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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坚白:不辍创作
 

徐坚白,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

  1925原籍杭州,出生于山东济南 1941-1946入学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毕业于林凤眠画室。 1947-1949留学美国柴纳累斯学院及芝加哥艺术学院。 1949-1953在文艺处美工组及华南文艺学院,主要画领袖像、宣传画、创作革命历史油画《东江纵队成立大会》送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在云浮文艺创作组创作发表的有反映土改连环图、单幅画。 1953-1958中南美专油画系讲师,教研组副组长。创作《红领巾》、《女解放军》参加第一届全国美展。 1958-1966广州的“反右”运动后期,被撤去油画教学及教研组长职务,旋又被派赴阳江阳春参加社教工作两年。1959年,《“三八”妇女号渔船》入选广东省美展。 1966-1978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三水、英德“五七”干校劳动三年后调回省文艺办任美展及样版戏辅助工作,其后复回到与音专、舞校合并的广东人民艺术学院教学。 1978-1979任职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并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代表出席大会。 1980-1981被评为广东省高等院校优秀教师及全国“三八”妇女红旗手赴京出席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 

1983-1984任“广东油画会”首届会长,广州美院油画系主任。 1985受聘为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广东分会理事、广州市少年宫艺术中心副校长。8月广东省美协主办《徐坚白、谭雪生油画联展》,同年10月澳门“赵班烂艺术馆”举办《徐坚白、谭雪生油画展》,《女裸体》为该馆所收藏。 1991台湾“隔山画廊”举办《徐坚白油画展》并出版《徐坚白油画集》。 1996定居美国。 1999创作《林风眠像》,参加“林风眠诞生百年纪念”活动,“林风眠故居纪念馆”收藏。 2000广东省美术馆举办《礼赞生命——徐坚白油画个展》,作品《鱼》、《两位老画家》、海景、静物等十二幅作品为该馆所收藏。出版《礼赞生命——徐坚白油画集》。

谭雪生不无感慨:“曾经很长一段岁月,没有时间画画,也没有时间写作。”在60多岁之后,他抑制不住激情,又重新描绘造化心源,更一腔热忱地为李铁夫撰写文学剧本,再现这位被孙中山称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的广东画家的一生。徐坚白的画风则经历了数十年风雨淘洗之后,仿佛又回到她曾经向往的自由艺术世界。细看她的作品中的岁月留痕,不免联想起中国艺术前行中的苦难。而对于苦难,他们只是一笑置之。在艺术里,最终只留下美。

  如今,谭雪生和徐坚白在美国安度晚年,儿孙满堂,生活简单。偶尔,也有广州美院在美的学生来访。大部分的时间,他们用来创作。而在广州美院的房子依然留着,每年回来看一看,走一走。这里,还有许多朋友,还有根。

  追忆恩师林风眠

  谭雪生1921年生于广州,1939年至1940年从香港经越南、昆明前往重庆,投考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入学一年后因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被学校开除,转学私立武昌艺专一学期后,由林风眠推荐复学国立艺专。徐坚白1925年生于济南,1937年至1940年就读于云南昆华女中、甘肃兰州女子师范学校,1941年考入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与复学的谭雪生同班。在学期间,谭雪生和徐坚白相爱。两人就读于林风眠画室,师生情谊终身不渝。

  南方都市报:你们在国立艺专时在林风眠画室学习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徐坚白:杭州艺专搬迁的时候学生比较多,那时候闹学潮,林风眠先生就走了,他不想跟一些人争。我们进重庆国立艺专时,林先生还不在艺专,在重庆一个山里住,我们读到三年级的时候,他才来教学。那时候是工作室制,我跟他(谭雪生)就选林风眠画室。那时候整个国立艺专的风气还像林风眠时代的杭州艺专一样,思想比较自由,对传统油画不大重视,学生比较喜欢像吴大羽、林风眠比较印象派后期这一类的画法。林风眠先生对学生也不是很严格,不一定要你怎么做,他总让你自由发挥。那时候赵无极是他的助教,我们就是由林风眠和赵无极先生上课。林风眠非常朴实,一点架子都没有。我们经常上午上课,炉子的火到下午还烧着,大家于是就烤火。林风眠先生、赵无极先生也跟大家围着烤火、聊天。因为赵无极是从杭州艺专进来的,林风眠当校长时他就在杭州,所以他跟我们谈林风眠当校长时怎么样,他开林先生的玩笑。林先生不大善于讲话,一讲话就脸红,赵先生就说:“你看,林先生又脸红了。”(笑)我们那时候感觉到学习很自由,可是生活是很苦的,那时候方干民先生当我们的素描老师,常常上课上到快12点钟时,我就听见方老师的肚子已经“咕噜咕噜”响了。王临乙先生和他的法国太太吃饭就两个馒头。

  谭雪生:林风眠25岁时,蔡元培聘他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在他26岁时,又在西湖边创办西湖中国艺术院,办了不到一年,教育部就将它改为专科学校。一抗战,学校搬迁到沅陵,学生闹学潮,因为那时候蔡元培已经下台,张道藩在台上,林风眠不想争权夺利,赶快就退出去了。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在重庆市郊画画,后来潘天寿当国立艺专的校长,请林风眠回学校,那已经是1945年。

  南方都市报:谭老师比徐老师早入学,后来怎么变成了同学?

  谭雪生:我是1940年进学校,给学校开除了。过了一年才复学,变成跟她同班了。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被开除了?

  谭雪生:那时候新生进学校要军训,把我们从校本部调到一个新校址。新校址搞基建、搞绿化,调我们去劳动,开头我们觉得无所谓,但是两三个月不上课,那就闹了:“我们要上课!”同时还反对国民党的一套,上党课什么的。我那时候是班长,首当其冲就被开除了,一共开除了8个同学。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复学的?

  谭雪生:就是因为林风眠先生。开除了以后,我很不服气,很多同学同情我,说要争取让我复学,一时没有办法。我就离开学校到重庆,在一个老同学家里住。这同学和林风眠常来往。当时天天跑警报,我们便一起陪着林先生跑警报。

  徐坚白:林先生知道他的情况,就同情他,帮他复学。

  南方都市报:毕业之后跟林风眠先生的交往还多吧?

  谭雪生:交往还很多,每次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1957年我去上海时又见到林先生,那时候他的太太和结了婚的女儿早已去了巴西,他过着独居生活。“文革”后他受了五年冤狱,被整得很惨。“文革”结束后,1977年,林先生出国路经广州,我陪他在市区名胜走走,一路上他似乎心事重重,后来他抽空告诉我:这次上海美协只允许他带四十幅作品出来,经过广州还要送些给人,到香港便所剩无几了。“文革”时,他在上海烧了很多画。

  在广州那次见面的几个月后,我到香港又去看他,他住的地方很小,我看得心酸。后来我见到“人间画会”的老朋友黄茅,他向我打听林先生的地址。黄茅觉得林先生的画放在中国百货公司展销不好,很不衬他的身份,他准备开一个大的展览来欢迎林先生。因为黄茅那时候是香港美术界的头头,我也希望林先生在香港能够得到黄茅的照顾,就征求林先生的意见。林先生住的地方不想让人知道,就请到茶楼见面,黄茅带了个记者,叫罗孚。

  南方都市报:罗孚后来跟林先生关系很好。

  谭雪生:就是这一次我带他们认识的。罗孚是不是黄庆云的亲家?

  南方都市报:是的。林风眠晚年很照顾罗孚的家人,林风眠去世后,罗孚还作了一副挽联:“情义难忘,待我全家如骨肉;丹青不朽,知公百世有辉光。”

  谭雪生:1979年,我又在香港见到林先生,那时候他已经去过巴西,又回来了。我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巴西和太太女儿团聚?他说,原来就没有打算留在巴西,在那边他是又聋、又哑、又跛,又看不到中国报纸,生活很不习惯。还是喜欢住在香港,就像住在国内一样,又可以随时了解国内的情况。

  徐坚白:我们在1988年应芝加哥艺术学院邀请到美国访问,经过香港时又去拜访林先生。那时候他已经住在一间比较高级的公寓了,还有一个义女冯叶在照顾他。我们很替林先生高兴。我跟冯叶聊天,谈到林先生在国立艺专对我们这一班学生影响很大。

  国立艺专众名家

  抗战期间的重庆国立艺专,生活非常艰苦,但汇聚了陈之佛、潘天寿、林风眠、关良等名师。学校以“教授治校”,充满自由活跃的风气,使谭雪生和徐坚白如沐春风。林风眠从法国带来的艺术精神对学生们产生了巨大影响,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后来都留学法国,成为海内外著名的艺术家。

  南方都市报:赵无极在国立艺专林风眠画室主要做什么?

  徐坚白:他主要做林先生的助手。

  谭雪生:因为林风眠很负责,每课都必到,赵无极就没有怎么代替林风眠上课。他有时陪林风眠跟我们在一起讲讲,主要是林风眠教我们。林先生跟我们讲,技术固然重要,但艺术家更重要的是崇高和宽广的心灵。

  南方都市报:赵无极早期的风格还是比较写实的。

  徐坚白:赵无极到法国之后变化才那么大。他的父亲是上海银行总经理,所以他到法国去经济是没有问题,不像人家一样要做工。他没有生活上的忧虑,所以他画画可以放得很开。他是画素描得奖,这样开始进入法国的艺术圈。

  南方都市报:林风眠先生在法国接受的艺术思想对你们这批学生的影响都很大,后来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都去了法国进修?

  谭雪生:是啊,特别是对赵无极的影响很大,他对吴冠中和朱德群的影响还没有赵无极大。赵无极一直很接近林风眠,吴冠中和朱德群不一定直接受到林风眠的教导,但是他们很仰慕他。

  徐坚白:这些人都跟法国艺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方都市报:赵无极和朱德群后来都留在法国,吴冠中学成后就回来,先在中央美术学院,介绍西方现代绘画观,说艺术是疯狂的感情事业。后来在文艺整风中受到批评,被调离了中央美术学院。

  谭雪生:徐悲鸿不要他了。

  徐坚白:我初中时跟我很要好的一个女同学是混血儿,她父亲是邵力子的秘书。我们两个都喜欢画画,后来邵力子被派到苏联去,她父亲也要去,我们就道别,我送了她一张小小的画。解放之后,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教学会议,吴冠中跟我们一起,吴冠中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教书。那天他带我去看展览,我看见我初中同学的名字,很高兴,我就问吴冠中,吴冠中给了她的地址。见了面,大家很高兴,我的同学在苏联进了专业的艺术学院,照道理她是正宗的苏派,回来以后她就在中央美术学院,应该挺好的。可她说她简直受不了,在中央美术学院,她和吴冠中受排挤得不得了。后来他们就跑了。

  南方都市报:你们在1992年到法国访问时,又重新见到赵无极和朱德群,重聚的情形怎样?

  徐坚白:那时候赵无极把中国山水画的味道融在油画里。朱德群研究中国字,他写了很多书法,把中国书法的气韵融到油画里。赵无极曾经有一次回国探亲,请我们几个老校友吃饭,我们问他什么时候走,他说很快走,我们问他干吗那么快要回去呢?赵无极说:“艺术要不断地有新的东西出现,如果我长久脱离了,就会慢慢地被淘汰。”这也说明艺术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不断创新是很重要的。

  谭雪生:赵无极、朱德群他们都很热情,一张大画,亲自抬给我们看。我们一起吃饭,他们都替林风眠抱不平。

  旅行结婚来革命

  1946年在国立艺专毕业后,谭雪生和徐坚白目睹抗战后迎来的是惨胜,满目疮痍。谭雪生受林风眠推荐任广东省立艺专教师,因继续从事爱国学生运动,一年后被解聘。徐坚白在南京市立二女中任美术教师,一年后留学美国柴纳累斯学院,后转入芝加哥艺术学院。在徐坚白留学期间,谭雪生在香港参加了“人间画会”,两人通信不断。1949年,徐坚白回国,在香港与谭雪生结婚,参加东江纵队,回到内地。

  南方都市报:你们在学校的时候谈恋爱了吗?

  徐坚白:谈恋爱了。

  谭雪生:在1944年谈恋爱。是吧?

  徐坚白:应该是吧。同学之间是患难之交,感情很好。

  谭雪生:我们同班。她那时候是天才啊,我是被学校开除了,也不知道她怎么喜欢我。(大笑)当时还有点自卑。她的为人、才华在当学生的时候已经很突出了。

  徐坚白:当时我在学校里算年纪比较小,比较单纯,也比较用功。生活上,我的家庭比起其他人好一些,我不用忧愁生活上的问题。照道理讲,我们一毕业就应该结婚了,但是我那时候对结婚很恐惧。我的几个好朋友没有毕业就结婚,婚后为家庭、为孩子困难得不得了,完全放弃了业务,穷得我要到自己家里弄点米来支援她们,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成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毕业之后在南京教书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经常到我这儿来借钱。我还有一个好朋友,我到她家去看,简直吓坏了,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间,只有一个床的位置,他们夫妻要去做工,保姆带着孩子晚上就睡在地下。

  谭雪生:那时候我们毕业等于失业。她例外,她在南京一家中学教书。

  徐坚白:我的很多同学都很羡慕,我有一位在法国留学的老师,他到了南京,托人想谋我这个位子,我当时一听,就是我的老师。

  谭雪生:我回到上海,找不到工作,就跟几个同学搞一个广告社,这样也很难维持。抗战胜利之后,教育部委任林风眠复任杭州艺专的校长,但是当时艺术界的派系很多。那时潘天寿已经是校长了,潘天寿人当然很好了,但是他底下的人反对。林风眠很谦虚,有人反对他就不当了,教育部就委任他当广东省艺专的校长,他也不愿意回来,就推荐丁衍庸当校长。我常常到南京看她,林风眠还让我到南京教育部催一催发给丁衍庸的聘书。林先生要我和苏天赐、赵蕴修几个广东的学生辅助丁衍庸办好战后广东省艺专,我就回广州。毕业以后能到艺术专科学校教书是很难得的,但是没多久我就给解聘了。(笑)因为我一直在重庆搞学生运动,代表学生慰问过在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上被打伤的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等人,丁衍庸是知道的,到了广东以后,进步学生也跟我接近,后来丁衍庸就解聘我。解聘以后,我和苏天赐还去看林风眠先生,向他解释被解聘的事。她刚好要出国留学,我就到上海去送她,假如不是丁衍庸解聘我的话,我还不能去送她出国。(大笑)

  南方都市报:徐老师怎么去美国留学的?

  徐坚白:我在南京教书,之前在学校已经参加学校运动,所以对当时国民党是不满意的。本来我们是想毕业后到延安去,但是我家里母亲很早就去世,我姑姑把我当她女儿一样,她一心一意想让我跟她在一起,所以我不忍心一毕业就离开她。我想回去陪她一年,再去延安。我姑姑也怕我离开,这时候正好在南京有一个机会,天主教送一大批人到美国去留学。我的心里是想到法国留学的!

  谭雪生:那时候法国是艺术之都。

  徐坚白:我那时候也参加学生运动,但是我觉得我的专业是画画,不会去参加真正的政治活动。我的一个好朋友让我去见天主教的神父,神父听说我是画画的,他们还没有送过画画的人到美国留学,就这样我很容易就去了美国。我当时就跟这个神父讲:“我想去法国,不想去美国。”那时候正好是“沈崇事件”,全国都反美反得很厉害,我要是去美国心里觉得不好。那个神父跟我说,你先去美国,然后再去法国,这样子就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之后,在天主教学校,我们都不大愿意在那里念书,因为天主教学校主要是培养天主教徒。后来我去了芝加哥艺术学院,芝加哥艺术学院比较现代,我学了很多新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谭老师留在国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谭雪生:在上海,我的很多老同学都是党员,我就在上海参党。后来我回香港,是组织派我去,因为组织知道我父母在香港,有社会关系。在香港,最初跟我联系的是乔冠华,乔冠华在香港是做统战外交工作。那时候很多进步人士都在香港,我就在香港参加了黄新波组织的“人间画会”。香港文委的领导是夏衍等人,领导“人间画会”。我在那里认识黄新波、廖冰兄、米谷、黄永玉、方成等人。

  南方都市报:在香港“人间画会”时,你怎么认识李铁夫的?

  谭雪生:那时候李铁夫已经七十多岁,“人间画会”要团结他,所以就认识他了。认识他不久我们就到东江纵队去了,后来他参加我们庆祝全国解放的活动,回到广州后,我们就把他接回来。他就住在跟我的宿舍不远的地方,我们单独给他一幢房子住。有时去找他谈谈,后来我就去参加土改,要不然会谈得更多。

  徐坚白:我们在芝加哥的同学也组织进步活动,那时候同学之中,有一个地下党员叫顾以健。借这个机会,大家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

  南方都市报:在美国也学习这些?

  徐坚白:他寄来的。(指谭雪生)(众笑)

  谭雪生:那时候我寄了一些进步刊物给她看。我常常跟她通信。

  徐坚白:那时候北京已经解放了,后来上海也解放了。经过这样的学习,我就觉得我在美国学的那些回到中国没有用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回到中国要另外搞一套的嘛。所以我就想,干脆回国搞革命,那时候单纯。顾以健吞吞吐吐地问我,我还以为他要向我求婚呢?(大笑)后来他问我:你有没有参党?我说:没有,我搞艺术的,我也愿意回去,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要参党。因为刚刚解放时上海有6个月没有通航,等到通航了,总统号可以回上海,我们一批留学生就坐这个船回上海。我们的船进吴淞口的时候,海里有国民党丢下的鱼雷,不能进去,我们的同学打电报给陈毅,那时候陈毅是上海市长,他派了一个小火轮来接我们。那个船长很坏,跟小火轮说没有人上岸,那个小火轮就开回去了。大船又开动了,开往香港。后来我们知道了很生气,到了香港就登报纸,告他。

  谭雪生:我上船去看她,就把这个情况向组织反映。我跟她讲,参加革命不一定要到上海,在香港“人间画会”也很活跃。她就在香港登陆了。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结婚?

  徐坚白:就在香港登报纸,说我们结婚。

  谭雪生:1949年8月15日我们离开香港,党组织要我们秘密地离开。我们离开前,要组织替我们登个报,很简单:我们8月15日旅行,敬告诸亲友。黄秋耘给我们登在《华商报》上,他是我们党小组长。登了以后,她父亲才知道我们结婚,就在《华商报》登一个启事,说:祝贺。因为我们没有通过家长同意。那时候我们已经在东江纵队,大家看到了就觉得很轰动,说我们是旅行结婚来参加革命。欧阳山、周钢鸣他们给我们补行一次婚礼,所有广东文艺界的人都到了。

  南方都市报:你们新婚时在东江纵队的生活怎么样?

  谭雪生:登报后,我们步行到惠州,走了一百里。那时候我们分开走,一条毯子都要分开两半,一人一半。(笑)

  徐坚白:我那时候从美国回来参加革命,他问我:“你有什么想头?”我心里想,我到美国镀金也镀过了,在美国看到的那些男女关系很恶心,所以我对婚姻看得很淡。我回来参加革命,革命是我最后的理想,革命革不好我就去深山做隐士算了。就在那个部队里头,有两个人从香港来的,他们过不了部队的生活,逃走。一逃走,我们就大规模地学习:你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立场是什么?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参加革命那么严肃,那么厉害啊!(大笑)

  定居美国不辍创作

  谭雪生和徐坚白婚后定居广州。后来双双在广州美术学院任教,谭雪生曾任教务主任,徐坚白曾任油画系主任,见证了数十年风雨。退休后,徐坚白全身心投入到油画创作,谭雪生在绘画创作之余,撰写了一批回忆画坛的文章,积多年之功创作纪实文学剧本《晚归的独鹤——李铁夫》。1992年,谭雪生和徐坚白定居美国。

  南方都市报:徐老师在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学的那些东西后来在广州美术学院教书时用得上吗?

  徐坚白:在“文革”前比较束缚一点,“文革”之后才能够放开来。之前在美国学的那些东西不能公开讲,1954年还是在中南美专时,我那时候还年轻,有些东西我不会控制,不会压抑自己。讨论印象派时,那时候已经批判印象派,我就说:印象派虽然要批判,但是那是西欧的一种传统,本身有存在的价值,坏在哪里,好在哪里,不要一概否定。这个后来成了我的罪状。(笑)所以“文革”之后我对教学是很感兴趣的,我觉得我怎么样跟学生讲都不会受到干扰,那时候我喜欢教学。

  南方都市报:谭老师在国立艺专学的那一套后来在广州美术学院用处大不大?

  谭雪生:我上过一段课,觉得我们在国立艺专学的那一套也是写实的,基本上是从欧洲来的,其实中央美术学院学苏联的那一套,而苏联的也是从欧洲来的。但是解放后,好像就是徐悲鸿苏联那一套才是正宗,稍为放一点、开阔一点就是表现得不充分啊,不够写实啊。画得越细,好像就是越标准,越是符合苏联那一套的需要,但是,我在文艺整风时就反对这样。

  南方都市报:后来在广州美术学院的生活,原来有没有料想到?

  谭雪生:在“反右”的时候已经把她当白旗,学校时有两个人,一个是副校长阳太阳,一个是她,全校批判,她那时候还怀着孩子,革掉职务,党籍也开除了。阳太阳的副校长被撤掉了,很快被广西接回去,广西当他是宝贝。“文革”时我是游车,在市场上示众,单独禁闭一段时间,后来送到干校去了四年。

  南方都市报:徐老师从1949年回国后,直到1988年才第一次去美国?

  徐坚白:那时候芝加哥艺术学院请我们去参加校友会,那时候我的女儿也在芝加哥,大家聚一聚。后来因为老了,3个孩子都在美国,怕将来老了很麻烦,就去美国定居了。

  南方都市报:在美国定居是什么时候?

  谭雪生:1992年,1988年去了第一次之后,来来往往就几次。

  南方都市报:在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徐坚白:美国生活比较单纯,我们跟社会很少来往。在美国,广州美术学院的学生非常多,他们很艰苦奋斗,为了生活,但是也坚持艺术,多数都蛮有成就。

  南方都市报:徐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画风跟50年代之后三十年相比,变化很大。

  徐坚白:很多人说我,现在你画的东西跟以前色彩很不一样,现在受到的束缚没有那么大,爱怎么画就怎么画。另外一方面,油画本身有自己的特点,我喜欢画厚重、有力量一点的东西。可能因为这样,我并没有像我们师兄们吴冠中、苏天赐用笔用线形成特殊的风格。

  南方都市报:像赵无极和朱德群就变化得更加厉害。现在回过头来看,国立艺专那段时光对他们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谭雪生:他们那时候打的基础素描要求很高。我记得,高年级毕业创作时,朱德群、吴冠中他们要画一张人等身大的素描,人体也要画人等身大的人体。为什么呢?因为画画缩小很容易,放大就很容易看到缺点。所以,我觉得他们过去要求还是蛮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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