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画家中，因画一种动物深入人心的，屈指可数。除了白石老人的虾，悲鸿的马之外，就是黄胄的驴了。黄胄一生绘画无数，最绝就是画驴，为此被誉为世界闻名的“画驴大师”。看着他一幅幅作品如“少女赶驴图”、”老汉牧驴图”、 “双驴图”、“三驴图”、 “四驴图”、 “五驴图”、“六驴图”、 “七驴图”、“八驴图”、 “九驴图”、 “群驴图”......禁不住为之赞叹！驴这不显眼的动物，在他的笔下，竟是如此惟妙惟肖，可谓画出了驴的精、气、神，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
在炎黄艺术馆，笔者曾有幸聆听黄胄先生侃侃而谈他的“驴经”：毛驴在我国华北地区最多，这动物，虽然对人温顺、亲善，终身为人服务，但给人的印象并不太好。搜肠刮肚，也找不到人们对它赞美。倒是常听说“驴脾气”、“蠢驴”、 “犟驴”、“瞎驴”、“黔驴技穷”等这些贬义词。而它们的同行牛、马就不同了，什么“老黄牛精神”、“牛气冲天”、“力大如牛”、“金牛奋蹄”、“夕牛望月”、“一马当先”、“马到成功”、“天马行空”、“马不停蹄”、“人欢马叫”、“老骥伏枥”、“龙马精神”等等，赞美之词不胜枚举。人们来世的愿望最坏的打算顶多是做牛做马，因为阴曹地府编制有“牛头”、“马面”等职；绝不做驴，另册都没有，阎王爷都不想要。人类把驴利用完了，就“卸磨杀驴”，把它变成美味佳肴，美其名曰：“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更有甚者，敲骨吸髓，熬成“阿胶”，上市谋利。想想人们的审美取向，总觉的有些怪。大熊猫，因为稀有，成了的明星。老虎、狮子，因为凶悍而受到尊敬。在人们的心目中，连狗的形象也远远超过这甘于奉献、勇于奉献的驴。可见驴的“江湖地位”最低。驴和人类亲近反遭此厄运，这是它们的祖先没有想到的。而它们的一个分支族群——非洲大草原上带斑纹的同类，明明是花驴，人们却叫它斑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黄胄先生幽默风趣，逗得笔者哈哈大大笑。
黄胄先生为什么把毕生心血用在这模样平平的驴身上，自然有其前因后果。其实他与驴神交已久。早年随师赵望云赴八百里秦川、广袤浩瀚的新疆写生，所见最多的动物就是毛驴，故对毛驴印象最深。参军后，部队驻地老百姓家家户户养毛驴，黄胄助民劳动学会了饲养毛驴。文革期间，黄胄被关进“牛棚”，放了三年的驴。长时间观驴、放驴、与驴接触、与驴为伍、以驴为友、和驴对话，这或许就是他艺术创作的生活源泉吧。黄胄先生认为，驴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他的名言：“驴比人好。”
儿时，笔者也曾对这一动物进行过肤浅的观察。它个头不大，大多通体乌黑或浅灰，脸长口方，大耳高耸，眉目清癯。平时被主人驱使，偶有闲暇，喜欢就地打一个滚儿。想与人亲近的时候，便伸出长长的脖子在人身上蹭来蹭去。其实，从外表上看，驴并不比同类丑，有的地方还优于同类。牛健壮却显臃肿，虽实干但行动迟缓，而驴身材匀称，作风干练。从品质上看，它是一个老实憨厚的动物，以草为食，没听说咬人、吃人的事。它很勤劳，拉碾子、拉磨、碾米磨面，驮东西、拉车，勤勤恳恳、精神可嘉。它又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动物，累了、挨打了，一般不做声，一出声则仰天长嘶，惊天动地。当然，也有尥蹶暴蹄的时候。总体上看，它是个可爱的动物。
在中国艺术史上，可以寻觅到零星“驴踪”。八仙之一张果老座骑就是一头毛驴；文人画中反复咏叹的主题《雪山行旅》，往往有一学者骑一毛驴，后面跟一书童，行进在茫茫深山荒野。画中的低头行进的毛驴恰到好处地衬托着“枯藤老树昏鸦”的苍凉气氛，它不过是清高避世文人的陪衬而已。画家黄胄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毛驴注入了独特的艺术元素，而正是这种艺术元素，使个体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唯美，变成被歌颂的主题。因此不妨说，黄胄先生不仅是毛驴的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毛驴艺术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人生旅途上，黄胄很疲倦，有时很狼狈，离幽燕、入关中、出秦川、履新疆，漫漫长路，他体验着一种坚忍和顽强。他擦一把汗，喘一口气，四周一片孤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抬眼望，仰天长叹，身边知音竟是喷着鼻息的毛驴。浩月当空，心海澜翻，一种创作冲动无以名状，唯有对驴奋笔疾画，于是一匹匹可爱的生灵呼之欲出，腾蹄跳跃于纸上。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壮举。毛驴，注定要与这位饱经风霜的艺术家进入历史的辉煌。
黄胄先生成全了毛驴，毛驴也成全了黄胄，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黄胄以生命写于苍凉荒塬上的那些作品，既宣告着毛驴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黄胄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毛驴伴随着艺术家黄胄一夜成名，其形象不仅在动物界有所改善，在人类的待遇也迅速提高，一夜之间，驴题材作品洛阳纸贵，真迹难觅，仿印如雪，市场繁荣，皆大欢喜。人们到这时才翻然悔悟，驴其实很可爱，应该善待它，与它和谐共存。这一点，没有驴的国家，倒对驴尊敬有加，在美国，驴被印成民主党党旗。潜移默化，国人开始转变看法了，“驴友”成了时髦词汇。追根溯源，真应该感谢驴伯乐——黄胄先生。
黄胄的艺术界朋友甚多，画驴出名后，“驴价”接连暴涨，其实黄胄画人物和其它题材功力都极深，而朋友多点名要驴，黄胄则一一应之。后来，要一头驴不行，一定两头以上，黄胄依然一一笑应之。但是，索画者越来越多，黄胄应酬不了，累病了，自称欠了朋友不少“驴债”。其一是黄宗江。五十年代，黄胄刚应徐悲鸿之邀，自西安来京，宗江便大赏他的毛驴画得好，希望得到一幅，黄胄欣然允诺，不料一拖三十年。其后宗江屡向黄索画，黄胄或因忙或致病，未能完成前诺。一日，黄胄偶遇宗江于黄山，宗江旧事重提，事情已隔三十年，黄胄觉得十分抱歉，宗江说：你不马上画，立个欠单也可以。黄胃便用毛笔写道： “二十年前欠宗兄公驴母驴各一头，母生母，子生子，难以计数，无力偿还，立此存照。 黄胄于黄山 一九八0年七月十日 ”此事传为艺术界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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