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九”事件后，夏衍隐蔽起来。这“安静和安全”的约半年独居，于夏衍未始不是缘祸成福，用他自己的话说：“意外地给了我几个月闭门索居，可以安安静静地伏案写作的时间。”
夏衍诉说当时心态：“有人说我‘空头文学家’，也很想发愤一下，写一点东西。”他虽然写过不少电影和电影评论，但这类东西在当时算不上正儿八经的“作品”，故有此语。他为“空头文学家”之讽感到赧颜，决心“发愤”，说明他对“文艺工作者”角色已有认同，或者说，认真地想成为一个作家了。
启用“夏衍”笔名，与这种意识是同步。他先是写了一个有关肥皂厂工人生活的短篇《泡》，“第一次用夏衍这个笔名”。不过，虽然“夏衍”首先诞生于短篇小说创作，但让这名字“大噪”的却是戏剧。这就是《赛金花》。
写完后，剧本署名“夏衍”，专门托人从杭州寄出——这是出于隐蔽期间不欲旁人知其下落。因此，《文学》杂志的郑振铎、傅东华将其发表时，都不知道作者就是熟人沈端先。而在同样情况下，业余剧人协会读到本子后，立即决定上演；紧接着发生多个演员“争演”事件——金山和赵丹争演李鸿章，王莹和蓝苹（江青）争演赛金花，最后竟致金山、王莹、蓝苹、顾梦鹤另组“四十年代剧社”单干。《赛金花》的出色，由此可见一斑。
果然，演出获极大成功。“我去看的那一晚，是公演的第四或第五夜，上座极盛”（茅盾《谈〈赛金花〉》）。
尽管此剧惹来半生烦恼，但它对于“剧作家夏衍”意义非常。第一，这是一个高起点。第二，它让夏衍的戏剧风格一下就有准确的定位，那种细致而洗练、冷峻与理性的背后却有体贴和敏感、贴近世俗和“平凡者”的现实主义刻画，在以后的《上海屋檐下》、《一年间》、《心防》、《愁城记》、《法西斯细菌》里一直保持着，独树一帜，从而明确与其他名剧作家郭沫若、曹禺、陈白尘等区别开来。第三，它还显示了比戏剧才华更重要的东西，亦即精神质地——一个认为即使如赛金花者也不应遭到社会歧视的人，一个在30年代语境下仍旧坚持对义和团的个人观点的人，精神质地显然有一种纯粹性。
文学只是夏衍生命的一个侧面。他在三个方面做的工作，不比文学少。大量从事创作，只是30年代末那样几年的光景。也就是这短短几年，他写出了一批载入史册的作品，其中，《包身工》以及《〈包身工〉余话》，尤为不朽。
《包身工》缘起颇早。1927年入党后他被分派从事工人运动。他经常去提篮桥到杨树浦一带，那里是工厂区，有日企“内外棉”、英企“怡和纱厂”等。夏衍把头发推成小平头，从旧货店买来粗蓝布短衫裤，装扮着，“在小茶馆和马路上和工人们‘接近’”。1929年，他认识了在杨树浦一家工人补习夜校当教员的女孩儿冯秀英，她就是《〈包身工〉余话》里的“冯先生”。冯秀英提供了一些材料，并引他接触一些女工，使他开始注意起纱厂女工们的状况。
不久，夏衍参与筹备左联，工运活动暂时放下。1931年，沈西苓打算以上海女工为题材写电影，夏衍把包身工的材料提供给他，此即明星公司出品的《女性的呐喊》。夏衍后曾在《回忆与感想》中特地指出：“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以示不敢掠美。不过，片子对包身工题材的开掘不够深入，又遭审查官大量删剪，“成绩并不很好”。
在帮助影片补充材料过程中，夏衍对包身工现象了解又“多了一点”。当初在日本，夏衍对于日本纺织女工生活曾经有所了解，据说那已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了，可若与包身工一比，两者差别可谓“天堂和地狱”。
《回忆与感想》说，他找到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一位青年团员杏弟，谈了几次。结果都意犹未尽。夏衍得出结论：“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视察不可。”
他有个昔日的“甲工”同学在日本纱厂当职员，托了这关系，得以去包身工的车间看过几次。然而，他还是不满足，倔强地认为一定要近距离了解她们的生活情形，“亲自到包身工住宿的工房去调查”。
这却是难乎其难的事。包身工制度极度黑暗、见不得人，包身工们的住处，“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对此，《包身工》有个精绝的比喻：“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
近年“底层文学”渐为人关注。《包身工》可谓当之无愧的“底层文学”的鼻祖；它在这个方面的意义，随着时间推移，还将被历史更深刻地证明、更有力地凸显。
我曾读过一位名叫冈特·瓦尔拉夫的德国作家所写的《最底层》。德国有大量土耳其劳工，他们干最脏最累的工作，毫无社会保障，人格还受歧视，但这些状况却长期遮蔽在德国公众视野之外。瓦尔拉夫欲将此现实呈于世人，便乔装成土耳其劳工，“深入生活”凡三载，之后写成《最底层》。甫一出版，便即轰动，仅德国40天内就卖出350万册之多。殊不知，冈特·瓦尔拉夫在80年代做的每一步，夏衍在1929~1935年间就全做过了。
应该向夏衍脱帽致敬！曾任夏衍秘书的李子云说，95岁那年，夏衍说:“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活得洒脱，去得从容——记夏公》）有趣的是，在夏衍讲这话几年后，《包身工》却从中学教材中被删除了。“删除”发生在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曝光不久。不论这两者间有无关联，至少现实证明，《包身工》有着跨越时空的意义。
曾经有个说法，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有“三座里程碑”，《包身工》是第一座。如果一定要谈里程碑，我同意《包身工》是一座，却不认为有更多。可能过于苛刻，但作为个人之见，我愿意这样看。
70年后读《包身工》，以及《〈包身工〉余话》，惊异不已的是它们写作意识如此超前。我们现已熟知“非虚构叙事”概念，而70年前，夏衍着手写作时，此类概念和创作实践还不存在——欧美真正出现这现象，是在“二战”后，尤其是60年代“新左派”浪潮起来后。可是读一读《包身工》和《〈包身工〉余话》，不难发现“非虚构叙事”的特征，已十分清晰和典型。夏衍虽不曾一模一样地讲出“非虚构叙事”几个字，然而“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背后的意思，同后人提倡的“非虚构叙事”，无有不同。《包身工》的完成过程的每一步，都寓涵着全新的写作意识与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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