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10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傅雷是我国著名的学者、艺术理论家和翻译家。傅雷对多种中西艺术、文化的渊博学识，独到见解以及缜密严谨的学风，对艺术真理的赤诚追求，直接、长期、深远地影响着傅聪的演奏艺术。
三四岁时的傅聪，已能感受到音乐的强大吸引力，显露出对音乐不寻常的热爱。七岁半开始学钢琴，拜意大利指挥家、钢琴家，时任“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的梅帕器（Mario Paci）为师。梅帕器是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傅聪在其门下受教三年。
傅聪于1951年夏再拜苏籍钢琴家勃隆斯丹（Ada Bronstein）夫人为师。傅聪刻苦用功，每天练琴七八个小时，在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
1953年，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罗马尼亚举行。经国内选拔，傅聪作为唯一的中国选手参加“联欢节” 的钢琴比赛，结果获三等奖。当时他演奏的斯克里亚宾的《前奏曲》，曾将苏联选手感动得不禁泪下。
1955年3月，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在华沙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74名选手齐聚波兰首都。傅聪是唯一的中国选手，也是音乐资历最为薄弱的一位选手，经三轮比赛，他以与前两名相近的分数获第三名，还获《玛祖卡》演奏最优奖。这是东方人首次在肖邦比赛中取得的突出成绩。虽为第三，但傅聪的演奏魅力，足以使他成为该届比赛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经赛后傅聪继续在波兰就学于杰维埃茨基教授门下，直到1958年底提前毕业。这期间，傅聪曾于1956年8—10月返回中国休假，在北京举行了个人独奏会，在上海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举行了莫扎特协奏曲音乐会。此外，还在东欧各国许多城市演奏，到1958年离开波兰前，已达五百余场。这些国家的广大听众领略了中国青年钢琴家的风采，傅聪也积累了宝贵的专业钢琴家的舞台经验。
1958年12月傅聪离开波兰，移居英国伦敦。在六、七十年代的二十年间，举行了约2,400场独奏音乐会；与包括梅纽因、托塔里、巴伦鲍伊姆、郑京和等等在内的许许多多国际著名演奏家合作过；录制了约50张唱片；担任过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音乐比赛以及挪威、意大利、瑞士、葡萄牙、东南亚等等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比赛的评委；演奏的足迹遍及几乎整个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日本、大洋洲各地。如此广泛、持久、频繁的艺术活动本身，已经是高度艺术成就的证明。他以辛勤的劳动赢得了“有分量的巨匠”的评价。时代周刊亦曾誉其为“当今最伟大的中国音乐家”。
1976年，傅聪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音乐会。同年的12月傅聪再度返国。以后，他几乎每年都回国演奏、讲学，已经到过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昆明等地。主讲过肖邦、莫扎特、德彪西等专题，演奏过这些作曲家的以及舒伯特、斯卡蒂等人的作品。还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的协奏曲；与中央音乐学院大学生乐队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协奏曲，并兼任指挥；还专门指导过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室内乐小组的训练。他的丰富的艺术经验，孜孜不倦的教学态度，博得广大师生及音乐爱好者的赞扬和尊敬。
[编辑本段]①纯真的初恋在长相思中失却
幸运与痛苦常常是一对形影相随的孪生子。２０岁的傅聪，是令人羡慕以至嫉妒不已的幸运儿。连音乐学院的大门都未曾进去过的他，硬是凭着自聘导师指点，靠着汗湿琴凳苦苦练习拼出来的；何况，在１９５４年出国留学如同稀有元素，只有尖子中的尖子才有这样的希望。他，居然被文化部选中，派往波兰深造。
当时，他正处初恋之中。离别，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思念。他回首往事时，曾用这样一句话，表达自己对于初恋的感情：“只有初恋，才是真正的爱情！”青梅竹马，那种纯真的爱，永远给他留下“美丽的回忆”。
傅雷知道儿子在波兰刻苦练琴之余，陷入了感情的痛苦之中。确实，知子莫若父。而傅雷正是以自己在爱情上的深刻教训，为儿子指点迷津。傅雷如此告诫儿子：“热情是一朵美丽的火花，美则美矣，奈何不能持久。”“世界上很少如火如荼的情人能成为美满的、白头偕老的夫妇的。”
不久，命运的旋律急转直下，父子俩同遭厄运，无暇再讨论恋爱观问题了。傅雷，蒙受历史的误会，被错划为“右派”；傅聪，怕受父亲的牵连，从波兰出走英国，与家中断绝音信。
有国难回。傅聪只好从此侨居英国伦敦，以琴艺谋生。“云山万重隔，音信千里绝。”他的初恋也就此告吹。失去了祖国，失去了家书，失去了恋人，傅聪陷入深深的孤寂之中。
幸亏，由于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的关怀，让傅雷继续与傅聪保持通信。傅聪从家书中得到慰藉，略解相思相忆之渴。
与美国小提琴家梅纽因之女结为秦晋之好
以世界作为舞台，傅聪“跑码头”，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登台献艺。他结识了许多著名音乐家，并常同台演出。美国小提琴家梅纽因的琴声，使傅聪倾倒。他的坦率、幽默和高深的音乐修养，使他们结下忘年交。
同时，傅聪也跟这位著名的小提琴家的家庭，有了不寻常的关系。他，爱上了梅纽因前妻诺拉的女儿弥拉。
在来到伦敦１年零８个月时，傅聪在家书中向父母透露了喜讯，顿时使傅雷夫妇说不出的欢喜和兴奋。
傅雷，这位充满父爱、对儿子关怀备至的翻译家，放下手头的笔耕，给傅聪写去长信，告诉他应当如何选择终身伴侣：
“深思熟虑，然后决定，切勿单凭一时冲动”；“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本质的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有了这三样，其他都可以逐渐培养”；“对方把你作为她整个的世界固然很危险，但也很宝贵”！
三个多月后，２６岁的傅聪和２１岁的弥拉举行婚礼。
小两口最初的共同生活是甜蜜的。弥拉是一位阅世不深、单纯天真的姑娘，就是脾气有点急躁。傅聪辛勤地练琴，忙于演出，往往使她感到孤独。
婚后三年多，弥拉有喜了。孩子尚未出世，傅雷便已给孩子取好名字——生男孩叫凌霄，生女孩叫凌云。凌霄是一种艳丽的黄花，傅雷非常喜爱。傅雷夫人则忙着给未来的小孙子（小孙女）织毛线衣。
一个中西混血儿出世了。小家伙给小家庭带来了欢乐。
傅雷夫妇盼望着有朝一日与未曾谋面的儿媳妇、小孙子骨肉团聚。他们常常梦见弥拉、凌霄忽然出现在上海江苏路家中。
“文革”撕碎了一切梦。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凌晨，傅雷夫妇戴着沉重的精神镣铐，离开了这个世界，团聚之梦化为泡影。
十多年后，傅聪和弥拉的家庭破裂了。用傅聪的话来说，缘由是“终因东、西方人秉性差异太大”。傅聪在极度的苦闷之中，有过一次草率婚姻。他选择了一位东方女性——南朝鲜驻摩洛哥大使的女儿。傅聪的第二次婚姻很不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结婚３个月便无法共同生活了……３个月，短暂的婚姻。” 仓促的结合，导致迅速的离异。 他，又成了形单影只的独行者，在人生的道路上踽踽而行。 终于，一位中国女性的琴声，引起他心中的共鸣。 她，卓一龙，一位出生在“琴岛”——厦门鼓浪屿的女钢琴家。她是一位从小便在琴声中长大的女性。她的父亲是当地富商，曾任亚细亚石油公司经理代理人。母亲叫周默士。后来她随父母去香港，仍不断练琴。她终于获得了奖学金，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和巴黎音乐学院深造。琴为媒，同为钢琴家，同为炎黄子孙，傅聪和卓一龙相爱了。他们开始了共同的生活。１９７４年，她和傅聪有了第二个儿子。傅聪无法再请父亲为儿子取名，就用当年父亲“备用”的另一个名字——凌云，作为第二个儿子的大名。
傅聪四口之家，生活在伦敦。１９７９年，在祖国挣脱“文革”噩梦之后，傅聪回到了上海，出席了上海文联、上海作家协会为傅雷夫妇举行的追悼会。１９８２年，傅聪带着夫人卓一龙、次子凌云从英国来到北京。岁月飞逝。如今，傅聪年近花甲，和卓一龙一起住在伦敦一幢三层小楼里。他在弹琴之余，喜欢看网球。他为两个儿子的成长感到欣喜。遗憾的是，在琴声中长大的两个儿子，没有一个继承他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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