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重了，我个人不能承受这么重。到了办公室赶紧把网站打开。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中国青年报，都是各个网站第一时间，新浪、搜狐、人民、新华，中国人平常喜欢看的几大网站，几乎在重要的位置上铺天盖地的都是这方面内容，我很惊讶，我也非常赞叹现在这种传媒的力量。
主持人：刚才说了王社长即将上任，但只是其中之一，有一个节目，或者说有个主持人的工作在等着您，《问教》这个节目。这个转变，在我印象中可能只有龙永图先生好像在这之前，他是曾经做过电视节目，在卸任之后，您是我印象中的第二人。
王旭明：我特别高兴你这么快就谈到节目，因为要多说几句关于这个节目是这样，本来我一直有一个打算一个想法，在新闻发言人这个岗位上，如何把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教育政策，用节目的形式，用节目的语言让老百姓更能喜闻乐见，更能让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深入人心。因此2008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想法，把新闻发布的有关内容做成节目。经过了若干一段时间的商量、运作，目前已经制作出五期，这五期总的题目叫《问教》，有公众代表，有公民代表，有嘉宾，互相的交流，互相的碰撞，互相的质询，还有关键的人物是我们教育部制定这项政策的，或者参与制定这项政策的官员。已经做过五期，大概内容是地震当中的师生、关注资助困难学生的政策、关于高雅艺术进校园、关于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等等。从五期下来看，我觉得非常好，有点王婆卖瓜，我个人感觉比喜欢新闻发布会更喜欢这几档节目，因为他们交流的更充分，碰撞的更尖锐，探讨的更深入，可视性也更强。
我也没有想到这五期节目做完，准备推出的时候，当然这是在我们教育部党组的坚决支持下来做的这件事情，要不然我很难有力量协调多方面的力量来做成节目，但是我没有想到在节目准备播出的时候我工作发生了调整，可能将来我不能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这档节目，叫特约主持人的身份来主持这档节目，但是节目其他的宗旨、定位、特色、追求的风格等等，依然如故。
主持人：节目一直会做下去？
王旭明：我会一直坚持。
主持人：第一期我们大概会什么时候看到？
王旭明：第一期，我特别希望我们广大网友关心中国教育政策的所有人士。各界人士能够在每周，目前每周日晚上10点半和每周一下午1点，下午3点来中国教育电视台收看这档节目。
王旭明：你夸奖了，实际上我一直有一个非常入骨、入髓，已经融到血液里面的一个理念，就是我有过教师的经历，有过记者的经历，有过官员的经历，有过这么多经历以后，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有很多好的政策，政府有很多好的想法，但这些好的政策和好的想法没有让老百姓接受，而要让他们接受，那你命令他们听不行，你逼他们看报纸，不行，就得让他们喜闻还得乐见。对于中国来说，拥有最广大的老百姓，容我说一句对您不公的话，可能还不是网站，因为网络毕竟是很多有文化、有知识的人的场所，起码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但是对中国相当多还没有文化的呢，但他们可以看电视，由此产生一个想法，通过电视节目把政府的政策传达出去。
主持人：对，咱们多个平台，电视和网络一起传播，这样大家都能看见了。
王旭明：对。
主持人：今天请王先生来，期盼已久，为什么呢？因为王先生在新闻发言人的这个岗位上做的很出色，也引起了很多争议。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注意到您在那个岗位上发言的时候，在回答记者问的时候，很少用无可奉告，或者是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然后等等等等，这样的外交辞令或者说官方辞令来回答问题，基本上做到是有问必答，而且您的回答都让人觉得很有分量。今天我代表网友直接跟您沟通，会提出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您会做到这一点吗？
王旭明：我特别喜欢尖锐的问题，当然尖锐的问题不一定要用尖锐的问法，尖锐的问题多种问法是一种智慧，所以我也努力适应这样一种提问。当然您刚才对我真夸奖了，如果我自己给我自己的提问打分的话，我认为如果说的客观一点，60分，如果自我多喜欢表扬一点，我自己表扬一点的话，也顶多80分，虽然没有说过无可奉告，那是因为很多记者朋友多年来跟我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他们不愿意为难我；另外呢，就是我还多少有一点回答技巧，尽可能不用比较生硬的词。但是从我现在即将结束新闻发言人的这种职业生涯，再回顾回答问题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假如有重新开始，我会再努力调整。
主持人：80分以上是吧，希望达到？
王旭明：那是一个目标。
网友：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这个岗位上即将卸任，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您现在的心情，今天的心情更多的是如释重负，还是恋恋不舍？
王旭明：(笑)一言难尽，非常复杂，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我在接受很多记者采访的时候我说了，在中国做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我不是说做新闻发言人，是做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太难了。当然我还远远谈不上优秀，但我的目标是优秀，因此就感觉其中之难了。恋恋不舍也确实，这是我在做这项工作这一段时间里头，我真的感到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的新闻发布制度，用三个字概括，就是太好了，如果再加一个字，就是太太好了，这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对这项制度的一种敬佩、赞美。
当然中央国务院有很多很多文件，我最期待的文件是今年5月1号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主持人：太难了，我事先注意到这个词，但是太好了，又是难在哪儿？可能一言难尽，有很多方面，您工作中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是面对记者媒体，还是面对自己的同仁？
王旭明：应该说压力主要是来自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也知道，我也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人，尽管我想超越，我想升华，我想理想，但毕竟每天是在这个大地上生存的。因此每天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使有些公开的不能公开，有些讲透的不能讲透，有些宣传的效果更好的不能更好，种种因素使我觉得很难。
主持人：在主持人岗位上让您觉得更舒服，有好几个“更”字，是因为能讲的更透，能说的更清楚，能够更自由发挥，顾及的少一点，是这样吗？
王旭明：不是，千万不要以为我是从那个行业下来，当主持是不是又要，就是不能甘于寂寞，因为这个岗位上不能露面了，换一种岗位露面。
主持人：我是有一点怀疑，为什么？因为我感觉您，可能咱俩有共同之处，不说话难受(笑)特别想表达(笑)
王旭明：你说的多少有一点吧，也可能有一点(笑)因为你也知道我做过老师，做过记者，然后又做新闻发言人，基本上都是说话的职业，因此就养成了不说话就难受，可能多多少少有这一点。但是反过来，我也感受到了不讲话和寂寞有另外一层愉快，说实话，现在做这个节目和这些真是关系不大，重要的还是我确确实实感到我们很多好的政策没有让老百姓知道，我就跟你讲刚刚经历的一件事情，我刚看完一个我急的掉眼泪，但是我就想这个政策怎么不知道呢？今年刚刚录取的两个大学生分别接到了通知书，接到通知书以后家里经济很困难，就不能两个人同时上大学，于是两个人你推我让，就是只能一个上学，亲哥儿俩似的，关系非常非常好的，有一个孩子残疾人，就始终是那样如影相随。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让他们如影相随十多年却要因为这个原因分开。
这个记者的报道我觉得非常感人，但是我再想往下说一步，就是国家资助困难学生这个政策是有的，而且已经有了几年，而且我们也坚决支持如果哪个部门，哪个地方没有把这个政策贯彻好，落实好，媒体可以批评，可以曝光，我们教育部马上组织人去查。当然你推我让这种风格很好，但是我们说是没有必要去你推我让的呀。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政策孩子们还不知道，这些高中生还不知道，他们的家长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太需要把类似这样的好政策通过各种形式，反复讲，天天讲，讲的深入人心了。因此这样的事例就坚定了我一定要做好教育政策的宣传员，如果说过去我是专业的教育政策宣传员，以后我离开这个岗位，我做别的工作，没有这项职责，但我心甘情愿做一个业余的教育政策的宣传员。
网友：王先生您好，我很钦佩您，一直关注您，如果说主持人的这个行业是股份制企业的话，那原来教育部发言人的职位就算是国企，原来那个是正式的，现在这个是业余的，为什么正式该讲的东西，您在任上都觉得好多好的东西没有讲清楚呢？
主持人：原因在哪儿？您有话语权，您还是办公厅副主任，为什么那么好的政策这么多人不知道，以至于很多质疑？
王旭明：有很多原因，我觉得至少有这么重要的几条，一，我水平低，虽然你在努力追求着，你在努力实践着，你在努力干着，但不一定取得那样的效果。所以如果时光倒流，让我重新开始，我会再努力，再追求。
原因二，我多次呼吁过我们的媒体，我们国家现在是媒体资源在世界上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我已经注意到，我们媒体注意典型宣传，注意文艺宣传，包括晚会什么什么，然后注意趣味性的节目，电视剧啊，这些都很多，但是我注意到了，作为我们各种媒体里面讲政策的节目很少，这一方面说明讲政策节目难，一方面说明我们媒体不太愿意啃这块骨头，种种原因。因此我在很多场合下呼吁我们有更多的媒体，要以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为己任，要把党和政府的政策宣传作为主流。因此我借这个机会也特别呼吁更多的媒体，能向我们新浪网学习，能够宣传我们这档以宣传政策为主的这样一档节目，同时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节目，这样的节目形态来问世。
主持人：好，另外一位网友的回应，很快。
网友：其实咱们宣传政策的媒体很多，篇幅也很大，怎么宣传还需要动动脑筋。
主持人：谢谢您的评价。
王旭明：很好，我非常同意，不是说播音员念了，报纸头版头条登了，新闻联播有了，就叫宣传政策了。我在这里说两句，总书记这一次你也知道到人民日报视察，到人民网和网友谈了五、六个问题，你也知道温家宝总理到抗震救灾现场，在这个现场上拿着简易的麦克风，对着记者们开新闻发布会，等等，我觉得我们的领导已经率先给我们做好了应该怎样把政府的政策宣传好的一种榜样。我觉得我们更多的人应该学习。
主持人：另外一个朋友，他想知道在您当发言人的时候，有没有内心挣扎，这挣扎是指的什么呢？当您对于教育界的各种现象发言的时候，您更多说的是官方立场呢，还是个人观点？当这两者如果统一的时候那没问题，如果两者之间会有一些拧巴，有一些矛盾的时候，您怎么处理的？处理完了以后心里会不会继续拧巴？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他是一个部门的代言人，他发言不是发他自己言，是代他部门之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问题是如何发言，代表部门发言我觉得至少有这样两种形态，一种形态是比如今天你给我准备好了这么一个，我可以说，王旭明从新闻发言人到电视主持人，关于王旭明，我这是代表新浪网在发言，没有问题的，但是这种发言有多少人能听，能听得进去，这划一个问号。所以我说代表政府发言这是一种形态，但你不能说他没代表，他代表了，这是一种形态；我认为还有一种形态，代表一个部门的发言，就是部门的政策、思想、理念进入到你的大脑里面，进入到你的体内循环之后，用你自己的嘴说出来。
简单地说，就是以自己一己之嘴传达政府之声，我实际上是追求的这样一种形态。举例，比方说你也知道教育部关于让大学生就业的时候，应该转变就业观念。这样的一个思想，这样一个政策多次提，没有什么争论的，大学生就业一定要适应时代的要求，一定要符合自己的发展，一定要降低要求，一定要到工作单位实践当中去，一定要转变就业观念，不能认为大学生毕业了就只能当官，只能当白领，等等。我这些话，说了刚才上面这一番话，我相信对您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
主持人：对(笑)
王旭明：但是我说了，大学生养猪，媒体不必哗然。这样一段形象比喻的概括，就比上面所有这些政策更进入了人心人脑。
主持人：这叫著名的名校养猪论，成为您的若干个论其中之一。咱们先说说事，敢于直言是性格，包括爱说话是性格，您也说过其实您是知道官场规则的，多说少说，结果会不同，结果会怎么样您心里都有数，但还是选择了说。这次您的离任跟您说多了有关系吗？
王旭明：我想教育部的新闻发布工作不仅仅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也得到我们部内各领导我们自己教育部党组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像国务院新闻办这样的上级指导部门的认可。我不认为我这次离任与我话多有关系，我还升了一点呢，从行政级别上还升了一点呢。
主持人：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有朋友问了，您这是升了还是降了(笑)是提拔了还是平职调动，还是怎么样了？
王旭明：从行政级别上提拔了，这毫无疑问的。
主持人：但中国的行政级别有很多种，工作调动有很多讲究，您身在官场比我们更明白。
王旭明：但是我最不明白的我觉得也是最复杂的，在我自己成长经历当中感到最不明白、最复杂的，我觉得就是人事制度，但是我奉信一条，是党的人，服从党的安排。
主持人：您这句话很有水平(笑)大家觉得王旭明先生是升了还是降了？您的感觉，打1是升了，打2是降了。第二个问题，您喜欢不喜欢王先生这样的新闻发言人，1是喜欢，2是不喜欢。待会儿看看网友的评价。
王旭明：心里真紧张(笑)
主持人：咱们说说您这几个论，比如说中国教育成功论，我第一次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也看到您发言的时候，相关的网上的评论的时候，我很不愤，中国教育成功，我觉得我不能认同，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观点，虽然我们都是一点一点从小学、高中、大学读过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得到学校很多东西，也受到很多摧残，特别是高考制度。现在但凡第二天有重要的工作，头一天做恶梦就梦见要高考了，您有这样的感受和经历吗？
王旭明：(笑)应该说也有。
主持人：那为什么说它是成功的？
王旭明：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无数次的被人追问，甚至有人说你是在岗位上你这样说，你现在离开了，你可能要变，有些话。那我不知道要变哪些，但是这一句，就是中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截止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坚持的。因为对这样一个结论性的话语，当然如果我不干这个职业，我是不太喜欢这种宏观问题讨论的，我这个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不喜欢宏观问题的讨论。
主持人：因为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是吧？
王旭明：我没有这么高的水平，但是这样问我，我就只好回答，我觉得我判定这个事物的标准就一个，是不是大多数人得利了？大多数人得利的一件事物一定是比较好的事物。我判定中国教育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我有两个数据，一组数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六、七十的人接受义务教育，到现在一百个人里边已经有九十九个人都能接受义务教育了，就是接受九年的学习，另外呢，在改革开放前一百个人里边只有七、八个人能上大学，到现在有一百个人里边有二十三个人上大学，我们叫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加。我觉得这两组数字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们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是成功的，当然成功这样一个宏观的概论绝不掩盖着其中存在的各种矛盾，也绝不代表中国教育就是一盆鲜花到处开放，绝不是这个含义，而只是说它这个方向性的一种确定，至于沿着这个方向走的路上各种各样的问题，那确实应该认真对待。
主持人：或者说我再为难您一下吧，鲜花丛中还有要修理的枝叶，最应该修理的枝叶是什么？
王旭明：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小，但实际上很大。
主持人：咱就举你马上能想到的。
王旭明：比如说我们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老百姓要选择良好的教育资源，你比方说上学不难了，但是上好学很难，选择这良好教育资源和这种良好教育资源太少了，这种矛盾太尖锐，太突出了，就是可能您所熟悉的我们城市里边大家能够说出的，四中，八中，实验中学等等，就那么样十几所，大量的是普通学校，这样一种矛盾我想今后也会长期存在，但是应该努力解决，这就是你说的花丛的刺。
主持人：教育部门或教育行业里面一些大家不太满意的问题，在留言板上我们看到了很多。
王旭明：我为网络语言叫绝，这些人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智慧。
主持人：您是说范跑跑是吗？(笑)
王旭明：很多语言了，现在又出个杨不管(笑)
主持人：大家把这些问题放到教育主管部门，有一笔账上是算到教育主管部门头上的，或者教育制度头上的，说怎么出了这样的老师，等等等等？
王旭明：我觉得真的要说起来谁对谁错，应该怎么改也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有一条，网友们反映的更多的问题可能存在更多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认为教育确实涉及千家万户，教育政策确实关乎你我他，它不像金融政策或者别的一项政策，它可能关乎一部分人，比如煤矿安全，那关系那一部分人，但是教育这个政策确实包括所有，包括你我，几乎生下来，没生下来还有胎教的问题，所以这个教育几乎是从没生下来就开始，你说到了生命的晚期还有一个平安教育问题，所以确实涉及的人很多，涉及的方面也很广，所以网友们提出这些问题我觉得不同程度的存在，也说明网友对这些问题的关心。我特别是觉得，我曾经作为教育部门的一名官员，今后我虽然不是作为行政部门的一名官员了，我会一如既往关心了解网民的反映，并且尽我所能的去提供给有关部门，或者是比方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更充分的讨论。
主持人：渠道还是有的。您和网友的关系保持的怎么样，或者说你那些言论，不管是对你的言论批评也好，或赞同也好，您会上网看吗？这些留言？
王旭明：看。
主持人：会回应吗？
王旭明：基本上我不回应，我主要是参考。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当然我特别喜欢听表扬，特别喜欢听赞美，但是从截止到目前为止，表扬和赞美的声音对我倒不太什么，一个是比较少，另外一个呢，也不太注意，相反，不赞美批评的声音我倒特别的看。当然有的很极端的网民的语言，我到现在记忆犹新，而且挥之不去，三条，有千千万万个王旭明，有一个王旭明就足够了，这是一条；还有一条说见过羞耻的，没见过这么不知羞耻的；第三条就更恶毒了，王旭明啊，他是作为发言人，在他生下来的时候他妈妈怎么没给他掐死？这是给我烙印非常深的三条，虽然我现在有点轻松和微笑的说出来，但是也确实反映出几个问题。
一个当然是对我心灵的摧残了，当然这还是次要的，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说明我们作为一项制度建设，就是新闻发言人不是一个个人的表演，作为一项制度建设，包括这项制度建设的各方面的保障，包括他的职责以及他各方面的保障，还包括人民群众对他的认同，还包括我们的传媒对他的介绍，对国内外的这种沟通和了解等等等等，我觉得说明了这些方面还都有一个过程，特别是我们网民的，我们国家网民现在是2.1个亿人，是世界上最大的网民国，原来是美国，现在我们已经超过美国了，但是我看了我们网上很多评论的语言和讨论的内容，我觉得还不能说我们是网民强国，我希望我们从网民大国走向网民强国，那就是我们网民整体素质的一个提高。
主持人：这个过程也需要很多像王旭明这样的网民参与到网络建设中来(笑)另外也要写博客，有一个直接的回应。
王旭明：有这个想法。
主持人：好，等着看“王名博”具体的所想所思能第一时间反映上来。
王旭明：是。
网友：在媒体眼中，你是一个不错的新闻发言人，起码你愿意回答问题，我们都睁大了眼睛看，但听说你被媒体整过，这事真的假的？
王旭明：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一个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要学会与媒体打交道。实际上我现在，说实在的还不仅仅是新闻发言人，再多说两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媒介化的时代，我认为进入一个媒介化时代以后的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具有一定的媒介素养，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理论话题，但是他可能还容不得我们做更深一层理论研究的时候，媒介化时代已经到来了，你睁开眼睛已经被各种媒介包围着。这时候如何与媒介打交道，不说公民，起码是每一位官员，那当然尤其是新闻发言人所面临的主要的课题。在和媒体打交道当中我这几年，应该说十年，加上我本身做记者，应该说小二十年了，这段时间里边我主要追求的就是两个字，朋友，多说一点解释就是营造一种朋友的感觉。
当然国外的理论里边有很多，国外传媒理论里边把新闻发言人和媒体说成敌人之间的关系，说对手之间的关系，最近的理论说是互相经营者的关系，各自经营自己的事业，有互相对对方有利的时候就互相利用，经营者。但是我仍然认为，固执的认为在我们中国这种文明大国，礼仪大国，文明之邦，有着悠久文化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我觉得人情是很重要的，朋友是最重要的。因此我和所有媒体朋友打交道当中都努力营造这种朋友的感觉，当然这里面有不如意的，有不顺心的，但是主流，我现在最难忘的就是媒体的朋友。
主持人：很多的朋友，我相信在接下来的工作里也会继续关注你。
王旭明：我跟讲两个特别深刻的媒体朋友的例子，有时候想起来都特别内疚。某一个媒体的女记者，平常写了我们很多好的东西，但是也有那么三、两篇非常不好的，当然我也很生气，那么我的领导也很生气，那么我就写信，发函给她的领导，要批评她，处理她。这是一个很瘦弱的小姑娘，她给我打电话表示歉意，很快她就离开了这家媒体，就到国外去读书。
主持人：被开了吗？
王旭明：也没有，她自己选择到国外读书，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为给她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总之她走了。她临走前一天的时候来看我，并且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并且还给我送上了一束鲜花，我永远挥之不去的就是她走的时候我看她那个背影，很瘦弱，很小……(哽咽)
主持人：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王旭明：去年吧。其实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是每经历一次这样的事件，其实我自己就升华一次，就是你追求的一种理念，你努力营造的一种东西，可能在这当中有这样那样的坎坷，但是最永恒的、最多的还是美的东西。
主持人：让人能够记住的东西。
王旭明：对。
主持人：往往是真实的东西。
王旭明：是，在我这次有一个媒体的记者知道我要离职了以后，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注意到这个现象了，我也跟他们讲了，最后我要离开以后特地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因为他也在这个岗位上做了不久，然后专门送了一束鲜花走到办公室来，作为一个送别。这个记者和几个记者走了以后，我就把这束鲜花在我们办公室一直摆着，摆了几天都枯萎了，那天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怎么一束枯萎的花摆在这里？我说枯萎的花在心灵里边是永远灿烂的。
主持人：在我印象中一个部委的教育发言人，能够获得媒体的鲜花，好像我原来没听到过。
王旭明：所以我很荣幸。
主持人：他们送您花的时候，或者您自己接花的时候您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发言人和记者之间有鲜花的赠送？
王旭明：百感交集，这里面因为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比方说现在是一个这样即将离开这种岗位的情况，所以百感交集，我既为自己在这个岗位上很多应该做的，做的还不错，感到庆幸，应该做的，没有做的更好，没有做的更好，有可能做的更好的而没有做的更好，感到惋惜，有意或者无意的曾经的伤害感到内疚，感到惭愧。所以这么多的感情交织在一起，所以有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很残酷，但是我很有感觉。
主持人：所以我刚才问您是如释重负，还是恋恋不舍，您说两种感觉都有，很复杂，但是这个过程，咱们对话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恋恋不舍，您舍不得那个发言台，是不是这样？
王旭明：你不是让我说我自己天生就有一种表现欲，不表现就难受吧(笑)不，我还是这样，真的，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制度真是太重要了，我们政府提出来要实行政务公开，要打造服务型的政府，如果政务公开和服务型的政府，我们的官员都不能够面对公众，都不能够面对媒体，你还什么公开？你还什么服务？如果连信息服务都做不到，扯谈别的服务。所以我觉得打造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务公开，首先从新闻发布会，从新闻发布制度建立开始。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可能说大话了，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确实是很留恋，也觉得这个工作很重要。但是呢，也没有留恋到那么你想像那样的程度，我很热爱，但是又由于很累，为前面可能一点的轻松或者一种，我还有一种特点你可能还不知道，我特别喜欢换新鲜口味，再好的一件事情，再那个什么的，自己做过来了，所以我听说美国一个人一生当中有三十几个职位的变化，我不知道是不是确实的，我现在特别喜欢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三年、五年跳槽，我觉得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一个人只有在他一生职业生涯当中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才可能把他的内质的东西尽可能的发挥出来，才可能更多的实现他自我。因此我觉得在一个岗位上干长了，既没有新鲜感了，又没有刺激性了，同时生命的一种惰性产生了，倒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主持人：要这么说，五年之后，一个职业，然后跳向了另外一个职业，您这是一次跳槽？
王旭明：当然还是这句话，我是党的人，一切听从党的分配。
主持人：一个主持人，即将跟大家见面了，而且是头上有各种光环的，或者带有悬念的，有一个信息，说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组织官员辩论赛，发现有些官员只会官腔，到自己说真实想法的时候就歇菜了(笑)您不是这类官员，而且您是在语言能力上和思辨能力上非常强的一个官员，有没有相关的部门请您过去，或者将来会请您过去给这些官员做一个交流？咱就不说培训了，有这样的邀请吗？
王旭明：我在做新闻发言人这段过程里面，我到各地有过几十场讲座，出奇的是，让我也感到很惊讶的是要论我的理论水平，说实话谈不上，我确实没有什么理论造诣，你要说我的实践吧，也就是这几年，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丰厚的实践，但是我去讲这几十个班，我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我不是自夸。
主持人：有人献鲜花(笑)
王旭明：明星般的感觉就是在那里产生的，就是签字，合影留念啊，我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作为政府官员如何培养媒体素养，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如何学会把好话说好，把坏话也往好了说，不能好说也想办法的好说，等等，就这些。这里面有我学到的新闻学的知识，传播学的知识，公共关系学的知识，更多的是我的一些案例和实践，和这些知识的融合贯通，当然有我们党的宣传理论。后来我发现了关键是一条，就是我们现在太需要这样一批人，就是把理论和实践能够结合起来，向人民群众灌输先进理论，而不是就理论说理论，就介绍经验说介绍经验，两层皮，要真正的水乳交加的在一起。所以我说为什么接见方永刚啊？他就是把党的理论融进了他的血液中，变成他自己的话说出来，深受老百姓喜欢，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存在很多大学生不爱听政治课的现象，这不是怪我们政治课不好，是我们没有讲好。所以我觉得太需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样的一种探讨了。我实际上在这几年当中，就努力把它做成一个传播，幸好以后从这个岗位，离开这个岗位以后可能还有点时间，我想把这些东西如果能够积攒下来，也出一本书，其实我是特别不屑于出书的，也没有这个水平出书的，但是我这次萌生一种想法，把这些都编撰出来可能有点意义，到时候你作为热门读者。
主持人：没问题，肯定的，我一定去书店买一个，然后请您签上您的名字，书名想好了吗？《新闻发言王旭明》(笑)其实说到刚才这点很有意思，就是官员的媒体素养的培养，也是教育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问题，活到老学到老，不管您是做官的还是做民的，都是一样的。
最后的时间，因为咱们节目的时间快到了，请您快速回答几个问题，尽量简短的快速回答几个问题，就算我们一个小小的考试吧。这些问题都是最近受人关注的教育问题，第一个问题，俞敏洪一直说想办一所面向穷人的私立大学，您觉得他为什么办不起来？
王旭明：我希望他尽快办起来。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杨不管，面对学生打架不管，造成一名学生死亡，您怎么看？
王旭明：悲哀，加强师德教育，迫在眉睫。
主持人：第三个问题，最近有报道说范跑跑认为取消他教师的资格不应该，要起诉教育部，怎么办？
王旭明：公民可以行使公民的权利，但我再重复和白岩松做节目时的一句话，我们希望媒体不给无耻提供无耻的场所。
主持人：下一个更大的问题，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到整体GDP的4%，您认为中国教育最缺的是钱吗？
王旭明：教育投入不足，是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瓶颈，可喜的是近几年来已经有了飞速的发展，目前已经达到了3%以上，接近4%了，目标应该有望实现。
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
王旭明：北京人，1976年高中毕业后，到京郊农村插队两年；之后考上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丰台第七中学从教7年；1991年进入《中国教育报》当记者；1998年从报社总编室主任的位置出来，任职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2003年4月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7月18日，任语文出版社社长。
作为国内比较有个性的发言人之一，王旭明在任时曾饱受争议，经常由新闻发言人变成新闻当事人。有评价说：“他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干5年，已经是奇迹了。” “我会把要求澄清的内容抢在第一时间进行解释和澄清。这是考验新闻发言人及时应对的水平和能力。”王旭明说，他当新闻官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服务，在担任新闻发言人之前，他曾经当过5年新闻处处长，那个岗位培养了他对媒体的服务意识。5年时间，100多场新闻发布会，上千次记者采访中，王旭明恪守着这一信条。他说：“想要把政策说明白，念文件看似最明白，其实并不明白，要把那些内容吞到肚子里滚烂后再用自己的话反嚼出来，才能让记者明白，让百姓清楚。而这个过程还要尽量做到形象、具体、生动、有效。” “我在记者岗位上干了7年，我了解记者工作，知道哪些内容是记者想要的，也知道什么样的新闻发布方式能吸引记者的眼光。”王旭明对此一直十分自信。 在当记者和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之前，王旭明还有过7年的教师经历。“如果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在铁路一线的工作经历，卫生部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当过医生、护士，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当教师的经历，那他们在新闻发言人岗位上多多少少会有些欠缺！”。 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策划并主持了一档节目《问教》。7月6日下午，《问教》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厅完成了第6期录制。我想做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发言人 “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在2006年9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指出，国家为了让困难学生上大学，已经拿出几百亿元资助这些孩子上大学，建立了包括“奖、减、贷、助、免”的一套资助体系，而最近看到很多媒体还是在炒作个案，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这往浅了说是无知，往深了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名校生养猪论”…… 2008年6月25日王旭明的一句话却改变他在我心目中的不佳的形象。在今天召开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问了他对四川汶川地震中不顾学生安危自管逃命的“范跑跑”的态度，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并指出我们的师德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王旭明回应范跑跑事件:可以不崇高但不允许无耻2008年06月25日 16:34中新网【大 中 小】 【打印】中新网6月25日电 “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今天在教育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范跑跑”问题作出了如上表述。
有记者提问称，在四川地震当中涌现出了很多英雄的孩子和英雄的老师，对之前出现的范跑跑的看法，之前也有很多领导谈了他们的看法，借这次例行的发布会请您谈一下对这个事件的观点？同时除了从道德角度讲，那么您认为在我们的教师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否还缺乏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老师行为明确的约束？
王旭明说，在上周我和白岩松做了一期节目，他也问了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我说白岩松你平时老说很哲理的话，我说我今天有一句哲理的话要说:我说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白岩松跟着补了一句话:我们也不能给无耻提供无耻的场所。我说我对你这种说法非常赞同。我想弘扬人民教师的崇高师德是永恒的主题，也是人性永远的美丽的光辉。
王旭明称，看到灾区有一些现象，就是有人提出来在地震灾害的时候，除了我的女儿我谁都不救，我妈都不救。还有说法是地震来了，我不管这50多个孩子正在上课，我带头冲出去。这些言和行，如果属实，对这些言和行我觉得虽然是少量和个别的，但是足以提醒我们师德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上述那两种言行，已经不仅仅是师德的教育，更多的是应该是人的教育。
王旭明表示，这次地震当中，有很多老师牺牲自己、保护学生这样一种高尚的行为，很多老师可能为了保护学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可能他们的家庭还在，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他表示正在思考如何向他们学习，以及如何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帮助。
“中学校长推荐制”“一道美妙而难念的经”
事实上，早在北大公布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之后，王旭明就在自己在博客上委婉地提出了质疑，王旭明将之称为“一道美妙而难念的经”。说其美妙，是因为校长或社会知名人士推荐学生这样的办法在国外屡见不鲜，是选拔人才的重要路径之一。有知名人士推荐，不仅录取学校放心，也是被录取者的荣耀。说其美妙，还因为创意者动机的高尚以及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在目前高考存在诸多弊端的背景下，努力以一己之力，改革或改进某些方面，虽然是局部的、片面的，甚至无关大局，但有此动意并努力践行，已堪为美妙。王旭明对方案是否能够得到推广却感到担忧，他坦言：“北大作为全国最受瞩目的学校之一，可以学习全国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做法，在公布这样一项方案之前完全可以征求一下民意，征集一下全国各个地区、各类学校、师生、家长以及群众的呼声。现在看来，北大太相信自己了。”
从目前公布在39所学校来看，无一不是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农村和西部地区的学生进入北大的道路似乎更加狭窄了。“这无疑会使得教育更加不均衡，我们的本意是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最好的学校，且不说我国地广人多，在东西部差异巨大、农村与城乡差异巨大的背景下，西部孩子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们往返艰难，就是面试这一关，恐怕也难与和城里孩子相比，迈进著名高校的门槛就更显艰难。”
观点：中国教育改革不能瞎折腾
最后一个误区是说中国教育改革是“瞎折腾”。有人说，中国教育改革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是瞎折腾。应该说，我们有时候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没有看准，缺少科学决策过程而草率行动，确有瞎折腾之嫌。但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中国教育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变化，没有变化人民群众就更不满意。
观点：教育传播不要“躲猫猫”
教育传播的效果在很多方面并不理想。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好事说好，把不好的事好好说”。今天这个学校出现跳楼的，明天这个学校着火了，大面积的流行病感染，这样的事情本来也不可避免，“好好说”就完了，也就是及时、准确、全面、有效把这些信息发布给公众，不要“躲猫猫”。
观点：高考作文排除诗歌很遗憾
作为一名语言文字工作者，我更关心全民语言文字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我的这一理念与高考作文并不完全重合，因为高考毕竟是选拔性考试，胜出与淘汰是其永恒的原则，据此，高考的题目偏、怪、难也就可以理解了。我所不解的是，命题者能不能站得更高些，角度更新些，其命题能不能和现实斑斓多彩的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接近些、再接近些。
观点：“教育买衣论”
王旭明说受教育就像买衣服，有钱买好的，没钱只能买差的。公众一听此论，当然怒火冲天。实际上，公众的不满恰恰是因为现实的确如此。如果教育资源的分配原本公平，王旭明的理论再偏激，也挑不起公众叫骂的兴趣。从一定程度上说，王旭明是在替他背后的机构挨骂，而并不是他“反嚼”出来的东西该骂。如果王旭明乐于在回答问题时，念上几段红头文件，那么他将永远不会引起争议。而这一点，恰恰是大多数新闻发言人的通病。清华大学副教授史安斌评价说，“目前有很多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的效果并不好，大部分是在照本宣科，根本说不出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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