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华语电影史，能够对两岸三地电影创作都产生重大影响的导演，恐怕还只有李翰祥一人。而像他这样，在香港、台湾、内地都获得过极高认可，又都曾一度遭遇封杀、禁映的导演，更是找不出第二个。李翰祥一生几起几落，上世纪60年代身为邵氏重臣，突然被电懋公司策反，带走邵氏一半精英在台湾另起炉灶，结局却是经营不善、濒临破产，李行、胡金铨、白景瑞三位至友为救之于倒悬，义务拍了部《喜怒哀乐》，才帮助他摆脱财务危机。到了花甲之年，他又不得不浪迹泰国、韩国，以游击姿态为邵氏包拍三级片，以还旧债。这样的经历，堪比政治人物了。
很多人知道李翰祥，是因为他拍摄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月传奇和历史宫闱剧，却不知道更早的时候，他已是风靡港台两地的黄梅调浪潮开创者。用李翰祥自己的话说：这个故事说起来有一匹布那么长，就让我们从布头说起。
“李太黑”黑旋风李逵后裔
身为香港导演的李翰祥，其实出生于1926年苦寒的东北，成长在北京。他从小练就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言谈交往的方式也是完全“北方”的。且看他初到香港、被别人挖苦长得黑时，是怎样应对的：“我告诉他我爸爸是在门头沟挖煤的，我妈妈是煤球大王的千金，我们不是李太白的陇西李，而是李太黑黑旋风李逵的后裔，替我接生的产婆姓包，是包公的十八代耷拉孙儿，我刚一落地，她把我错放在和煤球儿的盆子里……”活脱脱一段单口相声。
上世纪40年代，李翰祥就读于北平国立艺术学校，专修油画，校长徐悲鸿对他颇为欣赏。那时的他除了绘画成绩优秀，在学生剧团中也崭露头角。1946年发生了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引发全国进步学生游行抗议。李翰祥被推为艺专的学生自治会主席，领头举行反美大游行，不久后便被校方巧设名目开除了。
1948年，熊佛西主持的上海市立剧校在北平招考，有三个学生被免试录取，李翰祥就是其中之一。但上海并没有成为李翰祥的久留之地，剧校老师的上海话他一句也听不懂，而众星云集、人才济济的上海电影圈，也使一心想从事这个行业的李翰祥意识到：留在这里，即使排队也很难轮到自己。他动了去香港发展的念头，背一床母亲缝制的棉被，拎一个手提箱，怀揣两封介绍信，就登上了长江轮。时值1948年11月底，上海已经下过雪，香港却溽热难耐，毛头小伙李翰祥踩在南方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了他传奇的银海生涯。
从22岁到28岁，李翰祥的工作是扮演路人甲乙丙，画道具布景板，管理服装，为日本影片配音……最落魄的时候他睡在朋友屋顶的天台，半夜被大雨浇醒；还因为无米下锅到街头画人像速写，被警察局拘留七天；他疯狂地写剧本，但全都有去无回，有一次老婆不得不把家里的棉被当掉。
终于有机会当副导演，李翰祥渐渐掌握了一套剪辑和导演的技巧。1954年，他一鸣惊人，第一部自编自导的电影《雪里红》就引起邵氏影业公司总裁邵人的格外注意。李翰祥迅速被邵氏招至麾下，成了该公司的一员猛将，人称“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
引领黄梅调浪潮
加盟邵氏之初，李翰祥就提出拍古装片的设想，但遭到公司坚决反对。老板认为观众不喜欢古装片，而且服装、布景、道具一切都无基础，需要重新制作，成本太高。恰好这时内地制作的黄梅戏舞台艺术片《天仙配》在港上映，意外受到热烈欢迎，许多观众连看几遍，痴迷得边看边低声跟着吟唱。李翰祥抓住时机，以此说服老板，创作了同样全部用黄梅调演唱的历史古装片《貂蝉》，从此掀起香港影坛近20年的黄梅调影片热潮。
《貂蝉》不但创造了破纪录的30万港元票房，也获得了当年亚洲影展包括最佳导演在内的五项大奖。接下来，在新老板邵逸夫的支持下，李翰祥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高峰，此后两年内，连获两个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1959年的《江山美人》和1960年的《后门》。1961年，李翰祥的《杨贵妃》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室内彩色摄影特别奖。李翰祥在票房上的成绩也所向披靡，在香港市场站稳了脚跟，从1960年开始，他的电影几乎每年都能打进台湾十大卖座国语片榜。
不得不提的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台湾著名导演李行回忆，当年李翰祥的这部黄梅调影片登陆台湾，引发了史无前例的观影狂潮，盛况甚至超过去年魏德胜的救市电影《海角七号》。当时的台北变成了一座“狂人城”，影院售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电影票数，达到全市总人口的九成以上，据说最高纪录是：有人连看了141遍！反串出演梁山伯的女星凌波，更似过境台风，倾倒众生，金马影展专为她颁发“最佳演技特别奖”！
这样一部电影，却是李翰祥以15个工作日火速拍就的赶工之作。原来1963年，国泰电懋为了对抗邵氏凌厉的“黄梅调”攻势，抢先宣布拍摄《梁山伯与祝英台》，预定了玉女尤敏和影后李丽华担纲，大导演严俊执导。万万没想到李翰祥如此手快，后开机反而先上映，另辟蹊径推出新人凌波，最后赚了个盆满钵满，大获全胜。
电影大亨梦想破碎
邵氏和国泰电懋之间的血腥厮杀，是导致李翰祥在事业的最高峰时去港入台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国泰电懋联合了因《梁祝》的发行价格和邵氏翻脸的台湾发行商，以优厚的条件前来策反挖角；另一方面，少年得志的李翰祥难免恃才傲物，得罪于人，在邵氏内部也早已形成了“倒李”派。老板邵逸夫虽然赏识李翰祥的才气，却对他拍片不计工本、常常超出预算的艺术家性格颇不以为然，隔阂日渐加深。多重矛盾积蓄的结果，是李翰祥在合约未满的情况下毅然脱离邵氏，远走台湾，创建了国联制片。
国联八年，在经营上一败涂地。并非电影素质不佳，而是粗枝大叶的李翰祥实在不是做生意的材料。负责国联影片发行的国泰和联邦两个公司，欺李翰祥不谙商务，一味推诿片款的结账，只提供每部片子的基本成本。据李翰祥后来回忆，国联在1964年到1968年之间所拍摄的十几部电影没有一部结账，而其中不少都有不错的票房成绩。1964年国泰老板陆运涛在空难中丧生，之前与李翰祥签订的协议自此无人认账。李翰祥依然不改初衷地坚持其电影理念，不愿妥协，最终导致双方决裂。此后国联甚至以发行“股票”募款的方式拍过片，无奈票房惨淡，血本无归，公司濒临倒闭。
李翰祥最后离开台湾的方式更令人慨叹：因为与李敖的交往，以及几句无关紧要的电影台词，李翰祥被诬为“匪谍”，言语行动都受到台湾当局监视。1971年他趁着到日本制作《缇萦》，逃回香港，结束了自己电影大亨的梦。
回想初到台湾之时，李翰祥曾说：“我希望由于我个人在台湾的努力，能纠正台湾影界人才外流香港的弊病，换句话说，使‘国片’的制作中心由香港移到台湾，确实拍一些属于我们这一代的中国电影。”短短八年，他的确为现代台湾电影奠定了相当基础，不光培养了一批人才，还留下了先进的片场制度、电影理念。难怪焦雄屏说，国联在台湾影史上有着“改变历史”的作用。
风月片开先河，清宫戏集大成
回到香港的李翰祥尽管负债累累，却似乎并不消沉。他找来熟人影星帮忙客串，只用短短数天、30万成本，就拍了一部折子戏形式的《骗术奇谭》，风格也由古雅敦重、谐趣怡然，陡变为犬儒苦涩、讽俗嫉世。这一漫不经心的作品，当年便与张彻、李小龙的动作片共同跻身十大卖座港片。
可见李翰祥其实太懂得如何虏获观众的心。当年远赴台湾自组国联，他希望电影创作能够更文艺、更纯粹，希望培养出具备真正涵养的电影明星，结果却是令人心寒的惨淡。这一次他看开了—先要证明自己能为老板赚钱，然后才有资本提条件。
果然，邵氏公司又对这棵摇钱树产生了兴趣。邵逸夫“不计前嫌”，让李翰祥重归门下，李翰祥也没有让老板失望，1972年的风月笑片《大军阀》票房大卖，为邵氏开创出了风月电影这条全新的生财之路，此后的《一乐也》、《声色犬马》、《金瓶双艳》便沿着这条金光大道越走越远。
当时在邵氏当制片经理的蔡澜，曾撰文回忆过《大军阀》拍摄时的情况：“女配角之一的狄娜拍一场戏，李翰祥要她露出一个屁股来。狄娜说这事前没有告诉过她，李翰祥说这个形象也是从西洋的采臣名画得来，不穿衣服的女人躺在沙发上，只见裸背，回头微笑，他反驳说意境很高，人家几百年前已经画了出来，当今是什么年代？狄娜关自己在化妆室中哭，不出来，摄影棚中上百个演职员在等待……”
不过，风月喜剧终究只是李翰祥的游戏之作，他真正耗费心血最多的，还是清宫历史传奇《倾国倾城》、《瀛台泣血》。在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拍历史传奇受到场地、选景的极大限制，完全在摄影棚里搭景制作，内容也不得不适应环境的狭小格局，但李翰祥却照样拍出了清宫片的气派和精细。据说改革开放之前，《倾国倾城》在内地就有过好几次“内部放映”。
李翰祥也是香港第一个敢于返回内地拍片的非左派公司著名导演。1982年，香港《东方日报》公开了李翰祥与内地制片方合作的消息，一时满城风雨，李翰祥承受了不小的政治压力。但是，能去故宫实地取景，仅仅这一点已对李翰祥产生无法抵抗的诱惑。他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也永远留在了影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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