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殷：蔡楚生电影是时代史诗
原《电影艺术》主编、电影评论家王人殷说，在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中，蔡楚生的名字常常被提起，他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翻开了中国电影新的一页。他把电影和中国的社会现实、时代风云紧密结合起来，把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思想性和大众性，把中国电影的人民性、民族性乃至世界性进行了完美的结合。是蔡楚生确立和完善了中国主流电影的形态，确立了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的主导精神。他贡献卓著，成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和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开拓者。
王人殷说，蔡楚生的电影，是一个时代的史诗，真正表达了人民的呼声，反映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命运。他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借鉴了外来文化，中西结合而创造的本土电影，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在中国电影100周年和蔡楚生诞辰百年之际纪念蔡楚生，是在21世纪这个新的历史位置来再认识蔡楚生的成就，更能从一个新的视角、新的理念，从现在中国电影的实际出发，来学习蔡楚生留给我们的电影创作经验，对中国电影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傅正义：严格的电影大师
号称“中国第一剪”的影视剪辑大师傅正义老先生已是81岁高龄，他与蔡楚生生前曾有不短一段时间的合作和交往。“蔡老对工作要求极其严格。”傅正义说，“我真正跟蔡老就合作过一部电影，就是他和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集中有一场‘云山梦境’的拍摄，当时郑君里是执行导演，蔡楚生就告诉他应该怎么拍怎么拍，结果拍了3次蔡楚生都不满意，前两次蔡楚生还教他怎么改，等第三次拍出来，蔡楚生还是不满意，这次他就生气了，‘我自己来吧！’他从晚上进棚到第二天早上出棚，把这一场戏拍完了。郑君里看到样片之后，还真是服气。”
傅正义说，蔡楚生对自己要求也十分严格。他有肺气肿的毛病，但他抽烟，有个习惯，就是剪片过程中遇到问题马上停下来抽烟，因为我们都不抽烟，他就走出门去再点燃，在长廊里走来走去，一旦想出解决的办法就立刻把烟掐灭了，一定是彻底掐灭了才捏着烟头走进来，不管抽几口都掐掉，绝不带半点火星进来。“他绝不会因为自己的习惯而影响到别人，事情虽小，但是细微处见人啊！”
李少白：办事认真、组织观念很强“认识蔡老的时候，我20来岁，而他50有余。那时，他已经很有成就，声望很高。大家都管他叫‘蔡老’。印象中的蔡老和蔼可亲，诚恳亲切，谦虚谨慎，风趣幽默。同时，他办事非常认真，严于律己。”谈起对蔡老的印象，年逾8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研究员李少白先生绘声绘色。
李少白先生是1957年10月调到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现在中国电影家协会前身）工作的。“蔡楚生当时任主席，我是作为科研人员调去的，但因为是党员，就当了党小组长。蔡楚生是1956年入党的党员，这样我和他就形成了行政上他是我的领导，而在组织生活上却由我管那样一种关系。”
李少白先生饶有趣味地讲起交党费、请假两件事：那时大家都很忙，又不在一起办公，平时常用书信联络。蔡楚生每月一发工资，就把党费装在信封里，并附言在内，用行书书写，写得特别工整，然后叫人转交给李少白。前后大约一年半，有十几封。李少白把每封附言都保留着。直到文革时被抄走。作为一个普通党员，蔡楚生的纪律性、组织观念都很强。当时外出拍影片《南海潮》时，尽管事先已打过招呼了，但他还是几乎是把整个工作安排都写在请假条里了，写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
陈仲豪：温文尔雅、成就卓著
的“好老乡”“初次见面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当时蔡先生身患肺病，老是咳嗽，但仍不失温文尔雅。他的眉毛很浓，目光特别有神，笑容灿烂，对我这个小同乡也非常亲切。”曾与蔡楚生先生有过一段“忘年交”的汕头教育界知名人士、汕头一中原校长陈仲豪先生回忆起蔡老来满怀深情。
陈仲豪与蔡老第一次见面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1944年夏天，由于战乱原因，时为广西大学大学生的陈仲豪和蔡楚生从桂林一同到了柳州，这使陈老得到了一个与蔡楚生朝夕相处的宝贵机会。“当时对蔡楚生仰慕已久，得知他从香港到桂林养病、写作，便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蔡老的住处，拜访了这位同乡。”
陈老告诉记者，当时他们一同寄住在设于柳州中学的剧宣四队驻地，住在教室里，以课桌为床，同住、同吃，共同面对战火灾难。“那时我只是一个21岁的大学生，而蔡楚生已是38岁的著名电影艺术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思想感情的交流，他关爱我这个青年人，我则把他视为良师益友。”不久，由于日本鬼子入侵广西，陈仲豪和蔡老又不得不离开柳州，开始1万多公里的大流亡。“正是在黔桂铁路1万多公里的大流亡，成为以后蔡楚生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生活源泉和情感体验。”
陈仲豪认为，蔡楚生先生的人生历程和艺术成就是一笔非常宝贵的文化资源，“汕头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素有海滨邹鲁之美誉，我们要好好珍惜像蔡楚生这样的杰出潮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产，做好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大力弘扬，以推动汕头文化大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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