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音乐家而言，音乐的使命在于交流与尊重，从小处讲，是与观众欣赏能力和理解能力的交流，从大处讲，是与他国音乐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学习。
我们要明确自己的使命，那就是为改变世界对中国的观念而努力工作。而音乐便是中国让世界倾倒的魅力所在。
所谓冠军绝不仅是赛场上的比拼，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责任的担当，使自己的事业能够配合时代前进的步伐。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要更加积极地走向世界，只有伟大的乐曲方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先职业，再谈事业，十年来我们一直努力做到职业化。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十年来，我们一直努力做到职业化，中国爱乐培养出一批追求艺术热爱职业并且都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音乐人，他们都为自己在中国爱乐感到骄傲。
中国爱乐不取巧，十年来中国爱乐的表现给所有乐迷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发扬了“爱乐精神”。
来自国内外的艺术家共同为中国爱乐庆生，这是一场很有意思的音乐会。
北京是个很可爱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剧院生活，票价一定要和生活指数成比例。
我这个人本来睡觉就少，只需要5个小时，但我工作量很大。我的工作习惯是晚上11点开始看总谱，一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或2点半，其他很多时间都用在管理上。
2004年应意大利国会邀请，中国爱乐乐团在意大利参议院举行了盛大的音乐会，除了意大利作品,还有《良宵》和《春节序曲》等中国曲目。当时意大利总统钱皮邀请了梵蒂冈高层作为听众，他们都被中国人演奏的音乐打动了。2006年是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纪念，当年10月28日，中国爱乐乐团在王府井天主教堂演奏了莫扎特的《安魂曲》，这次音乐会奠定了我们梵蒂冈音乐之旅的第一步。今年4月8日，我指挥中国爱乐乐团和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演出《安魂曲》，演出当天中午，我们就接到了来自梵蒂冈的正式邀请信。
压力肯定有，时间短、难度高，而且这次演出还兼具政治意义，没人敢怠慢。尽管曲目是我们都熟悉的，但我们还是抓紧一切时间排练。而且我们的独唱和合唱都是重新筛选过的，都是中国人。
一开始我们想选的是马勒的《大地之歌》，但最终还是确定了莫扎特。我知道教皇是一位莫扎特专家，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文化上的亲近和认同表达我们的尊重和友善，显示出中国人的文化自尊。我们想让世界看到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了解程度，展示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姿态和形象。
都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其实是有前提的，必须是在人家能够听得懂你语言的情况下，否则没办法把你的理念输出。世界上很多的矛盾都是由于对对方文化的误解产生的，化解的最佳途径是交流，而交流是需要共同的语言为平台的，音乐就是超越肤色、种族、宗教、文化、国界的特殊语言，具备千军万马难以抵挡的力量，我们只有敞开心胸和世界沟通才能让人们看到一个全新的中国。
我最紧张的不是表演，而是演出之前的致辞，为此我修改了好几稿，最初的发言稿措辞很谨慎，还用了很多优美的文学语言来修饰，但在最后一刻，我决定抛开讲稿，用最简单明了的语言表达心情。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教皇对音乐的反馈，他说这是他听到的最完美的莫扎特《安魂曲》，他的评价已经超越了宗教领袖的身份，我更愿意把他当做一个学者。
这次巡演有两家主赞助商，一家是中国建设银行，一家是奥迪。奥迪作为本次惟一代表境外的合作机构，我觉得很特殊，从赞助的角度来说，与其说“奥迪赞助”这几个字，不如说奥迪它是一种文化精神。说赞助这个词我觉得说得低了，奥迪是一种文化理念、一种精神，奥迪所推动的是一种文化的责任感。这次奥迪和中国的艺术家们共同完成了一次将影响甚至超越一个世纪的历史性事件，我现在不把它归为政治性事件，它将开通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新的平台。 记者 罗颖
10年的经验总结成一条，那就是我们在不断追求成为一个职业乐团。
回想10年来，我们乐团的演奏家从第一场音乐会到今天，已经有70多位音乐家离开乐团，也进来了一批新人，但音乐会艺术水准稳定。音乐家的流动对于每个乐团都是正常的，但是能够不受影响，艺术水准不断提高，说明乐团的运作是在职业水准上，这是最重要的。
票价对于中国音乐爱好者来说，是很长时间的困惑，票价合理以后，广大的音乐爱好者才能走进音乐会，首先是要广大消费者能够消费得起。总之，10年的成功经验，就是职业化。管理的职业化、艺术理念的职业化和运作的职业化。
杭州是一座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人文环境备受公众关注。市领导具有远见卓识，能站在世界高度决定成立杭州爱乐乐团，并给予坚定支持。我很荣幸能参与筹备爱乐乐团，并在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出任艺委会主任。
打造一支有竞争力的乐团，还需要大量的调研、研讨、职业化设计等工作，需要我们认认真真、脚踏实地去做，这和建高楼大厦要打好地基一个道理。
谈起国内的交响乐团，说得最多也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四五家交响乐团，除此之外，其他乐团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号称交响乐团，实际上20人不到，连最起码的正常双管编制都没有。在长三角地区，杭州是一个经济重镇，应该有一个像样的乐团，在长三角的文化互动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作为杭州爱乐乐团的艺委会主任，我有责任和义务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乐团建设成一支一流的、全能的乐团，能为芭蕾舞、歌剧伴奏，得到音乐市场的认可。我要么不做，答应了就一定努力做好，我的认真程度高于一切。当然这个过程很严谨也很严肃。
一座城市想成为国际大都市，一支相匹配的交响乐团不可或缺。组建一流的交响乐团，不是一两句豪言壮语就能完成的，与领导远见、专业人才和媒体关注密不可分。可喜的是这些条件杭州都具备。昨晚我在杭州大剧院演出，观众对交响乐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让我非常惊讶，这给了我莫大的希望和期望。
如果说手机、电脑是应用科技，航天飞机等是尖端科技的话，那么娱乐就是生活中的应用科技，而文学、交响乐等艺术就是尖端科技。从这个角度讲，这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不易急功近利，你们要有耐心和我们一起，把杭州爱乐打造成一流的乐团，成为杭州第一文化品牌，一张文化金名片。
我们要用职业精神对待工作，我会给杭州爱乐绘好艺术蓝图，并定期给媒体一个交代。
至于标准，我们没必要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固定的条条框框内，好的对的就是标准。不是对的，就一定是错的；不是好的，就一定是坏的。自古华山一条道，只有用这四个字去衡量。目前国内音乐家生源奇缺，而有很多从杭州走出去的音乐家，我们都可以请回来，为我所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音乐总监的职责是根据乐团的自身实力、传统和人文环境，为乐团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判断，而不会去刻意规定乐团的风格，更不能用同样的风格来要求不同的乐团。
组建只有9年历史的中国爱乐乐团，上个月被《留声机》杂志评为“世界最鼓舞人心的十大乐团”之一，虽然这不是对乐团实力的评选，但说明中国的交响乐已经在被世界关注。
许多交响乐唱片通过掐分卡秒的录音力求完美和准确，其实，已经成为缺少活力的表演，听这样的唱片，尽管也有研究录音版本的乐趣，但从音乐欣赏的角度来说，就如一位国外音乐名家所指出的，是“抱着玛丽莲•梦露的照片入睡”，而现场欣赏交响乐，则是在享受一场“充满着错误、灵感和激情的音乐盛宴”。
因为平日指挥的时候总是背对着观众，今天要面对观众作演讲，我很紧张。如果有什么地方说错了，欢迎大家来音乐会上看我，可能在那种场合下的我更自然，更纯粹。
国际音乐节的举办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借由音乐去阐释一种文化理念，去沟通他人，实现世界大同。面对钢琴的私语，提琴的低泣，没有人不能情动于中，这和奥运会寓五洲共享和平之意于五环是相通的，如果说音乐是上帝的语言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体育则以激越的肢体语言表达了人类超越自身的远景，架起了不同民族和文化间沟通的桥梁。
就说作为一个这次的访问来说，尽管是一个纯民间的一个访问，但是很重要的是传达了今天的中国的一个信息，中国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至少改革开放30年以后，它在这个意识上面是非常开放的。这倒不是说因为要做一个特殊的解释，但是我的确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在国外这么长时间，回国工作这么长时间，而且我是因为经常出去演出什么这些情况，那我觉得事实上来说，今天的中国可能对世界的了解，远远大于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
不能说全世界，但是至少是指很多的人对中国的了解。如果要说成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我觉得这句话也能这么解释，就是说按比例来说的话也是这么个情况。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我觉得这种心态上面的宽容度，对世界文化的接受度，是很大的，至少年轻人对知识的追求，对求知的欲望。
尽管是一个纯民间的一个访问，但是很重要的是传达了今天的中国的一个信息，中国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至少改革开放30年以后，它在这个意识上面是非常开放的。这倒不是说因为要做一个特殊的解释，但是我的确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在国外这么长时间，回国工作这么长时间，而且我是因为经常出去演出什么这些情况，那我觉得事实上来说，今天的中国可能对世界的了解，远远大于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
不能说全世界，但是至少是指很多的人对中国的了解。如果要说成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我觉得这句话也能这么解释，就是说按比例来说的话也是这么个情况。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我觉得这种心态上面的宽容度，对世界文化的接受度，是很大的，至少年轻人对知识的追求，对求知的欲望。
我希望年轻人也能这样，就是说他要学会对所有事情的判断和理性的认识。西方世界现在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尤其对中国的这个上面，有的时候也比较着急，就看到很多人对中国曲解或者是不理解，我觉得是一种比较着急的事情，事实上我觉得作为我们做文化的来说，更应该有责任把这种中国的文化理念输出去，但怎么输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难道我们仅仅就是说把一些我们自认为是很好的东西就直接扔出去，还是应该有准备的。我还是这句话，就是要理性的，经过思考的输出去，对。
我希望你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国爱乐团在整个建团8年的过程当中，是不断地在向世界介绍中国今天的文化精神，那么这个文化精神包括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做很多中国音乐家的作品，我们传颂，像我们做的这个中西合作的，像京剧和交响乐的合作的作品，我们也让大家看到我们对传统的西方文化的一种演出，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是，全世界通过中国爱乐团这么一个富有朝气的，能代表今天的这么一个中国艺术家的一个团队，他看到了今天中国的一种气氛和一种精神。那么中国爱乐团在这8年里边，进行了很多的世界的各地的演出，01年我们当然是在台湾，02年我们在中美洲和美国，然后又去日本，然后03年我们去法国，然后，04年我们就去了意大利，05年我们进行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的演出，就是环球世界巡演。从那么所到之地的反应来看，大家对今天的中国印象有个完全脱胎换骨的一个认识。
那么04年底，这场音乐会延伸到今天的08年的梵蒂冈的音乐会。04年底是，我们是非常荣幸受意大利参议院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圣诞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很特殊，因为意大利参议院每年只举办一次的这样的圣诞音乐会，请世界上最著名的团去演出。后来我们知道，带着他的团在那里演出，就是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隆重的，所有的议员和嘉宾都来参加这个音乐会，那么这个音乐会的，我们演奏了很多意大利传统的曲目，像…的曲目，序曲，…的作品，…的作品，当然我们也介绍了中国的很重要的作品，很多像，春节序曲，良宵，带有非常浓重的中国色彩的这种。
音乐好比像水，人好比像容器
这是非常精彩的音乐会，而且向全欧洲的欧盟传播了，那么当时总理就非常高兴，在后台接待的时候，介绍了当时的嘉宾，也就是当时的梵蒂冈的外交部长红衣大主教的教主。那么介绍的时候，…，那名字还特有意思，它的名字是两个字，然后他当时就提出要求说，哎呀，我真是非常被你们感动，你们对两种文化的诠释，让我们觉得真是能够找到了一种文化上的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moment，然后他们就希望能够邀请中国爱乐去梵蒂冈，但是作为一个乐团的总监，当时我不能作出任何的表态，各方面的，尤其是在这么特殊的一个环境里，我就表示了感谢。当然回来以后，我也做了相应的汇，那么这个事情一直延续到2006年，也就是今年莫扎特250周年，中国爱乐团作为唯一的一个亚洲乐团，参与世界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会转播，那么为什么选择中国爱乐团，是跟中国爱乐团国际性是有关系的。
因为西方人，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考虑，他只是选择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团，整个亚洲就选了中国爱乐团。那么之后，我们又在王府井大教堂和意大利凤凰歌剧院一起演奏了莫扎特的，后来梵蒂冈又来联系，得知莫扎特这个音乐会的成功，又希望通过意大利使馆，通过其他的渠道表示，还是希望能够邀请中国爱乐过去。那么直到今年08年，得到一个机会，他们最后就说，能够邀请中国爱乐过去。那么我觉得在梵蒂冈演出中，中国爱乐这次音乐会最重要的远不止音乐会本身。
我们走出了第一步，打开了这个门，我觉得是对双方的的了解是有好处的，如果这个事情能够像外交部说的一样，如果这个事情最后能够对中梵双方有所促进，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最重要是它是一个文化上的交流，作为一个本身是文化的人士和音乐家来说，我觉得通过音乐这么特殊的一种语言，我一直说音乐是超越语言、宗教、种族的，它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我讲得更加简单点就是，我说音乐它不具备任何强迫你去接受的方式。
我那天在北大，跟所有学生在交流音乐的体会的时候，说音乐好比像水，人好比像容器，当这个水进了不同的容器的时候，它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觉，那这种感觉来自于你这个容器为什么会成这样或那样的容器，是因为你个人，你的学识，你的知识结构，包括你对美的一种追求，都会导致每个容器的形状的不一样，都会导致你对音乐感受的反应的不一样。那么音乐是超越了很多的政治、文化、宗教、语言，所有的事情的最好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和一个桥梁。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觉得首先你去梵蒂冈演出，对梵蒂冈的文化应该有所尊重，你首先对这个文化的本身应该是有非常尊重的，它是宗教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教皇就住在梵蒂冈城里边，他的辐射影响着全世界几十亿的教众，那么你对它的宗教文化的尊重，也体现出你对你自己的尊重。因为我一直说，尊重别人首先是也是对你自己的尊重，那么你对它的文化的了解，你得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第二个事情就是说，不要忘了，教皇本身除了是一个宗教领袖以外，他是个非常大的学者，他是莫扎特专家，他自己著书立著，他也演奏莫扎特，所以对他的本身，当然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当时德国，这大主教的影响情况就非常熟悉，所以你除了你自己本身专业以外，你对周边的事情要有了解。
第三个我就觉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能够让，就是说作为一个我们相隔60年的这么一个互相没有来往的这么一个不同的一个群体来说，我们能够互相能够尊重对方的文化，如何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文化很重要，那么除了当然我们在诠释这个世界文化的语言上面，能够打动对方，让他们看到中国，今天的中国已经远远不是他们印象当中的中国，我们对世界文化的一种包容性，已经远远大过他们对中国的本身的理解。
我们演奏《茉莉花》之前，他就跟我们在谈莫扎特，因为教宗对莫扎特的情况，我相信一定对他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我不敢去猜测，但是至少我觉得莫扎特最直接地打动他的一个作品，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莫扎特的专家，然后他自己是一个大音乐家。
他对莫扎特是很有研究的一个人。他上来就第一句话就说，我深深被你们的莫扎特说感动，你们演奏得太好了，太完美了。那么接下来说他，他的这个，可能开玩笑说，我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教宗的存在，而是他以一个莫扎特专家的存在，可能是一个特别高的一个褒奖，对这个乐团和合唱团的演奏，觉得是今天的一个，就是说我还是，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当大家在梵蒂冈来说，很难想象或者甚至在几个月前都很难想象，一个相隔了60年左右或者几十年的这么一个，来自东方的一个国度，一支乐团，在这边演奏了他们的传统的曲目，莫扎特的《安魂曲》。
我压力不是在音乐演出上面，而是因为在被梵蒂冈方面，就是说他们通知我说，音乐会之前，将由我致词，音乐会之后，教宗要致词，这压力就比较大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就我可能是成为第一个作为正式在梵蒂冈致词的中国人，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特殊的，我自己本身也不是教徒也不是什么，我觉得作为这个事，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我那天跟他开玩笑，我说，之前的音乐会，我从来没紧张过，但那天音乐会前，我上了三次厕所，我为什么上了三次厕所，并不是因为音乐会让我压力大，是因为这个致词让我压力很大。
你那时候代表了中国的一个形象。至少是在那边做这个致词，你是一个新一代中国人的形象，是一个国际化的今天的中国在这个世界大家庭里的一种形象。所以我就比较在意这个致词上的说话，因为作为音乐会来说，这是我的职业，它是太正常的事情，我从来也没有象我那天开玩笑说，让我背对着观众，多少人我都不害怕了，让我面对着观众，可能我就不像你们面对观众的时候，可能觉得很自然地，对我来说面对观众，让我说话，简直觉得这个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当时我在写这篇致词的时候，我就考虑到最重要讲的还是以文化作为一个东西来说的东西，说得更多的是我们今天作为中国爱乐团，能够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和一种愿望，那么我们当然就是感觉到非常荣幸的，能够亲临这个音乐会，希望我们今天的音乐会，能够带给大家一种和平和一种爱的的愿望。那我觉得这个上面是符合一个比较现实的我们今天的心情的，当时我觉得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内，因为大家也知道，在我们去梵蒂冈之前，我们面对很多的国际上对中国的杂音以及各方面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火炬传递当中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包括出现的一些非常不愉快的方式，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上面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个情况，就是中国人应该是爱好和平的，是尊重文化的，尊重对方文化的，也希望对方能够尊重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人和人之间是一个互相的沟通，我那天就说，我说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如果纵观历史来看，可能有很多的战争也好，还是一种误解或者是误读也好，都是可能是由于文化上的沟通，文化的差异。
一个是不沟通，还有一种情况什么，由于文化上的一种差异，造成了文化的误读，其实本身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并不见得是一个敌对的情况，甚至我看到很多的书籍，包括像对一些战争起因，有些时候，你觉得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引起了这个战争的情况，那么我就觉得……
对于人和人，国家和国家，种族和种族，换位思考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如何去学会尊重别人，其实也是教会你如何尊重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次梵蒂冈之旅最成功的事情是，我个人觉得是让大家看见了今天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和宽容度。那么同时也让大家更加地体会到今天新一代的中国人，有一种，就是面向世界的心态的。
在奥运之前，在各方面，我觉得我们能够做这么一个工作，我觉得是比较能让自己觉得很骄傲的一个工作，这个骄傲是，不是说简单的是一种个人的行为上的骄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上面，甚至在我们的这些赞助商方面的选择，我们的选择是非常注意的，你比如说我们主要去的主赞助方是中国建设银行，那么作为今天的中国的一个国际的大银行，因为中国建设银行现在已经是世界级的大银行，那么它能够代表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支持者，从世界文化的一种支持者的一个角色出现，另外赞助方包括像一汽大众的奥迪，那么奥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是德国公司在中国落地的一个，和中国合作的一个机构，那么教宗本身也是个德国人。那么在这些方面上，我们可能考虑的，我们都考虑得比较多。
至于那么这两家机构的整个，这个欧洲巡演的支持，我们都非常在意，不是说在平时的巡演上面，我们就会只说赞助商就是赞助商，那这次可能会考虑比较充分一点，如何代表今天中国的，尤其像我们必须有一个主赞助方是我们中国的机构，包括建行，包括他们的，在整个欧洲巡演里用的，他们的广告词就是叫善建者行，那么这次整个欧洲之行，就是代表了今天中国的一种文化，因为建行的这个广告语是一种文化的宣言，是一种文化的推动。那么奥迪更是中德之间的一个结晶，我觉得这个，包括教皇作为德国人，他也应该看到今天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对世界的另外一种认识。
整体上来说，都是在文化的一种理念下面，推动整个文化，它不是单纯的只是一个政治事件或者怎么情况，可能对我来说就比较陌生一点，因为我，还是一个文化事件，尤其是一个完全从民间角度来走向梵蒂冈的第一个台阶的这件事，我觉得。
因为我管的机构也多，如果说都是这么细，当然我也有，所以他们说我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上海人的仔细，加上北方人的比较，比较稍微宽一点的性格，可能这样。
个人跟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首先一个情况，首先人不能以自己的能力去猜测别人的能力，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身体很弱的一个人，我只能干4个小时工作，并不代表别人身体好的人不能干8个小时工作，一个人不能以自己的范畴去思考别人的问题，好的指挥，一定是好的活动家和管理者。
一个乐团好比像一个机构一样，每个声部好比是你的部门，如何把这个乐团在一个有效的时间内把它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演出，包括你如何把一个乐曲诠释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让乐手明白你所需要的，或者把他训练成你所需要的声音，这都是一个管理的过程。
好的指挥，他必须是好的音乐活动家，好的指挥，主要在推动音乐活动的时候，他是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我们的音乐会不是说像放唱片一样你取来就可以放了。我曾经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很多人愿意听唱片，但是作为音乐家来说，我一直鼓励大家听现场的音乐，伟大的德国指挥家…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听唱片好比抱着玛丽莲.梦露的照片在睡觉，但是真正好的音乐会，应该是现场音乐会，那是充满着错误与灵感的完美结合的一瞬间。就是充满着错误和灵感和激情的完美结合的一瞬间，在现场的音乐会，才是有激情的，因为录音基本上都是现在的技术，都是剪接的，剪接的情况，没有一张唱片的音乐的句子是完全不断的，一气呵成的东西是没有的。当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一瞬间的激情迸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听唱片更多的是一种，在一种无菌室里的，就是说一种实验室里的，让你任何都是觉得完美无缺，但这种完美无缺恰恰缺少了一种生命当中一种冲动和激情的东西，也许我们现场音乐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小的瑕疵，甚至观众的咳嗽，或者偶尔一下手机铃响，或者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最重要的现场音乐会，是带给您的无穷无尽的激情的回想，就是让你可以久久难忘的这种激情的展示。
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我受当时的德国指挥的影响很重，他跟我这情况也很类似，他在音乐指挥和管理之间的平衡得很好。我试图能够把它做好，但我不一定说是能够做到真的是完美无缺的情况。但是有一点就是，人如果说你有这份激情，去完成不同的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真有这份激情的话，努力去做它，我相信人的能力是无限的。如果你真是愿意把每件事情无私地去把它做好的话，你一定会带给自己和大家一个很好的结果了。
当然做的程度有高有低，但没有关系，我认为程度高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充满激情去对待你的工作，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一直在说，哪怕一个很小的工作，你能做好它，好过你做不好大的工作。什么事情就是你这个人别好高骛远，最重要的事情是能够把你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认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生命是有限的，真是应该把它好好地利用，怎么能够把它做得更对得起你自己，我觉得对得起自己也好，对得起社会也好，最重要的是你的认真程度，我觉得最重要是这样，可能在德国呆的时间比较长，对这个人的认真程度，看得非常重。
我在到德国念书的第一天，我的导师就跟我讲，说世界上没有事情是完美的，但是你必须试图把所有事情做成完美，当然这要求比较高一点，没有任何人把事情做得完美，但如果你有一种积极的态度说我要追求一种完美的话，至少你对每件事情的要求标准，不是，标准就高了，我现在觉得最怕的事情是没有标准，说这么也行是那么也行，或者这么行，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标准可以有高有低，但是你必须有一个标准，你不能说你没有标准去干一个工作。
德国导师的训练 跟魔鬼训练营似的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它都有一个标准，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标准放在由自己来看待的一个位置上，你不管行政也好，艺术也好，还是管理也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标准，你有没有要求。但是首先一个问题，从你自己做起，不要先去讨论别人怎么样，所以我不太愿意去评价别人做得怎么样，我更愿意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带的团队，我自己做的工作，我怎么把它做好。因为事实上，事实是胜于雄辩的，而且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身教一定大于言传，说得多不如你做得好，做得好的话，事实上面来说，大家会跟着你在这上面找到一个工作的标准。
中国爱乐团，或者我带的中国爱乐团，或者北京，能够做到今天这地步，能够在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它跟它的管理本身来说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它管理不好的话，没有这么样一个做艺术的平台和空间的话，它不会做到这么好的一个艺术空间的。所以如果要启发的话，每个人应该找到一个工作重心的这种平衡方式。我们在这上面，学的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具备一个很好的机制，或者是一个管理的一个方式的话，你的艺术的实施会夭折掉，当你艺术做不好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再进行任何市场的运作，因为你本身的产品都没有的话，你怎么会做市场上的呢？这完全是一个理性思考的过程。
我觉得我在德国念书最大的优点就是，让我从一个纯艺术家变成了一个能够理性思考的这么一个人。
我去德国的时候，受了外祖父很大的影响，我外祖父因为原来是在欧洲念音乐，他就跟我说，他说希望能够去欧洲的一个传统国家，能够学习音乐的本身。外祖父给我提了很多要求，他认为就是说，如果学音乐本身来说，要对欧洲的整体文化你要有个了解，因为音乐只是这个文化这棵大树上的一枝，你必须对它的，包括建筑，文学，戏剧，对吧，然后绘画，雕塑，都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以后，对你的音乐的帮助会很大。我觉得他这个对我受益匪浅，因为事实上来说，作为一个搞音乐的人，如果说他只是一个单一的情况就很难成为一个音乐家，就像咱们画画的人一样，如果他对整体的艺术的各种门类，都有了解的话，他的画也会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如果纯只是个音乐家的话，那也许最后只能成为一个匠人，就这么个情况。
我觉得经典比较靠这个上面来说，因为什么呢，古典音乐往往会被人往古的里面，或者往老的这个情况想，因为我们的音乐能够流传到今天，主要是因为它非常具有它的经典性，它的生命力，那么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对我来说，任何音乐，我都是觉得可以接受。
自己很走运，能够从小时候的被逼学音乐，到最后自己爱上这个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更多地就是热爱这个音乐本身这门艺术，那么通过这门艺术，我又能看到了很多方方面面的艺术的门类和有机会接触到和艺术有关系，尤其是音乐，它本身跟其他的门类的艺术，它们经常是有相通的关系，所以我非常地高兴。
所有的搞艺术的人，跳跃感都很强，搞艺术的人，他的思维的跳跃感一直是非常强的。
这个跟个性有关，所以我一直在说，人可能最重要的是个性，我认为个性决定了你，就是今后在你的世界里，或者你的一生当中，你在完成你生命的整个过程当中。
看你自己，我觉得首先一个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它本身在这了，但是如果是你这个人，如果能够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去吸取好的东西，当然看你自己能够改变成什么样，但是我觉得学习的过程是不可失的。
我觉得在欧洲的这8年的生活，改变了我自己生活上对事物的认知度，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理性的思考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事情，应该用非常公平的一个方式去看待一个问题，在判断一个事物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一种冲动而去判断一个事情，我一定会对这个事情的前后左右，有一个理性的判断。这个导致我对管理上面的很多事情，也会发生兴趣。我自己对自己又强调，千万不要隐藏自己的性格展示，因为我觉得性格的展示，这种长时间的压抑和隐藏，会造成你对艺术的缺少纯真和自然流露的一种冲动，因为我觉得尤其象刚才我跟你说的那样，音乐学像水一样，它是一个最直接能反映你一个人的对音乐的反应，我一直说音乐就像一面镜子，它也能看出你这个人，照出你这个人到底怎么样。那如果这个人变得很假的时候，可能他对音乐的诠释，就不能达到一种完全从自然性情上面的流露，你也会很痛苦。我觉得，当我某一天觉得自己不能够做到这点的时候，我一定拒绝再上台指挥了。
那个时候，我就做过一段训练，就是我在德国的时候，但很多人不理解，说余隆，为什么现在你有这么多的精力，有这么大的曲目的储存量，因为我们每个星期开音乐会，很大部分的作品，要到指挥处来…，我说你们忽略了一点，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大量的曲目的积累的过程，我就说，这是自控能力的训练。我们当时的德国老师是这样培训我们的，我们导师培训我们，三天你不出门，看掉8本总谱，打个比方，开始根本看不进去，对不对，后来就是不说一天，三天可能看一本都看不掉，就是这个情况，但是这个浏览过程，当时是逐步逐步积累过来的，三天里边只许喝水吃面包，我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
那我们最后的问题，不要那么务实，我们可以稍微大一点。你既然这么强调，就是音乐在文化中的作用，文化对于这个社会的作用，咱们这么说吧，比如再过20年，再过30年，你回头看的话，你所做的什么样的事情，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会影响，会让你觉得太欣慰了吗？
我谈不上为文化做什么事情，因为文化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觉得我首先是个音乐家，而且我做的工作就是音乐，很大程度，我更希望如果我们过多少年以后，回头看这么多年里边，你做的这个工作里边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能够让自己觉得在整个中国音乐的形成当中，你是这一分子，而且我一直说，中国音乐能走到今天，我们应该感谢老一辈音乐家。我说实话，我觉得从最早的像肖有梅先生，王志先生，一直到，他们把音乐带入中国，包括刘天华，作为中国民乐最早的音乐家，中国音乐里有贡献的音乐家，一直到后来，再后面，你就包括像何鲁丁先生，包括我外祖父丁山德先生，一直到李德伦先生，一直到后来的这些作曲家，包括像谭盾，像郭文景，像叶小刚，一直到我们这一批音乐家到今天，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个是一个星火相传的过程，人们应该记住这整个路上的所有音乐家，把我们中国的音乐发展到今天，是一块一块砖这么垫过来的。
那我如果能够成为这条路上的一块砖的话，你能够被放进这条路里面，成为一块砖的话，我觉得已经够欣慰的了。我觉得这个事情上来说，有多少学音乐的人，付出了一辈子的努力，可能也就是像流星一样闪过去了。你在整个中国的音乐路上，你能够作为一个垫脚石，能够一路铺下去，为下一代的音乐家继续往下铺下去，能够进入这么个角色的话，我觉得够了。我觉得，因为我在看，学音乐本身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事实上，我们小时候都经过了非常痛苦的这个学习过程。
重庆出了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像罗中立等，这些艺术家正在逐渐让世界了解重庆。此外，重庆的新年音乐会都已经举办11年了，它也逐渐成为重庆一张文化名片。
萨尔斯堡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彼得•鲁策齐卡表示，北京国际音乐节经过10年的成长，目前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三大音乐节了（另外两个是瑞士洛桑音乐节、英国萨尔斯堡音乐节），这应当是一个最权威的说法。它也是国内唯一在演出质量、运作模式方面与国际接轨的音乐节———现代化的运营机制和管理方法、加上一套正规班底长年有序的运作。音乐节在管理、运营和操作上达到了国际标准，计划、谈判、项目、宣传、接待等全部制定了详尽的工作条例。这正是国内许多艺术节和文艺团体的弱项。
音乐节必须有歌剧，因为歌剧是集音乐、戏剧、舞美的综合艺术，代表着音乐的制高点。音乐节不仅应该做歌剧，更应该关注中国歌剧的创作和发展。北京国际音乐节本身也是从只做歌剧史上的经典歌剧，到做在世界上刚刚首演的中国歌剧，这一步步走来是相当不容易的。
我只能说，音乐节的票房收入大多用于公益性的大师课、儿童音乐会。我们不能将票价转化到市场和观众身上，票价太高会让更多的观众听不成音乐会。为了保证票价的低廉，这就涉及赞助商的问题，一个音乐家来北京演出的出场费、国际差旅费、住宿等一切都需要钱，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大公司的赞助说成是和我们的相互利用，这是他们对于社会的回馈。
我认为一个标准的交响乐团，应该有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制式”，包括有固定的音乐季、演出量、固定的演出场次以及国内外的交流。中国爱乐乐团一直在艺术上以国际模式运作，在行政管理和经营上逐渐与国际接轨。真正国际化的交响乐团不仅要在艺术模式上国际化，也应该在行政管理和经营上国际化。
有了艺术上的品牌不精心维护，缺少经济上的支持，品牌就会生锈。在欧洲，交响乐团的财政大都由政府拨款解决，所以欧洲的一些乐团虽然也遇到财政困难，但政府却能够保证乐团艺术生产的经费使用。美国乐团的财政机制是依靠政府财政拨款与知名企业赞助各占一半，赞助商对于乐团的赞助已经成为美国乐团经费来源的固定模式，而不是依靠票房来养活乐团。所以，欧美乐团在本地演出的票价对于当地观众来说是相当低的。无论是赞助商还是政府部门，都认为支持乐团是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表现。乐团的声誉是这个国家和城市文化的标志。
应该说我是幸运的，1998年回国时没想到国内会有如今这样繁荣的音乐市场。现在的古典音乐市场不很景气。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老演一些迎合大众口味的东西。就像我们的音乐节，虽说是买票的，但是在艺术上还是有标准、有规则。我不认同因为市场的原因而改变艺术标准，艺术不仅是娱乐，要按照艺术规律操作。如果纯粹迎合市场，我相信20年之后，世界将陷入一个可悲境界。
人活着就是靠一口气，靠对事业的热情，困难人人都有，但只要拥有激情，就能把事情做好。
中国的唐朝、宋朝世界闻名，知名的是它的文化，是唐诗宋词等，因此只有文化才能真正地留给历史，正如成都今天对外宣传，首先要讲的不也是杜甫草堂、武侯祠吗？因此我希望成都的古典音乐事业也能做大，利用本地丰富的人才资源，像北京、广州那样形成氛围，在文化上与国际接轨。”
成为建国后新一任音乐总监。用余隆的话来讲，这是一个极富历史意义的“巧合”。这个巧合揭示了上海交响乐团薪火传承的传统，也标志着具有上百年历史的上海交响乐团在机制改革中迈出了全新的一大步。
我们应该感谢历史上所有为上海交响乐团做出过贡献的老艺术家们，他们才是上海交响乐团的灵魂，正是他们延续了上海交响乐团的优良传统和辉煌历史。
我对于上海，有一种特殊而深厚的情感，这里有我最美好童年的记忆。在离开故乡21年后，我又加入上海文化工作的行列，要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建设尽一份力。
作为一线城市，在世博会即将举办的今天，上海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城市，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有全新的表现。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上海，都需要有世界水准和影响力的文化形象。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前辈们已经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而我们也要为上交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大家都很好奇我是怎么分配我的工作时间的，甚至有人质疑我是不是有时间看总谱。其实这也和我的私人生活习惯有关。数十年来，我每天最多只要睡5个小时，5小时睡眠就足够了。每天晚上11点到2点是我看总谱的时间，其他时间可以用来投入管理。
整个学音乐的过程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女儿现在，我也不会再让她学音乐了，我觉得的确是。
她12，我认为现在的孩子，很难再吃这种苦，当然我也属于，就是说吃过苦的人，但是我说是我当年小时候，我学音乐，我觉得是并不是这么精彩，但是后来我到国外学习的这整个过程当中，我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的确是很难。对现在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条件真是很好，而学艺术本身是一个很苦的过程。
除非是你特别自己希望，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像朗朗这样的音乐家，他从这么小的时候，就热爱音乐，他就把自己的所有的激情就投入进去。我们投入音乐进去，可能最后年纪都比较大了，都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我跟朗朗，因为我们很熟，经常在一起演出，在一起工作，在一起聊天。尽管他比我小很多，我认为朗朗真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天才，因为有他的存在，我觉得对音乐历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闪光的时期。为中国能有这么样的音乐家，真的感到很骄傲。
首先讲音乐，你只能讲音乐本身，至于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出来，或者他的表现根本跟这没关系，最重要是，就像你做节目，主要是你的内容本身，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朗朗和李云迪，两个人都是青年才俊，但是朗朗是一个世界级的人物。
我女儿是个90后，做父母的很矛盾，一方面希望他们像自己一样懂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另一方面又希望提供给他们好一点的生活环境。
只希望年轻人在变实际、变成熟之前，能否多点梦境。
现在的孩子当然是人人都想当周杰伦了。
当时我就把女儿和她同学都带去了，说“杰伦，这是我女儿，给点面子”，希望他能给签个名拍张照。
在厕所里也安了书架，不要笑，这很正常，田中角荣(日本前首相)在厕所看完书还直接就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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