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逃离家庭，参加了革命，但这却意外地促使她走上了指挥这条道路，一走就是一辈子。上世纪80年代末，她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女音乐家发起并组建了“爱乐女乐团”，把在中国几乎已被人们遗忘了的高雅音乐重新展示给观众。从那时起，无数的观众迷上了高雅音乐。她就是郑小瑛———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她虽然已经76岁高龄，但是在观众心目中，她潇洒依旧。
为了革命离家出走
1929年，郑小瑛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6岁开始学习钢琴。郑小瑛说自己能有今天的音乐成就，与她童年的家庭教育分不开。在郑小瑛的心目中，她的妈妈是一个非常美丽聪明又很能干的人，但是妈妈比较武断，并且常常不讲道理，所以最后自己“背叛”了她。“1947年，父母把我送进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生物系医预科，想让我成为一名医生。然而我并未按照父母给我设计的轨迹去生活，而是选择去解放区干革命。妈妈不让我去，我就跟同学联系逃走，但逃了两次都让妈妈抓了回去。”
为了防止她再次逃跑，母亲将郑小瑛关了整整一个星期，但是一心向往革命的她并不甘心，她说服了妹妹帮助她逃跑，“我给家里留了封信放在钢琴凳子下，我告诉妹妹两个钟头以后再假装发现了它。”姐妹合演的一场戏终于让郑小瑛顺利逃出了家，去了解放区。当时，郑小瑛走得义无反顾，她说：“也许是因为此，我对母亲的感情一直很淡，没有太想念过她。但是我也知道我母亲非常爱我，因为我是她剖腹产的，那个年代剖腹产是很少的。她爱我，关心我，给我全面的教育，但是我被她一些过分的约束惹恼了，所以就看不见这些。她去世以后，我常常想念她，但她在世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向她表达我的爱，这是我的一个遗憾。”
从女兵变成女指挥
在解放区，郑小瑛参加了文工团，在与普通民众接触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民间音乐的魅力，也认识到音乐要为人民服务。“我记得文工团的一个团长听说我会弹钢琴，有一天把我叫去让我弹他房里的一台很破烂的钢琴，我弹了一会，然后他说‘你还真不错’。至于当指挥，是因为文工团里的同志们一般都不识谱，我就着急了，结果我就来打拍子，就这么干起了指挥。”
那时候的郑小瑛并没有经过特别正规的学习和训练，直到后来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碰上前苏联合唱指挥专家在中国招收一批有才能的、有经验的指挥去训练，而郑小瑛一下子就被挑中了。郑小瑛回忆说：“那个时候班里有20来个学生，我是惟一的一个女生，所以我就成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合唱指挥。”
1962年10月，郑小瑛在莫斯科指挥了一场公演的歌剧《托斯卡》，这是她第一次登上歌剧指挥台。莫斯科的公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郑小瑛成了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她用精湛的指挥技巧、优雅的气度征服了西方的观众和同行。新华社为此发了消息，在国内也引起了轰动。
用爱心拓荒交响乐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郑小瑛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音乐社会活动家”。因为“文革”过后，正规的音乐课程有10多年没有出现在大学校园，大学生们只知道迪斯科、流行歌曲，所以郑小瑛和她的朋友们想拿起自己的乐器，义务地把好的音乐送到学校里去，介绍给同学们。
郑小瑛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普及者、拓荒者。1989年，郑小瑛和一些女音乐家组建了“爱乐女乐团”。但是，当时怎样把一个小型私人乐团搞成交响乐团是个大问题，因为那时女乐手在社会上并不多。郑小瑛亲自做了很多工作，把音乐学院管弦系女乐手的名单摸清楚了，然后决定从头培养。当时音乐学院在延庆有一个给农村的孩子们开的训练班，一个礼拜老师去教一次，郑小瑛她们自己花钱请老师来教孩子们，每个礼拜集中起来训练合奏，最后等到在世界妇女大会上上台演出的时候，乐团共有108人。当时看演出的观众告诉她们说，“世界上不是没有女子交响乐团，但是规模都很小，而你们有规模这么大又这么有气势的女子交响乐团，这不仅仅是中国妇女的骄傲，也是世界妇女的骄傲。”
1997年，60多岁的郑小瑛离休了，她从北京来到厦门，在厦门组建了一个职业交响乐团———厦门爱乐乐团，并以厦门为基地把交响乐的种子播撒到大江南北。20多年来，郑小瑛带领着各种音乐团体在国内进行了千余场演出，她还在全国很多地方的学校、单位举行交响乐知识讲座。在郑小瑛和一批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交响乐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熟识、喜爱。在几十年普及交响乐的实践中，郑小瑛也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被人们称为“郑小瑛模式”。
对女儿亏欠太多
小学时，老师留在郑小瑛毕业册上的一句话始终让她印象深刻，她直到现在都能时常想起——“温室里的花朵永远不能成长为抵御风雨的劲草！”这句话郑小瑛用了一辈子来实践，而对女儿的教育她用的也是这句话。
郑小瑛的女儿郑苏是美国威斯里安大学音乐学终身教授。和母亲一样，女儿也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用郑小瑛的话来说，她对自己的女儿深感自豪，因为从她身上看见了自己年轻时奋斗的身影。但她总不无遗憾地说：“可惜我对她的爱抚太少了。”因为忙，女儿小的时候，郑小瑛没能给女儿像普通母亲一样的体贴照顾，但是她培养了女儿独立坚强的性格。女儿两三岁的时候，郑小瑛带着她去天安门看焰火，回去的时候太晚了，没有公共汽车，郑小瑛对女儿说：“我们走回家吧。”走了一会儿，女儿喊累，想让妈妈背。
郑小瑛说：“走不动了，我们跑吧，跑回家去。”跑累了，母女俩又改成走，就这样走走跑跑，孩子跟着妈妈走了七八里路回家。郑小瑛说：“第一次见到女儿真情爆发，是8年前我生病的时候，女儿听到消息后，在电话那头哇哇大哭。当时，我感觉更多的是幸福，我第一次感觉到女儿对我的那种亲情的爆发。后来她还给我发过一次E-Mail，她说妈妈你一定要认真地保重，要知道你对我是多么重要。”郑小瑛透露，女儿现在还收养了一个孤儿，并为孩子起名叫瑛瑛，因为她想让孩子记住两位伟大的女性——外婆和曾外婆，她们的名字中都有“瑛”字。
老伴是我的精神靠山
76岁的郑小瑛被确诊直肠癌已有8年了，她至今为自己被诊断为癌症后的表现感到得意：“当时大夫一说：‘你要住院，你多半是……’他还没说完，我一想：‘得，来了。’我没有特别的恐惧，也许我这个人比较唯物，我觉得死亡是每个人都有的。当晚我给北大新生举行讲座，最后我就站在桌子上指挥大家唱国歌。第二天我又参加了清华一个讲座，第三天我才去了医院。”手术后的化疗让郑小瑛的头发都掉了，但她仍戴着假发到国外参加演出。这之后，郑小瑛到厦门组建了“爱乐乐团”。
郑小瑛很少在媒体前谈自己的情感生活，但在主持人朱军的追问下，她坦言：“我有一个好老伴，因为他能忍受我。”朱军听后调侃道：“那干吗找老伴，找一个出气筒不就完了吗。”郑小瑛解释说：“不是，他尊重我的劳动和努力，从不给我脸色看。作为一个女人，我并没有把家庭主妇的角色当好，但是老伴很支持我，他关心我的成绩，也担心我的挫折，在关键的时候他会给我精神上的鼓励，在精神上，他是我的靠山。”在经历了三次婚姻之后，郑小瑛觉得，虽然有过挫折、失败，但是能牵着老伴刘老师的手相濡以沫地走下去，真的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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