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翰祥说：“《画魂》里的潘玉良，一个妓女出身的大画家。潘玉良是一个极其特别的艺术家，这个人很不容易铨释。《画魂》的导演用巩俐来演潘玉良，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我几乎敢预言，这部片子一定不会成功。”
“为什么？”
“巩俐不适合演潘玉良，她不可能演好潘玉良。”
“巩俐太漂亮了？”
“这当然是原因之一。”
我赞同李翰祥的意思，说：“其实潘玉良本人很丑很苦涩，有些像罗丹的《老娼妇》。巩俐从外在的形象到内在的气质，都跟真实的潘玉良相差太远，她演潘玉良首先不真实，不真实的东西是不可能打动人的……”
李翰祥不以为然地打断我说：“真实？你如果把真实的潘玉良搬上银幕，有谁愿意看呢？选用典型的东方大美人巩俐饰演潘玉良，思考的角度是对的。妓女总是要美的嘛，不美谁会花钱去嫖呢？而一个如花似玉又多才多艺的美女遭遇到不幸，才更值得同情嘛。”
既然如此，为什么《画魂》导演的选择是错误的呢？李翰祥没有说。
李翰祥顺着我的话说下去：“你说真实？《画魂》这部小说本身就是不真实的。因为我是学美术出身的，所以也曾经想过要拍这个题材，但是接触了一些资料之后，发现中间的问题很多。因为阁下是海粟大师的学生，我就谈一点与海粟大师有关的细节。首先，《画魂》的作者说，是刘海粟亲自去榜上加了潘玉良的名字，刘海粟自己说，是陈独秀向他推荐的潘玉良，这两种说法都是子虚乌有的。真实的情况是，刘海粟原来根本不认识潘玉良，是去杭州旅行写生，晚上演出，潘玉良唱了一段京戏，感动了大家，也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此后很多学生闹着要退学，在这种情况下，刘海粟为了挽留学生，稳住学校的大局，亲自签署布告，开除了潘玉良。也就是说，刘海粟不但没有提携过潘玉良，而且是他亲自把潘玉良从他的上海美专扫地出门的。”
“你怎么敢确定你说的就是事实？”
“你可以去查一下刘海粟自己当年编撰的《上海美专同学录》，看看里面有没有潘玉良的名字。另外，我调查过两个当事人。现在国内除了刘海粟本人，所有在潘玉良事情上发表议论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与潘玉良有过直接接触的，也没有接触过任何当事人。《画魂》的作者，是安徽一个小地方的业余作家，她根本没有去过法国，根本没有见过潘玉良，也根本不了解上海美专和刘海粟，甚至不了解中国美术界的一些基本情况，她是根据故事新颖和离奇的需要，杜撰了潘玉良这个人物。当然，作为文学作品，她怎样写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后来她的文学人物潘玉良，被你的老师刘海粟当作历史的真实招安过去为己所用，就在中国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我看过刘海粟假别人之手写的《女画家潘玉良》，内容完全失真，编派得比《画魂》更离谱。通篇只有一个细节是真实的，就是潘玉良1929年从欧洲回国，因为名气很大，被刘海粟延揽到上海美专教过一段不长时间的课。但是后来因为‘人狗相交’的风波，又被刘海粟以维护学校名誉的理由辞退了。这一点，刘海粟在文章里却没有讲。”
“‘人狗相交’是怎么回事？”
“我调查过台湾成功大学95岁的退休教授苏雪林，1921年，她与潘玉良是一起去法国留学的同学。她说当年在去法国的博德斯海轮上，同学们就在背后对潘玉良指指点点，说这个人是风尘女子，在上海刘海粟的美术专科学校学画，因为报纸上揭露了她的根底，刘校长为了维持学校的名誉，把她给开除了，所以她才与我们同船去法国留学。苏教授说，当时同船有一百二十多个学生，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人狗相交’倒不是潘玉良本人的事情，是同事们在一起闲聊，有人讲到一个女诗人风流放荡，养了一只狗，与她同眠，以犬泄欲，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潘玉良听了说，公狗比男人好！公狗为它的女主人服务，听从女主人的指使、摆布，事后绝对没有后遗症，它绝对不会对别人宣讲女主人的私生活。她的这一句‘公狗比男人好’惹了大麻烦，男同事们认定她因为自己的不齿经历，仇视所有的男人，结果大家一起发难，逼迫刘海粟辞退了潘玉良。”
李翰祥用教训的口气说我：“如果按照你的所谓真实，潘玉良根本就没有办法拍电影，拍了也一定没有人看。”
我对李翰祥的说法很不以为然，问他：“为什么？”
李翰祥说：“现在定居在夏威夷的女画家林霭，60年代在巴黎留学认识潘玉良，因为感佩潘的艺术，成为莫逆，此后一直支持潘的生活到1977年潘过世。潘玉良死后的丧葬费用，也都是她帮助支付的，她并且替潘做了一块云石的墓碑。她告诉我，潘玉良不是一般的丑，她的丑可以说是惊人的。每一个见了她的人，都会觉得她是个异类。她只要在公众场合出现，总是引致众人侧目，一直眼睁睁地盯住她看，看了还要议论。她说，潘玉良不仅面目奇丑，说话的声音也像虎啸猿啼。有一次，林霭去潘玉良的寓所探望，刚刚走到门口，猛然听到潘玉良在二楼的窗口大叫一声：‘妹妹，你来了！’吓得她汗毛都竖起来了。她说她抬头一看，潘玉良穿了一件赭色的长毛皮大衣，站在窗口，简直就是一个大猩猩。她说，潘玉良奇丑的相貌，加上她艺术家标新立异的服饰，让人惨不忍睹。她对我感慨，无论是《画魂》还是刘海粟笔下的潘玉良，电视剧还是电影，都与真实的潘玉良风马牛不相及，完全都是作者为了自己的现实需要虚构的，然后硬套上潘玉良的名字。他们这样做，非但对我们中国的女画家不尊敬，甚至连基本的一点怜惜之心也没有。”
李翰祥旁若无人，滔滔不绝。
石楠如是说：
（摘自简繁著《沧海》第三部《见证》第三十三章：两个人一起偷我的东西，425页-438页）
“柯文辉这个人的品德，非常非常之坏！我跟你讲，我跟前有他5封信。你还记得最早那次我到南京去吗？是他安排的，是他打电报叫我去的。我跟你讲，他为什么请我去。最早我写张玉良，那时他在《艺坛》当编辑，来找我组稿。我就采访写了一个7000字的传略给他。那时正好刘海粟到黄山来写生，安徽省就派他去帮着刘海粟搞搞文字工作，他的身份还是《艺坛》的编辑。他回了我一封信，说稿子带到黄山给刘海粟看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画画的圈子，不知道张玉良是何许人也，认为我是杜撰的，所以不放心，带去给刘海粟看。刘海粟说，这个事情基本是真实的。这样，他给我回了一封信，说这篇稿子我们《艺坛》准备第二期用。这是1982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写来一封信，说从黄山陪刘海粟回上海，装我这篇稿子的手提包，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偷走了。我还给了他许多资料，因为一开始他不相信，我就把收集到的许多资料，还有张玉良的照片，统统给了他。他来信说，全部掉了。那只是一个传略，既然掉了，我心想也就算了，我另外已经开始在写小说。谁知道没有多久，他把我的那篇稿子改头换面，在上海《文化生活》上发了。而且前头加了一个字条，说他是根据刘海粟口述的，什么什么的，胡说八道！因为他的关系还在《艺坛》，他就把在上海发的这篇东西寄了一份给《艺坛》，报告他的成绩。《艺坛》的主编王义舟是一个正直的人，一看，就马上写一封信给柯文辉，骂得他狗血喷头！说你身为编辑，偷窃作者的东西！
“柯文辉怕我告他，就把我请到南京去。他说刘老最近要到广州去，去了一下子就不得回来了，他走之前希望见见你，他有许多话要对你说。这样子他把我骗去的。这时我已经看到上海《文化生活》上的这篇东西，而且他把我以张玉良口气写的一首诗——这个我有点编，因为张玉良根本不会写诗，他把它写成是刘海粟即兴吟的，胡说八道！他把我骗去了，我见到刘海粟，一个字也没有谈这个事。柯文辉又是招呼又是什么什么的，我也不理他。我要到合肥去，他送我到南京火车站。他恐怕不讲我会怎么样他。他说，小石啊，有一件事情，我这个人有点欠考虑。
“噢，这还不是，我讲漏了！这个中间，我的小说已经写好了，《清明》看上了，当时刚刚是三中全会以后不久，编辑部还有点不放心，说张玉良不回国，是不是因为她不爱国？她塑的张大千头像是不是真的藏在巴黎东方美术馆？是不是真的第一个中国艺术家的塑像被收藏？要我写一封信去刘海粟那里查证一下。那时，我对柯文辉还没有任何不信任，以为那篇传略和资料真的是被偷掉了，我对他还是很客气的。我心想，我这么一个无名小卒，刘海粟会不会给我回信呢？我想到柯文辉在他身边，就写了一封信给柯文辉，告诉他我写了一个13万字的小说，是关于张玉良的，《清明》准备要发，提出几个问题，想请刘老证实一下。他，砰！马上给我回了一封信。第一个对我讲，我想帮助你，你把稿子寄到我这里来，我改一章，你再抄一章。另外，说刘老呢，我到这里半年都没有见上两面，要问他也问不着。我也不好回绝他，其实《清明》只是要我核对一下，马上就要发稿的。但我还是给他下台阶。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谢谢你愿意帮助我，这个稿子寄来寄去也容易丢，我先改好以后……既然你不了解，又联系不上刘海粟，我就按我的写了。假使《清明》不满意，我再来请你帮助。我这不是给他下台阶吗？他马上写一封信给《清明》的主编，说石楠的这篇东西，是我跟她合作的，这个……我给她提供了许多资料，这个……你们不能发！”
石楠被话呛得咳起来。她喝了一口水，急着又要讲，又咳起来。她连喝了几口水，平稳住气。笑起来。
“好玩得很吶！柯文辉这个人品质很差！他利用刘海粟，骗取名利高位！”石楠又被呛得咳起来。
“《清明》的几个人都了解这件事情的缘由，都了解柯文辉这个人。他们说柯文辉说屁话！说他是混子，骗子！以前坐牢就是因为诈骗罪。他在安徽文坛混了那么多年混不出名堂，就是因为人品太差！人见人厌！他们说，石楠的文章跟他有什么关系？不管他，照发！这件事情之后，他在上海《文化生活》发了那篇传略，发了，怕我告他，因为《艺坛》的主编说柯文辉，你赶快改正过来，不然石楠要告你！这样，他把我骗去了。他送我到火车站。他看我一直不提这件事，沉不住气了，看来不讲不行了。他讲，石楠，我这个人做事情有些欠妥，但是现在这个稿子已经发出来了，我如果再去改正，你叫我怎么向人家解释呢？我说，这一件事情讲开了就算了，但你不应该再一条编者按，说是你采访的，刘海粟口述的。刘海粟口述怎么会述出我写的张玉良的诗呢？他一再向我道歉，要我原谅他一次。我说既然说开了，也就过去了，以后大家还是朋友。
“但是，这个人很下流！后来福建搞《潘玉良传》电影，是根据我的书改编的，他也去插一杠子，说是根据他采访刘海粟口述的回忆录改编的。他偷了我的东西，还要打上刘海粟的旗号，无聊得很吶！在这件事上，老实说，我对刘海粟也有看法。柯文辉利用他，他也利用柯文辉，两个人一起偷我的东西！书中的绝大部分情节都是我虚构的，你刘海粟怎么口述得出来？刘海粟在南京见我的时候，简繁你也在场，他抓住我的手，大哭！说感谢我理解他，理解上海美专的事业。后来几家电影厂准备把我的书改编成电影，刘海粟也都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了他口述柯文辉记录的刘海粟的回忆录了呢？将来我要是写回忆录的话，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写出来！他们实在太无聊！太……太无耻！下流！
“柯文辉到处打着刘海粟的旗号招摇撞骗！他今天能够以一个破落的小编辑，登堂入室中国艺术研究院，人模狗样地当大专家，靠的全都是刘海粟这块招牌。但是小人就是小人，他还是到处说刘海粟的坏话。我的忘年好友冯其庸对他就很有看法。刘海粟不是没有缺点，譬如说他一边痛哭流涕地感激我，一边又伙同柯文辉偷我的东西。但是柯文辉跟刘海粟打交道，受的恩惠实在是太多了！不是刘海粟，你柯文辉算什么东西！结果弄到后来，反而好像是柯文辉成就了刘海粟，如果没有柯文辉就没有刘海粟了！
“实际上，柯文辉是在极其落寞无所事事的情况下，抓到机会靠上刘海粟的。但是他这个人，就好像是一个蚂蚁爬到山顶上，就觉得自己比山还高了。他后来对刘海粟的心态就是这样的。他觉得他在刘海粟之上，山豋绝顶他为峰了。刘海粟的狂妄，也影响了他周围的人。刘海粟利用柯文辉拼命地给他炮制诗文，其实柯文辉写的全是一些文化垃圾，根本经不起推敲，没有价值的。但是刘海粟需要。坦率地说，刘海粟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好大喜功，这样就给柯文辉这种小人钻了空子。刘海粟对艺术功能的自信心是很高的，他希望将之无限地扩大，就像扩大他的生命价值一样。有的人对这一点持批判、保留的态度，有的人就加以利用。君子与小人，一个求道一个求利，柯文辉属于小人，他跟刘海粟求的是利。
“当然，我从一个艺人的角度出发，对刘海粟还是很崇敬的，在我的书中，也是从正面去塑造他的。刘海粟在美国的时候，知道我在写他的传记，叫穆桂兰写信给我，说前面柯文辉写的他很不满意，他寄希望于我。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有一个思想，就是不能让他失望。对夏伊乔，我也是这个思想。我虽然写了她不愿意让外人知道的那件事情，但是我把她写得很完美，很多细节都是我想象创造的。这样还不够吗？我对他们两个人都拼命美化了，这已经是我创造出来的艺术的刘海粟和夏伊乔了，已经是文学形象了。他们如果真的像我书中写得那么好，那还了得啊？其实，我觉得夏伊乔应该正视她自己的经历，由她自己出来对历史做个交待，这样对她也才公平。
“我最生气的是柯文辉这件事情！现在他弄成研究刘海粟的专家了！当然，他骗来骗去偷来偷去，无非是想混口饭吃，这一点我能体谅他。但是，将来写这一段的时候，我会把他写清楚，还其本来面目。”
……
“写完这本刘海粟传之后，我又在写一个系列专题。譬如刘海粟与康有为，刘海粟与蔡元培，刘海粟与郭沫若等等，差不多有二十来篇。其中有一篇是刘海粟与徐悲鸿。写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刘海粟与学生的关系好像没有徐悲鸿那么好，好像刘海粟对学生不像徐悲鸿那么诚恳。这可能与他们的出身有关系。徐悲鸿毕竟是家境贫寒的农家子，所以对穷苦的人比较容易同情和帮助。刘海粟是富家子弟，生活一直比较优越，从小骄横任性，所以不大容易理解别人。还有一点，刘海粟太在意名。当然，艺术家都要名，不过像刘海粟那样刻意，那样计较，那样……所以，他就不可能像徐悲鸿那样关心和提携学生，因为他想的就只有他自己怎么出名。我采访浙江美院的教授刘苇，她是上海美专第一届的女生，跟潘玉良是同班的。她那时很穷，一边在报社里做零工，一边在上海美专读书。有一次她去找刘海粟给她改画，刘海粟不愿意。她就跟他讲，报社里的美工缺出来了，她希望做，请他一定帮她的忙。结果他不理她。她说，她一生都忘不了这件事情，对刘海粟很有意见。当时刘海粟说，你自己用功把画画好，人家自然会要你。他这句话不错，但是作为一个很穷苦的人，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人，她是需要别人提携帮助一把的。还有其它人跟我说过类似的事情，刘海粟对学生体恤的确是少一些。但是，我没有写进去，如果写进去……我写书也有我的基调，我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实际的情况是，如果不是后来这些年，政府出于统战的考虑把他抬出来，过去在刘海粟的身边，几乎看不到一个学生。美术界对他的做人也有非议，全国美协和上海美协，原来连一个普通的理事都没有给他。我听说，1979年他第一次到北京办画展，有人到展览会上散传单，画展的海报贴出去就被撕掉了，说明……这样对他也太过分了，太不公平了。
“他家里的人对他也有看法，刘蟾怎么样？我没有跟她谈过，不知道。一个艺术家当然要留名，你留名，也要给家人留点后路。我看，他的家人都不理解他。相比较起来，我对刘海粟还能理解，不理解，我就不会写这本传了。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权力、利益的争斗，一个艺术家想出名，你不可能不依附，不运作，不有所取舍。我写刘海粟传，完全出于对他的理解，出于我自己愿意写，除此以外，我没有想过他会给我任何东西。
“但是别人就有感觉了，譬如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刘海粟从香港回来过百岁生日的时候，我要去刘海粟那里，约好了就通知他，因为他也想见见刘海粟，希望刘海粟家里能够支持一点印刷的费用，因为这种书一定要赔本的。二十多块钱一本，一般人要考虑生活，小青年不会看，有兴趣看的，基本上经济条件都不怎么好。他就说跟我一道去，好像有点督阵的样子。我被他催着，只好悄悄地跟刘蟾讲了，因为我还是不敢跟夏伊乔讲。我讲，现在出书很困难，假如家里能够支持一点费用，书就可以早一点出来，就可以赶上明年刘老过生日的时候出来，就可以举办一个讨论会，请刘老参加，这样，刘老的影响也大一些，这本书的影响也大一些。刘蟾当时就讲，你在台湾不是已经出版了吗？他们不是给了你36000美金了吗？你可以拿台湾的收入来印上海的这本嘛。你看，她要我……我辛辛苦苦……台湾的稿费拿来……她让我感觉到……这个编辑出来就说我了，啊呀，你还把他写得那么好！写刘海粟怎么样，她们为了刘海粟怎么样，我看她们并不怎么在意刘海粟，刘海粟的目的就是要广泛地宣传，我看她们并不理解刘海粟。”
“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海老谈呢？”
“你知道的，刘海粟的耳朵不行嘛，当时边上还有别的人在，这种事情不好太张扬，所以我就小声跟刘蟾讲了。还有，要我就这么直截了当地找刘海粟要钱，我也张不开口。你为他立传，怎么能要他自己拿钱出来印书呢？前不久，他们出版社又打电话来，讲等书出来之后，要搞一个首发式，叫我给他家里打招呼要一点钱。我说，他家里不会给钱的，这次我绝对不会再讲了，上次的事情，我现在想想，都还气死人！”
“刘蟾这件事，表面上看，她的境界不够高，对海老不够鞠躬尽瘁，但我能理解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反应。”
“我懂你的意思。刘海粟过百岁生日的时候，上海市文化局征得他的同意，把复兴中路家里几个放画的房间，都装了警报器。穆桂兰打电话给我，她住在虹桥宾馆，我住在文化局招待所，她跟我说，他们把我这个干女儿当成贼给抓起来了，因为我碰了一下，警报器响了。她说，我怎么会偷干爹的东西呢？我是他的干女儿，既然从美国来了，就到家里看看，看看嘛，随便动了一下，警报器就响了。后来夏伊乔出面保，才把她给放了。她说夏伊乔很不高兴，家里装了警报器，她竟然不知道！不管是刘海粟还是上海市文化局，没有一个人告诉她。穆桂兰说夏伊乔说，你是代我受过，你有什么好防的？他们真正要防的是我！人与人的关系很微妙。我看过一个录相，叫《罗丹的情人》，罗丹这么伟大，他做事情也是很卑鄙。”
“我看你在《沧海人生——刘海粟传》的后记里说，你为了写这本书，承受了一些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于什么人和哪些方面？”
“压力在《潘玉良传》之后就有了。中间还有过一段激烈的争议，很多人都反对我。通过政治路线，他们徐悲鸿……写过《徐悲鸿传》的一个作者，《北京晚报》的一个老记者，跟廖静文联合起来，文化部的一个副部长都参加了，吴冠中、吴作人、张仃，北京那边的一大批人，搞了一个座谈会，实际上是电话采访。后来写成内参，以《人民日报》文化动态发下去。内参送到中央宣传部，部长邓立群马上就批了。关于我的《潘玉良传》，一共有两个批示，我也觉得自己太伟大了！批示主要是两点。一个是说潘玉良没回国，所以她不爱国。第二是说潘玉良不是很有名的画家，这样大肆地宣传潘玉良，外国人会耻笑中国画坛无人。另外，当时我的《潘玉良传》到处报刊连载，广播连播，形成了全国性的潘玉良热，批示说，这种热是不正常的，潘玉良问题很多，叫大家去学习这样一个人，是不正常的。你看，邓立群又没有看过这本书，竟然他就批了。当时不是到处要拍电影，拍电视，要出书吗？这一条他批得还比较保留，说电影电视暂停。他这一批，下面就扩大发挥了，一直发挥下来，传达到我这里，安庆市委宣传部找我的单位领导，说要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教育。所有的关于这本书的活动都停下来了，我周围一些想搞我的人，譬如说陈豋科……当时也有一些人为我不服，上海《文汇报》就把我的《潘玉良传》后记拿去发了。啊呀，陈豋科向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出版局去告状，说我对抗中央。他这一手下得很黑，如果不是当时的政治气氛已经比较宽松了，我一下子就完蛋了！后来安庆市委宣传部就是叫教育教育作者。原来一些刊物向我约稿，这样一来，都吓得躲开了。
“从表面上看，他们恼火的是我歌颂了不配歌颂的潘玉良，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我写了刘海粟，把他当作潘玉良的导师和中国艺术正义的化身写的。所以，当我计划写刘海粟传的时候，好朋友就劝阻我，你还不接受教训，你还敢碰刘海粟，你还想招惹更大的麻烦，引来更大的打击呀？
“啊呀，很多事情你不知道。当时从中央一直压下来，在政治上找我的麻烦，所幸时代不一样了，不然这一次我就死惨了！很多人高兴得不得了呀！说看你还想巴结刘海粟！这是屁话！我在写《潘玉良传》的时候，根本不认识刘海粟，也没有打算认识刘海粟，反倒是我的书出来了，产生轰动了，刘海粟主动提出要我去见面。后来他假柯文辉之手，柯文辉假他之名，剽窃我的作品，利用潘玉良这个题目做了多少文章！我查了一下资料，在我的《潘玉良传》出来之前，刘海粟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任何人和在任何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他跟潘玉良有什么交情。他跟潘玉良这段事情是我创造的，因为我写的是小说，小说是允许创造的。我写《潘玉良传》只是创作一部文学作品，从来没有闪过念头，要用它去巴结刘海粟！反倒是差一点因为扯上了刘海粟，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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