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
——邓稼先
邓稼先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大众电影：中国关于科学家的故事片不多，你们是怎么想到把邓稼先的故事拍成电影？
徐缨：邓稼先的名字大家很熟悉，但真正关于他的故事，了解的人其实不多。邓稼先从国外留学回来后，几十年埋首沙漠，成为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两弹元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他的亲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在邓稼先身上，集中地体现了赤诚的爱国情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甘于奉献和勇于创造的事业追求，这些优秀品质都值得当代人学习。邓稼先的人生历程，折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从过去走到现在，从弱小走向强大。2009年是建国60周年，我们觉得中国、中国人都有必要回首我们走过的路，不同时代的中国人看邓稼先会有不同的共鸣。另一个原因，是2008年中国航天首次实现太空行走，大家想了解科学、科学家的兴趣越来越浓。
大众电影：听上去《邓稼先》的故事很主旋律？
徐缨：是的，《邓稼先》已经被列入建国60周年重点献礼片。关于主旋律可能有些误读，我们看美国、法国甚至印度的电影，优秀的片子都是主旋律的，都在弘扬本国的民族精神，这一点好莱坞电影最典型，《拯救大兵瑞恩》的开头、结尾都是极具意味的星条旗画面，在英雄主义中张扬了美国精神，其实他就是美国的主旋律影片。对电影来说，抽象的思想和精神是不存在的，它一定结合在具体的艺术形象，并且巧妙结合在故事中的。所以，《邓稼先》我们首先是讲一个中国科学家的故事，展现他身上的民族精神和中国气节。
大众电影：邓稼先长年工作在大漠中的实验室，也没有太曲折的感情经历，拍成故事片难度应该很大？
徐缨：很多人对电影有概念化的理解，以为一定要具备哪些元素才好看。其实，电影最重要的在于对人性的体察和关怀，真正大师的故事，一定是动人的、充满温情的。数学家约翰·纳什是个很内向的人，经历也很简单，但电影《美国心灵》仍然非常感人，因为大科学家身上总有一种特殊的人格力量和魅力，成就了他的事业。这是灯红酒绿的场景所达不到的深度。邓稼先就是这样的大科学家，无论讲科学成就还是个人修养，他都可以称得上大师级，他的生活很朴素，但他的故事很感人。他的爱情和亲情，跟一般人也是不一样的。邓稼先就像一面镜子，他平凡又伟大的一生，照见了新中国成长的历程，照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我们每个人也可以从他身上，照见自己可以学习的精神。
大众电影：邓稼先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生活的时代离今天很近，艺术虚构的空间是很小的，这对您来说是不是一种挑战？
徐缨：把邓先生的故事拍成电影，确实是一种挑战，不过我们有信心。常州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名人辈出，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洪深就是常州人。近几年来，我们在影视剧生产上有了多次成功的尝试，因此我们对题材选择、艺术生产和市场推广的整个过程，还是有充足把握的。比如，我们请的导演王冀邢，执导过《焦裕禄》等一系列优秀的影视剧，他跟我们是第三次合作了，我们对他很有信心，包括编剧、主演和其他工作人员，组成一个很优秀的团队。邓稼先的夫人、学生，邓稼先的挚友杨振宁先生，以及许多熟悉、关心他的单位和个人，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
大众电影：人物传记片对细节真实的要求更高，拍的过程中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徐缨：王冀邢导演在艺术上追求精益求精，他对细节真实的要求，可以说精致到了苛刻的程度。为了拍《邓稼先》，剧组先后深入北京、青海、四川等邓稼先先生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每一个场景我们都是严格按照原貌去还原的，为了拍好《邓稼先》，我们认为这样"较真"是值得的。实际上，人物传记片最难的是人物形象的艺术真实：人物必须尽可能贴近历史中的人。有些人物传记片单纯地看，故事很感人，但与传主不像，也不能算是成功的。我们有句口号："以邓稼先精神拍好《邓稼先》"，我们真正的目标，不止于拍一部优秀的献礼片，而是希望拍成《李时珍》《焦裕禄》《张思德》那样，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电影。
大众电影：电影《邓稼先》里出现了杨振宁，杨先生好像也很关注这部电影？
徐缨：杨振宁和邓稼先都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两人从少年到老年时代，友谊保持了终生。邓稼先和杨振宁选择了不一样的科学道路，都为中国和世界做出了很大贡献，杨振宁也是很晚才知道，中国的原子弹是邓稼先主持研制的，他非常感动。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交往，在更广阔的层面展现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采和命运，影片里展现杨振宁的故事，对理解邓稼先非常有帮助。杨振宁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这好像也是第一次。
大众电影：电影《邓稼先》即将上映，你们想对观众说些什么？
徐缨：我想对观众说，邓稼先确实是值得中国人缅怀和纪念的大科学家，是一位如鲁迅先生说的"中国的脊梁"式的知识分子，虽然邓稼先经历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电影《邓稼先》不仅是为邓先生作传，也是一部新中国的精神史诗，希望大家有机会都看一看。
"选择了核武器，就意味着选择了牺牲和付出。可是，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邓稼先：假如能够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校史研究室 茆诗珍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将自己的智慧、个人幸福以及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的国防事业。1986年他患癌症住院，国防科工委的同志探视他时问："我们国防科工委的同志们都很敬重你，想听听你的人生箴言。"他稍加思索说道："选择了核武器，就意味着选择了牺牲和付出。可是，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无悔的人生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个书香之家。父亲邓以蛰，早年留学日本、美国，曾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1925年，8个月的邓稼先随父母赴北京生活。他在父亲的引导下，打下了坚实的中西文化基础。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8年10月，考入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读研究生，仅用一年零十个月时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8月调入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
从此，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核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两年零八个月后，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这与美国、苏联、英国等相比，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研制速度。1972年担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任院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先后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4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7月29日他因癌症逝世于北京。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追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Pure boy
Pure，意为纯洁、纯粹。据说邓稼先赞叹一个人或一个行为时，爱拍手叫"pure!"于是他的同学叫他pure或pure boy，意思是他给人的印象永远pure，心底无私，纯真厚朴。邓稼先有张可爱的娃娃脸，加上他获博士学位时年仅26岁，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等都亲切地叫他"娃娃博士"。
其好友杨振宁曾说过：和邓稼先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对艺术的痴迷
邓稼先是戏迷，最爱看戏，尤其爱看京剧。在原子弹理论设计攻关最紧张的岁月里，他会在某个晚上，突然带领所里的年轻人去长安剧院看一场京剧。他不仅爱看，还爱唱。他常常在读过某物理经典名著的某一章节后，便若有所思地哼上一两段京剧。一次一位著名科学家去四川山沟里的九院参加学术讨论会。一天，该科学家打伞冒雨去开会时，忽然听到前面打伞的高个子哼起京剧来，还很快乐地口奏鼓点，深受感染，也来了个拖腔，前面人回头一看，两人在雨中哈哈大笑。原来大高个儿是邓稼先，后一位是于敏。两位名科学家都是京剧迷。
邓稼先还是球迷。幼年时爱趴在地上弹玻璃球；年少时爱打墙球，常利用课间休息和杨振宁找个僻静之处玩球；青年时代，他曾是大学校队里篮球中锋和排球一传手。他也酷爱音乐。他非常爱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欣赏贝多芬不屈服于命运、勇于向命运挑战的英雄性格。平时怕惊扰邻居，总是调低音量，独自坐在椅子上欣赏音乐。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工作人员发现他的电唱机上还放着《命运交响曲》密纹唱片。
也许艺术最能诱发沉睡于科学家心中的灵感。
大爱无疆
做了父亲的邓稼先，经常乐呵呵地让小儿子骑在肩背上，驮着女儿，在院子里兜圈。还会经常和儿女趴在地上看新式玩具汽车撞墙拐弯，跟着汽车爬进床底。他也经常趴地上让儿女骑，笑着满屋子爬。他是慈父也是孝子，常趁节假日去北大看望年迈体弱的双亲。那时还未安装暖气，冬天他经常上床替母亲暖了被窝后再走。
在工作上，邓稼先总是身先士卒，遇到危险时总冲在最前面。1979年初夏的一次试验，由于降落伞没有打开，飞机投的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地上。他深知危险，阻止其他人与自己同行前往，自己一个人抢上前去检查事故原因。在这次事故中，他受到了严重的核辐射。在回北京后的检查结果中，发现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但他仍顽强地忘我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为了祖国的强盛和科技发展，邓稼先甘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数十年。他在中国核武器研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直到他逝世后才逐渐显露。人们将永远怀念这位我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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