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瑜，1900年3月21日生于重庆,四川省自贡市贡井人。幼年曾随家人到过上海，在上海的一家戏院中第一次接触到电影。1914年孙瑜入南开中学，与少年周恩来曾同过四年学。当时周恩来在学校编演《一圆钱》进步话剧，孙瑜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天，孙瑜在校园里偶然遇见了周恩来，他一下子站了起来。专心看文稿的周恩来停步，好像看出孙瑜要和他讲话，便对他笑笑。孙瑜脱口而出：“《一圆钱》真棒！演得真棒。”周恩来就笑着和他谈了起来。30多年后，1949年在北京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在全国电影协会的盛大晚宴上，周总理和孙瑜再度相逢，以惊人的记忆力说出了孙瑜当时的学名，并为他题字“为人民的电影事业而努力”。
中学毕业后孙瑜考入清华大学，迷上了电影和诗歌。三年级时他参加了当时影评比赛还获了大奖，评委中有后来成为中国电影一代名家的朱石麟和费穆，而主办人就是后来改写中国电影史的联华影业公司的老板之一罗明佑。清华毕业后孙瑜去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毕业论文是《论英译李白诗歌》。后即去纽约摄影学院学习摄影，1926年回上海正式开始他的电影生涯。
其实孙瑜第一次的电影尝试是做编剧，他去明星公司应聘却遭拒绝。第二年才进长城画片公司，并于1928年编导了处女作《潇湘泪》。第二年因公司不景气而转至民新影片公司。当时中国电影正处于危机状态，纯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制片商粗制滥造了许多电影，令世道不济，上海近百家电影公司纷纷倒闭。此时，罗明佑和民新公司经理黎民伟组成联华影业公司，欲使联华成为“复兴国片之革命军、对抗舶来影片之先锋队”，邀孙瑜拍摄公司创业作《故都春梦》。由于影片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旧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民众反响强烈，公映后立即打破各埠卖座纪录。孙瑜也因劳累过度胃出血昏倒在片场。
《故都春梦》成功后，孙瑜的另一部作品《野草闲花》也获得了同样的轰动。1932年，孙瑜执导了《野玫瑰》，为表现片中上海下层市民住的“鸽笼”般的弄堂房子，孙瑜请了一个同济大学毕业的技术员造了一架有四丈高的摄影升降机，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架也是当时唯一的一架升降机。
从1932年到1934年，孙瑜以旺盛的创作力先后执导了《野玫瑰》、《火山情血》、《天明》、《小玩意》、《体育皇后》、《大路》六部电影，绝大部分都成为了默片时代的经典作，这其中又以《大路》成就最高，连孙瑜也自称此片是其代表作。
《大路》讲述的是一群年轻的筑路工人保家卫国的故事。影片中的四首插曲皆出自聂耳之手，其中《大路歌》中的“背起重担朝前走，自由大路快筑完”两句传唱一时，影片中主人公金哥乐观豁达的个人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转化为一种民族精神，1935年在上海首映后获得了热烈的反响。曾执导过《十字街头》的沈西苓送孙瑜“诗人导演”桂冠。
抗日战争爆发后，孙瑜与家人回了重庆。拍摄了《长空万里》、《火的洗礼》，后辗转去了美国养病。1947年回国后开始构思《武训传》，讲述清末历史人物武训拿自己做乞丐要饭得的钱为穷孩子办不收学费的“义学”的故事，被这个故事感动得痛哭流涕的赵丹答应出演武训。经过三年的艰苦拍摄，期间换了中制、昆仑两家投资公司，《武训传》终于于1950年底完成。1951年2月，影片在上海和南京公映，叫好叫座。孙瑜带片进京放映，周恩来、朱德等出席观摩，评价甚好。不料时隔三个月，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出《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由此展开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对《武训传》的批判运动。
批判《武训传》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对于孙瑜而言，则意味着创作上的止步。此后，他完成的作品中真正公映的只有《乘风破浪》（1957）和《鲁班的传说》（1958）。文革期间，孙瑜受到了无数次地抄家、批斗，身体更为虚弱，被干校批准回家养病，但仍被批斗多次。
粉碎“四人帮”以后，孙瑜年事已高，无力执导电影。在1981年出版了《孙瑜电影剧本选集》和《李白诗新译》（英文）后，次年9月，“孙瑜从影50周年纪念会”在新光电影院举行。1987年5月，孙瑜自传《银海泛舟——回忆我的一生》出版。1990年，自传易名《大路之歌》在台湾及海外出版，同年7月11日，孙瑜逝世。这位中国电影史上传奇人物近半个世纪的璀璨光华像流星般一去不复返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孙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影坛的地位，正与联华公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影坛的地位相类，是绝对的个中翘楚。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短短几年间，在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下，孙瑜以他充满生命力、创造力和感染力的电影，为中国人民吹响了前进的号角。
人生歌手
上世纪20年代后期的上海电影，正是事一片乌烟瘴气的虚假繁荣景象。不论是稍有规模的大制片公司，还是投机主义的“一片公司，都以经济利润”为最高利益，致力于拍摄内容荒诞、趣味低下、成本低廉的“娱乐电影”，比如神怪武侠片、风月爱情片，其制作之粗糙、趣味之庸俗，令广大观众不胜反感，鲁迅先生就曾在他的《上海文艺之一瞥》发出了“浅妄极矣”的喟叹。孙瑜的最初两部作品《潇湘泪》（后改名位《渔叉怪侠》，1927，长城公司出品）和《风流剑客》（1928，民新公司出品）都是这股商业热潮的产物。孙瑜本人甚至不愿把它们作为自己电影事业的开端，他在五十多年后出版的回忆录《银海泛舟》中说：“我的电影生涯，可以说事在1930年参加联华影业公司起才真正地开始。”
1929年秋，华北影业公司的总经理罗明佑决定和民新公司合拍一部根据新闻报道改编的电影《故都春梦》，由孙瑜执导，作为两家公司合并所成立的新公司——联华影业公司的开山之作。影片通过表现北京郊区一位小学教师浮沉宦海的故事，鞭笞了当时上层社会的糜烂和腐朽，讴歌了底层劳动人们的美好品德和情操，以清新质朴的风格战胜了同期上映的《火烧红莲寺》、《浪漫女子》、《江洋大盗》等庸俗商业片，取得巨大的成功。在该片的广告词中，有这样的句子：“复兴国片之革命家，对抗舶来品之燃犀录，我国家庭之照妖镜。”正事从这部影片开始，联华公司把“复兴国片”作为自己的旗帜，赢得了中国观众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
也正是从这部影片开始，孙瑜确立了他在创作内容上的基调：对于社会底层生活的关注，对于底层人物的讴歌。在他编写的25个剧本里，除了一个是描写学生生活和普及体育问题的之外，其余的都是以社会底层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为主人公，表现他们在苦难中的挣扎、歌颂他们团结勇敢的抗争精神。也正因如此，孙瑜说：“我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重点放在同情、喜爱和鼓励受损害的劳苦大众一边。我赞美‘好人好事’，愿做一个‘人生的歌手’。”
诗人导演
孙瑜把他的电影风格总结为“革命浪漫主义”，“革命”一词当然来自于他的影片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思、描摹、解剖和鞭笞，而“浪漫主义”则来自于他的影片中鲜明的乐观主义色彩、突破现实界限的丰富想象力。
在他的电影中，无论主人公们事处于多么恶劣的生活境遇，总能苦中作乐，使苍白灰暗的生活显出鲜艳明亮的色彩，从而让观看影片的观众在泪水中绽放一丝安慰的笑容（即所谓“含泪的微笑”），在绝望中看到一丝希望的曙光。比如，在《野草闲花》里，聪明活泼的小妹为她们贫苦的家庭创造出很多“自动化”、“现代化”的工具：用丝线和小竹筒做的“电话”，可以在每天清晨唤醒贪睡的爸爸；“电话”的“总机”由很多根长绳通到屋后的小浜边，可以遥控着打开或关闭家禽的笼门；还有可以自动泼水的小罐，可以在日出时准时泼在小猫小狗的头上，把它们唤醒……这些精心设计、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细节，令观众暂时忘却现实的严酷，发出开心的笑声。在所用的代表作《大大路》里，年轻的筑路工人们活跃在银幕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和坏蛋们开了不少玩笑，给影片制造了很多笑料，这些都增加了影片的观赏性，也强化了影片鼓舞人心的力量。
孙瑜“浪漫主义”风格的另一个表现事突破现实界限的丰富想象力。艺术来自于生活，而又要高于生活，所以，艺术作品里完全允许、也必须要有一些超越现实的设计。孙瑜在他的作品中始终坚持着这一艺术原则，他把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称为“幻思的儿女”，他自己也因此获得了“诗人导演”的美誉。比如，在影片《天明》里，他塑造了纱厂女工菱菱的形象，菱菱因为协助北伐军而被军阀处死，她在黎明的刑场上十分“诗意”地要求恢复她最美的“天真的微笑”。而最为极致的表现当然事《大路》的结尾：英勇的筑路工人在斗争中倒下，但是他们的“灵魂”却从血泊中站起来，继续拉着压路的大铁磙，慷慨激昂地高唱：“自由大路快筑完……”这一情节的设计，已经完全超越了客观现实，传达出一种神奇的力量。（许多年后，何平在他的《天地英雄》中设计了相似的场景）
革新精神
作为第一位在西方接受了正规电影教育的导演，孙瑜的身上带有明显的“欧美化”特征，尤以对技术的敏感和热衷为甚。他执导的《野草闲花》是中国第一部“配音有声片”，其实，在此之前，他的第一部电影《潇湘泪》就已经采用字幕叠印、现场配乐的方式，创造了中国最早的“电影序曲”：“西风吹兮叶纷飞，湘水漪涟兮秋月微。秋月微，君久游兮不复归！”1934年的《大路》，也被称为“无声对白配音歌唱影片”，里面的四支插曲《开路先锋》、《大路歌》、《凤阳歌》、《燕燕歌》都成为经典的电影插曲，传唱至今。
新技术的尝试事大胆的，当然也是艰难的，孙瑜在他的回忆录里饶有兴致地回顾了《野草闲花》中“声音的诞生”：“那是明星、天一公司都在竞争着拍有声片，但都还没有搞出来。当时美国在上海公映的有声片，除少数是片上发音的‘幕维通’（Movietone）之外，多半是一种腊盘（即唱片）同步配音的‘维他风’（Vitaphone）。联华宣传《野草闲花》作为‘有声片’，只能说是一部分真实；因为观众在影院里真的听到银幕上的演员在唱歌，由了声音；但事实上它并不是真正的‘有声片’。那一种的‘唱片配音’不像‘维他风’，唱片和放映机事‘同步’而准确的。《野草闲花》的配音，是用《寻兄词》的唱片，在影院放映时，在放映间里有人睁着双眼紧张地望着银幕，当他看见银幕上金焰或者阮玲玉开口唱歌的画面一出现，就立刻把唱针放在唱片上开唱的地方（在唱片上用红铅笔作了记号），把歌声播出。这种‘手工式’的配音，往往事靠碰巧才能配准（而经常是不准确的）。可笑的是，这个‘手工式’配音的‘苦差事’，却落在导演的头上，因为我对影片最熟悉。我义不容辞地在影院狭窄的放映间里，满头大汗地（虽然当时已到冬季）连配了三天的音，才把这个‘苦差事’交代给影院专职配音乐的乐师（当时上海的影院都有专位默片按电影剧情，选用中西音乐唱片去配放全片音乐的乐师）。”
除了对于电影声音技术的探索，孙瑜对于摄影技术也是十分关注和用心琢磨的。在1932年的影片《野玫瑰》里，他请一位技术员设计打样，建造了一架四丈高的人工升降机，由四五个工人控制着，拍摄了一个升降跟拍长镜头：在广告画家小李一首讥讽上海里弄之拥挤风光的打油诗之后，镜头跟着小李、老枪、小凤、江波等四人从灶披间（住着一户人家）走过客堂（分为前后两户，外加天井搭出一户）、爬上二楼（也分为前后两户），经过一个亭子间和两个无法直身的所谓“阁楼”（小凤租用着其中之一），然后继续上升，跟拍到晒台上搭出一半而成的所谓“晒台楼”（江波的画室）。这个简陋的人工升降机是当时中国电影界最早的、同时也事唯一的一架升降机，用它拍摄下来的这个长镜头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升降跟拍长镜头。
擦亮新星
除了对于电影语言的敏感，孙瑜对于挑选、培养演员也具有天生的敏锐目光。中国电影史上多位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都是在他的影片中脱颖而出的。在1929年的《风流剑客》中，孙瑜大胆起用了19岁的年轻演员金德麟担任主角，并替他改名为金焰，这部影片虽然平庸无奇，但是金焰的表演却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随后仍然由孙瑜导演的《野草闲花》中，金焰的演技得到更全面的施展，名气陡然升温，在1932年《电声》杂志的评选活动中，被选为“电影皇帝”。随后他又主演了《三个摩登女性》、《黄金时代》和孙瑜导演的《大路》，成为中国影坛上的一颗巨星。
在1930年的《故都春梦》中，孙瑜和阮玲玉第一次合作，阮玲玉当时已经以“长于妖媚泼辣之表演”的特点在影坛占有一席之地，在《故都春梦》中，依然延续了“妖媚泼辣”的表演风格，然后，在同时开怕的联华第二部电影《野草闲花》中，孙瑜却大胆地让阮玲玉改变戏路，扮演苦命坚贞的歌女丽莲的角色，同时兼演丽莲伟大的母亲。这是一次成功的转型，它把阮玲玉的名气推到空前的高峰。随后，孙瑜又邀请阮玲玉主演了1933年的《小玩意》，给她更大的发挥空间，党阮玲玉扮演的阮嫂声嘶力竭地狂呼“快救中国”时，谁也不会再把她当作一个美丽的花瓶来看待了。也正因为又了这样成功的转型，才促使吴永刚在1935年的经典默片《神女》中邀请阮玲玉扮演那位“神圣的妓女”，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形象。
王人美是事孙瑜发觉和培养的另一位大明星。1931年，为了挑选新的电影演员，孙瑜跟随联华公司所属的“联华歌舞班”（原明月歌舞团）到苏州、南京等地公演歌舞剧，他看中了16岁的王人美，为她量身打造了电影剧本《野玫瑰》，让她主演一位健美活泼、富于爱国热情的渔家女，这个在中国电影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型少女形象为王人美打开了广阔的星途，她又主演了《都会的早晨》，被影迷亲昵地称为“野猫”。1934年的《渔光曲》延续了她在《野玫瑰》中的渔家女形象，也成为她的代表作品。
《野玫瑰》除了捧红王人美之外，还捧红了另外一位“新秀”郑君里。这位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年轻人在当时年仅20岁，由金焰介绍出演了影片中男主角广告画家小李的角色，获得观众的认可。随后，孙瑜又邀请郑君里主演另外一部作品：《火山情血》，扮演反抗地主恶霸的青年农民，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在《火山情血》中，孙瑜起用了擅长体育的年轻演员黎莉莉，并且在随后的《大路》和《体育皇后》两部影片中，充分地挖掘了黎莉莉的表演才能，使她跻身一线电影明星的行列。
文学才子
孙瑜的父亲孙澍南曾是前清的举人，母亲王培兰出生于重庆一个大家族。这样一个家庭里，孙瑜度过了富足平静的童年。在父亲的教导下他从四岁起就开始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还有《论语》、《孟子》等“圣贤之书”，虽然未必完全了解，但却陶冶了情操，同时也培养了他对于古典诗词的爱好。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我不大了解《三字经》里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等高深的哲理，但是‘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等带音乐的诗句，更深深地像儿歌般渗透了我幼小的心灵。”
在清华学校高等科（今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孙瑜和同学们组织了一个名叫“苔岑诗社”的团体，鼓励大家写古体诗词，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求学期间，他翻译的李白诗作得到教授们的高度赞扬，毕业论文《论英译李白诗歌》获评“荣誉学士论文”。教授们鼓励他出版一本英译李白诗集，但是这个愿望直到五十多年后才实现：1982年，香港商务印书馆为孙瑜出版了《李白诗新译》一书。
除了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修养之外，孙瑜还有深厚的西方语言文学修养。他在读大学三年级时，就在茅盾先生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两篇翻译作品：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豢豹人的故事》和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中短篇小说《娱他的妻》，这两篇翻译作品得到了茅盾的赞赏，写来五、六页的长信鼓励他从事文学翻译工作。1923-1926年间，孙瑜在美国求学，。他先在威斯康辛选修了文学、莎士比亚、现代戏剧、德文、西班牙文等学科，在加上大学时两年的法文学习，他掌握了四门外语，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中国电影界绝无仅有的例子。可惜，孙瑜早已经下定决心从事电影事业，未能走上茅盾先生殷切期盼的文学之路。
附录1：1982年9月，上海市电影局联合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分会、中国电影资料馆，在新光电影院为孙瑜召开了“孙瑜从影五十五周年纪念会”，著名的老一代影评家石凌鹤把孙瑜编导的20部影片编吟成诗《孙瑜同志电影创作五十五周年大庆》：
“银幕金戈五十过，期颐预卜渡长河。故都觉梦伤春泪，大路乘风破浪歌。
武训育才何谓丑？鲁班传艺岂为多！菱姑敢向天明笑，野草闲花翘髻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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