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丐尊（1885—1946）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文章家、出版家和语文教育家，他从五四时期起，直到抗战胜利、含愤谢世为止，在语文教育领域苦斗了将近20年，在旧时代曾被誉为“始终献身于教育、献身于教育的理想”的、“诲人不倦”的教育家。
夏氏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的卓越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上的，二是实践上的；而实践上的贡献正导源于观念上的一系列创见。
早在五四时期，他从日本留学回国，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浙江春晖中学的时候，就力排被动主义的学校教育而积极倡导以学生为主体的自动主义。他在1924年《春晖》第28期上发表《近事杂感》，总结自己从教的感受，说：“学问要学生自求，人要学生自做。我们以前种种替学生谋便利的方案，都可以说是强牛饮水的愚举。最要紧的就是促醒学生自觉。学生一日不自觉，什么都是空的。”这种感受，与其说是来自他从教的经验，倒不如说是来自他自身求学的实际体验。
夏氏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很短，他没有在任何学校毕过业，所以也没有领过一张毕业文凭。他的道德文章，素为世人称道，却都是从自励自学中得来。他出生于浙江上虞一个衰败了的商人家庭，只因他自小聪颖，家里勉力让他读书，先从塾师读经书、习八股，16岁便考中了秀才。不久，八股被废，改为“以策论取士”，便在家中自学，把家藏的《史记》《前后汉书》《韩昌黎集》《唐诗三百首》《通鉴纲目》《文选》《聊斋》《红楼》《西厢》《经策通纂》《皇清经解》等书，终日拿来诵读。这样地过了不到一年，便从乡间出来，到上海进了“读外国书”的中西学院，但终因家贫，读了半年便中途辍学。在家居中，因偶然的机会，读到了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以及《新民丛报》等进步书刊。18岁进绍兴府学堂习读，亲聆革命志士徐锡麟的授课，更多地接触了民主主义的新思潮。半年后又因故停学，回家代父亲坐馆教书。后向亲友借贷，赴日留学，攻染织工业。在日不到一年，又因学费无着而被迫离校回国。从16岁中秀才，到21岁留日回国，四五年间，他不断寻求学习之路，无论是在校，还是在家居，发愤读书，如饥若渴，为他日后的事业奠定了雄厚的旧学和新学的基础。“学问要学生自求，人要学生自做”，这正是夏氏半生奋斗的信条。
夏氏从日本回国，先在浙江两级师范（后改名浙江一师）为日籍教员当翻译，兼任舍监，不久就担任国文教员。此后，就一直从事中等学校的语文教学工作。他基于自动主义的教育思想，结合国文科的教学状况，总感到这门学科的教学收效甚微，非彻底加以改革不可。1923年，他以春晖中学为基地，进行了国文科的教学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有两条：一是“劝学生不要只从国文去学国文”；二是“劝学生不要只将国文当国文学”（见《教学小品文的一个尝试》，《学生杂志》第10卷第11期）这两句话，虽然表述得十分朴素，却深刻地揭示了教语文和学语文的客观规律，是对语文教学的传统观念的革新，在当时的革新派中间引起了普遍的共鸣。
“只从国文去学国文”，这是传统的国文教学的弊病之一。其表现有两端：一是只封闭在国文科的课堂里面学国文，二是只局限在国文科的课本里面学国文。师生双方都有一种错觉，以为只有在国文课堂里面才是学国文，只有在国文课本里面才能学到国文。正因为这样，所以结果是，“学生读了几篇选文，依样模仿，以为记了几句文句或几段大意，作文时可以用的，于是作出文来，就满纸陈言，千篇一例”。其实，语文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广泛运用着的一种交际、交流的工具，只有联系实际生活来学语文，才是根本，才能把语文学好、学活。夏氏根据这个更新了的观念，在认真改进课堂教学的同时，注意引导学生去观察自己周围的生活，用“小品文”的形式（即随笔、杂感一类的短小文字）随时记录自己在“实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一方面增加课外练笔的机会，借以熟练自己的手腕；一方面增加课外观察生活的机会，借以锻炼自己的眼力。这样，把国文科教学的触角广泛地延伸到生活中去，变死学为活学，学生的学习兴味大增，学习效果自然也就大大提高。
“只将国文当国文学”，这是传统的国文教学的又一弊病。传统的国文教学，只要求学生学文章的八股程式，学文章的起承转合，学文章的铿锵声调；至于文章的内容，文章的理路，可以不必深究，因为旧时的文章无非代圣人立言，一派陈辞滥调而已。这样教学的结果，学生尽管可以写“且夫天下之人……”的滥调文章，自己的头脑则始终是一片空虚。如今新时代的国文教学，正如夏氏所说，选读的范文“并不是像以前的只是空洞的文章，或是含着什么问题，或是记着什么事理，内容很复杂的”，对于这样的选文，“如果学生只当作国文去读，必至徒记诵着外面的文字，而于重要的内容不去玩索，结果于思想推理方面毫无补益，头脑仍然空虚”。所以，学国文必须要同时学思想推理，学文章的作者通过语言文字所传达出来的丰富的思想和感情，从而使自己的头脑逐渐充实起来。只有把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在学习语文形式的同时不断充实自己的生活，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这才能切实提高语文学习的效率。
由学校的国文科推广开来，夏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学生在校学习，主要任务不在“受教材”而在“受教育”。他在1930年所写的《受教育与受教材》一文中恳切地向广大中学生指出：“诸君在中学校里，目的应是受教育，不应是受教材。重视书册，求教师多发讲义，囫囵吞枣似的但知受教材，究是‘买椟还珠’的愚笨办法。”那么，何谓“受教育”呢?就是养成一种生活必备的“实力”。夏氏说：“我的谈话的对手是中学生，所谓实力，当然不是什么财力，权力，武力，也并不是学士或博士的专门学力，乃是普通一般的身心上的能力。例如健康力，想像力，判断力，记忆力，思考力，忍耐力，鉴赏力，道德力，读书力，发表力，社交力等就是。”可见，在夏氏看来，基础教育阶段的各门课程，其根本任务主要在于发展青年学生的智力、体魄和道德修养，使之成为身心健全的合格公民。因此，所谓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根本之点乃是要引导学生主动地、自觉地去接受教育，培养自己适应现代生活的种种“实力”。
用这样的观点来考察当时的学校教育，其中包括国文科的教学，夏氏当然感到极不满意，因此想从学校以外更广阔的天地里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受教育”的条件，以弥补学校教育的欠缺。1928年，他进开明书店，任编译所所长，邀约一批志趣相投的伙伴，创办《中学生》杂志，编纂各科教科书，出版各种适应中学生需要的丛书、丛刊，为广大青少年开辟校外广阔的“受教育”的渠道，形成了被后人称为“开明派”的一支文教战线上生气勃勃的新军。以《中学生》杂志为例，夏氏在亲自撰写的《发刊辞》里明确宣告刊物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会。”他把这份杂志办成了近乎小型百科全书，除语文读写的辅导文章以外，政治、时事、国际见闻、社会风习、天文地理、数理生化、绘画摄影、英语讲座、文艺园地，可谓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为了开拓学生的视野，丰富和充实学生的精神生活，他除了努力做好各科教科书的编辑工作以外，还广泛组织各种适合中学生课外阅读的书稿，出版“开明青年丛书”，其中有丰子恺谈建筑、音乐和绘画的，有朱光潜谈美学和变态心理学的，有刘薰宇谈趣味数学的，有贾祖璋谈猪龟蝉蝶、周建人谈花鸟虫鱼的，都成了当时青年学生手边案头的不出声的良师益友。对于开明书店的“开明”二字，朱光潜先生曾作过解释，说“开明”就是启蒙的意思，对象是成长中的中学生。那么，在夏氏的心目中，开明书店的任务就在于给中学生以启蒙，为中学生提供开明益智的阵地。联系夏氏对国文科教学所持的观点以及他对教育事业的深刻理解，他在开明期间所进行的编著实践，其良苦用心，世人不难洞察。
学校所设各门课程，其共同的任务是在养成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各种“实力”，这已如上述；但各门课程的本身却还有自己特有的任务，它们在养成“实力”的过程中有自己独特的途径和功能。忽视共性，固然不当；漠视个性，也属大谬。在30年代，夏氏议论的重心逐渐转向国文科的个性特征。他在1936年所作的著名讲演《学习国文的着眼点》中指出：“国文科是语言文字的学科，和别的科目性质不同”，“国文科的学习工作，不在从内容上去深究探讨，倒在从文字的形式上去获得理解和发表的能力。凡是文字，都是作者的表现。不管所表现的是一桩事情、一种道理、一件东西或一片情感，总之逃不了是表现。我们学习国文，所当注重的并不是事情、道理、东西或情感本身，应该是各种表现方式和法则”。夏氏的这番议论，粗看起来，仿佛跟过去他所持的观点（如“不要只将国文当国文学”之类）有悖；其实，基本精神是一贯的，只是立论的角度不同而已。在这里，他所阐发的是关于国文这个具体科目的特有功能和作用。因为学校里设置国文一科其宗旨不在让学生了解教科书中大量选文的驳杂而无序的内容，而在让学生学习选文的作者在表现各种内容时所采用的种种方式和法则。这是国文科里读文章和在日常生活中读文章不同的地方。在日常生活中读文章，因文章内容的不同，或兴奋，或流泪，或厌倦，都是情理中的事；可是，在国文科里读文章，固然也会兴奋，流泪或厌倦，但“在兴奋、流泪或厌倦之后”，还得“用冷静的头脑去再读再看，从文字的种种方面去追求，去发掘”，因为“你的目的不在兴奋，不在流泪，不在厌倦，在学习文字”。而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旧派人物，还是新派人物，观念上都还有偏向，他们或是从宣扬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着眼，或是从鼓吹民主的新思想、新道德着眼，都把国文科的选文内容看得过重，而把文字的表现方式和法则看得无足轻重，其结果，国文科几乎成了修身科和公民科，学生国文程度的低落也就不足为怪的了。
根据上述见解，为充分发挥国文科的特有功能，夏氏十分专注于文章学的研究。早在1919年，他在长沙一师任教的时候，就参考当时国外的资料编写了各体文作法的讲义，专门讲授文章法则；1922年在春晖中学执教，又进一步充实了讲义的内容。后来，这部讲义经刘薰宇修改补充，二人联名发表，书名“文章作法”。在我国，这是现代文章学的一部早期专著，对国文科的教学影响至巨。在30年代，夏氏对文章作法的一些重要方面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从总体上揭示了文章这个特殊事物的许多内在规律，写成了《句读和段落》《句子的安排》《文章的省略》《文章中的会话》《文章的静境》《文章的动态》等9篇论文，连同叶圣陶的《开头和结尾》，合编成《文章讲话》一书。与此同时，夏氏还就国文科的阅读问题，作过几次重要的讲演，如《阅读什么》《怎样阅读》《学习国文的着眼点》等。这些讲演稿，讲的是读文章的规律，深入浅出，言简意赅，随处可见来自于他长期读写实践的深切体会，可以看作是现代阅读学研究的较早的劳绩，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后来，这些讲稿，同叶圣陶几篇同类性质的讲稿和论文合在一起，编成一书，题名“阅读与写作”，作为开明青年丛书之一出版。以上这些文章学的研究成果，在当时，都曾作为国文科的教材被一些中学所采用，在国文科的教学改革中发挥过积极作用。
语文教科书，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在校学生学习语文知识、锻炼语文能力的最重要的凭借物。基于对国文科的特性的深刻理解，夏氏对历来的国文教科书多有不满。因此，从3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在国文教科书的编制上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探索。夏氏认为，世间文章千姿百态，浩如烟海，数也数不清，读更读不尽。编制教科书的重要工作就是从无限的书海中选出有限的文篇来。文篇怎么选?是选历朝历代的名人佳作吗?国文科并非文学史科，似无必要。是按内容的价值来选吗?以为青年应该孝父母、爱国家，应该交友有信，应该办事有恒，于是选几篇孝子的传记，选几篇忠臣烈士的故事，编凑成书吗?国文科并非修身科，也属不当。夏氏认为，天下文章尽管汗牛充栋，但构成文章的基本格式以及运用语言的基本法则却是有限的。编制国文教科书，一要明白国文科的特性和功能，即教学的需要；二要顾及教学时间的限制，即教学的可能。国文科既非文学史科，也非修身科，它要学习的是关于语言文字的表现形式和运用规律；而语言文字的表现形式和运用规律是有限的，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去学习并掌握的。因此，编制国文教科书，选择文篇的依据应该是文章的基本格式和语言运用的基本法则；所谓循序渐进，也只有依据文章的基本格式和语言运用的基本法则才有可能。作为这种见解的第一次实践尝试，夏氏在1934年同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等人合编了一套《开明国文讲义》。这套教科书共三册，第一、二两册注重在文章的类别和写作的技术方面，第三册注重文学史的了解方面，学生读了这三册书，“可以得到关于国文科的全部知识”。这些“知识”，分别以“文话”“文学史话”“文法”“修辞”等项目写成一篇篇短文，有机地穿插编排在相关的选文之后，形成了语文基础知识为贯穿线索、精选文篇为印证材料，二者相互配合的格局。这套教科书的编制方法，体现了夏氏对国文科基本特性的独到见解，并为不久以后著名教科书《国文百八课》编制出版奠定了基础。
在国文教学观念更新方面，夏氏的又一贡献是“语感”问题的提出。夏氏曾经坚信，作为学校教育中设置的一门重要课程，国文科一定要激发起学生主动地、自觉地学习的积极性，并以此来充实学生的头脑，培养学生的品性和智力；同时也坚信，作为学校教育中设置的一门特殊课程，国文科应肩负起自己特有的任务，即致力于引导并帮助学生对各体文章作形式上的探究，以便切实提高运用祖国语文的能力。根据这样的信念，他在实践上也作了多方探索和辛勤劳作。然而，结果呢?正如他自己所说：“无论如何设法，学生的国文成绩总不见有显著的进步。”重视了语法和作文法的讲授，“学生文字在结构上形式上，虽已大概勉强通得过去，但内容总仍是简单空虚”；奖励课外读书，或是在读法上多选内容充实的材料，“结果往往使学生徒增加了若干一知半解的知识，思想愈无头绪，文字反益玄虚”。就在这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形下，夏氏从自己重温旧籍的过程中忽然悟到了一种契机，那就是培养语感的重要。他说：“无论是语是句，凡是文字都不过是一种寄托某若干意义的符号。这符号因读者的经验能力的程度，感受不同：有的所感受的只是其百分之一二，有的或者能感受得更多一点，要能感受全体那是难有的事。普通学生在读解正课以及课外读书中，对于一句或一语的误解不必说了，即使正解，也决非全解，其所感受到的程度必是很浅。收得既浅，所发表的也自然不能不简单空虚。这在学生实在是可同情的事。”这种对文字符号所表达的内容的灵敏的感觉，夏氏名之为“语感”。夏氏认为，比较起来，教师由于经验能力程度一般总在学生之上，所以对于文字的感觉必然要比学生正确得多、丰富得多，也灵敏得多，因此教师的任务就在“自己努力修养，对于文字，在知的方面，情的方面，各具有强烈锐敏的语感，使学生传染了，也感得相当的印象”，以此作为“理解一切文字的基础”。“教师所能援助学生的，只此一事。”（以上引文均见《我在国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个信念──传染语感于学生》，《文章作法?附录三》）夏氏的这一感悟，在国文教学观念更新上影响深远，后来叶圣陶专门著文阐发了这一观点，并充分论证了在阅读中“训练语感”的重要性及其训练方法，为国文教学的改革在方法论上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夏尊在旧时代为教育青少年呕心沥血度过了严肃的、清贫的一生。他仿佛一头牛，自己东觅西寻可食的草料，自己反刍咀嚼，自己把它消化而成乳汁，再无保留地把全部乳汁贡献给祖国的未来──年青的一代。可是，黑暗的社会给予他的却是贫困、战乱、拘禁以及无穷无尽的忧患。他在抗日战争最初的日子里，曾殷殷期待抗日的胜利、中华的复兴，所以在1938年编集出版《文章讲话》一书的时候，他向读者倾诉心声说：“我虽垂老，饱经忧患，也还勉强活着；愿以余年继续文章学研究的工作。只待局面好转了，《中学生》复刊了，本书一定还会有续编的，敢在这儿向读者先作下一个预约。”谁知到1946年，“胜利”固然是盼来了，“胜利”后国统区的状况却使他陷入了失望的深渊。在当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血腥屠杀革命青年的时候，夏氏因目睹自己亲身教育过的青年竟带领刽子手去搜捕自己的同窗学友，曾悲愤地写过一副著名的联语：“宁可早死，莫作先生。”这8个字饱含着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无比痛苦。在抗战胜利、蒋介石攫取胜利成果变本加厉地戕害人民的时候，他贫病交加，忧愤交迸，弥留中喊出了：“胜利，到底啥人胜利──无从说起!”夏氏是被旧世界摧残而死的；但由于他毕生所从事的教育工作是向着青少年、向着祖国的未来的，所以他留给后人的业绩，包括语文教育领域的贡献，却是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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