么过来的，但是现在人真的要有所顾忌了。
就是说会比较稳健了，有很多事情你会没有那么大欲望想去做了，也有很多事情对你来说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对音乐、对艺术怀有激情，还是有的。因为我想这其实是两回事，比如说做流行音乐吧，说白了讲，就是争名夺利的事情。这具有很多诱惑。而我凭自己最大的热情，做的当时你觉最好就行了！其实这事就已经结束了。后边的事儿基本上我们是控制不了的。
我经常有那种时候，尤其是家里有一个家庭影院，有了那个东西，我可以真的有一个多月什么都不做，每天呆在家里上网、看电影。
一个多月不出屋，一出来看到太阳都头晕（笑了）。 当然也得心里有个数儿，你真的不会弄到最后全部给放弃掉了，就是还能够在掌控之中。但是我宁可掌控到这样，就是往回退一点，我也不愿意把自己给弄的太辛苦，太累了。
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陈道明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你要想清楚，那个事儿好象很难办，但是没人拿枪逼着你唱吧？
还是怕死。最后没有人拿枪逼着你唱的话，就不至于非要弄成这样，但是有一点就是，你确实得控制，中国人所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假如什么都接，最后，就像陈道明给我讲的，你什么面子都给别人了，最后你的面子怎么办呢？其实这话蛮实际的。
本来是一些可以说得清楚的事儿，但是最后就由不得人说了。由不得人说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这样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你说当时做到那样，我也不可能到处解释。
被封了5年，当时你不知道他是封你5年呀。你只是觉得来这么一件事儿，那可能不太好。不太好，过去了，可能也就无所谓了。谁想到会真的搞那么长时间呢。1995年底评的《北京人在纽约》得奖了。我才复出了。
你对自己目前生活状态的看法，好象原来觉得这怎么来的，我天经地义就这么过的，我这么选的就是这么过的。但是，现在你会觉得好象整体社会的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变化。你也总得来审视一下自己，我到底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要经常审视自己，我到底是不是按我想的活的？因为有很多来自周围的诱惑，会经常提醒你，有这个、有那个，你有的时候会活乱了，真的呀。就是，真的生活有时候要多小心一点。你要是在三四十年以前，这事根本不用想，你不用去担心什么，生活就是一潭死水，你不那么活，其实挺难的。现在呢，你要坚持这个其实有点儿费劲，也挺难的，变化太快了，这是生活方面的。创作方面也是这样，动不动忽然这个出来了，那个出来了，然后你都受点影响，他那东西也蛮好的，新出来的很多表现手段是你想象不到的，但是你做着做着就会发现，这个是不是我要的？经常会受这种诱惑。你要很合适地把新的东西拿来，然后不影响到你原来的想法，这种控制有时候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演唱的歌曲都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我们、这些歌曲与所有的听众都是朋友，音乐重要的是带给人美的享受和心情的放松。带着一个好心情、来听几首好歌，就这么简单。也可以说是一场朋友间的聚会。
这是一个创作上的误区，因为，当你越是珍惜，想把一个作品写得完美，往往就越无法完成，很多创作就是因此而流产的。
昨天，一个朋友来话别，他就要启程去美国了，杯盏谈笑之间那家餐厅里便只剩下我们两个和一个守夜的老人。那是个还没有PC电脑和CD的时代，还不用为金钱百万目眩，我们一伙人围在一间宿舍里，在昏暗的灯光下抽着一分钱一支的烟，喝着一块二分钱一暖瓶的啤酒，谈着各自豪情万丈的诗，唱着各自颓然失恋的歌，踌躇满志，慨当以慷。如今我的歌已唱得到处都是，他过去书架上厚厚的稿纸也变成了书店里摆着的东西。然而那段不再的时光依然醇香郁郁，多少年过去，人们还记得我的老歌，就像我对那段生活念念不忘。
我真正做起事情，倒是滴酒不沾的。要不根本就没法干活了。现在实际上真让我自己一个人喝，也喝不了多少。我还是愿意喝着酒跟人聊天。所以也说不好酒在生活中占多大比重。一个星期，可能有那么一两回，约着朋友坐一块儿，边喝边聊，也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上大学那时倒是真想喝，可当时也没什么钱呀！喝得最厉害的时候是二十四五岁，那时候我随一个讲师团到宁夏待了一段时间。我住的那个乡下学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晚上就没地方去，有台电视还有毛病，于是就和几个老师聚在一块儿喝。最多的时候我一个人能喝一瓶白酒。啤酒嘛，如果不睡着的话，就可以永远坐那儿喝下去。
后来把胃都弄坏了，也不敢那么喝了。
1981年我上大学那时，在北京的各大学里，好像随便碰上谁都是诗人，无论谁都敢弄两句诗。我周围当时也有一些好诗的朋友，有的到现在还写诗呢。我那时对诗也就是喜欢，让我真写，好像还没那个天分。驾驭它的能力不是很强。如果让我写歌词那没问题。可歌词和诗毕竟完全是两回事情。
在学校教课，我从来都非常理智，因为那是我的职业。虽然我讲课时非常有激情，但在上课之前，该备课就认真备课，该找什么资料就去老老实实地找资料，一点都不能马虎大意，更不敢有丝毫松懈。但一离开学校和课堂，就没必要再让自己弄得特别那么紧张了。比如我一回家，就属于那种日子过得非常自然随意的人。
干这两件事所得到的收入，真可谓是天壤之别。至于哪个是主哪个是副？这话得看怎么说了。是，从表面上看，唱歌是教课之外的副业。我现在还是学校的正式职工，还在上课。可事实上，在一年里我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更多还是用在创作和唱歌上了。教课从1985年开始算，也教了有十几年了，不敢说轻车熟路，但经验还是相当丰富的。说教学是主业，是因为我很喜欢当老师，觉得干这一行特别有意思。你看我教西方音乐史已经整整十六年了，但每年当我把教学所要涉及的那些音乐，划拉出来再听一遍，那种感觉都会和上一年听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会根据这感觉上的变化，自己重新吸收并修改教课内容。还有一点，在我开始当老师时并没意识到，但后来，特别是最近这两年，可能是因为自己岁数慢慢大了，就开始发现当老师的另一大好处：自己每年都长一岁，可我所面对的学生，永远都只在20岁左右。老能和年轻人面对面交流，那种感觉真是特别好。
。因为这种感觉是全息的。比如说在五六年前，我感觉自己的反应敏锐度，或者说对一件事情的第一直觉和看法，都和年轻人是一样的。可这两年，我感觉开始和他们有点不一样了。
不是迟钝。是各个方面的第一反应有差异了。所以我更注意他们对很多事情的敏锐反应了。
我从小就是个循规蹈矩的老实孩子。你看我父母又都是老师，就连我现在懂的这点乐器，也是因为小时候父母希望孩子能学点什么对将来有用的东西。再加上当时因为“文革”，社会上乱七八糟，也没什么其它正经可学的。所以下了课，参加文艺宣传队鼓捣鼓捣乐器，总比在街上瞎跑浑玩儿要强。我一直都得算是好孩子里边的。
因为我一直都挺听话，所以也没有感觉他们怎么严厉。但在家规矩还是要讲的，不能什么事情都胡来。我小时候，感觉自己不是那种特合群的人，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是这样。一下课，没别的事就回家，喜欢自己看看书，不喜欢和一帮人凑在一起玩呀闹的那种。但也没独到任谁不理的程度，就是逐渐养成了那么一种凡事独立完成的生活习惯而已。
那样喝那样唱，我现在也不认为就是“不守规矩”了。在我考大学之前，其实最大的志愿，就是想马上离开家自己一个人去独立生活，所以，我当时甚至连广州中山大学都给填上了。心想我只要能离开天津离开家，自己就一定能海阔天空怎么怎么着！其实后来也没怎么着。在大学里除了喜欢课余喝完酒唱唱歌之外，其它方面还都是比较守规矩的，比如说不捣乱、不打架、不闹事。
有时候是出过错，可我觉得都是由于其它的原因而造成最后事情没弄好，我的第一感觉始终是对的。包括对有些歌的把握，别人拿来一首不是我喜欢的歌，就算之后我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把握去发挥，仍然会出现种种不尽人意的结果。其实有好多时候，在录歌之前，直觉就已经在心里不断暗示我：这歌是不行的。可由于种种原因，接着还是录了，可到最后，不成就是不成。所以尤其对音乐，我一直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
我应该算是比较追求完美的。对自己的苛求，长久以来也比较困扰我。我为什么好长时间都没出唱片，这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有时刚一上手要做，又感觉这方面不太对，那方面还欠一点，结果弄来弄去，最后结果就是没做。所以现在我就老在说服自己，别老想那么多了，爱谁谁，先把东西做出来再说。
挑剔，当然挑剔。所以经常会因为这种苛求特别得罪人。比如有时候对一首歌，尤其是名家做的，讨论来争论去，本来是为精益求精，可后来就会把事情搞得很尴尬。我感觉自己这一点并不好。因为如果有时太过追求完美到某种程度，就可能会造成在很多创作细节上不相信别人，恨不得所有事情都由自己来弄。可尤其现在的通俗艺术，在操作上已经相当工业化了，都是各司一摊，所以老这么较真，同时自己又不可能在哪个领域都是最好，这就难免会给别人造成误解：不就弄一个歌嘛？你干吗老那么挑呀！
首先你要想挣大钱，肯定就要付出很大努力，这已经是很大的不自在了。可又有哪个人嫌钱挣够了的？说咱们挣这么多钱就成了，从现在起就不再去挣，舒舒服服活着就成了？绝对不会如此，人没有一个会嫌钱太多的。结果总是周而复始去忙钱，你说那心里能真自在嘛？我前些日子在飞机上看到一篇文章特别有意思，说香港有两口子拼命挣钱，就为了供一间大房子，家里还专门雇了一位菲律宾佣人，结果两口子每天晚上也就是回来迷迷糊糊睡上一觉，第二天起早又各自得出去奔命挣钱了。结果那么一间大房子，就是天天供着那个保姆足足享受！我当时看完就好笑，仔细想想，人可不就这么回事嘛？
你这么看，但我自己断然不敢以清高自居。也是从小就不太习惯日子总过得那么火火热热的。没那个必要。我是属于有事情就去做事，一旦没事了，我就赶紧回家自个儿图清静点最好。
我是有意回避。因为实在是觉得没那么多好说的。如果我老对着媒体没完没了地说东道西，我就会感觉自己很不堪了。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是做音乐的人，对媒体我能跟人家讲的也就是音乐上那些事。除此之外，我的日子本来就跟所有别人都是一样平平常常的，你说那又有什么好多说的呀？当然如果我真有新歌出来了，听众有事情有疑问，我可以出来借助媒体说几句，就算是正常的互相交流吧。此外我始终认为，音乐实在也没法真说清楚，音乐只能是让人去听的。而且有的炒作现在已经给人造成了这种印象，说来说去全跟音乐本身没什么关系。结果弄到最后，居然没人再理会歌儿到底是唱得怎么样？都在关心的是唱歌背后那点事，这点事再关心完了，又转向歌手背后的那点人事。一扯到这份儿，我就真觉得很没意思了。
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包括碟，都看。另外说实话，我这家里就算存得不多，也得有1000多张唱片，就算我一天听一张，那得需要多少时间？所以说要真想悠闲自在地打发工夫，那可做的事情就太多太多了，一摞一摞的书放在那儿，一堆一堆的唱片摆着，可供消遣的事情都恨不能顾不过来。
有天赋方面的因素。另外它还需要两个方向上的经验，一是我已经唱过这么多歌，靠实践的经验。另外一个方向，我认为它是源自于一种直觉，就是某种艺术的先验性。这种能力可以凭借一个艺术家过去经验的累积，也可能是对艺术、人文各方面的综合感受，最后沉淀下来，你其实很难将它归类成什么具体规律，然而你却可以依据它迅速做出一种判别：它就应当是这样而不该是那样。所以我到后来唱歌，事先就干脆什么都不多想，而就是张嘴去试。我记得二十五六岁那时候，进棚里录音，快着呢！一个小时唱完两首歌，转身就走人。可现在录一个歌，很慢，有时得两个小时甚至更长。因为心里总在寻找一种更理想的状态。技巧方面的考虑是越来越少了。
我并不认为这种创作应当是完全私人的，可有时候我自己并不很以为然的东西大家却很喜欢，这种情况倒会出现。
都在夜里。白天状态不对，总是闹哄哄的，外面不安静，自己也不安静。所以我的生活完全是黑白颠倒。一般我都是早上6点才睡。
在这一点上，我是特别主观的。当然我也是做流行音乐的，所以经常会被外部标准所干扰，说你应当怎么怎么写。但我的道理也很固执。就算从完全商业的角度讲，某些歌曲创作出来，所以能被别人喜欢，就是因为它很好听，而不是由于我在创作时我考虑了各种商业因素才被别人喜欢的。所以我写歌，从来不考虑那些乱七八糟的因素，就是一心想把它做好。
不是乏味。是慢慢会走向平静。那种最初的火热过去之后，说得浪漫一点，会留下那么一种美妙的温情。然后就会变成两个人的一种聚合力，而且我自己也习惯于这样，互相之间特别默契、特别理会。我觉得这反而比当初那种火热更难得。我觉得两口子有了这个非常重要，很多事情不用多说什么，互相就什么都已经心照不宣了。
我是追求这种东西的。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日子过得鸡飞狗跳墙，可还能去创作。但我既不能接受那样的生活，也不习惯于那样去创作。所以我感觉选择这样的家庭生活特别适合于我。
家对一个男人？很明确也很简单，就意味着是一个家。说白了，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一半对一半吧！反正不喜欢老排得很紧。包括各种演出，就用各种办法去躲。最多一个月也就是跑出去两次，再多，从心理上自己就承受不了。倒不是说体力上会如何疲劳，就是一弄多了、贫了，无意识之中，就会把本来站在舞台上很有意思很好玩儿的事情，变成一件相当无聊的营生。其实真站在台上唱歌，顶多就是20分钟左右，但前后那两天，你还得在唱歌之外，吃各种莫名其妙的饭，说各种莫名其妙的话，出入各种莫名其妙的场合。
如果在国内，去哪儿都能让人认出来，到哪儿都是得躲在一个什么地儿，我的相貌特征太明显，怎么化装都没用，横竖都是个不自在。所以也就只能待在北京了。如果说国外，我比较喜欢希腊，我觉得那里很有古风，特别遥远那种感觉，而且又不沉重。比如意大利就让我感觉有点累，走到罗马，到处都用铁链子圈一块石头，然后告诉你它有几千年的历史。希腊的东西好像离我们更远，可又飘飘摇摇地还在，那种意味真好。而且希腊的民风特别慵懒、闲散，那可能跟我到五十岁时想要的差不多。我上次去希腊演出，然后又在那儿待了半个月，开始就觉得这的人怎么能这么过呢？一个星期工作五天，实际真正全天上班也就是两天。按说那里的人均收入并不高，但是谁都无所谓，周末到海边全是人，尽情地玩啊，照中国人讲话，就是小富即安，我觉得人就应该这么活着。
艺术本身就是渴望自由的，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自由发展更应当被搞艺术的人充分领悟。眼下商业化程度比较严重，它对艺术家最不好的侵扰，就是让你越来越进入类型化，包括我现在看电影，都形成了一种本能反应，一部片子，看两三个镜头，已经知道它是哪类电影，再看到第十个镜头，已经根本不想再看下去了。看电影是这样，我们做音乐，也很容易掉进同样的套路。所以对那些类型化、概念化的倾向，我是非常警觉小心的，因为它特别影响创作的自由度。精神流浪应当说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我当然是达不到了，但我起码还知道曾经有那种境界存在过。
我没有。我还没发现自己对唱歌之外的什么有特殊敏感。
只对我个人讲，那是根本不可以容忍的。一层就是在讨好，可讨好观众的时候，就已经把做事情的目的给弄错了。现在有一种说法：观众是演员的上帝，这话是错的。我从来都认为，观众也好，演员也好，你坐在下面，我站在上面，我们都是为艺术而来的，艺术才是所有人的上帝。观众是欣赏，我是来传达，在艺术面前，两方面完全平等，根本用不着谁去讨好谁。尤其是不可以在唱歌的时候和观众握手，从技术上讲这是不能逾越的。观众是观众，我是在台上，审美是需要有一个距离的。包括我最不愿意站在观众席里唱歌，因为这么一来就全都错了位，形式和逻辑上都乱套了。我可以在台上激情四射，但如果我把自己裹在听众群里去激情四射，我就傻到家了。
流行音乐，基本上没什么可比性。流行音乐是靠张扬个性实现的一种艺术。唯一可比的就是自己千万不能跟人家太像了，如果一像了就麻烦大了。
我唱的歌似乎是很难跟生活套上，源于生活——你说唱胡雪岩的那首，源于我的哪种生活？我没地方去寻找百十年前那富商的感觉，做梦也找不着那感觉。《好汉歌》就更不靠谱了，那唱的是江洋大盗。咱的骨子里没有那种霸气，别说霸气，就是出去跟别人吵一架，过了半个小时腿还哆嗦呢。《北京人在纽约》，全剧组就我一个人没去过纽约，只得坐在家里攒。好在说的是北京人在纽约，对美国的事儿多少还知道点儿，要是说“北京人在巴基斯坦”，就坏了，那感觉没法去找。音乐是个艺术品，最终实现的是审美，跟生活有关系，但不仅是源于生活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别人常问我：你在唱那首歌时想到了什么？坦白地讲，什么也没想。演出前把歌练熟了，然后就站在舞台上，你张嘴，按照你的领悟表现。你听着自己唱——这儿过了，哪儿少了，就是这样。有时候是我写的词自己都背不下来，就这样唱了。这时候，你对音乐的感受，你对音乐的理解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流出来了。如果刻意地要把这个字这么解释，那个字那么唱，就会适得其反，就会让人觉得有“做”的痕迹在里面。
你唱完了歌，你的声音，你的动作，连同你的形象都可以被淡忘，剩下的还有一些东西让人感动，这才是音乐的魂。如果，你太注意表现本身了，那就坏了，你就会失去掌握核心部分的那种境界。艺术到了一种境界，实际上就表现为一种拿捏、一种控制。音乐也好，舞蹈也罢，在进行过程中不是放纵某种情绪，而是控制某种东西。这种境界，它应是完整的，不焦不燥的，是那种真实的、自然的艺术——这就是一种控制，我也一直在找，找这个控制的点。
人们似乎总习惯于把音乐分成民族的、美声的、通俗的。依我看，大可不必这样，因为音乐是一个很自由的东西，怎么合适就应怎么去处理它、演唱它；还因为音乐给歌手留的空间已经不多了，既然这样，就应尽可能用你所掌握的各种音乐形式表现它。如果过分地注重人为化的类型化分，便会让音乐失去它的神采。音乐有一个原则——它是不是好听。只要是好听的，什么样的类型就显得不重要了。人们总是说，严肃音乐听众少，没这么回事儿！帕瓦罗蒂的歌听的人就多，因为他唱得好听。假如把音乐做得真能打动人，就是成功了，比把它归到哪一类要强。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你得懂音乐。什么样的音乐都得听，古典的、现代的、欧洲人的，我们自己的，甚至连戏都听。因为对于音乐人来说，你听得越多掌握的手段越多，你的表现方式就越丰富。就说《好汉歌》吧，这种音乐虽不适合我，但我知道赵季平老师和易茗老师他们俩要把这歌弄成个什么东西。听他们录伴奏时，我对他们说这歌多少有些难为我，但我得想办法。录音时，我让乐队把伴奏开大一些，把我的声音放得小一些，这样，我的声音就掩在了音乐里。我闭着眼，撒开了嗓子唱——我超越了自己，这样录出来后，正好是他们所要的东西。
作为一个歌手，首先应把作曲家想要表现的东西实现了，这是第一层。第二层便是超越自己，我把以前做不了的事儿做了，这些都是挺有意思的尝试。
一个有经验的演员，应懂得如何控制舞台上的效果，实际上这个本事在于能从观众的很小的一点点声响中判断出台下的状况，从观众中的反映中，你以为这样唱就对了，那样唱就不对了，来不及想其它更多的东西。我唱歌，其一是尽可能把作曲家原来的意图体现出来，这就要求你一定得感觉得到词曲家要展示的那种东西是什么，然后尽可能的把这个东西传达出来。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演唱者的创作。其二是，把这首歌琢磨透了，让它变成你自己的，这一点很重要。尽管你是二度创作，观众却不知道舞台背后的事儿，人家以为这歌和这人是联在一起的。我唱《弯弯的月亮》每次都不一样，不是我要改，是因为当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台下观众的状态和我自己的状态影响着我，促使我改变它。
过去有一路人所谓“美食家”，他们的第一大本领，就是闻见味儿，看见色，一筷子下去就知道这菜的手艺怎么样。这本领从哪里来？是从大量的吃的实践中来。那么，要给歌把脉，就一定要见过各种各样类型的歌，突然送到你面前一首，你才能一下子识别出来，然后，才知道它是怎么个唱法。你要听得多，这是一个量的积累。另外还有就是你本人的感悟力的问题。如果作为“美食家”你的舌头不好，100个厨师做的100道鱼香肉丝，你尝起来全一个味儿，这就不行了。我们的面前有太多的前人，有这么多前人的东西摆在我们的面前，足够学习了，这种日积月累的过程会渐渐提高你的感悟力。音乐是一个过程性的艺术，与固定在那儿的雕塑不一样，它是流动的，这种流动的过程很容易将内心的感受传达出去，任你去体味它，感受它，有时你也说不清它是什么。
不是说保护自己，牌儿大到这样了，确实什么事都会找上来。我觉得没有什么的话能躲就躲，别曝光率太高了。假如我一年出3张唱片的话，媒体做点什么也就算了，如果没什么事就别说话，尽量低调一点。想招惹是非是分分钟的事，说保护自己，我不是故意的，有事说事，没事就算了。我觉得做音乐的人靠音乐和人说话，没有音乐还整天到处说，对音乐是非常有影响的，人家听音乐的时候会想起你说的那些话。十多年来我一直是这样控制的。
我也想过，但没去找。就像你说的，名气这么大，乱七八糟的事特多。但我处理的不多，因为我一直在拒绝的状态，剩下的事我自己能打理。我给自己设了很多……比方说演出，什么可以演，什么情况下不去，越设越多，这样觉得可以去的事就不多了。
第一，从我个人来说我确实喜欢，我父母都是老师。我从1985年毕业后就做老师。西方音乐史是我自己费很大劲儿学下来的，如果不教书的话，以我现在这么忙，早就忘了，每年上课又拾掇起来了。现在做流行音乐，老能从里面得到东西。另外的原因，你说高校里的大学生真的不喜欢古典音乐吗？不是，从我上课的效果来看，学生很喜欢，他们接受。像我既然能做又愿意做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做呢？
应该起点作用。但你去听我的课就知道，学生选这门课来上，可能是因为我的名气，但上课后不会提出课以外的要求，是这个课本身站住了，不是人怎么样了。
我觉得应该比我的歌好，歌有新有老，良莠不齐，但这个课我上了15年，每年都在丰富，越做越好。
我这头发，很多人给我出过不少主意，包括（中央电视台的）徐晶，说要这么弄这么弄，结果就没找到合适的。以前就长，后来才给扎起来，结果扎起来，好了，特别省心。我一年只要剪一次头发就行了。要我一月去剪几次头我受不了，所以现在扎起来最好。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