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阴寻觅“三沈”踪迹的时候，对大师们的文品、人品敬佩之余，深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惜的是大师已远去，不得聆听和目睹其言行。
没有想到的是，在我们的身边，竟然有“二先生”沈尹默的嫡亲外孙，他就是著名的油画家，原西安美术学院研究院副院长谌北新教授。
经过联系后，我们有幸采访到谌北新先生，并通过他领略“二先生”沈尹默彼时的生活、言行和为人品性。
记者：沈尹默先生是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您能回忆一下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吗？
谌北新：在我们这辈人里，我与外公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印象比较深的是抗战时寄居在重庆歌乐山大外祖父士远先生“鉴斋”时的情景。
当时的歌乐山和他的附近汇聚着国内许多知名人士，如于右任、陈大齐、郭沫若、冰心、傅抱石、冯玉祥和他的哥哥，国民党元老林森，戴季陶、吕咸、柯璜、邢仲采、孔德成、邓克愚、薛笃弼等，他们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多是我的同学。当他们知道我是沈尹默的外孙时，有些同学就来向我要字，这大概是受了家长的指使。当时外公是应于右任之邀在监察院做事，但我看他很少去监察院，几乎每天都在家中写字。他临的碑帖和所写的诗词，一叠叠堆在桌子上。有同学来要我就分发给他们。
记者：沈尹默先生当时有没有给您写过字呢？
谌北新：当时几乎我的老师和要好的同学都有外公的字。外公在高兴的时候也写几张字给我并写上“付北新藏之”。因为战乱迁移至今在我手中保存下来的字已经不多了。
记者：当时沈尹默先生应该已经是大家了，他的字也很有收藏价值，还那么好要吗？
谌北新：外公对于向他求字的人,从不推脱,完全没有所谓的“大家风度”和架子。他是有求必应的，且又从不以潦草应酬之作给人。
我到陕西后，美协的同事要我向外公求字，很快他就将所要的字托人带来西安。西安美院的梅一芹、郑乃、章青渚先生至今都有外公所写的字。特别是郑乃先生，他带着我写的信去上海虹口外公家，外公写了不少字送给他。我的同学蔡亮的父亲想要一张外公的字，我说你们去吧！他一定会写的。
记者：我们都知道，沈尹默先生是从陕西汉阴走出去的，他在和你一起的时候，经常会提到陕西吗？
谌北新：1953年，我从中央美院毕业来到西安工作，他知道后很高兴，因为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陕西度过的。那时他的父亲在陕西汉阴做官，他与长兄士远先生，三弟兼士先生经常背着包袱从陕南越秦岭出子午谷到西安来。他说，对我所在学校的杜曲、樊川一带是熟悉的。有一次他写了两把扇面给我，其中一把上面写着：“稠酒薰人意兴佳，秦川风土尽堪夸，依前杜曲通韦曲,别是杨家接李家。开广陌，走香车，长安市上旧繁华，欲从何事谈天宝，万古残阳噪乱鸦。”他说这是他以前回忆儿时在长安时所写的东西。
记者：您在他身边生活了那么久，对他的日常起居和生活、学习习惯一定有很多的了解，能介绍一下吗？
谌北新：外公是位学者，但是无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回到上海，我见到他时，他都是在读书或写字。那时家中的客人我所记得的有章行严、于右任、朱镏先（朱家骅）、陈大齐、台静农、傅抱石，许季芾先生，这些人有的是同事，有的是他的学生，多为礼节性的拜访，有的来家中只呆半小时左右。他从不留客，很少留人在家里吃饭。他更不陪着客人作整天或半天的谈话。如果客人呆的时间长了，他就一边写字，一边说话。我想如果没有他这种非常珍惜时间的习惯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要想达到书法高峰,写出永无败笔的字来也是做不到的。
在生活上，他常常总是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以“大家”自居，他也不讲排场，无论在重庆，还是在上海，他写字的桌子都是小小的，只有一平方米左右。他愿意自己做事,无论研墨还是缝掉下来的纽扣，他都自己动手来做。有时将皮纸搓成纸绳，用线装书的办法把自己写成的字亲自装订起来。
记者：大家都知道，在文革时期，沈尹默先生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谌北新：文革以前，我路过上海，偶尔会感到他在生活上或学术上遇到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他能泰然处之。有一次他告诉我，因为解释鲁迅先生所写：“万家墨面没篙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一首诗，别人批评他思想总是右。他很不高兴,但他能克制自己,他一贯是没有火气的。他常常说：“事物的发展，总是有规律的，瓜热蒂落，不能强求。所以说，现在是无可无不可”。后来,我见到启功先生，他盛赞外公的聪敏，启先生说：“二先生真是太清楚了！”他是是非分明的人，但我从未见他与人发生过争执。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能请您再说两句，为我们的对话结个尾吗？
谌北新：纪念外公的文章，大多是谈他在书法方面的贡献。而我却在这里，拉拉杂杂地说了一些外公的生活琐事。我认为外公的字，清劲舒和，笔力内收。我说的虽然是一些外公的生活琐事，但也希望通过它，能对外公的为人和他的书法有所了解，这或许就是俗话所说的“书如其人”的一种解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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