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此之前，我们都还不知道今天的求学生涯对我们的将来意味着什么，但听了王迪老师的回忆，没人会怀疑，它有多么重要。
十八岁就参加革命的王迪老师，直到1956年才有机会赴苏联国立电影学院进行正规的电影编剧学习，这对王迪老师来说实在是太可贵了，而这段经历也的确对王迪老师情感的成熟、人格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对文学系以后一些学风的形成都有不小的影响。
求学篇：白桦林的回忆
俗话说身教重于言教，一位优秀的老师，如果不是在学生时代曾有个坏老师让他知道老师不应该是什么样，那一定是有一位好老师让他知道老师应该是什么样。
王迪：我在苏联国立电影学院的第一个专业老师是屠尔金教授，默片时代他就是剧作家，非常有名，1915年他就开始写电影剧本。《托若珂的裁缝》、《驿站长》（改编自普希金的同名小说）都是他的代表作品；他还是苏联电影剧作理论的奠基人。我见到他时，他已经70 岁了，戴一副有点古怪的圆眼镜。镜框里镶有两个大小不等的镜片，通过上面的看远处，看近处，就用下面的镜片。
有两件事，我一直印象深刻。一次是俄罗斯同学米沙的作业内容不健康，屠尔金教授批评他，他还为自己辩解，于是屠尔金冲他大发雷霆。那架式，真把我吓坏了！可下课铃响了，屠尔金却走过去，抱住米沙，在对方的脸上，左亲一下右亲一下，一边亲一边说：“我都是为你好，千万别生我老头子的气啊！”我心想，多么可爱的俄罗斯性格！
还有一次是冬天，天色已经黑了，教研室里只有我和屠尔金教授，他听我口述我要写的电影短片剧本的故事。我看他一边听一边打瞌睡，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教授年纪大了，讲了一天的课，很累了；当然，也可能嫌我的构思不好。没想到等我讲完，他清清楚楚的指出我的构思中，哪个人物合情入理，那个细节不真实，哪个过场没戏，应该怎么改……我当时很吃惊，也很感动。
另一位是叶·格布里罗维奇教授，他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写过很多非常好的剧本，如《玛申卡》、《共产党员》、《奇怪的女人》、《列宁在巴黎》等等，被奉为一代电影剧作大师。《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电影编剧切尔内赫说，叶·格布里罗维奇以“他的作品、教学、演讲影响了苏联电影的进程”。当时，毕业生可以自由选择本校或校外的教授或剧作家，作为论文指导老师，我选择了叶·格布里罗维奇。同班有个俄罗斯同学不赞成他作为我的论文导师，说他写列宁、写共产党员，但他自己不是共产党员。我觉得我和他气质很相投，我们都喜欢契霍夫和他的作品。学校很尊重学生的意见。叶·格布里罗维奇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和帮助。回国后，我把毕业生可以自由选择导师这个经验引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目的是使学生的毕业论文得到同时代最有影响的电影大师的指点。
屠尔金和格布里罗维奇教授，不光在学术上、电影剧作技巧上，也在如何做一个大写的人上，给了我很多影响。
“天空依然阴霾，依然有鸽子在飞翔，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不要以为白桦林里只孕育美丽的爱情，她同样可以诞生许多动情的友谊。
王迪：我在苏联上学的时候，宿舍对面就是一片小白桦林，我们经常去那里温习功课。我们对那里真是情有独钟。我前年回去，见她们已经长成大树了，从小女孩变成少女啦！最近我和朋友打算拍一部12集的电视纪录片《梦里小白桦》，从当年留苏学子的视点看俄罗斯的过去和今天。那里留下我们美好的青春岁月，那里有我们的老师、同学以及很多纯朴善良、文化素质很高的俄罗斯人。
说起俄罗斯人，他们大都真诚而表里一致。1987年，我又回到阔别27年的莫斯科母校。我打电话给我的同班同学瓦洛佳，当他听出的我声音时，突然激动地说：“你还活着呀！前几年听蒙古同学说你在文革中被枪毙了，我们全家好几天都吃不下饭。我们怎么想也不明白，王迪那么好的人，怎么会给枪毙了哪？”他说：“你今天就到我家里来，5点钟，我在‘列宁大道’地铁站等你……”。
我走出车厢，瓦洛佳已经在等我。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含着热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为了给我接风，他和老伴准备了丰盛的俄罗斯晚餐，把子女也都找来了。前年我再去，他已经从《现代人》主编的位置退下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俄罗斯和中国是两个文化大国，永远都不要吵架；你和我的友谊，几十年了，这才是真正的友谊呀！”
创业篇：我怎么丢掉导演去当编剧了呢？
如果你相信有“上天注定”这件事，那么王迪老师就是注定要做编剧的。
问：您最初是怎么迷上写作，又是为什么决定做编剧的呢？
王迪：我1946年参加革命，1947年到了文工团，演过次要角色，跑过龙套，但我不善交流，不太会演戏，这可能和个人经历有关。我在家里是老大，小时候没有姐妹，见到女孩儿就脸红（笑）。虽然五十年代我已经是纪录片编导，但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写东西。那时候一支笔，一百张稿纸，五百块钱，可以在全国走上三个月。所以到莫斯科学习，我就选择了编剧专业。不过，我现在回想，我多笨啊！我怎么把导演这个中心让出来，去做了编剧呢（笑）。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算不致如此，也至少锻炼着拆棉衣、缝棉被……
王迪：我到东北文艺工作团那年才18岁，文化底子很薄，团里知道我喜爱写东西，就把我分到创作组。搞创作，我不过是个学徒。能在延安来的老同志（沙蒙、颜一烟、李牧、林农）身边学习——我是很幸运的。
在文工团，拆洗棉被、军装往往是男女同志“变工”，男同志拆洗，女同志缝制。我从小种过田、跟嫂子学过针线，这些活，我都拿得起来。为此，总务科领导萧昆同志（诗人萧三的妹妹）还表扬过我。
“要专业还是要党籍？”没想到如今资历深厚的剧作教授当年竟是被“逼”到教师这条路上来的！
问：如果说您注定要成为一名剧作家，那您最终成为一名剧作教师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王迪：我回国后是想当职业编剧的，到生活里去，哪怕写个十年八年再到学校教书也可以。可是不行啊！我在莫斯科刚毕业，人还没有到北京，学生就已经给招好了，我已经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笑）！是这么回事，大跃进时候，文化部在大兴县办了个文化学院，三年困难时期解散了，学生只念了一年书，怎么办？上级指示，要在北京电影学院办个编剧本科班，学员就从文化学院那些学生里选。我回来之后，14个学生已经到齐了。我心里暗暗叫苦，报到信在我口袋里放了一个礼拜也没拿出来（笑）。我先后找了院长章泯、电影局长陈荒煤、影协书记黄钢，一再表白我不能从那个校门出来就进这个校门教书的道理。他们都理解我，对我的态度也很好，就是……解决不了。嗨，我只好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搬出来，我说，你看，毛主席说的，要到火热的斗争生活当中去（笑）。最后党委办公室说，你是要“党籍”还是要专业？我没辙了：我无论如何得要“党籍”啊！所以就落户到了电影学院。我是党员啊，党把你放在这儿了，不愿教也得教！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怎么能讲价钱呢？就这么折腾了好几天，我还是当老师了。人家开玩笑说，是你的名字起坏了。为什么？我原来不叫王迪，叫王志实，那时，我的话很少，也有人叫我“王老实”（笑）。1948年底，我们文工团前方队根据东北局命令回兴山，合并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壮大电影队伍。到了兴山，突然兴起改名字的风气。别的同志在反复推敲，我就把“命运”交给了上天，找了本小学生字典，闭上眼睛翻开字典一指，就指到了“迪”字。从此我就叫“王迪”了！当时哪里会想到这个名字竟预示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迪”就是“启迪、引导”当老师的意思嘛！
文学系1985年开始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第一次，我是始作俑者（笑）！沈嵩生当了院长，亲自到我家说服我，让我当文学系主任。我说，我有自知之明，我不是当领导的材料。过几天，他又骑着自行车来了，说你再不同意，就让党委书记孙月枝和你谈。孙月枝是我在文工团时的老战友，她跟我说什么，我都能猜得到，如果我坚持不同意，最后她会说，你也是老党员了……。这是我第二次被“逼”上马。当时，我向院长提出条件：让我当系主任，可以，但必须让文学系面向全国招收电影剧作专业本科生。他当下就同意了。
我这个人，不答应便罢，答应了，就会全力以赴、认真踏实的争取把事情做好。
这件事得到夏衍同志和很多在京的电影专家的支持。当时计划招收14名本科生，全国报名的有500多。尽管那时老师参加评卷、考试，什么报酬也没有，喝茶水，茶叶得自己备，系里老师的积极性还是非常高。
1985年14名考生入学——就是黄丹、曹保平他们那一届。他们刚进校，文学系跟导演系的个别同学就起了矛盾。这是导演系老师告诉我的，说：“导演系的新生冲文学系的新生说，你们学什么编剧，将来你们写出剧本，我们也不给你们拍。文学系的新生更厉害，说，你以为我们写了剧本是给你们拍呀，你们能拍好吗？”我说，立此存照，四年后再见分晓吧!
当时，文学系承受的压力是很大啊！
文学系85级同学读到二年级，一天沈院长对我说，全院师生都看着你们这个班哪！我半玩笑回答：“不成功便成仁啦！”
四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导演系要拍毕业短片作业，问我有没有剧本，我推荐几部文学系二年级写的短片作业（他们毕业作品是独立创作的标准长度的电影文学剧本）。导演系同学选了两个，拍了，还不错。你们看，文学系大二的本子已经达到他们拍毕业作业的水平了（众人笑）！后来再也听不到他们说：你们写了剧本我们不拍之类的话了。刚入学，难免少年气盛，在学习过程中，两个班同学团结合作的很好。
这个本科班毕业答辩时，我们请了著名的电影剧作家林杉当答辩委员会主席，这也是苏联电影学院的经验，就是毕业生的电影剧本要经得起社会上电影专家的检验。答辩完了，林杉同志很有感慨地说：“中国电影编剧这支队伍很弱，荒煤同志和我，这些年来一直在为建立一支强大的电影编剧队伍作努力，比如办了刊授学院。我从前一直认为电影编剧主要是从社会上有生活经验的业余作者中产生，没想依靠电影学院来培养，更没想到从高中毕业生里能培养出电影编剧。这次，我看到你们电影学院文学系培养的本科生能写出这么高水平的很有专业技巧的电影文学剧本，我作为一名老电影编剧，作为这条战线上的老兵，心里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也使我对于在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电影编剧队伍有了信心！”
林杉同志发自内心的这番话，无论在当时和现在，听起来都很平实朴素，但它却是对电影学院能够培养电影编剧专业人才的有力肯定。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青年电影制片厂领导知道，拿去四个本子，选了其中一个，就是张暖忻拍摄的《北京你早》（唐大年编剧，原名《日常生活》）获得当年的政府奖。
在全院老师的帮助下，文学系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从此，文学系就开始连年招收本科生、研究生……
（文学系决定面向全国招收电影编剧本科生时，受到电影界最高领导和权威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新桥会议合影：第二排右起：沈嵩生、林杉、陈荒煤、夏衍、孙月枝、于敏。第三排右三：谢飞、右四：黄宗江（1985））
问：您是否还记得，您第一次走上讲台时的情形呢？
王迪：我第一次上课时，就像第一次登台演戏，的确有些紧张。最主要的是不自信。记得课间休息还偷偷往嘴里塞一块巧克力——怕底气不足（众人笑）。讲了几次课，就好了，现在上课和同学交流，感到很亲切。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那种感觉，尤其那种渴求知识的目光，很让我感动。不过，严格讲，我是一个不合格的老师，很笨，改不掉的东北口音，板书也不好，没上过师范学院，而且我上课很随意，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坐到桌子上去了（众人笑）。在莫斯科，教我的老师也都很随意，很有人情味，他们都是艺术家，特别是习明纳尔（课堂讨论）就像过节一样，无拘无束。有时想，虽然我牺牲了很多搞创作的机会与时间，但一生中能有几十年跟年轻孩子在一起，还是其乐融融的，我也向学生学到不少东西。
治学篇：应把美的东西献给观众
治学要有一种态度，搞艺术也要有同样的一种态度——虔诚！
王迪：1911年，电影出世不久，乔托·卡努多就宣布电影是第七艺术，从此电影就戴上了艺术的桂冠。就像人的属性（本质、本性）是人性，木头椅子的属性是木头一样，艺术的属性始终是艺术。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有句名言：“艺术不应该有艺术之外的目的。”换句话说，艺术自身就是目的，艺术的目的是净化人的灵魂。它与美国画家惠斯勒（1834—1903）所鼓吹的“为艺术而艺术，就是我的宣言……艺术超越自然之上，与民族、民族的生活没有联系”则风马牛不相及。
我国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也说：“近几年来，我常发一种怪论：谈论文艺的标准，应该把艺术性放在第一位。”季老与托翁说的是一个意思：艺术自身就是目的（属性、本质），是净化人的灵魂。其它如娱乐、宣传、商品等等都是艺术的功能，而不是目的（本性）。我很不赞成“观众是上帝”要满足上帝（观众）的“观淫癖”、“原始攻击欲”的观点。有人说，影视艺术是很危险的职业，因为搞不好等于让人吸鸦片，甚至成了教唆犯。这件事很值得我们警惕。请记住，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把真、善、美的东西给人！可惜，现在并非所有的人都明白。他们把电影的属性给变了，艺术变成纯粹的商品，这对观众尤其对青年的成长很不利。艺术失去它固有的净化灵魂的目的，就如同人失去了人性一样，后果会非常不好。艺术没有了地位，结果是很有艺术品位的影片《那人那山那狗》轰动了日本朝野上下，在我国则是零拷贝。这现象难道不值得中国电影人深思吗？
从事艺术的人，一定要有良知，对艺术要有虔诚的精神，不能把艺术变成捞钱的工具。如果一个人把赚钱作为人生的目的，何必搞艺术，亵渎艺术，那还不如直接去搞房地产了（众人笑）。
我们知道，有不少真正的艺术家都很穷困或穷困过，比如众所周知的梵高、舒伯特、柴可夫斯基、塔尔可夫斯基，格里菲斯——为了拍摄《党同伐异》，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和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每一分钱都投入到影片中去了，可谓债台高筑！发行时，却遭到审查、禁演，经济上惨败。但是真正的艺术，总有一天会放光彩的。今天《党同伐异》成了“美国电影制作业的巅峰”成了“无时代限制的杰作”。当然，我不是说艺术家越穷越好，艺术家也要生活，但不要把追求物欲作为目标，不要违背良心，有时难免拍一点内容健康，娱乐性强的影片，但真正的目标还是搞艺术。
卡梅隆拍的《泰坦尼克号》赚了十几亿美金，但他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他说：“在我9岁时，有一部影片对我产生重大影响，那就是《日瓦戈医生》……我并不是说《泰坦尼克号》能达到那种高度，我也许一辈子望尘莫及。但如果你确立一个高标准，努力去做，即使失败了，也是一次高水准的失败。”
社会环境不会允许每一部影片都是艺术片，每一个导演都去拍艺术片，但是最终能留下的，相对恒久的一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努力学习伟大的曹雪芹，认真研究《红楼梦》这部经典作品。书里面创作经验、艺术理论都有，并且极其丰富。其次，我们现在很多搞艺术的，心态过于浮躁，缺少曹雪芹那种“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平和的、非功利的心态。他是个天才、大才子，否则怎么可能写出《红楼梦》这样享誉世界的大作品？可他却自谦地说自己“一技无成，半生潦倒”……这使我想起黑泽明，他一生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达20遍之多，拍了那么多有世界影响的电影，可是他在接受电影“终身成就奖”时却真诚地表示：我觉得自己还不大懂得电影！
这就是艺术大师！
我们中国电影人的确实任重而道远。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有屈原、李白、杜甫的诗歌大国，却没有真正的诗电影；有曹雪芹这样伟大的作家，却没有人获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如果曹雪芹在世，则当之无愧。不过他可能还不够作家协会的会员资格——会员起码得有一部作品，他的《红楼梦》只写了80回，没写完，后40回是高鹗续的呀（众人笑）！
我们不能仅仅把《红楼梦》当小说看，我们要学习和研究它，那是一部学习创作的宝典！《红楼梦》足够搞艺术的人学习一辈子的。
观众需要好的电影，电影则需要好的剧本。如果电影是个基督徒的话，那么剧本就是圣经。
王迪：我们现在对电影剧本的看法，基本上有三种：一是半成品、导演的素材。二是影片的蓝图、影片的思想艺术基础。三是圣经——这是美国、欧洲一些电影大师对电影剧本所持的观念。例如美国著名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就说过：“在拍片时我总把剧本奉为圣经，一字都不能差，……”（《世界电影》1992年第6期第256页）英国著名电影导演大卫·里恩和他执导的影片《日瓦戈医生》摄制组，也都把电影剧本视为圣经。创作出六十多部电影剧本的法国电影剧作家让—克洛德·卡里耶也说电影剧本里“一切都应该具备，它像一个完美无缺的备忘录，人们有时也把它称作圣经。”
要求人家把电影剧本视作“圣经”，剧作家就要写出“圣经”那样水平的剧本。这个任务何等艰巨！
因为一部电影拍得好与不好，一半在演员和导演，一半在剧本。好剧本，能培养好的演员，不好的剧本也可以毁掉演员。
我经常说，文学是电影之母。母，就是根的意思，不是不要努力掌握电影独有的语言与技巧。但是许多好的电影的根，都是从文学来的，国际国内都是如此。
现在，世界电影市场的竞争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电影必须有自己独特的话语权。就是说中国得有自己独特的电影形象，单纯模仿好莱坞是没出息也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将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搞出好电影。
世界上很多大师级的导演同时又是剧作家，他们往往是从写剧本开始自己的电影生涯。新藤兼人、黑泽明、伯格曼、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等等均如是。黑泽明写的剧本比他拍的电影还多。这方面我们电影人有很大的失误，就是说，我们有很长时期不重视电影剧作，因此既没有培养出一支过得硬的电影剧作家队伍，也忽略了对导演的电影剧作意识与本领的培养，因此我国能写电影剧本的导演，寥寥无几。今天的中国电影人对此是否已经有了认识呢？我没有调查，不好说。这是发展中国电影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啊！
问：可否为我们在校生的学习提一些建议？
王迪： 我只说一点：关键是觉悟、悟性。什么是觉悟，觉悟来自佛家语。就是不要停留在“觉”知上，不要浅尝辄止，要学会弄清事物的本原、根本，那时就是“悟”了，就是找到了“真理”，而真理（规律）往往都是朴素的。“悟性” 是什么呢？就是悟到了事物的“本性”。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现在你们的学习条件环境很不错了，能够观摩到大量的优秀影片。不要一味贪多，选上几部有代表性的影片，像《克莱默夫妇》、《金色池塘》、《秋菊打官司》等等，剧作上都非常讲究，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在老师的指导下，反反复复研究，直到弄清楚其精华为止。一部好片子包含了剧作、导演、摄影、表演等诸多因素，关键是你看不看得到，看不看得懂。这方面，要下苦功夫、甚至是笨功夫。
择才篇：学生首备的素质：孝敬父母
一位高僧问他的徒弟们：这世上什么东西是最硬的？徒弟们有的回答石头，有的回答青铜，有的回答白铁。高僧摇摇头说：是水。
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后我们得到了和这个故事一样不可思议的答案。
问：您在选择研究生时希望他们首要具备那些素质？
王迪：我选择学生，首先一点，他要“孝敬父母”（大家笑）别笑。是这样的，孝敬父母是做人的根本，是一个人有没有品德的标志。一个人连生他养他的父母都不孝敬，做人最起码的条件都不具备，你还能够信任他什么？你还怎么指望他能把真诚倾注到艺术上去呢？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第二看才华。我是个爱才如命的人，并且不分男女。那几年文学系进了不少有才干的教师。当时文学系有两个公认的才子和才女：一个是崔子恩，一个是戴锦华。我这个系主任就是要把高水平的人才集拢来，我是为他们服务的（众人笑）。我对有才华的老师在细节上从不苛求。他们的敬业精神很令我感动。有一次我去看戴锦华，推开她家的房门，根本没地方下脚，地上全是书。她忙着做学问，没时间收拾呀！她还说因为我要来，特意整理了一下（众人笑）。王志敏、李奕明、钟大丰、陈山……文学系的很多老师可以说都非常敬业。老教师更是敬业的表率，是他们带头把教学搞得红红火火。
王迪：看到自己的学生有成就，这是当老师最开心的事，学生的成就越大我越高兴。也有的学生毕业后没有搞编剧，譬如85级，就是黄丹他们班，有一个女生叫龙新华，很有才华，毕业后嫁给了一个美国人。那个美国小伙子和龙新华还来我家看望过我，说他很爱龙新华，要从老师身边把龙新华“拉走”。我除了祝福他们，还能说什么。后来她跟他去了美国，听说有一年她回到北京，不好意思来见我。因为她觉得辜负了老师的培养，没有从事创作，生了三个孩子。其实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且我知道她的美国先生是电影编剧，她给了他不少的帮助。还有一个天分很好的学编剧的学生，我一直希望她本科毕业后，考导演专业的研究生，因为中国太缺少既是编剧又是导演的人才，结果她去研究理论了——也许是天意，中国电影还不到翱翔世界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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