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叫司徒梦岩，原名司徒傅权，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出生于上海，是开平人，我母亲祖籍也是广东开平；爷爷和外公都曾在辽宁营口做生意。
清末，兴起海外留学热，爷爷自费把18岁的父亲送到美国去留学，进入波士顿留学生预备班，学习语言和机械专业。父亲曾与发明家爱迪生的儿子同桌读书，两人感情很好，他常去爱迪生家作客。
因为天灾，爷爷的生意受到重创，他凑了200块大洋汇给在美国读书的父亲，写信告知：“这是最后一笔给你的钱了，你可以用这钱回国。如果不回国，我以后也不能再给你汇钱了。”之前，父亲是衣食不愁的富家公子，但从接到信的这一刻起，他明白自己人生的另一段路开始了。他决定半工半读，继续留在美国。父亲为了挣到学费，到处打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报名参加波士顿地区举办的数学比赛，荣获冠军。喜讯传到当时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耳里，他立即召见父亲，并把唯一的造船专业公费留学名额给了父亲，父亲成为清末最后一名公费留学生。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机械专业读完二年级的父亲，转到造船专业，又从一年级读起，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共读了六年。期间，父亲在中国驻美机构做一些文书工作，负责联络留学生。得以与当时正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宋子文由结识而交往甚密，并教过在美国念中学的宋美龄拉小提琴。
大学毕业后，父亲进入美国海军部的造船厂实习和工作。1915年27岁的父亲归国，出任上海江南造船厂工程师。父亲不但设计了我国第一艘通航长江上游的浅水商船，还为美国海军成功地设计了万吨巨轮，是设计万吨巨轮的中国第一人，并因此成为江南造船厂第一任华人总工程师。
父亲从小就爱好音乐，尤其喜欢广东音乐，会演奏多种民族乐器。留学前，他曾到教堂跟神父学拉小提琴，他热爱小提琴，一心想探索小提琴制造的奥秘。到美国后，他到新英格兰学院旁听音乐课程。奥地利小提琴家尤根·格鲁恩贝格发现父亲的乐感很好，愿意教父亲小提琴；他得知父亲没钱交学费，就提出，你每周上课之前，为我打扫教室，就算交学费了。
父亲有个同学家里开做琴作坊。父亲到同学家里，用废旧木箱做小提琴。他做琴时，有个老人常来看。一天，这个老人对父亲说：“你到三楼来看看琴吧。”原来这位老人是当时鼎鼎有名的美籍波兰小提琴制造家戈斯，曾连续三次获得小提琴制造比赛头奖。当时戈斯已经年迈，没收过徒弟的他有意收父亲为徒。洋老头提出要求：去教堂宣誓，父亲不在美国以做提琴为经营主业。父亲答应了，正式拜师。
戈斯指导父亲精心做了一把小提琴，这把琴以戈斯的名义参加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得到金奖。父亲回国前，师徒二人都做了一把琴互赠对方。这把琴和父亲做的其它提琴毁于战乱。
上世纪70年代，天津乐器厂的一位提琴师傅在修理一把小提琴时，发现面板内部写了很多英文。其中有F.C.seetoo字样，他知道这是司徒先生的英文名。我哥哥华城知道这一消息后，专程赶到天津，确认了那是父亲的亲笔字。
父亲用英文写的字主要有几个部分。
一段马丁·路德名言：谁能精于调律的技艺，他就能顺应万物。
一段拜伦的诗：音乐生于一句朗诵之境，音乐生于流水的一个浪花，如果人们只凭听觉生活，才能知音乐存在于万物之中。
一段签名：此琴系中国小提琴制作之父司徒傅权先生于1914年12月以异常关注的心情为关颂先生所制。友人关颂先生志于学习小提琴，特制此琴寄我关注，用以砥砺。
发现父亲亲手制作的琴后，华城非常高兴，把父亲写在琴里的字迹，翻拍了下来。
父亲去美国留学前，爷爷就和同乡周家定下了娃娃亲。父亲回国后结婚，父母婚后一直很恩爱。父母共生了七个孩子，五个孩子成了专业演奏家。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和哥哥、姐姐都喜欢音乐。但父亲不让我们以音乐为专业。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以音乐为职业既没有钱，也没有社会地位。但父亲无心插柳的音乐种子影响了我们子女。
抗战爆发后，父亲到重庆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在上海生活。二哥海城考上国立上海音专（今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拉小提琴；随后，三哥兴城、四哥华城、姐姐幼文和我，都相继考入这所学校。我家兄妹五人成为音专的同学后，伯父生气地说：“你父亲托付我照管你们几个，你们放着博士的方帽子不戴，偏要上台戴圆帽子当洋琴鬼，你们的父亲回来，我怎么跟他交代？”
我的哥哥都是学小提琴的，我和姐姐开始学的是钢琴。我小时候贪玩，不想被拴在钢琴上，就跟哥哥们提出：“我不想学钢琴了，想学小提琴。”几天后，哥哥借来一把1/10小提琴给我，开始教我拉小提琴。学了一段小提琴后，哥哥们认为我说话声音低，很像大提琴浑厚的音色，我的手形也适合拉大提琴；哥哥们都是拉小提琴的，要是我这个小妹拉大提琴，家里就可以凑成弦乐四重奏了。于是哥哥们就安排我改学大提琴。从此，我再也没有离开大提琴。
1945年，海城跟着当时住在上海的犹太裔提琴与钢琴演奏家威登堡（Alfred Wittenberg）学习小提琴的专业演奏，我家三把小提琴都受教于他，我也跟威登堡学过音乐。威登堡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希特勒排犹的年代，威登堡到上海，他最后在上海去世并安葬在上海。
学钢琴的幼文没有登台演出，她负责策划节目单。家庭音乐会的演出单印刷精美，演出节目有独奏和重奏。节目单的封面是我们司徒家四个孩子的合影，三个男孩身穿西服意气风发，穿着旗袍的我还是个小姑娘，几乎和大提琴一样高。节目单的封底姐姐幼文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司徒兄妹演奏会，像一株硕壮的丽葩，终于在风雨吹打中长成了，吐露着光芒，更带来了希望。”家庭音乐会节目单，我一直保存着，这是我家的传家宝。
我们家庭的每位成员，都很努力地将音乐技能传承给下一代，使每一代人都能受到音乐陶冶，一代强于一代，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都热爱自己的家乡，广东开平是我们的根。1987年春节，哥哥华城、姐姐幼文和我等几位音乐家回广东开平长沙会堂和赤坎影剧院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舰与琴——造船工程师和他的音乐家族》
序：我们司徒家 司徒达贤
家族的亲情与传承
从小就觉得，父亲最感骄傲的，是他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们的成就。从父亲和三叔的言谈中，我也强烈感受到他们之间深厚的手足亲情，以及对故乡亲人的怀念。
当他们偶然谈到1947年在上海举办的「司徒家庭音乐会」时，一方面兴致勃勃地回忆着当年这件中国音乐界的盛事，一方面又略怀感伤地期盼着不知何时才能再举办的下一场家族音乐会。他们也时常关心着远在上海和北京，多年未通音讯的弟妹们琴艺进步的情形。基于家族传统，我小时也跟着三叔学习小提琴，可惜天分不足，几年以后就宣告放弃，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当时心中的遗憾，遗憾我这「第三代长孙」的琴艺水平完全上不了台面，万一真的要再举办家族音乐会，我们这一房就要缺席了。
我也曾私下梦想着，若真有那一天，我虽不能参与演奏，就来跑腿打杂，担任总务行政吧！然而这一场梦中的家庭音乐会，终究无法再能举办。
父亲偶而会谈到祖父留学生涯中的趣事，让我从小学时代就觉得，似乎「到MIT学造船工程」是一项人生中最值得追求的目标。然而我因为视力的缘故，没有学工程。父亲也告诉我，我的曾祖父三、四十岁就创立了跨越上海、香港、营口等地的大型贸易商号，六十多岁还转到东北垦荒，是位了不起的创业家。我读企管系时，也曾想象，如果有一天我要创业，公司或许也可以沿用「司徒源记」这个名称，然而我也没做成创业家。
父亲未竟的心愿
父亲对他的家庭，怀着那么深的感情；对家族价值的传承，又如此地重视，因此很早就常说，希望将这些家族的事迹，记录下来，呈现于文字。但几十年下来，除了一些手稿之外，始终没有正式开始这项有意义但显然是十分艰巨的工作。2001年父亲过世，我们并未举办盛大的纪念仪式，因为我们深知父亲的一贯作风是行事低调，凡事不想麻烦别人。当时我就想，纪念先人的方式未必一定要广邀亲友来向他致意，设法投入心力来完成他未竟的心愿，应该更深刻。
然而家族亲人散布各洲，百年以来的资料亦散处于各房，未曾整理，想出版一本家族传记谈何容易。2005年在课堂研讨时，得知政大企业家班校友汤碧云与其友人王正芬等所经营的知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正在构思推出为家族撰写传记的业务，于是在2006年开始就委请她们进行这一项具有高度挑战性的工作。在她们团队的努力下，开始了家族亲人间的联系，以及资料的搜集与撰写。
「我们司徒家」
由于两岸分隔已久，加上我本人工作十分忙碌，过去其实与家族长辈或堂弟妹之间甚少联系，这一点我比姐姐达森差太多了。在这两年里，透过大量的书面数据，以及直接的通讯与通话，让我对我们家族增加了许多了解，也拉近了感情上的距离。我猜想在姑姑、婶婶以及堂弟妹之间，也会因为文稿的交流与校对，加深了对彼此的认识。
从这些文稿、访问记录，以及所搜集到的报章杂志报导中，大致可以归纳出我们家族长辈的一些特色。基本上，他们都是十分敬业的专业人才，对自己的专业投入了高度心力，甚至投入整个生命来追求专业上的精进。他们在专业上做出了许多贡献，也获致了出众的成就。叔叔和姑姑们除了演奏和推广音乐知识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扮演着教师的角色，而且他们都是有高度爱心、耐心，在教学方法上不断精益求精，又愿意牺牲奉献的教师。他们为人正直，不善于灵活适应复杂的人事与政治环境，也因而限制了他们在世俗标准中所重视的成功。
我小时候曾亲眼目睹三叔对音乐的执着、对学生的关爱；1982年在他的告别式中，看到他数十年来的数百位学生与家长，以如此哀戚的心情来悼念他们所敬爱的「司徒老师」。我猜想，其它的叔叔和姑姑们（应该都被称为「司徒老师」吧？），对教学的投入与对学生的照顾，以及所得到的学生爱戴，也是一样的。我也是一名教师，我对学生的爱心与照顾，显然远远不及。
在这两年的文稿撰写与文字订正的过程中，我发现五姑和二婶对文字及数据考证的精准度要求极高，认真的程度，令我汗颜。我也从事多年学术研究工作，也常从事写作，但在这些方面，也显然远远不及。
阅读了这些资料，经历过这些接触，让我慢慢体会到，从小听到父亲所讲的「我们司徒家」这一句话背后的意义。小时候，每次父亲在开始一段训示时，不论是针对我们的学业还是行为方面，破题的一句常是「我们司徒家」，似乎做为司徒家的一员，在很多方面就必须如何，或不能如何。何以如此，我从未深入想过。而从这次的访问稿中，竟然发现其它亲人也提到这一句话。极可能的是，祖父当年常以这句话来期勉他的子女，希望他们在各方面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自己倒从来没有用这句话来期勉自己的子女，这也许是承袭了我母亲那种「自由发展」、「个人负责」的人生态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过去从未如此深刻地体会到长辈们所集体表现出来的可敬风范。
这本书一方面记录长辈们在其一生中自我实现的努力与奋斗，一方面回顾了我们家族在此一充满战争与动乱的大时代中所遭遇的种种颠簸与离散。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我们后辈了解家族生命的延续与传承，不仅应珍惜这几十年光阴，也应对先人努力为我们留下的，心存感激，有所回报；更应做出一些贡献，或使生命发出一些光和热，让我们的后代可以追思与纪念。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书名的缘由
本书书名「舰与琴」有两层意义。首先，我的祖父既是江南造船厂第一位造船总工程师，也是中国第一位制作小提琴的专家，他在工程与设计上的学养与天分，同时表现在这两种毫不相关的方面，使他的人生显露出不凡。他的论文主题与「战舰」的维修有关，他所设计的几艘具有代表性的巨轮，当初也是美国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订制的「运输舰」，这是选用「舰」字的缘由。
其次，我的几位叔叔和姑姑们，一生志业都围绕着琴，他们的才华乃至于整个人生的乐章，都透过了提琴的动人旋律而发出了光彩。家族后辈，虽然功力高下有别，但几乎也都学过琴，其中，堂弟达宏的琴艺受过最好的科班训练，现在也以此一琴艺为基础，使他成为国际知名、频频获奖的录音师与制作人。
纪念父亲120岁冥诞 司徒志文
今年九月八日是父亲司徒梦岩120岁冥寿纪念日。一本简要记述他生平和家史的读物《舰与琴－－造船工程师和他的音乐家族》将在台湾出版。我因受嘱写序言而有幸提前读到这本书的初成稿。感到惭愧的是，读完本书后，才对自己的家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我大哥金城的遗愿「要将这个独特的中国音乐家族的奋斗与成就记录下来，以流传后世」，有所感悟。
上世纪初，曾是热血青年的父亲，心怀科技救国的热忱回到祖国，未满30岁就完成了设计和监造万吨巨轮的重任。曾被当时媒体称之为「此为中国工业史，乃开新纪元」的壮举。在那国破家亡的乱世，身受战祸之害的他，过早退出造船的历史舞台而被人们所遗忘。若不是得到音乐的抚慰，真不知他会如何面对自己的后半生。他不是刻意培育而成长起来的音乐家庭给他带来了欢乐。受他的影响，他的几代后人从小都要学习乐器，以致他的儿女后来在海峡两岸提出「人人接近音乐」和「让音乐进入家庭」的倡议，一脉相传地推动了音乐的普及，发挥了音乐教育在全面提高人文素质中的积极作用。本书「音乐之外的光芒」一节是很好的左证。
作为一名杰出的造船工程师，他的业绩是爱国情怀和刻苦奋斗的结晶，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在音乐领域，身为我国第一位优秀的小提琴制作家和融汇中西音乐文化的先行者，功不可没。特别是他重视音乐教育的理念，更是理应大力推广和继承。愿览阅本书的读者会从中得到启迪。
琴牵三代 司徒家族绕梁两岸
时代的动荡，造就了一个闻名两岸音乐家族
第一位华人小提琴制作专家司徒梦岩、上海交响乐团第二小提琴首席司徒海城、《东方红》首演总首席演奏家司徒华城、台湾省交响乐团小提琴首席司徒兴城、大提琴巨擘罗斯托波维奇唯一华人入室弟子司徒志文、获五项葛来美奖的司徒达宏，他们都是著名企管学者司徒达贤家族成员，在不同时空谱出不凡的生命乐章。
为了完成父亲司徒金城的遗愿，商业发展研究院董事长、政大企管系教授司徒达贤最近策画完成《舰与琴─造船工程师和他的音乐家族》，首度透露家族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部横跨百年的家族简史，不仅是司徒家族四代人的故事，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留美造巨舰 司徒梦岩一生传奇
司徒达贤的爷爷司徒梦岩，一生充满了传奇。清末司徒梦岩取得麻省理工学院造船工程学士后返国，在曾国藩创办的江南造船厂担任总工程师，建造了四艘万吨运输舰，轰动一时。司徒梦岩在上海读书时，王云五是他的同学，在麻省理工学院留学期间，发明家爱迪生的儿子是同学，他经常去爱迪生家作客。此外，他在波士顿时曾教过朋友宋子文的妹妹宋美龄拉小提琴，可惜宋美龄没有兴趣，学了几次就喊停。
一九四九年后，司徒家族分居海峡两岸，直到一九八○年代两岸开放探亲，才有了接触。司徒达贤从小就听爸爸描述爷爷十六岁赴美留学的传奇故事，让他非常向往，似乎「到ＭＩＴ去学造船工程」是人生中最值得追求的目标。以下是司徒达贤受访纪要：
数学赛抡元 获庚子公费奖学金
问：司徒梦岩的故事，那些令你印象最深刻？
答：从长辈们的言谈中可知，爷爷应是一位很有charisma(魅力)的人，父亲对爷爷非常崇拜，并且把爷爷的事迹做成笔记。爷爷在一九○四年坐船到美国去，在美国待了十一年。他在波士顿参加一项数学比赛，打败美国学生，获得第一名，消息传到当时清廷驻美公使伍廷芳，决定把最后一笔庚子赔款公费奖学金给他。爷爷在一百年前写的论文是「战舰的修复」，据说，当时铁达尼号撞到冰山沉入海底不久，因此，这个议题很热门。这份论文百年来一直保留在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
拜名师制琴 连手夺世博会金奖
问：司徒梦岩不仅会拉小提琴，为何还会制琴？
答：爷爷在波士顿时，偶然间遇到鼎鼎有名的美籍波兰裔小提琴制作家戈斯（Walter
Salon Goss），他所制作的小提琴在十二年中连续三次获得首奖。爷爷成为戈斯唯一入门徒弟，两人连手制作的小提琴曾获得美国旧金山世界博览会的金奖，目前这把小提琴还保存在华盛顿的博物馆内。一九一五年爷爷带着三把最满意的小提琴回到中国，遗憾的是，一九三二年松沪战争爆发，这些琴大部分毁于战火。
问：你小时候学琴的经验？
答：小学时，三叔司徒兴城教我拉小提琴，可惜我音调与拍子抓不准，因此对音乐没兴趣，学了四、五年就停了。我对音乐没有天分，从听我唱歌就知道。有一次，三叔的学生们要在中山堂举行音乐会，大家研究要不要我上场，后来决定还是算了。
问：对于自己没往音乐发展，会不会有一丝遗憾？
答：不会感到遗憾。家族成员基本上都是十分敬业的专业人才，但我认为这种认真的精神可以表现在不同的专业，未必一定要在音乐上。
曾祖父创业 六十岁垦荒种人蔘
问：您的曾祖父司徒怀德曾经自行创业？
答：父亲曾提到，曾祖父在三十多岁创立「司徒源记」商号，是跨越上海、香港、营口的大贸易商，六十多岁还跑到东北垦荒，种植人蔘，是一位了不起的创业家。后来我读书时，曾想到若创业，公司可以沿用「司徒源记」，可惜，我并没有成为创业家。
问：您同时担任财团法人商业发展研究院董事长，准备做什么呢？
答：我希望集合优良师资与业界经验为台湾培育一批服务业的管理尖兵，以提升台湾服务业的竞争力。
司徒金城生平1917—2001
司徒金城先生，广东开平县人，民国五年农历十月初四生于上海市。他的父亲梦岩公，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造船工程师专家，曾任上海江南造船厂副总工程师，也是近百年前第一位在美国追随名师学习制造小提琴的中国人。金城先生在家中居长，其下弟妹共六人，其中五人皆为专业演奏家并以音乐教育为职志，过去半世纪中，在海峡两岸培育音乐人才无数。金城先生本人虽未从事音乐工作，但却是兄弟中第一位学习小提琴，而带动弟妹走向音乐事业的人。
金城先生毕业于上海基督教浸信会沪江中学与沪江大学，在学期间经常参与教会活动，深受基督精神的感召。毕业后初曾任职于上海海关，后自行经商，从事国内贸易工作。民国三十五年来台，在工程公司任总务主任，后转任欧亚旅运社货运部经理，茂森贸易公司经理等职。民国五十六年与台港友人合伙，共同创立豪富贸易公司，并担任总经理，直至近七十岁方告退休。一生在工作上认真负责，白手起家，而事业有成，对台湾过去外贸之拓展，也产生了一定的贡献。
金城先生年轻时的嗜好是绘画与桥牌。桥牌方面钻研尤深，曾应邀组队参加主席杯桥牌比赛并获全省团体冠军。自民国五十九年起，兴趣转为登山，参加中华民国山岳协会下之蜗牛队，十余年间足迹遍及全省各大名山，其强壮之体能及不畏挑战之意志力，令人称羡。
民国七十五年退休后，为遂其一览天下之志，乃多次前往美、欧、澳及中国大陆各地游山玩水，悠游于其自由自在的退休岁月。
金城先生家庭和乐幸福。夫人汪德秀毕业于燕京大学，曾任职于教育部、再兴中小学及复兴中学。在工作之余亦是金城先生的贤内助，使其得以在事业上全力冲刺，在休闲生活上尽性投入，而全无后顾之忧。
先生有一女一子。女达森，政大西语系毕业，美国伊利诺大学英语教学硕士、北伊大图书馆学硕士，密西根大学企管硕士，曾任职于美国全录公司，在社团活动上亦十分投入，曾经担任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会长，现与夫婿白慕华先生皆已退休，定居美国。子达贤，政大企管系毕业，美国伊利诺大学企管硕士、西北大学企管博士，曾任政大企管研究所所长，目前为政大企管系所教授。媳应小陵女士为台大外文系副教授，孙嘉恒，台大经济系毕业，孙女嘉怡与嘉慈，分别就读于台大外文系及北一女中。
先生一生，为人正直，工作努力而自奉甚俭，乐于助人，对后辈极为慈祥照顾，在其领导下的同仁，莫不深切感受到他循循善诱，充满关爱的长者之风，以及临事毫无私心的公正态度。对子女的教育也强调自由发展而从无疾言厉色。
纪念恩师司徒海城（1921—1997） 胡伟杰
日月如梭，一转眼老师逝世快两周年了，很想写一些什么纪念他。司徒家族几代在中国音乐界尤其是提琴界有其特出的地位，老师在其中又起着很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终其一生，从事小提琴的演奏，教学事业，从中国只有少数外来的犹太，白俄小提琴家的三四十年代，到华裔提琴家纷纷进入西方主流乐坛，崭露头角的今天，老师的贡献甚伟。
老师的父亲司徒梦岩，年轻时留美，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学船舶工程。学成返国任上海江南造船厂的首任华人总工程师。梦岩先生留美期间，课余跟波斯顿新英格兰音乐院的戈鲁恩堡格教授学小提琴，同时有机会跟当时的小提琴制造大师戈斯（Goss）学制琴技艺，他在那期间制作的小提琴，代表他老师的作品参赛，在当时美国提琴制作比赛中得过奖。梦岩先生返沪之后，工作之余常在家中拉琴，演奏一些西洋乐曲。他通常邀请一些民乐（国乐）爱好者在家中排练演奏广东音乐。他以小提琴代替二胡，还把宫尺谱翻成五线谱，首创音乐上的洋为中用。
老师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耳濡目染再加上他又有极高的天分，在高中毕业后，他决定走音乐这条路而考进了上海国立音专。在音专时他师从利夫西克教授，是学校里的高才生并担任学生乐队的首席。四十年代老师从音专毕业后考入中国最早的西洋古典音乐交响乐团。。。。。。上海工部局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前身），而成为当时乐团中仅有的几个华人之一。上海那时有几个著名的德国犹太裔提琴家，其中有一位名叫阿尔佛来特。温特堡(Alfred Wittenberg)，因二次大战希特勒迫害犹太人而避难来华。他是勃拉姆斯的挚友，也是小提琴法比学派（Franco.Belgian School）鼻祖约瑟夫。约希姆（Toseph Joachim）的晚期学生，音乐造诣极高。（据海城先生告诉我，温氏是最早在欧洲公演布鲁赫Bruch g小调协奏曲的小提琴家之一。）老师拜温氏为师，悉心钻研，并尽得其真传。终为中国人在当时小提琴界取得光荣的一席之地。 更难得的是，在老师的关心和影响下，他的弟妹都沿着这位兄长的足迹，献身音乐。他的弟弟兴城，华城成了著名的小提琴家。他的妹妹幼文，志文也成了优秀的钢琴家和大提琴家。他们兄弟姐妹又注重教育事业，培养了众多的音乐人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把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学生召集起来，组成几个弦乐团是绰绰有余的。司徒家族对中国音乐界的影响和贡献是巨大的。
自我十一岁时，我哥哥带我去老师家拜师以来，事师老师在前，相知在后凡几十年，深切感受到老师为人的正直、踏实、不虚伪、不夸耀。他对音乐的热爱指著，对专业探索的孜孜不倦与一丝不苟，他对学生后进的谦和平等，关怀爱护和谆谆善诱，还有他对世俗应酬吹捧的不为。下面仅举两个使我难忘的小例子：记得是在学门德松e小调协奏曲时，我拉第一乐章中：这一段时，分句不好。老师在给我解释了怎么分句表现后，又示范给我听。我重复了几次，试着除了把句子分对外，也能把那些难以言传的起伏感表现得恰如其分。这短短的一段旋律，怎么拿捏得不揾不火又不能有匠气还真不容易呢。这时老师讲了一句话，他告诉我说：“这一段我做学生时在老先生（指他的老师温特堡）前拉了很多次。只有一次，老先生说这次你拉对了。”作为小提琴权威的他这轻轻一句话，让当时作学生的我一阵错愕而因此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后细细的品味，我才开始从老师这句极其坦白，率直的叙述中体会到他对学生的安慰，鼓励之情，更进而意识到老师在其中传达给我的对追求完美应有的严谨标准和高度。自己为人师后，更对老师那毫不矫情，平等待后进的真性情多一份敬意。
还有一次，在一个audition上，我拉勃拉姆斯协奏曲第一乐章。曲终后，正当我陶醉在众人的赞美声中时，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让我清醒的评语：“有一小节拉错了。”（我有一小节和钢琴拍子没有合好。）我不由地愣了一下，但是我到底还是懂了。这就是海城先生，与其说这是他的严格，不如说这是他对我真切的爱护。多少年来，这件事一直是我的警惕和鞭策。
老师十分强调基本功夫。在我小时候上课，Schradieck,，Sevcik的手指练习，弓法练习是必拉的。稍后又是换把练习以及双音练习等等。他说：“演奏最终的目的是表现音乐，但如果技术不过关，即使有再好的乐感，也无手段来表达。”这个道理在今天，虽然是这样浅显易见，但在几十年前，能真的理解并身体力行的人却是凤毛麟角。而如果我们真的严肃地回顾，从半吊子外籍乐师在上海兼职糊口，误人子弟，鱼目混珠的四十年代（上海人称“洋琴鬼”，,经过以速食文化为时髦的七八十年代，一直到急切好利的功利主义当令的今天，这个简朴的真理却是那样的蹒跚难行。老师给他每个学生的这个“扎实的基本功”的礼物，是这样的珍贵。对不论音乐天分很高的或一般的学生，这个礼物，都是终身受用的。而这里面除了是老师的真知灼见外，更是他择善固执的高尚人格。
随着年龄和教龄的增长，越来越让我敬佩的是老师精彩的教学方法。说是“精彩 ”其实就是学生听得懂，做得到。而证实这个对学生来说“易懂易行”的背后，才是老师的“真功夫”所在。我常有个比喻，跟老师学琴，就像是跟着他散步，他带着你走在葱茏翠绿，流水潺潺的山林小径上。他不催逼，不厉色，还讲着非常有趣逗笑的故事给你听。旅途是那么丰富而引人入胜，你根本不知道有挫折和疲乏这回事。什么时候你一回首才警悟到他已经带着你绕过了多少个险滩，峭壁，来到一个你本来不敢奢想攀登的峰巅了。这个在我经历了许多次挫折，失望的教学经历后更加能欣赏体会的老师的教学法是这么弥足珍贵。它让我看到在每一次平常的上课背后，有着老师多少博大精深的见解，累积融合的经验，为每个学生所作的深思熟虑的安排和深入浅出言简意胲的讲解。
如果说老师对音乐的表现，技巧的要求是严肃的，他对提琴发展的潮流确实是及其敏感和开放的。在资讯相当封闭的六七十年代的大陆，他还是用他所能得到的资料，以他敏锐的鉴别力带领学生跟上潮流，他通过录音带来对比现代提琴家和四五十年代提琴家的演奏。对提琴大师们的运弓，饱满的音量，音色和揉弦的大幅度变化倍加赞赏。又对比着不同年代的版本和指法，指出突破传统，创新的指法的优越性。在阴霾密布，万马齐喑的那个年代，这位以培养音乐人才为天职的园丁，没有一天停止过他的辛勤的耕耘。老师的儿子司徒宏达在文革后上海音乐学院第一次报考研究生时，以令人刮目相看的优势独占鳌头，给了他爸爸海城先生很大的安慰，正是对老师的教学法的一次高度肯定。
在九十年代，由于子女都已在美成家立业，老师夫妇来美在费城定居。期间我们又有几次见面的机会。最后一次我和老师见面是在1996年夏天。司徒夫妇赴澳洲探望大儿子达强后返美途径洛杉矶，在我家逗留了短短的两个小时。那一次见面，老师显然衰老了，步履艰难。但即使在这样的行色匆匆之间，老师夫妇还是仔细地听了小女的提琴和钢琴的汇报，不顾旅途的疲劳，谆谆地教导指正。
他的一位学生在司徒先生的追思仪式上的一段话是这样贴切地描述我们的老师：“先生的品格就像海顿的音乐。优美而极其纯朴，幽默而极其庄重，简练而十分准确，那旋律就像一位长者的谆谆教导，充满了发自心里的无私的爱。”今年六月十六日是司徒海城先生逝世两周年。我相信在音乐界有很多朋友都和司徒先生有师生兼朋友之谊。仅借“桥”这块弦乐爱好者交流的园地，以此文来纪念这位默默耕耘一生的中国音乐界老前辈。
司徒幼文生平1923-2004
校友司徒幼文同志因患癌症不治于2004年5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司徒幼文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司徒幼文（女）1923年8月出生于上海，原籍广东开平。自幼学习钢琴，专业老师是梁雪姬、辛格和拉萨列夫教授。
在上大学期间同时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专钢琴组本科，主课老师是科斯特维奇（Kostovich）教授。
1944年在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曾在集英中学高中部任英语及数学教师。从1946年至1956年十年间基本在财经系统任职。先后在善后救济总署、中央银行、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经济研究处及总行国外业务处侨汇科任科员。这期间并未完全脱离音乐专业，曾随弗兰克尔教授学习和声，音乐理论课程。
1956年7月到北京艺术师范学院音乐系任钢琴教师，曾为老一代声乐家应尚能教授弹伴奏。自1957年9月任北京艺术师范学院附中钢琴学科主任达16年（后改为中国音乐学院附中）。1973年由于工作需要调入中央音乐学院任英文翻译，为副研究员。除完成学院译刊大量翻译文字外还翻译出版了音乐专著及有关文献二百余万字，其中《旋律史》一书（1983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被北京图书馆定为长期保留书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亚、非、拉国家民族音乐介绍，曾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扬。她翻译的《大英百科全书简编》中的一些音乐条目及《格罗夫音乐词典》中“中国音乐”全文，均以译意准确、清晰、文字通顺流畅而深受读者赞赏。
司徒兴城生平1925-1982
司徒兴城教授，广东开平人，民国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农历三月十九日）生于上海，父亲是留美造船工程师，同时亦为当时颇负盛名之业余小提琴演奏家兼制造提琴的专家。是以自幼熏陶于音乐气氛浓厚的家庭。兄弟姐妹七人，二哥及四弟为职业小提琴家，五妹为杰出之大提琴家。
司徒教授十六岁起学习小提琴，二十二岁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专，未毕业前即受聘于上海市交响乐团，担任首席中提琴。嗣后复随德籍名教授威登堡（Witenburg）进修，琴艺大进。民国三十七年受聘国立福建音专。民国三十八年，因大陆沦陷，辗转来台。民国四十年，应聘为台湾省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民国四十八年获美国国务院派来台湾之音乐指导约翰生博士的赏识，遂由其推荐，进入美国西北大学音乐系进修小提琴，后又接受约翰生博士之建议，为使台湾获得低音大提琴之正式师资及训练，乃兼习低音大提琴，受业于芝加哥交响乐团首席低音大提琴Benfield门下。留美七年，前后在西北大学、狄波大学（芝加哥）、旧金山州立大学攻习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为国内唯一全能之弦乐专家，并为切实了解乐队实务起见，曾加入Kansas City 交响乐团，工作一年。在美期间，因缺乏经济支援，为维持生活，筹措学费，尚须勤奋工作，漫长七载，诚非易事。民国五十五年学成归国，以四种弦乐同时演奏，轰动一时，嗣后一度复职省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兼副指挥，旋以该团迁台中而辞职。此外，先后在东海大学、文化大学、东吴大学、国立艺专、实践家专、华岗艺校、光仁中小学及南门国中音乐班任教。夫人招翠姬女士为业余钢琴家，经常为司徒教授伴奏，夫唱妇随，为乐坛佳话。
司徒教授为忠实音乐工作者，同时亦是最认真之音乐教师，平日教学繁忙，而每夕尚勤练各种琴类，以致心劳力竭，终于民国七十一年二月三日晨八时，因心肌梗塞病逝，享年五十八岁。
最后一次演奏会 招翠姬
司徒兴城
民国七十年元月十二日，我的丈夫——司徒兴城，在台北市实践堂举行了一场为感念、追思约翰笙博士（DR.Thor Johnson）的弦乐奏鸣曲演奏会。当时约翰笙博士逝世已有六年；司徒之所以在六年后举行纪念演奏会，是因为在六十九年暑假，我们夫妻曾到美国东、西部，探望了他的多位老师及挚友，最重要的是要了却他五年多以来，一直悬挂在心头的心愿——去为约翰笙博士扫墓。我们仅仅知道博士家乡在北卡洛莱纳州（North Carolina）,但不知道是在什么城镇，博士常年在外指挥演奏，且又是独身，和他的家属极少往来，只好经由各地的朋友打听，居然无人知道博士葬在何处，打了无数的电话。我们夫妻毅然乘飞机、坐计程车辗转到了Winston－Solem城的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仍停留在十九世纪保守传统的小镇—博士的故乡Oid－Sa－lem。.我们让计程车司机随便送我们到一家旅社住下，依照电话簿打电话到各墓地查问，好在博士是位名人，终于在离我们住的旅社很近，步行约十五分钟的路程，一个摩拉维亚（Moravian）教会公墓中查到。墓地虽然很近，司徒仍迫不及待的乘了计程车前往。下车后只见好广大的一片墓地，看了一下似乎又不是依年代排列，正不知如何是好时，远远见一位老先生慢慢走来，这位老先生不仅是约翰笙博士父亲的学生，而且也是墓地管理人。原来墓地男女各分一方；已婚与独身者也要分开，时隔多年，老先生也费了一些时间才找到，司徒欣喜之情可想而知，我见了也热泪满眶，尤对自己曾为怕费太多时间去找墓地，来不及赶回台北上班而有微词感到惭愧非常。司徒在墓前献花、祷念良久，思潮起伏，感念万千，当年博士对他的种种帮助、照顾、教导，无以为报，返回台北后一直想及到墓地去的种种巧合，使他更怀念恩师，而有了以四种弦乐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的演奏，来表示对恩师的怀念与感恩。
出国进修前司徒已是杰出的小提琴家，也能拉中提琴。去美国后，一直半工半读，完全靠自己打工渡过漫长的七年，学习得非常艰苦，可惜因语文程度的关系，没能修完所有的学分而得到学位，这点他始终耿耿于怀。在他接受博士的建议学习低音大提琴时三十五岁，修习大提琴时已三十七岁了，以他当时的年龄开始学一种乐器已是极困难的事，若无坚强的毅力与恒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在名师的指导及自己浓厚的学习兴趣，恒心的努力不懈，进步神速。博士之所以如是建议，是因为他早年曾来台北指挥乐队，知道弦乐师资缺乏，希望司徒多学一些，以便回国培育下一代，这一点司徒完全遵从博士的建议做到了。他学琴、练琴数十年如一日，好学上进，没有老师时则努力自修，结婚十四年以来是我亲眼所见，有时外出旅行数日，尚携带小提琴在旅社中插上弱音器练习而令我啼笑皆非，他认为学琴没有速成，亦没有取巧的方法，只有唯一的勤练不懈。
演奏会准备期间是非常辛苦的，司徒是一位众所周知教学认真、负责尽职的老师，从不因私事请假，更不肯为准备音乐会而停课，如非一股真挚热诚地感情推动，演奏会是不可能举行的。我深深体会到：开一次演奏会是劳心、劳力而又伤财的事，在没有经纪人为演奏者安排办理一切繁杂事宜制度下，大小事情都需自己顾到；好在司徒有很多诚挚的朋友，他们不辞劳苦，奔波筹备，在此我谨向这些朋友，致最深的谢意。为妻的我了解他的个性是言出必行的，只能在练习与教学以外给与他帮助。我们请的伴奏是青年钢琴家戴宽毅先生，戴先生虽是业余钢琴家，其琴艺造诣与对人处世的修养，皆为人称道，他在台中教学繁忙，仍尽量在周末或假日抽空来台北同司徒伴奏，在我们家小住一晚，每当深夜练罢宵夜时，往往天南地北的闲聊嘻笑，给了我们真挚的友谊和不少的欢乐。
演奏会时，见到了那么多的老朋友，大家都带着友谊的祝福而来相聚一堂，他们都知道司徒不计名利，始终坚守自己的岗位；也知道司徒从没有认为自己有演奏家的才华，更没有表现琴艺之意，只是籍演奏会来表达他自己对博士的敬与爱，也表示他对音乐教学的执著，同时想鼓励同学们，资质平凡如他—从前也曾被老师认为很笨、没有希望的他，只要努力用功，专心苦练，持之以恒，必有成绩。也因为如此，他从来没有特别挑选有才能、资质优异的学生来教导；对资质平凡，甚至较差的学生，也是一样以爱心与耐心来教导。为教育培养下一代音乐人才，他做了很大牺牲，只知全心全意倾其所爱授予所有的学生，他要以恩师及各位老师给他的，全部转给他所有的学生。
专攻一种乐器是较容易功成名就的，教四种乐器，他必须付出四倍的精力和四倍的时间；为使学生能有稳固的根基_将来对任何乐曲均能应付自如，教学多以练习曲、音阶等基本技巧为重而且严格，以至有些只求表面，爱拉好听乐曲的同学会觉得枯燥无味，常听他对这些学生比如为，“喜吃糖果零食而不爱吃营养正餐”。去年好友程飞鹏先生由美国来信论及此种教学法是绝对正确和必须的，使司徒深感欣慰，因程先生以前在台教学时，并不十分赞同司徒的见解。近年来程先生一直陪着他的公子上琴课，练琴，想必已领悟到了。司徒不反对也不鼓励学生参加音乐比赛，因为他不会为学生要参加比赛停止正常功课进度，而以一年半载的时间专门练习比赛乐曲所得来的荣誉是短暂的，要有经得起长远考验的基础实力，才有真正永久的荣誉。历年来常常收到出国深造学生们来信述及：国外老师认为曾有位非常尽责认真的好老师为他们扎下了正确稳固的根基——这是一位老师能得到的最高安慰，也正是司徒不辞劳苦，不断为教学目标而执着的原因。他的教学与处世的原则，可能年轻一代有些人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还不能了解到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必须经过漫长的岁月，不计代价的牺牲而得来，在他们自负之下，也漠视了上一代艰辛努力所得来的宝贵经验，也忘了人生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司徒教学严谨，但对学生慈爱有加，欢笑之声常由课堂里传出，唯对不守时、不守规矩的则另当别论了。
司徒演奏会前后，都曾向友人表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演奏会——并非“封琴”之意，十多年来，他曾在许多学校、社团作过多次讲述及示范演奏四种弦乐器，主要的目的是在使一般人对弦乐的认识与提倡;会中先叙述弦乐器简明的历史，然后用一乐段分别在四种乐器上，先后奏出以作分别比较，最后再以各种乐器奏出不同的乐曲，使每个不同的琴能尽量发挥各个不同的特性，每次演出都受到热烈欢迎。
寒假前两个月，司徒已有身心疲劳的感觉，在他为学生们准备好期终考乐曲后，希望能休养一个时期，在疗养期间，仍念念不忘琴技和教学问题，在心力交瘁下，不幸于二月三日晨心脏突发心肌梗塞，离所有爱他的人而去，琴弦突然中断，邃而作古，此哀伤悲痛，最深最切。结婚十四载以来，身为妻者，只能说他是为音乐而活，也为音乐鞠躬尽瘁。愿他在天之灵得平安，深信他音乐的生命，在天国必定更显光辉灿烂。安息吧！司徒吾夫。
悼司徒师 叶振祥
二月四日上午阅报，看到“名小提琴家司徒兴城病逝”消息，不禁大为震惊，随即打电话给潘鹏兄，他证实了这事，他说司徒老师在农历年前即因病住院，他不愿告诉人家，很少人知道，他也有看到我投在他信箱的拜年名片云。
说起我向司徒老师学琴的经过，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年幼时见先父稚云公因习画而收藏的图片，而特别喜爱曲线玲珑的小提琴。卅五年负笈羊城，就读中大，住平山堂宿舍，与名小提琴家马思聪教授毗邻而居，夜间传来悦耳琴声，为之心仪神驰。来台后聆听司徒师为筹建信义会真理堂的小提琴演奏会，油然兴起学习决心。经托艾克生教士在港选购一架西德制小提琴，再挽友人介绍，在四十五年夏拜司徒为师，那时他租住宁夏路大提琴家张宽容先生房子，他先考我乐感，试看我能否跟着唱出同样的调子来，否则不收，幸而及格，便开始每周上一小时的课程，他知我学琴目的纯为业余的自娱，但也认真教学，使我得益匪浅。
慕名学琴的同学日益增多，但仅能遇见前后小时上课的同学，其他均无从谋面，司徒老师又安排郊游和师生合奏节目，使所有同学均有见面的机会，这时才认识刁树良、李堂、潘鹏、沈国权、颜丁科、张鹤华、施敏、吴闻咸、高智裕、王丽仙、王义夫、林文也等师兄弟。
记得在四十六年春天的郊游，有一年约十岁的师弟，大家叫他“二毛”，最为活泼，听见林中有人练琴，他上前即兴一曲，使那人大感意外，大家为之宛尔。以后才知道“大毛”杨盛祖、“二毛”杨盛世两兄弟由乃父杨隆佑老先生陪同，父子三人一起向司徒老师学琴。
四十八年司徒老师得美国约翰生博士之推介，赴美西北大学音乐系进修，部分学生多转入邓昌国教授门下继续学习。历时七载，司徒师于五十五年学成归国，即以四种（大、中、小、低音提琴）弦乐同时演奏，轰动乐坛。
五十七年司徒师与业余钢琴家招翠姬小姐在中泰宾馆结婚，婚礼中并由新人作小提琴与钢琴的合奏，以娱嘉宾，一时传为佳话。七十年元月，他在实践堂再度四种弦乐的演奏，同学们自动前来帮忙，为此他还在华湘菜馆宴请我们，时值尾牙，大有老板慰劳伙计之意。 月，刁师兄生日，复约至金宝石酒楼为其庆生，老师依然谈笑风生，身体键朗，谁能料到一年之后便会逝世呢！
司徒老师为人忠厚幽默，轻财尚义，上课时，有过某声乐家前来告急，老师乐于解囊相助，他从不计较学生之学费，对年轻琴艺有造诣之学生，不但免费，且赠琴相授，潘师兄便是其中之一。他自美返国，同学至其寓所，见一小猪扑满贴有“老婆本”纸条，无不掩口胡芦。司徒师先后曾在东海大学、文化大学、东吴大学、国立艺专、实践家专、华岗艺校、光仁中小学及南门国中音乐班任教，作育人才，桃李遍天下。他二十岁即受聘于上海市交响乐团担任首席中提琴，来台后应聘为台湾省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在美留学期间曾加入堪萨斯市爱乐交响乐团，返国后复职省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兼付指挥，并常应电台、电视台之请录音配乐。此外，在家的时间，仍难推辞许多慕名求教者，几乎每时均排满课程，仅周四休息，如此劳累，以致病逝，宁不浩叹！
他毕生致力小提琴之推广，使原为贵族化的乐器，得以普遍，有教无类，寓教于乐，净化社会风气，正是儒家思想的实行者，他英年早逝，无疑是国家社会的一个重大损失！
司徒老师啊！您已离我们远去，但是您在天之灵可曾知道师母以及亲友们会何等的哀痛？您的学生们会如何顿足伤心？无论识与不识的各阶层人士会感到何等的惋惜！一代大师，邃归道山，滔滔江水，为您呜咽！袭袭寒风，难诉诀别的悲怀！今（二月十七）日上午九时，是您殡葬弥撒的日子，我们要强忍眼泪为您办理丧事，以后也会为筹措纪念您的奖学基金而努力，使更多优秀学琴的学生得到鼓励和帮助，使您对弦乐的成就，永垂千秋！每当我们听到悠扬的琴声，便会不期然地想起您致力弦乐的辛劳，也会想到您对学生们的爱护和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您像一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乐坛。老师啊！愿您安息主怀！您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永远！永远！
司徒华诚生平1927-1987
司徒华城同志1927年11月13日生于上海市，原籍广东省开平县，早年就读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先后在上海市府交响乐团、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工作，自1959年起在中央音乐学院兼课，1974年正式调入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因严重心肌梗死于1987年11月27日晚8时零5分不幸逝世，终年60岁。
司徒华诚同志是我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协表演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实验乐团团长、文化部艺术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交响乐爱好者学会理事兼室内乐部部长、上海音乐学院校友会理事、华音音乐学校顾问。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音乐和音乐教育事业，先后在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中央乐团任首席二十余年，同时还担任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大歌舞的乐队首席，他从事小提琴演奏和教学近四十年，为交响乐事业和中、小提琴及室内乐艺术的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为我国交响乐事业的初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司徒华城同志知识渊博，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对交响乐、小提琴的民族化和“洋为中用”进行了不懈的探讨，从事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翻译工作。在演奏、创作、教学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对学生无论程度深浅，基础好坏都耐心指导，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们，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多年来，他没有渡过寒暑假，经常到各地开讲座、进行辅导教学、演出或收集素材进行创作。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热情主动，不卑不亢，待人诚恳，广交朋友，他在多次担任国际国内重大器乐比赛评委时，坦率、公正求实，深得国内外同行的好评。近年来，他还为了促进海峡两岸的交往和祖国的统一做出了不少努力。
司徒华城同志既是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又是社会活动家，是一位名望很高而又平易近人的老同志、老专家。他乐于助人，具有很高的工作热忱和艰苦奋斗精神。他长期以来依靠一叶肺的功能和一颗事实上早已严重损坏的心脏以顽强的毅力主动担负着极为繁重的工作，直至逝世前最后一刻。他的工作精神给同志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逝世是我国音乐事业的一大损失，我们为失去了这样一位好同志、好教师而无限悲痛。他的崇高品德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他所未完成的事业，我们将继续努力完成。
司徒华城同志安息吧！
谭盾、汤沐海、王健获今年格莱美提名和谭盾获奖，再次证明了“华人音乐新势力”在世界乐坛日渐重要的地位。这引发我向贵报提供一个“迟到”的消息，华人作为音乐制造人和录音师，在2001年不仅入围“格莱美”，而且最终获得两项金奖。获奖者司徒达宏（司徒海城之子）曾是上海音乐学院破格录取的小提琴研究生。留美后成了格拉米安的关门弟子；在柯蒂斯音乐学院获金牌毕业后到了朱丽亚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迪雷的得意门生。因而当我听说他居然改行搞录音，曾感十分惋惜。去年我访美时，在他的客厅里看到摆放着两只金灿灿的小喇叭，才知道他是为德国DG公司录制了由美国著名的艾默森弦乐四重奏团演奏的全套（15首）肖斯塔科维奇四重奏而获格莱美年度最佳古典唱片奖及年度最佳室内乐演奏奖。和他们竞争的就有柏林交响乐团演奏的玛勒第十交响乐和帕尔曼演奏的贝多芬奏鸣曲集等，可见水平是很高的，也说明他们的金奖得之不易。
制作人、录音师等是和演奏家一起参加格莱美评奖，其标准不是作品的销量，也不是流行榜上的位置，而是音乐界同行对艺术和技术成就的首肯。我对达宏说：“祝贺你获奖，看来你改行也很值得。”他笑言：“其实没有大改行，一名出色的录音师，应拥有像一位优秀指挥所具有的音乐修养。过去所学，其实都派上用场，我每年也仍参加一些演出，录音技术当然也要钻研，我全部录音器材都是经过自己重新设计和改装的，这样录音才能得心应手。”
初探第48届格莱美音乐大奖华人获奖者司徒达宏成才的轨迹
2008-01-29 《小演奏家》 作者：林夕文
司徒达宏是本届格莱美音乐大奖中唯一获奖的华人。对国人来说，人们还记得他1985年曾以小提琴独奏家身份，随美国费城青年交响乐团回国演出而崭露头角。人们从他在祖国舞台上的表现，看到了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国际音乐舞台上的光辉前程。2001年，达宏又在音像制作人和录音师的平台上登上另一高峰——一连获得两项格莱美大奖。事隔四年，他梅开二度，赢得两项格莱美大奖。
格莱美奖有音乐界的“奥斯卡”奖之称。它设有一百多个项目，是分类极细致、涵盖面齐全，由业内专家经三次甄选投票产生的一个专业性很强、分量很重的奖项。由于获奖标准与作品的销量、流行榜上的位置无关，投票人仅就本人专业领域范围内投票，所以相对是比较公平的。获奖者都被公认为是世界范围内各自项目当年最优秀的代表。由于格莱美音乐大奖是根据每年世界各国公开发行的音乐制品为依据进行选举的，因而制作人、录音师是和表演艺术家一样的并列奖项。录音工作的重要性和价值在格莱美音乐大奖中可谓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褒奖。对一位录音师而言，能获此殊荣是在此领域登上巅峰的重要标志之一。
两岁半学小提琴
达宏出生在音乐世家，从呱呱落地开始，耳朵里灌进去的音乐声要比说话的声音多得多。他刚会说话就指手划脚地表达要拉琴的愿望。刚到两岁半，父亲海诚先生开始教他小提琴。才会拉简单的旋律，他就缠着妈妈为他弹伴奏。他还说这才“得劲儿”;他还模仿大人的样子颤指，说“这样好听”。当父亲教学时，他一听到爱听的旋律，马上会转过身来纹丝不动地盯着、听着、记着，当琴声告一段落时，他转身就回到自己房间，操起小提琴拉起来。一般都能把旋律八九不离十的背奏下来。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父亲，担心他这样不能安下心来规范地练习基本功，因而对他管教格外严格。只要一有时间就专心陪着他练习，以防止他又会玩出什么新花样，避免他“出格”胡拉。海诚先生很清楚他这个儿子是个很有潜力的好苗子。因此，他也很注意灌输他在音乐方面的基础知识，视唱、乐理、音乐史……后来他妈妈请求在音乐学院的同事陆钦文教授来教达宏学习一些和声知识。刚开始时陆教授教这么一个小不点儿学这门对成年人来说都会感到枯燥的学科有点发怵，担心他是否能学得下去。可没想到这个平常调皮捣蛋的小家伙，却真能“老实”认真地做习题，还能有滋有味地在钢琴上弹奏，试效果。
初一就组装了电视机
父母发现他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是完全可以专注地投入学习的，因而除了学习音乐专业方面把得紧、管得严外，其他方面都给了他比较宽松的发展余地。达宏小的时候，对电子方面很感兴趣，那是从拆卸一台旧收音机开始的。经过来回装卸琢磨，他就到图书馆借来有关参考书翻阅，最终把这台收音机“弄响”了，他知道父母在这方面不可能辅导他，索性就全靠自己的钻研。之后他就要向录音机、电视机“进军”了。父亲担心他把好端端的机器都拆坏了，才不得不对他有所限制。于是他就去淘购废旧电器、电子管处理品，也甘心封堵自己的小馋嘴，把零花钱都投到这些爱好上了。才刚上初中一年级他就自己组装成一台黑白电视机。他在对音乐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的同时，也对科学充满了好奇，并且爱动手动脑，不辞辛劳。
音乐课的分数最低
小小年纪的达宏似乎很能把自己学习的主次安排得很得当。练琴、搞电器是他之所好，从来都很自觉。而在学校里的功课就有好有坏了。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太“出格”，不能拿回家不及格的分数。可最令他妈妈生气和不解的是，他这个音乐天分极好的孩子，在学校却是音乐课的分数最低的学生，有时只有60分，也是老师勉强让他pass。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对此并不以为然。当妈妈责问他时，他却振振有词地说：“因为我最讨厌上音乐课了。老师讲的我都懂，上课就是浪费时间。教唱歌时，老师自己的音不准也不调整。”最让他感到难受的是老师用风琴伴奏：“右手乱按，和声都不对，就这样搅和在一起，可真是刺耳！我实在张不开嘴跟着他们唱，所以我就只好干别的，或逗同学玩。”那自然是惹老师生气了，可是他每次答笔试题都是没错的，达宏知道自己就是再调皮捣乱老师也不能给他打“不及格”。达宏妈妈也对此很是无奈，只能是指出他不该在课堂上捣乱，不该妨碍其他同学听课。
才能过人，家教有方
达宏的听音能力很敏锐，不仅是绝对音高，如果在钢琴上按上一大堆音响，他都能一个不误的说出音名。有一次他听到爸爸教一个学生，在纠正音准上来回折腾……下课后达宏就发议论了：“这个人好像是没长耳朵的”。听到他讲这样的话，司徒海诚先生立即抓住机会教育他：“练耳是一门课程，辨音能力是可以训练的，你有耳朵，要是不好好练基本功，照样会出现拉不准的音。”多少年来，达宏的父母对达宏从不当面夸奖，但是他们始终悉心的关注、培养，为达宏的成长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在对他的管教方面也是非常适当适度的。
华城到上海时，指导侄子达宏。
应该说，达宏是幸运儿，他的前进道路可谓一路畅通。十年动乱后，我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达宏才念完高中二年级，由于他的演奏已引起业内人士的瞩目，在亲友的动员下，他决定投考上海音乐学院。有幸他自幼接受过严格系统的音乐教育，准备时间虽然很短促，最后通过严格的正式考试，他竟以各科均名列前茅的成绩，被上音破格录取为管弦系小提琴专业的研究生。他的导师先后为谭抒真副院长和袁培文教授，在他们的教导下，他在学识与技术上进步很快，在音乐上的才能上也得到了极大的展现。
1981年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时，乐团首席西弗•斯坦思（J.SiversTein）十分赏识达宏的才华，回国后曾在《时代》杂志上撰文提及此事。当时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的司徒达森看到后，推想达宏应是父辈经常提及的在大陆的亲人，经过辗转查找，终于与大陆的亲人取得联系，达宏就是自己的堂弟，两人的父辈就是被台湾海峡隔断了近三十年几乎不通音讯的亲兄弟，这份亲情就是这样通过“音乐之桥”而恢复沟通了。在亲人的多方协办和资助下，达宏的演奏录音带送到了美国著名的柯蒂斯音乐学院（The 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受到院长的特殊青睐，不仅被免除了最后的面试还获得全额奖学金，并被安排在世界著名的小提琴教育家拉米安（I.Galamian）班上，成为了大师的关门弟子。当他从柯蒂斯音乐学院学习毕业时，因为获得金奖而得到了费城交响乐团为他协奏的机会，学校以请费城交响乐团与他同台演出了西贝柳斯协奏曲作为对这个杰出中国学生的特别奖励。这是令多少人羡慕的奖励啊！
从柯蒂斯毕业之后，他又考入了纽约的朱丽亚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这期间他同样获得全额奖学金。在这里他师从享有小提琴“教母”尊称的小提琴大师迪蕾（Darofhy Delay），在读期间仍然是成绩优异。达宏在美学习期间参加过多次不同类型的比赛，屡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获得第一名的就有Chaufaugua 音乐节协奏曲比赛、费城交响乐团协奏曲比赛等等。
跨界的成就 广博的积累
无论是从系统接受小提琴教育而言，还是从全世界范围接受艺术滋养而论，司徒达宏都称得上是受过最佳、最完美教育的大宠儿。就从他获得的录音这个领域说来，达宏从未受过正规的培训。对于这门有着很深学问的学科，他既没有拜过什么师，也没上过什么学，完全是无师自通，他走的是一条实践成才的道路。有些人会误认为，当录音师要比当一名小提琴家容易多了，达宏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从表面上看培养一名普通的录音师要比培养一名小提琴演奏员可能要容易一些，但要培养一名杰出的优秀录音师却并不比培养一名优秀的小提琴家容易。过去人们对录音师的工作价值认识不足，要求也不高。现在不同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录音技术和设施的技术含量提高很快，录音的分工也越分越细。录音师不仅要掌握日新月异的录音技术和设备，还要对所录的项目十分熟悉和了解，具有整体的音乐把握和综合的技术能力，既要具有艺术鉴赏家和指挥家的修养和水平，还要具备相当的电子科技知识。司徒达宏说，当他决定要做一名录音师时，是经过长期认真考虑后作出的选择。他觉得目前全世界像他这样受过较全面和系统音乐教育的录音师其实还很少，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至于在录音技术的掌握方面，他自问也不会输给任何人，这完全得益于他从小对电子技术的兴趣、热爱与实践；得益于自己从小养成的善动脑、勤动手的学习能力，以及在大量具体工作实践中积累的经验。
在纽约开设电器修理部
司徒达宏从在朱丽亚音乐学院读研究生开始，就毛遂自荐到纽约一家最大的电器公司说服老板开设了一个电器修理部。在美国，一般人家电器坏了总是直接丢弃而不会送修，因为购置一个新的往往比送去修理的费用还便宜。只有那些价格高昂的高精尖产品出了问题才去送修。正因为如此，这个来自中国音乐才子，却在这个修理部里得到了许多拆卸各国尖端产品的机会，也得到了难得的学习现代电子技术的绝好条件。正是这个极好的学习机会，仅一两年下来，他就已经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据说，后来他使用的录音器材几乎都是经过自己动手改进的，从而使这些器材性能得到了极大提升和改进。对于他个人说来，这些设备、器材使用起来比公开买到的最高档产品更具有优点，掌握起来更得心应手，这也就成了他具备的另一长处。
与埃默森四重奏团的合作
当然，要录好音还需要多方面的因素，和录音对象的密切配合也是至关重要的。达宏举出了与美国著名的埃默森四重奏团合作录音的例子，达宏所获得的格莱美音乐大奖，都是与该重奏团合作的成果，特别是本节所录的全部孟德尔松四重奏全集外加采取复录手法录制的弦乐八重奏，这是使他获得最佳古典唱片录音技术奖的重点作品之一。平常的录音，研读总谱是他第一个程序，这次他是研读总谱后与四重奏团的成员一起研究两组四重奏的衔接方案。如果按两组四重奏组分别录音而重叠制作就会出现不少衔接不流畅或过于刻板的缺陷，因而要做“搭桥”大安排，形成每个声部，有不少要跨声部交叉演奏的改动，最后制作出第一次录音用和第二次录音用两份不同的四重奏谱加上原八重奏谱共三份总谱进行操作录音，两次录音还使用了不同的乐器，调整了座位，造就如欣赏到现场个人同时在演奏的方位感、层次感和音响效果。由于有了十多年的合作经历，达宏对四重奏成员每人的演奏特点、音色、音量、颤指幅度都了如指掌，为他们配备了不同的话筒，安置不同的角度。他们的密切配合和相互支持是最值得称道的，不论出现的点滴纰漏发生在哪一位身上，所有的人都会毫无怨言的补录，而且不厌其烦的做到人人都满意为止。
一张CD平均有一千多个接口
最后落到达宏的后期剪辑修饰工作的担子的确很重，一张CD平均有一千多个接口，其高度集中和敏捷的手控能力完全可与搞微雕的师傅媲美。达宏说：“敏锐的听力和精确的节奏感才是剪接成败的主要动力，否则难以达到乐感流畅不留痕迹的境地。我一个月平均只能做出一张碟。只有慢功才能出细活。”达宏按自己的审美观订出自己的标尺，不合标准的产品是绝不出手的。在这方面他是很挑剔的，他甚至要选择他的录音对象。有一次有一位自称为钢琴家的人出高价请达宏录音，达宏只听他演奏了两首曲子就婉言谢绝了。后来他对亲人说：“我是录音乐的，这位先生只不过在按音符，要我面对这样的音响工作一个月，我实在受不了，我也无从下手，我还要对得起自己的艺术良心。”
可惜？可喜？可自豪！
司徒达宏在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的征途上可谓已营造了极稳固的基础。开始攀登高峰的时候，却嘎然而止，转向了搞录音的平台，使许多熟悉他的亲友感到难以理解，不少人认为太可惜了，达宏却有自己的看法。他笑着说：“这并不可惜，而是可喜。”世上优秀的小提琴家很多，他们只能愉悦为数不多的听众，还需要依靠录制音像制品才能广为传播，在实际演出中，就是大师也难保每场演出在艺术上和技术上万无一失。优秀的录音师就是能弥补一些表演艺术家偶然失误而留下的遗憾，推出真正能代表他们最高水平的表演，修饰得更美好而传世，这难道不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使人感到欣慰吗？每做好一张碟子，我都有成就感。再说，我也没有完全放弃演奏，当然，没有时间练琴，技术把握性差了，但艺术上通过十多年的录音，还是长进了。2002年我做过一次尝试，我与台北交响乐团合作，独奏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自己录音自己制作，可能这是绝无仅有的吧！留下一张自己比较满意的独奏CD，它体现了三合一的特点（自演、自录、自制）也算体现个人成长过程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吧。
小读者们，达宏成长的故事，对你有所启迪吗？
他们都是司徒音乐世家的人：
第一代：
司徒梦岩：第一位华人小提琴制作专家及杰出造船总工程师。
第二代：
二儿子司徒海城：上海交响乐团第二小提琴首席及音乐教育家；
二女儿司徒幼文：钢琴教育家、翻译家，译介西方音乐理论超过百万字的学者；
三儿子司徒兴城：台湾交响乐团小提琴首席及弦乐全能演奏家和教育家；
四儿子司徒华城：著名小提琴家，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手，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音乐史诗《东方红》首演乐队总首席演奏家；
小女儿司徒志文：大提琴巨擘罗斯托波维奇唯一华人入室弟子，中央乐团大提琴首席，中国音乐协会大提琴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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