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1907年出生于江苏徐州，父母都没有文化，对子女学业从不过问，李可染得以逍遥自在，经常悠游于民间游乐场所，摹拟仿效，乐此不疲。可染自幼聪慧，痴迷书法、京剧与民间音乐，尤喜绘画。9岁时，他曾按照脑中印象，仿徐州书家苗聚五笔意，写四尺大幅“畅怀”二字，观者无不惊叹。此后求写对联者络绎不绝。而可染真正迈向艺术殿堂是在13岁一个偶然的机缘。
离可染家不远有一片幽静雅致的园林，园林以快哉亭为中心。据说北宋著名诗人苏东坡任徐州知州时，常与友人来此吟诗作画，此亭由此远近闻名，并成为文人们经常聚集的场所。园林后面有一段旧城墙，是可染常常玩耍的地方。这年暑假的一天，小可染又来到此处，无意中发现一间平房内有人作画，十分欣喜。他顺着城墙滑下去，趴在窗口静静观看，整个身心都被吸引过去。
他痴痴地看着，一直到夜幕降临，老人们都离开了，他才一个人慢慢回家。第二天，可染一大早，便来到快哉亭，等几位老人先后到来，小可染继续趴在窗外，静静地盯着他们作画。如此连续三天。一位先生长叹一声道：“后生可畏。”然后连连招手，让他进去。从此，小可染天天必到，帮先生们洗砚磨墨，打扫房间。白天他看先生们作画，认真琢磨；晚上回去用心摹仿，画出大量的作品。过了一段时间，他把摹仿画作拿去给先生们看，先生们大吃一惊，重新看待眼前这位小孩。众人将画家钱食芝推举出来，让他收可染为徒。钱食芝欣然应许，成为可染艺术生涯中的第一位恩师。
钱食芝，字松龄，山水画家，师承王石谷，在传统绘画上有相当造诣。他非常看重可染，正式拜师后，钱师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四尺整幅宣纸上，认认真真画了一幅“四王”模式的大帧山水中堂送给可染。
独特画风得赏识
李可染16岁时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在校期间，他曾聆听康有为先生的演讲。康有为在演讲中提到“周游全球，以为中国绘画为世界艺术之高峰”，让可染极为振奋。毕业时，李可染创作了一幅工细的山水中堂，名列全校第一，时任校长的刘海粟亲笔为之题跋。
离开上海后，李可染任教于徐州私立艺专，并在19岁时举办了第一次画展。1929年，李可染得知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招收研究生，遂前往应试。
在风景如画的西湖岸边，可染被大自然的无限风光深深感染，为之激动不已。在这儿，他结识了来自山东的考生张眺，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当时，可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论学历，他毕业于中专，报考研究生显然不够资历。论专业，他学的是国画专业，而艺术院的招生章程中规定，必须通过油画主科考试。怎么办？让从未学过油画的李可染参加油画考试，怎么能行？
就在李可染忧心如焚的时候，张眺及时帮助了他。经过短期的“培训”，李可染从张眺处学到油画的基本技法。他有国画的功底，悟性很高，再加上张眺一再鼓励他要有自己的风格，他进步神速。考试中，李可染的画竟被艺术院校长林风眠看中，认为其画风独特，雄厚大胆有气魄，于是破格录取。这对李可染来说，是一个改变命运的转折点。
春天的花开了，李可染在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始崭新的生活。他在恩师林风眠和法籍教授克罗多的指导下，专攻素描与油画，并自修国画，研习美术史论，与好友张眺同时加入进步团体“一八艺社”。他如饥似渴地饱汲着外来的营养，努力学习西方绘画，对西方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有了深入了解。
来自四面八方的思想吹入李可染的脑海，这是李可染一生非常重要的时期。
“一八艺社”是鲁迅先生培育的进步青年美术团体，李可染积极参与其中的活动，渐渐与张眺成为杭州“一八艺社”的领袖人物，共同为新艺术的蓬勃发展作着不懈的努力，代表着新艺术运动的希望。然而，由于当局的迫害，“一八艺社”不久以后被迫解散。同年秋，李可染也因艺社活动被迫离校。在林风眠恩师的帮助下离开西湖，返回故乡，在徐州私立艺专任教。
1938年，李可染到达武汉，参加由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做抗战宣传工作，画了许多爱国宣传画，其中以《是谁破坏了你快乐的家园》影响最大。他以愤怒的画笔激发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后来，三厅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李可染在郭沫若领导下工作，达五年之久。
1941年，文委会的工作告一段落，李可染重新恢复中国画的研究，逐步进入他创作的第一个时期“古典期”。
“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去”
“水牛／水牛／你最最可爱／你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坚毅雄浑无私／阔达悠闲和蔼／任是怎样辛劳／你都能够忍耐……”
这是郭沫若先生的诗作《水牛赞》，写于1942年。当时，李可染正与郭沫若一起，居住在重庆金刚坡下的农舍。他曾回忆这段经历：“当时我住在重庆金刚坡下农民家里，住房紧邻着牛棚。一头壮大的水牛，天天见面，它白天出去耕地，夜间吃草，喘气、啃啼、蹭痒我都听得清清楚楚。记得鲁迅曾把自己比作吃草、挤奶血的牛，郭沫若写过一篇《水牛赞》，世界上有不少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科学家把自己比作牛，我觉得牛不仅具有终生辛勤劳动、鞠躬尽瘁的品质，它的形象也着实可爱。于是就以我的‘邻居’作‘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了。”
此后，李可染一发不可收，终生画牛，并以“师牛堂”作为画室的名字，把自己的人格与风韵融入画牛当中。
也就是在1942年，著名画家徐悲鸿在某会议厅发现了李可染的水彩风景画，赞叹不已。随即写信给可染，并附水墨画《猫图》赠送，希望以此交换水彩风景画一幅。两画家开始订交，友情不断加深，为可染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会。
次年，李可染应重庆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邀聘，任中国画讲师，全心致力于中国画的教学、创作与研究当中。他有心变革中国绘画，定下自己的座右铭：“传统必须继承，要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成为他一生的艺术追求。
李可染以山水写意画著称于世，其实他的人物画同样具有突出的成就。其《执扇仕女》图，高古细笔，刻画入神。他的钟馗图也是一绝，有阴气森森的，也有貌似粗鲁实则憨厚的，形象多样，均达到形与神的高度统一。此外，平民、和尚、历史人物如屈原、李白、王羲之等，既是可染学习的对象，也是他画中的角色。这些画作使可染的画廊变得丰富多彩。
游子旧都拜恩师
1946年，两份聘书同时到达李可染的手中，一份是母校杭州国立艺专发来的，一份是徐悲鸿请他到北平国立艺专的。
北平是中国文化古城，有故宫藏画，还有李可染素来仰慕的大师齐白石、黄宾虹。此时李可染40岁，在中国画坛已有较高声誉，然而他觉得自己最紧要的还是学习，向前辈艺术家学习，抓住艺术传统的接力棒。到北平不久，经徐悲鸿引荐，李可染见到了心仪已久的80多岁高龄的齐白石，表达了自己想拜师求教的心情。当时齐白石门生三千，对李可染并没有特别注意。1947年春，李可染带了20幅作品再次登门拜见齐白石，由此引出一段动人的故事。
那一天，齐白石正在躺椅上养神，李可染将画送到他的手边，他顺手接过。起初他还是半躺着看，待看了两张以后，他已不知不觉地坐了起来，仔细地端详，再继续看，齐老的眼里放出亮光，身子也随着站了起来，边看边说：“这才是大写意呢！”齐白石晚年有个习惯，认画不认人，看完画以后，他将注意力转移到李可染身上，问：“你就是李可染？”李可染忙回答。齐老高兴了，赞许道：“30年前我看到徐青藤真迹，没想到30年后看到你这个年轻人的作品。不容易呀。”徐青藤即徐渭，明朝著名的花鸟、山水画家，其画以用笔豪放恣纵，潇洒飘逸，名重一时，对后世亦有极大影响。齐白石生平十分推崇徐渭，由此可见他对可染的赏识。齐老还满含深意地说：“但是，你的画就像写草书。我一辈子都想写草书，可我仍在写正楷呀……”就这样，齐白石与李可染以画为媒，一下子变得十分亲近，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久之后，李可染正式成为齐白石的得意弟子，10年功夫，尽得齐师艺术精髓。
齐白石将晚年收弟子视为人生一大快事，对可染十分推重。他曾画《五蟹图》送给可染，上面题句：“昔司马相如文章横行天下，今可染弟书画可以横行也。”可染画一幅写意人物《瓜架老人图》，齐师题句曰：“可染弟画此幅，作为青藤图可矣。若使青藤老人自为之，恐无此超逸也。”还在《耙草歇牛图》上题：“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八十七岁白石丁亥。”
可染对齐师有深厚的感情，直到晚年仍怀念着恩师。他多次提及：“我在齐白石老师家学画10年，主要学他的创作态度和笔墨功夫。”“我从齐白师，最大的心得是线条不能快，好的线条要完全主动，要完全控制，控制到每一点，达到积点成线的程度。”他学的是齐师的精髓，却不是所画题材。常入齐老画面的虾、蟹之类便很少出现在可染画中。
1984年，李可染为湖南湘潭举行的纪念齐白石诞辰120周年大会赠对联一副，表达对恩师的怀念之情，联曰：“游子旧都拜国手，学童白发念恩师。”
在拜齐白石为师的同年，李可染还投师黄宾虹门下。黄宾虹的画风与齐白石截然相反。齐白石先生的笔墨讲究简洁，简到无法再简；黄宾虹先生的笔墨则讲究浓重，繁到不能再繁。两人风格不同，却均达到当时画坛的顶峰。黄师性格爽朗，宽厚待人。他的敬业精神深深激励着可染，认为“前辈老师用功之勤苦，实非我等后辈所及”。而黄师之“积墨法”可谓一绝，给可染很大的教益。他后来总结说：“画山水要层次深厚，就要用积墨法，积墨法最重要也最难，黄宾虹最精此道。”
可贵者胆，所要者魂
为变革中国画，李可染于1954年镌“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背负画具，徒步走向大自然。从此时起他将中国古代山水大家师法造化的传统，转变为面向自然，对景写生，“要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其艺术历程也由古典期进入转型期。
他以顽强的毅力，先后持续进行江南写生、长江写生、东德写生、两度桂林写生、三次广东写生……从1954年到1964年十年间，他行程十数万里，克服了无数的困难，也创下辉煌的业绩。
“文革”期间，李可染被迫停笔。1974年他曾患重病失语，靠书写与家人对话。但他没有抛弃他的艺术，艺术就是他的生命。他将自己对生命的思索，贯入书法大楷当中，自创“酱当体”书体，笔势凝重有力，如同碑拓。
1976年起，李可染重新拿起画笔，书写新的篇章。几年时间，李可染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画坛大师。当李可染先生于1989年去世时，中国画坛少了一位大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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