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医药学家，他以毕生精力编纂而成的《本草纲目》，不仅在中国医药学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世界自然科学亦有深远影响。然而由于朝代更迭，有关李时珍生平事迹的记载却所存甚少，他在医药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很少为世人所知。新中国建立后，这一状况得到了改观。为了纪念这位举世闻名的自然科学家，1954年2月，“李时珍逝世360周年纪念大会”在上海隆重召开，展览了有关文献资料。特别是1956年上影厂摄制的影片《李时珍》，通过银幕艺术再现了这位杰出医药学家奋斗不息的坎坷一生。
影片《李时珍》的整个剧本创作历时颇长，前后修改多达六稿，编剧张慧剑为之付出了不少心血，待到正式摄制完成，他已奉调返回南京定居，出任当时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看到影片正式上映广获欢迎，他颇受鼓舞、备感欣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就在《李时珍》剧本下令筹拍之际，中央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整个学术文化界受到了极大鼓舞，出现了勇于探索、生动活泼的新局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李时珍》作为第一部以古代科学家奋斗历史为题材的传记影片，上影厂对其拍摄工作给予了充分重视，特意指派艺术实践丰富的沈浮执导，并提议由赵丹主演。
赵丹看了剧本后，觉得人物形象很空洞，不太好表现。沈浮却告诉赵丹说，这样的剧本在人物塑造上会有较大的空间，不妨认真地研读一下剧本，也许能找到突破口。虽然沈浮比赵丹年长十岁，但在艺术上一直以朋友相处，赵丹十分信赖与敬重沈浮，亲切地称之为“沈大哥”，并以“小弟弟”般的率真对其言听计从。他果真回家专心致志地重新研读了好几遍剧本，还查阅了专门借来的明史和《本草纲目》，冥思苦想一些故事情节，可是什么戏也想不出来，感到为难极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沈浮如约而来，平时点子多又特别会来戏的赵丹却只有一句回话：也许可以在文学本中那个卖草药的身上想些戏吧。沈浮立即颇为兴奋地回应：“我也这么想，咱俩算是想到一块啦！必须从这里打开口子。”跟着又说：“光是李时珍和卖草药的，一红一白，色彩单调，再加一个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开小组会三个人也好解决问题，加个徒弟吧。”还具体讲述了设想：这个徒弟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李时珍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救过他，也救过他妈，小孩长大后拜李时珍为师……沈浮认为像这样从三个人的性格与人物关系上找戏就有趣了，色彩也就丰富了。
赵丹一听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对沈浮的意图心领神会，有了这三人行，就有了出戏的可能和空间；而沈浮接下去向他描绘的一场戏，更是让他激动不已：“山道上，一行人远远走来，李时珍骑在驴背上，一卷在手，在看书，徒弟牵着驴，卖草药的在前头领路。这时天边彩霞垂挂，洒下五彩缤纷的光彩，照耀着大地越发有生气。三人兴致很高，卖草药的一看风景好，便拉开嗓门唱起山歌来，这是一种不入调的山歌，腔不腔，调不调，听的人忍俊不禁。李时珍暗自笑了，捅了捅徒弟，低声说：‘你听，你师叔还唱歌呢。’徒弟接过话头，扬声转向师叔打趣地说：‘师叔呀，你别唱啦，一会儿又把好天唱坏了。’这时远处轰隆隆一声闷雷，三个人全淋在雨中了，李时珍这时才揄揶道：‘叫你别唱别唱，你看，这不是唱出来的！’……”
随着沈浮绘声绘色地表述，赵丹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个“人在画中”的镜头，情不自禁地从心底叫好：这才是电影的戏呀，有生活根据，而又妙趣横生，情景交融、意境优美，真所谓“人在图画中”。三个人的形象，人物关系，各自的情趣、性格，经这么一点染仿佛就在眼前，作为演员心中的形象一下子跳了出来，他对演好李时珍这个人物开始有了信心。赵丹后来回顾这一难以忘怀的经过时，曾说“像经过神奇的手点燃心中创造的火焰，我立刻找到人物的生机。当然，我就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啦！”为了塑造好“这一个”在拍摄《李时珍》的整个过程中，作为主角，赵丹的心态始终是愉快而积极的，与沈浮互相欣赏、互相尊重，在相互的交流与沟通中不断地促发对方的灵感；更为重要与可贵的是，他们都一样较真，一样精益求精。
片中的李时珍历经从血气方刚的青年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时间跨度很大。在沈浮的精心指导与赵丹全力配合下，不仅注意通过不同的声调、音色、吐字，细腻而准确地把握李时珍的生理、心理变化，而且还十分注重借助外形化装来体现，其中难度最大的是老年李时珍的化装。开始用塑形，怎么也不理想，赵丹横竖不满意；化装师王铁彬就帮他改用棉花加皮纸做肉，用乳胶做皱皮，鼻子两边贴两块带皱纹的假肌肉，最后加上头套。经过这样的化装，41岁的赵丹俨然成了年过七旬的老翁，不过不能笑，不能多说话，不能大口吃东西，只能吃点流质，面条也得逐根逐根吃，连呼吸都感到困难，拍摄时每次化装竟要四个小时，卸妆要两个小时，简直像受刑一样。然而赵丹却感到“苦”得高兴，因为这样的扮相才酷似临近暮年、饱经沧桑的李时珍：一头鹤发，满脸皱纹，两眼眯缝，拄着拐杖，颤巍而行。
恰当的服饰是演员进入角色的一个重要条件，沈浮与赵丹都很注重服饰的选取。因为李时珍生活在明朝，京剧服饰又主要依据明代，开始时简单照搬了京剧中的绸服、水袖及厚靴，结果演员穿了这些服装感到别扭、滑稽。赵丹想起抗战期间排演宋之的所作话剧《武则天》，开始用的也都是绸缎服装，彩排一看满台轻飘飘的，人物都被绸服“吃掉”了，哪有历史的典雅味道：后来改用了土布、粗布，效果就显得古朴敦实。沈浮采纳了这个办法，除官绅与宫室里的人用绸服外，李时珍及其周围人的服装一律用棉布，果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赵丹还提出服装不应该成为演员的负担，而应成为演员进入角色的一种媒介，在日常生活中就穿上宽袍大袖服和厚底靴，吃饭走路都穿着，“变戏服为我的衣服，真正做到为我所用”。他带头这样做，其他演员也都跟着看齐。那宽袍、大袖、厚靴，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举止、形态，让演员们仿佛都回到了300多年前李时珍生活的那个时代，连谈吐都用起了“之乎者也”，在悄然体味古人生活习惯与风尚的同时，顺乎自然地进入角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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