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隆是活跃于当今国际乐坛的杰出的中国指挥家，曾应邀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担任客席指挥。他曾经在德国、法国、荷兰、瑞士、波兰、匈牙利、葡萄牙、斯洛伐克、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登台指挥，与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内维尔·马里纳、钢琴家米哈伊尔·普雷特涅夫、郎朗、李云迪，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林昭亮、弗朗克·彼得·齐默尔曼、大提琴家玛特·海莫维兹、王健，单簧管演奏家查尔斯·内迪克和女高音歌唱家蒂齐娅娜·费贝利希尼等合作，指挥过德国汉堡歌剧院、柏林广播交响乐团、莱比锡广播乐团、汉堡交响乐团、英国圣马丁乐团、匈牙利布达佩斯广播交响乐团、布莱梅爱乐乐团、法国尼斯大剧院、爱尔兰国家爱乐乐团、澳大利亚悉尼交响乐团和香港管弦乐团、东京爱乐乐团和新加坡交响乐团等知名的乐团和歌剧院。余隆的指挥曲目包括不同时代和不同领域的作品，尤以指挥歌剧而闻名，他在世界各地指挥了《茶花女》、《图兰多》、《阿伊达》、《卡门》、《拉美莫尔的露契亚》、《罗米欧与朱丽叶》、《风流寡妇》、《唐·帕斯瓜勒》等歌剧名作，均获得巨大成功，在国际乐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由此奠定了余隆作为一个优秀指挥家的国际地位。
余隆1964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自幼随其外祖父、著名作曲家丁善德教授学习音乐。他曾经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及德国柏林高等艺术大学，先后受教于中国音乐教育家黄晓同教授和德国歌剧指挥家鲁宾斯坦教授等名师。出色的音乐天赋及优越的音乐教育为余隆的艺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他能够迅速成长为卓有成就的指挥家。
1992年，余隆出任中央歌剧院常任指挥。同年，他创办了首届北京新年音乐会，并连续三年担任指挥。1998年，余隆发起创办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并担任艺术总监。此后，在他的出色领导下，北京国际音乐节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音乐盛会之一，对促进国际音乐文化交流、推动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历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首演的大量作品中，包括余隆与大提琴家朱利安·劳埃德·韦伯合作进行世界首演的当代作曲大师菲力普·格拉斯的大提琴协奏曲。余隆还曾经连续五年为香港市政局制作歌剧演出。成功地组织这些盛大的音乐活动，让世人充分认识到作为音乐活动家的余隆所具有的艺术鉴赏力和杰出的组织能力。
2000年，余隆参与创建了中国爱乐乐团，并担任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余隆期望通过与众多世界知名音乐家的合作，使中国爱乐乐团发展成一个全能的职业化乐团，不仅能够向全世界介绍优秀的中国交响乐佳作，也能够出色地演奏西方音乐史上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在不同的音乐形式上均有所建树。中国爱乐乐团成立后，余隆指挥这个年轻的乐团演出了许多大型作品，包括威尔第的《安魂曲》、伯辽兹的《浮士德的沉沦》、马勒的《大地之歌》、奥尔夫的《博伊伦之歌》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等，其中有些作品系首次在中国演出。2002年10月，作为第五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式音乐会，余隆指挥包括中国爱乐乐团在内的近千名中外音乐家演出了马勒的第八《千人》交响曲，完成了这部宏伟巨作的历史性中国首演。2001年9月，余隆率中国爱乐乐团在台湾地区举行了成功的巡回演出。2002年6月，余隆率中国爱乐乐团参加了在波多黎各举行的卡萨尔斯音乐节，随后还在美国圣何塞、洛杉矶等地举行了美国西海岸巡演。同年9月，余隆再次率中国爱乐乐团赴赴海外巡演，在日本东京、神户、大阪和韩国汉城演出，所到之处均深收欢迎。尤其是在东京三得利音乐厅的演出，赢得了包括日班皇室成员在内的两千余名日本听众的热烈喝彩，取得了轰动性成功。2003年，余隆的一系列重要指挥活动包括与东京爱乐乐团合作并率该团在中国巡演。同年5月起，他在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与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的同时兼任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9月，余隆率领中国爱乐乐团赴欧洲巡演，在著名的巴黎国家歌剧院、华沙国家大剧院和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大厅举行了极为成功的演出，在他富有灵感的指挥下，乐团以精湛的演奏展现出中国音乐家在交响音乐演奏领域所达到的崭新水准，获得听众和评论家的高度赞扬。11月至12月间，余隆月大提琴家米沙·麦斯基和广州交响乐团一道进行大规模巡演，在巴黎香榭丽舍剧院、卢森堡音乐学院音乐厅、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开罗歌剧院和开罗亚历山大音乐厅演出。
余隆指挥录制了许多唱片。其中包括与斯洛伐克广播交响乐团为纳索斯唱片公司录制的康格尔德的小提琴协奏曲和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他指挥中国爱乐乐团为德意志唱片公司录制了两张唱片，其中之一为瓦格纳的歌剧《唐豪瑟》序曲和由勋伯格改编为乐队版的勃拉姆斯G小调钢琴四重奏，另一张为中国作品集。
鉴于余隆在推动当今世界古典音乐事业发展以及促进国际间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2002年德国万宝龙文化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年度“万宝龙卓越艺术成就奖”，2003年法国政府特别授予他“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在中国的古典音乐界，余隆是一个不可被忽视的名字，他使古典音乐第一次有了市场觉醒，也由此颇遭争议。几年来，争议中的余隆和爱乐带领中国交响乐走了多远？
本刊记者/应妮
作为中国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和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艺术总监，人们对他作为音乐活动家的评价多于对他作为优秀指挥家的关注。而余隆本人认为所做一切全缘于“对音乐的热爱”。
4年前爱乐乐团成立如一声“炮响”，震惊了中国音乐界，也使古典音乐圈第一次有了市场觉醒。关于他的争议也由此而起。当年圈内的各种评说见诸报端，在各种猜测和评论中，爱乐乐团走到它的第五个年头。
这次北京国际音乐节上，爱乐出现在与国际大师合作的舞台，颇为尴尬的是，和往年一样爱乐的现场仍是观众不太多。
在政府支持下，北京国际音乐节已到第七届，其参与乐团和大师的水准及在国内乐界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作为筹办者，余隆功不可没。在采访中，他坚决地说，“文化事业不可能完全市场化”。
目前，余隆身兼中国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及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众多任职不仅使他的业余时间格外少，也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在与他面对面的采访中，尽管不少较为尖锐的问题让余隆有些不快，但他坚持完成了采访，并向记者道出处于舆论中心的内心感受。
余隆，身材高大，一点没有上海人的轮廓，一坐下，隆起的肚子颇具成功人士的特征。
余隆锐利的性格在交谈中一览无余。对于他想让别人接受的概念，他会借助各种手势不停地再三强调，往往题目还没问完，他就会打断你先发表一番宏论。
“我只是一个普通音乐家”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音乐节快要结束了，和往年不同今年采用了低票价，它的上座率是否符合预期？
余隆：坦率讲还是多了。至少学生、真正的音乐爱好者更多，因为今年的票价给他们更多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加上赞助，收支情况与往年相比有什么不同？
余隆：通过赞助和各方面支持，我们补足了低票价不够的地方，让更多老百姓有了进剧场的权利，更多音乐爱好者能够买票进剧场。
真正的市场运作也在这方面体现出来，除了有政府的支持外，更多地保持市场的良性循环。如果都是在一个票价高居不下的情况下，观众就会越来越流失，市场越来越萎缩。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对我说过这次票价能降下来是因为有政府的支持？
余隆：连续七届，政府一直保持很强大的支持。世界上任何艺术节、音乐节或是重大文化活动，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得以实现。
中国新闻周刊：政府支持只对你们吗？
余隆：有些院团拿政府的支持不做事，自然政府就会有这样那样的(考虑)。我认为现在很多院团本末倒置，他不去把工作做好，反而老想去赚钱，这就是两回事。钱，固然是重要，但是你不把工作做好，钱从哪里来？
咱们可不可以不要去谈关于政府支持的问题，可以谈艺术问题，其他问题。首先，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第二我也不是政府行政人员，我只是一个普通音乐家。
中国新闻周刊：这几年你在尝试把音乐节市场化吗？
余隆：我还没有听说过全世界哪个音乐节、艺术节是市场化的。如果什么都由市场需求来决定，那这个社会就完蛋。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在市场里解决。
“文化事业”就是不能够完全市场化的东西，比如古典音乐、芭蕾、文学等。
坦率来说，本身一个什么节，它不是企业行为，何来的“市场化”这一说？赞助商的介入只能说是赞助商对社会的责任感，对文化活动的支持。你说的市场看定位在什么方面，如果是文化事业的市场，那把对跟人之间的关系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做好，也是一个市场。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注意到，音乐节中国方面的乐团与国外大师的合作上多为爱乐乐团。
余隆：我知道你要问这个问题。对，是爱乐。因为我是爱乐的总监。
坦率地说，爱乐目前是中国艺术质量最好的一个乐团，仅此而已，这跟我是不是爱乐的总监没有必然的关系。目前情况是，从时间的调配上，爱乐可能会便利一点。但将来如果爱乐还是这个水准，我不是爱乐总监，我做音乐节还是会用(他们)。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乎外界对你的评价吗？
余隆：我没看见。我最棒的事情就是不上网。所以我劝网友不用骂我，因为我根本不看。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知道网友骂你？
余隆：我听朋友说啊，说完了我也不去看。
“如今政府投入爱乐的比其他乐团还少”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你的采访，怎么都绕不过去爱乐乐团的成立。爱乐成立时高薪聘请乐手，中国交响乐团一下来了30人，他们那几乎空了。
余隆：不谈这个问题。我告诉你，音乐家的来去，人才的流通这才叫市场，一个乐团是靠人才流通来维持的，不是黄世仁抢喜儿。而且这件事情跟我没关，我只是去打工，直接去当总监的。
本身中国交响乐团的建立也同样有来自各院团的人。如果爱乐办不好，自然也会有人才流失。所以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来了或走了多少人。
中国新闻周刊：爱乐的成立相对于其他乐团，得到了政府更大的支持，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余隆：不同意。我从来没认为(爱乐成立)这个事有什么特别。爱乐挣的最多这个没错。但如果说政府投入，爱乐一点不比其他乐团多，如今甚至还少于某些乐团。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政府支持是爱乐最大的经济来源吗？
余隆：应该是的。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爱乐的管理者，将近五年你认为自己给爱乐带来了什么？
余隆：最重要是建立了一种爱乐精神，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全世界的爱乐精神都一样，是一种职业精神，这是在中国其他乐团不太多见的一种精神。大家对艺术的投入，对工作的热情，对工作的认真。
中国新闻周刊：爱乐的出现使中国交响乐发生了哪些改变？
余隆：带来一种希望——中国的交响乐在世界上不会比任何国家差。(余隆说着站起来，两手插在裤兜里，神情骄傲。)
中国新闻周刊：毫无疑问爱乐的起步很高，但圈内人同时也认为爱乐现在到了一个平台期很难再进一步发展，就是个人技术都很好，但整体配合从音乐表现力来看处于有音无乐的状态，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余隆：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stupid question，I even won’t answer this question。
音乐就是给每个人不同感受的东西。你听着是这样不一定别人听着也是这样。(而且)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程，过程也是很美丽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否在乎外界对爱乐的评价？
余隆：当然在乎，我非常在乎。因为我为它工作，我为它骄傲，我在这个乐团的历史上可能只是很短的一个时间，但人应该对从事的职业和机构有一种忠心，有一种骄傲，一种敬业。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年薪收入在中国的音乐总监中是最高的吗？
余隆：作为音乐总监来说，在中国算比较低的年薪。上海、广州的都超过了。
“不管是音乐家还是音乐活动家，我都挺辛苦”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否遗憾越来越少时间做一个纯粹音乐家？
余隆：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我有充足的时间做艺术上的工作，也有充足的时间做其他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圈内更多人觉得你作为一个音乐家不如做一个音乐活动家，也对你这方面活动能力相当赞赏。
余隆：你这个话不对。作为音乐家(的成就)，我还是称职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有环境下，音乐活动家对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都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余隆：总得有人去做事，所谓做事你就成音乐活动家了。谁都可以做，只要有心人，都可以成为音乐活动家。
中国新闻周刊：你自己怎么评价所做的一切？
余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在德国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做事要有始有终。
不管是音乐家还是音乐活动家，我都挺辛苦的，但还算做得不错。任何事情的成功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旁边说风凉话的人很简单。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这些年来，你给中国的古典音乐带来了什么？
余隆：国际音乐节七年，爱乐(成立)快五年，在艺术上越来越把它上到一个精深的地步，另外一个是观众的普及和培养做得越来越好，还有从专业角度来说，越来越职业化。
争议余隆
谈到余隆，最多的就是关于筹办北京国际音乐节和担任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这也是引来最多非议的两件事，尽管他自己并不承认自己是“非议人物”。
1992年，出身音乐世家的余隆游学德国八年归来，当年他29岁。
回国后，他在中央歌剧院担任指挥。
1998年，他筹办了第一届国际音乐节并一直成功延续至今。延揽各国艺术大家来京献艺，不啻为北京艺术舞台上的一件盛事，也是京城古典乐迷的一件幸事。
2000年，他出任刚成立的中国爱乐乐团音乐总监。随即，爱乐以两倍于中国交响乐团的高薪聘请了近30名原国交成员。当时的中国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陈佐湟认为“爱乐有意挖走国交的人”，此举一下子把余隆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中国爱乐的成立方式，以及它与中国交响乐团之间乐手的竞争，成为当时的热点话题，各种说法也纷至沓来：不满者认为爱乐的成立过多依靠行政资源，同时高薪挖墙角实属“不厚道”做法；赞者指此举实现了真正意义上人才的市场流通，同时认为乐团之间良性竞争更有利于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
爱乐成立后，音乐节上有与国际大师交流学习的“特权”，引起相关人士议论，认为余隆过于偏袒他任职音乐总监的中国爱乐。
同时扮演音乐家和音乐活动家两种角色，余隆似乎游刃有余。他承认自己的性格有时太过尖锐和强硬，但仍很骄傲现在所做的关于音乐的一切事情。而对于这些年来的争议，他则以“无聊”做注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