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当年晋察冀根据地一名文艺工作者，活动在冀西晋东北山区，除了反“扫荡”，就是行军、演出、跋山涉水，搭台拆台，化妆卸妆。住在老乡家里，伏在小炕桌上写剧本，在老乡的场院里排戏，用写戏演戏服务于抗日战争，鼓舞军民的斗志。那时的生活是艰苦的，吃小米饭，油水很少，但老乡们的生活更艰苦，打下粮食要交公粮，自己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包括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在内。我们是穷苦的乡亲们抚养长大的。“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这句比喻，在我们的经历中是很具体的。今天我们在城里安度晚年，当年的老大伯老大娘想必已不在人世，他们的儿孙们生活得怎样？是不是还能看到我们的演出？是不是还是我们的基本观众？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我们不能不想到对这场战争作出伟大贡献和巨大牺牲的当年敌后根据地的父老乡亲们。
那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戏剧活动非常活跃。由于党的重视，由于戏剧工作者继承了左翼戏剧和红军宣传队的好传统，使戏剧得到蓬勃发展。以我知道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来说，有名称的戏剧团体算了算有26个。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子弟兵和老百姓把看剧社的演出视为最好的精神享受。有时几个戏剧团体举行会演，就更是敌后环境中的盛事。我们演出自己编写的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也演出过一些中外名剧。我们为部队演出，为会议演出，也组成小型演出队在地方武装掩护下深入敌占区，进行“对敌政治攻势”，为苦难中的敌占区人民演出，鼓舞人们的胜利信心。环境残酷，我们有些同志就牺牲在戏剧演出的岗位上，开了用鲜血和生命献身戏剧的先例。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晋察冀边区的村剧团有了极大的发展，曾出现了群众自编自演的戏剧《穷人乐》。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不少村剧团甚至演出过《白毛女》、《血泪仇》、《王秀鸾》等大型戏剧。当年敌后戏剧活动的繁荣活跃，被后来的戏剧史家称之为“戏剧史上的奇观”。这只是我们知道的晋察冀解放区的情况，后来了解到其他的解放区，情况和晋察冀大同小异。
这些几十年前的往事，多年来一直使我怀念。那时戏剧工作者方向明确，斗志昂扬，和群众关系极好，创作心态极好，我觉得它应该成为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的参照。建国以后文艺界经历了不少坎坷，有的同志便推测战争年代党领导的文艺工作想必是命令式的，违背艺术规律的，很不自由的。这推测并不符合实际。
抗日战争，是此前一百年来多次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华民族，在抵抗中终于取得最后胜利的一次战争，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面前屈辱地位的结束。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若干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这些根据地实行了正确的政策，使动员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释放出极大的战争潜力，使我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坚韧不拔的民族正气得到极大的发扬，使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无穷智慧得到了充分发挥。敌后抗日根据地没有城市，没有工业，没有国际援助，没有巩固的后方，却抵挡了百分之九十五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敌后的军队和人民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成为战争的主角。我们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应该说是从抗日战争中站起来的。敌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使它成为新中国的雏形。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且不说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只说其战争之广阔，敌我之间、国共之间斗争之复杂，战争形式斗争方式之多样，人民战争之丰富壮丽，均为历史所未有。在这场战争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史实，有多少蕴含历史教训、发人深省的事件，有多少壮丽奇诡的人物命运，足以搅动我们的思绪，足以激发我们的灵感啊！在纪念这场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最想说的话，就是希望我们年轻的剧作家们不要放弃这座题材的宝库。应该趁着许多史料还没有淹没，趁着一些战争的亲历者还健在，来做做这件泽及后代的事情。
我曾想，当邻国的政要坚持参拜供着当年战犯的靖国神社，正在修改教科书，妄图否认那场战争的侵略性质，而一些受着良心谴责的日本老兵来中国当年战地忏悔谢罪，一些正直的日本人士坚持了解历史真相，愿为中国的受害者充当律师的今天，我们中国的戏剧工作者应该做些什么呢？难道不应该把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下一代，用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来教育我们的青少年，来清醒地认识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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