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宇，中国漫画家，装饰画家。1900年8月25日生于江苏无锡，1965年5月4日卒于北京。小学毕业后随张聿光学画布景。1921～1925 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部画月份牌年画。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与他人创办东方美术印刷公司、时代图书公司，编辑出版《上海漫画》、《时代漫画》、《独立漫画》等杂志。1938年在武汉参加抗日宣传活动。40年代任电影美工。1945年与叶浅予等人在重庆举办8人漫画联展和《西游漫记》漫画展，后到香港参加人间画会。1949年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张光宇长于政治时事和社会讽刺画。作品手法借鉴装饰画的表现形式，代表作为《西游漫记》，作品辛辣地讽刺和揭露了当时大后方的黑暗腐败。他的装饰画在民间、民族艺术的基础上，吸取外国美术中的优秀成分，形成形式感极强，富有民族趣味的时代感的风格。出版《光宇讽刺画集》、《民间情歌画集》、《林冲》连环画、《西游漫记》、《张光宇插图集》等。
每当我们打开张光宇的画册，或者接触他的一部分遗作，必然会感到好像置身于锦绣万花之谷，会接触到流露直纯的那种飘渺的梦境。这种境界，只能以激动的心情，用悄悄的语言或高歌朗诵去表达它。因为这些作品，一下子就触动到我们的心灵一一引起我们和作者共鸣的艺术心灵。
如果说要对光宇本人和他的作品做有条有理的研究和分析，这却是一件困难和容易失败的作；其实大家都承认，能够引起读者激情的作品，它自身就早已经过读者直觉地做了研究和分析。一首颂歌的唱出，往往也意味着一条规律的发现。所以硬要通过一篇短文去得到一条规律，这可能是愚蠢和多余的。但是，为了帮助读者对作品的咀嚼和消化（如果不想用“研究分析”这种字眼的话），那么，对作者及其作品作一定的资料介绍，这还是必要的。
张光宇（公元1900-1965）是江苏无锡县北门塘的一家祖传郎中（医生）的长子。外祖是无锡一家大面粉厂的上海经理。外祖父要培养他继承他家的事业，十三岁就要他到钱庄当学徒，可是这个当了一年学徒的孩子偏偏对出出进进的花白银子不感兴趣，要求继续在上海第二师范附属小学攻读。张光读书和看画同样用功，他看了吴友如的《飞影阁画谱》之类，觉得这花花世界能够通过笔墨就留下形象，是件十分有趣的事。
张光宇住在上海县城外舅家，住宅附近有一家著名的京剧戏院，叫做‘新舞台’。新舞台的台柱之一昌当时的红老倌——武生张德禄。有一个时期，张德禄在后台化妆室，老是发现门帘悄悄地搴开，有个小脑袋从门外伸进一半来，原来是个孩子在全神贯注地偷看演员画花脸。张德禄好奇地把孩子叫进屋里，知道是邻近人家的娃娃，是从后门溜进舞台的，他看过回家，就凭记忆把印象中的脸谱一张一张地画出来。张德禄被孩子的神气感动了，又了他画的脸谱，俗语说得好：猩猩惜猩猩，好汉惜好汉，老艺人张德禄一眼就看出孩子的天才。旧戏班有一种迷信：衣箱上是不许坐人的，否则就会触怒“老郎神”（戏班子供的祖师爷）。可是张德禄为了让孩子有个地方坐下来画画，就允许这个后来终于成为画家的毛孩子张光宇占个唯一的座位——坐在衣箱上画。
名伶张德禄真的和张光宇结成了“忘年交”。那时新舞台的布景是兼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的张聿光（副校长当时是刘海杰）。张德禄给光宇说情，让张聿光收下这个小徒弟，可是老师一看，孩子生得身材矮小，要对付那庞大的舞台布景行吗？当时上海剧院里才开始用舞台布景，那是一幅一幅大布画好像卷轴那样卷起来吊在上空，等到换景时就得费劲地解开绳子，幅一幅地慢慢拉下来的。张聿光起初不相信个学徒能够拉务动那些沉重的布景，可是光宇拜师心切，当场就使尽了力气把布景拉上拉下，张聿光见到这情景，成感动起来，便留下光宇做学徒。光宇满心喜欢，从此也就倔强地离开他所不喜欢的外祖家，在新舞台后台上搭个床铺住下，经常挥汗如雨地提着大桶颜料，在大布上涂抹，开始他的艺术生涯。在这里我特别向读者们提一下，那时我们的张光宇先生，春秋还不满十五岁咧。
如果要我举出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艺术，那么我说是京剧。京剧，她是我国传统的舞蹈、雕塑（亮相）、管弦乐、歌唱、诗、小说、绘画（包括具有民族特点的色彩学和装饰图案）、武术、杂技的综合体，它从秦汉的俳优起，经过一两千年的发展、吸收、演变，而成为完整的综合艺术。京剧确实是我国传统艺术的一个结晶体（虽然由于她目前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就必然要沿着衰老和变革的道路走，这又是另一个问题）。对艺术的吸收能力异常强烈的张光宇，从小就生活在这个色彩、造型、文学、音乐像美梦一样交织成的艺术之国中，由于这些奇特的艺术孕育，光宇后来完成他自己装饰性和韵律感很强的艺术风格，这就不是很奇怪的了。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老师张聿光把这个得意门生介绍给他一个朋友，创办生生美术公司的孙雪泥。孙雪泥正在筹办《世界画报》（记得是一种以画为主的石印期刊），请了当时有名的画家丁悚做主编，青年张光宇被任为助理编辑。就在这个时期，我们在这份刊物上每期都看到光宇的“钢笔画”和“谐画”。由于当时的照相术还不是很高明，所谓“钢笔画”，记得就是“北京颐和园石舫”、“杭州雷峰塔”之类，代替照相的风景画；而所谓“谐画”，则是后来光宇四十年涯中孜孜不舍的那种艺术——漫画。
不久，张光宇曾先后在两家烟草公司广告部担任绘图工作，生活比较安定，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和几位志同道合青年人创办以漫画为主的刊物。他结识的这批青年朋友中，有今年已八十多岁的名画家叶浅予，有二十年前已经退休的鲁少飞，也有在抗日战争前就不幸短命死去的杰出漫画家黄文农。
张光宇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涵美，过继给外舅家，改姓曹。老三，也就是由于光宇的提挈，到后来与光宇并驾齐驱的书画家张正宇。这一批年轻人首先在上海创办《三日画报》、《上海漫画》等刊物，并且组织了国内第一个漫画会。最后，他主持了包括《时代画报》、《时代漫画》、《万象》等刊物的时代图书公司，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中期，正是张光宇的事业及其艺术创作的成熟时期。
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蚕食和瓜分，国内由北洋军阀过渡到国民党的统治。半封建半殖民地上海腐巧黑暗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魔爪伸进了我国东北，正在不断向南进迫，腐败政府正在表演各种残剧。酱主义世界的经济恐慌，狂潮澎湃，即使是努力迎合小市民趣味的书刊，也都风残云地一家一家关门歇业，光宇兄弟和叶浅予也退出时代公司，现实迫使张光宇不能不想一想当前的世界，想一想国家民族和自己前途，这样，这个具有正义感的画家，就开始用画笔发表自己的感想。光宇想和画的是什么呢？当时《十日新志》每期的封面，以及那个时期的漫画作品向我们说明这个问题：他用忧伤的感情观察时局，用同情的态度对待请愿学生，用轻蔑的笔调嘲弄那时的当权者。
日寇侵略的火焰越烧越旺。光宇主编的《上海泼克》、《独立漫画》等刊物也都一一短命矢折。上海沦陷前夕，他主编了《抗日画报》。1938年“八一三”事变，光宇全家到了香港。在同金仲华先生等的合作下，他们使当时的《星岛日报》成为出色的报纸，光宇的漫画和插图，很受读者的欢迎。
抗日战争残酷地折磨着中国人民，但同时也极端严格地锻炼和教育着中人民。“战争能改造很多事物”，包括人。光宇在香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就在1940年同诗人徐迟、画家丁聪等一起到重庆去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他在当时的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任设计主任。可是不到一年，“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光宇目睹当局制造分裂、破坏抗战，十分气愤，为了表示不同违反人民意志的政权合作，光宇毅然辞去职务，同他的伙伴丁聪，还有徐迟都先后离开重庆，经仰光到香港。旅途的穷困，使他吃了不少苦头，但良心和正义感，却使他甘心之如饴。1941年冬，香港沦陷，又因汉奸向日寇告发，张光宇曾画过一幅日寇头子卵翼下的傅仪的漫画，日本宪兵要逮捕他，光宇就急急忙忙逃到广州湾。后来广州湾沦陷，他全家又逃往桂林，但在那里立脚甫定，便碰到倒霉的“湘桂大撤退”，他不得不随同大批的难民队伍，吃尽苦头辗转到了重庆。他沿途亲眼看到流离失所的难民（当然，他们一家，也都是难民），看到慷慨激昂的群众抗日行动，看到不战而走的将官，看到大发国难财的官僚资本家和投机商人，也看到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陪都”社会。光宇是在1944年冬到重庆的，老朋友叶浅予、廖冰兄等欢迎他到北温泉去住，他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他的房子没有家具，在用衣箱和铺盖搭成的画桌上翻阅他逃难过程中一页一页的速写，对一过充满讽刺的现实世界觉得没许多话要说，只有用漫画这个武器才能表达他的愤慨，于是光宇就在家数口嗷嗷待哺的日夜里，一口气画了在漫画联展上展出的讽刺画。“黄鱼熟，白骨香”，是针对沿途的交通官员贪污受贿，硬把旅客塞在运输卡车上（当时叫“带黄鱼”），经常造成翻车死亡的悲惨事实。那幅《窈窕淑兵》，则是揭露大后方拉“壮丁”当兵，军饷被克扣，士兵骨瘦如柴，还不如一枝枪重，矛头都是指向重庆政府的。1945年在重庆、成都展出的长篇漫画《西游漫记》，则更加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经济崩溃、特务横行、知识分子遭受压迫，以及敌伪和蒋帮互相色结的所谓“受降”丑剧、上层社会醉生梦死等等黑暗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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