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洪，原名姚自珍，上海松江人。1929年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任松江第一高级小学教师。1931年在苏州任教。1932年辞去教务，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定居松江。抗日战争爆发后，经浙、赣、湘三省到达桂林，1932年冬由香港返回上海。1943年东前往安徽屯溪，直至抗战胜利才重返上海。曾为《正言报》编辑副刊《草原》与读书生活》，1947年辞职。后曾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教师，1950年进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及许汇女中任教，曾下乡参加土改。1952年参加工厂的"五反"工作，同年冬辞去教职。1953年秋开始，先后在《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等杂志担任编辑，1971年被强制退休。
1930年开始写作，第一篇作品是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发表于当年5月号〈真美善〉月刊。但她主要是创作小说，第一篇小说《不等边》，也发表在同一杂志1930年10月出版的16卷11期上。她的小说大多描写社会的众生相，笔触细腻，人物性格鲜明。她至今仍在勤奋的写作，已出版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等10余部。
罗洪：淡泊文坛八十秋
罗洪1910年11月19日出生于松江（当时属江苏），原名姚自珍。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第一篇作品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发表于当年5月号《真美善》月刊。主要创作小说，第一篇小说《不等边》，发表在同一杂志1930年10月出版的16卷11期上。先后出版《腐鼠集》《儿童节》《这时代》《践踏的喜悦》等十二部短篇小说集，《春王正月》《孤岛时代》《孤岛岁月》等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散文集一种。2006年出版《罗洪文集》三卷。她的小说大多描写社会的众生相，笔触细腻，人物性格鲜明。
1929年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后，任松江第一高级小学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后，经浙、赣、湘三省到达桂林，1939年1月回到上海。1944年春天前往安徽屯溪，直至抗战胜利才重返上海。曾为《正言报》编辑副刊《草原》与《读书生活》，1947年辞职后，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教师。1950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及徐汇女中任教。1953年秋开始，到上海作家协会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担任编辑直至退休。
怅平生交友零落
文汇报：我看到您墙上挂的照片，这是1959年上海作协组织作家参观新安江水电站工地的合影，您和巴金、唐弢、柯灵、魏金枝、何公超、萧珊、辛笛都参加了。随着辛笛先生和巴金先生2004年、2005年分别辞世，您是照片上唯一健在的作家。您和巴金先生交往多吧？
罗洪：我二十岁时（1930年），读到了巴金的长篇小说《灭亡》。我觉得巴金的小说跟过去人家发表的小说有所不同，就十分注意。那时我爱人（当时正在恋爱）朱雯（作家、翻译家，1994年逝世）在东吴大学读书，我在松江，开始写作了。（1930年放暑假）我们相约一道去看巴金。巴金当时年纪轻，一直在写作，住在环龙路（现南昌路）的亲戚家，我们去看他，他当时正在写作，房间里书报摊得一塌糊涂，台子上椅子上都是。一张写字台在墙角，上面都是稿纸，只留一小块可以伏案写作的地方。我们去看他，他特别高兴。知道我当天要回松江，朱雯要回苏州（阿拉当时还没结婚嘞），巴金站起来说，那你们吃好饭再走吧。他到门口的衣架上，取下一件衣裳，往身上一穿，我们到了淮海路后头的一条路……我现在叫不出……一个小的西餐馆，一道吃了一顿西餐。第二次见到巴金，是1931年在苏州，我已到苏州做家庭教师，朱雯仍在东吴大学读书，我们邀请巴金到苏州玩，一起来的还有毛一波，还到苏州中学看望了杨人楩，在吴苑喝茶。
后来他还是住在上海，搬了一个地方，比较大一点了。在这当中我们也请他到松江玩（1934年），他倒也高兴来。这辰光他正好写好一部作品……写好一部作品他都要到外头跑跑，离开上海随便到啥地方去，调整一下身心。晓得他有这习惯嘛，我们就问他是不是愿意到松江来玩。他倒真的来了。那时上海到松江公路已经有了，但是大家还是乘火车多。我们事先雇好一条小船，他来了之后，到车站接他，直接下了船，一同去游佘山，当时没有汽车路，要坐小船。阿拉先烧好一些小菜带去，到中午吃饭辰光，请船家帮着热一热，就在山上吃，蛮有意思的（笑）。那时候松江刚好有一个"新松江社"，也是几个知识分子办的，每家出一百块钱，当时一百块钱蛮值铜钿了，把一块空地围起来，里面造一些房子，有一张一张小台子，天热的辰光大家可以到茶室里吃茶。出过一百块钱的人，有客人来可免费招待，安排到二楼的几个房间里。巴金来的时候就住在"新松江社"，第二天早上再送他上火车。
文汇报：您的第二部小说集《儿童节》，1937年编在巴金先生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集中。朱雯先生翻译的雷马克的《凯旋门》，列入巴金先生主编的《译文丛书》中。这些恐怕都与巴金先生的鼓励分不开。
罗洪：我们和巴金的交往，年轻的时候是比较多的。巴金那时候写作热情很高，对年轻人也热情。后来成了大作家了，也还好。我们在80年代初搬到此地（吴兴路）来，他还来过。我们留他吃饭，他说不要。后来年纪大了，巴金先生也不好出来了，我们每年总归去武康路他屋里厢看看他。
文汇报：钱锺书先生曾夸您菜烧得很好吃。平襟亚在民国三十八年编的《作家书简》中，收入了钱锺书先生写给朱雯先生的书信，提到当年朱雯先生翻译的雷马克的《凯旋门》出版后，你们邀请他和杨绛到家中作客，他赞叹说："嫂夫人洗手作羹，馀甘当在口也。嫂夫人文字既妙，烹饪亦兼清腴之美，真奇才也！"
罗洪：杨绛和阿拉的老先生（朱雯）是同学，她在东吴大学也读过书的。杨绛读了两年到北京去读清华大学了，后来和钱锺书认识、结婚。钱锺书在上海也待过一段时间……我要想想看……我们在上海联系过，钱锺书的爸爸钱基博在苏州，蛮有名的，他去看他爸爸，在上海待过。钱锺书这个人待人倒是很热情，我们后来去北京总归会去看望他们，知道他们夫妇俩都忙，坐的时间都不长。钱锺书待人非常热络，杨绛是很少讲话的。他们住在三里河的房子，书房很小，里面都是书。钱锺书看我们来了很开心，话也讲得很多，阿拉就听他讲。钱锺书的著作当时有很多已经发表，当然还有很多未发表。钱锺书写起东西来快得不得了，（很多手稿）杨绛要帮他整理。
文汇报：施蛰存先生也是松江人，他在1983年写的《罗洪，其人及其作品》一文中谈到，"五十年来，从事新文学工作的松江人，连我自己在内，不过四人，这个城市的文风，可谓非常衰微了。"他说的四人，指的是他自己、朱雯先生、您，以及编辑家、出版家赵家璧先生。
罗洪：施蛰存住在松江的时候，跟我们住的屋子正巧是斜对面。施蛰存是浙江人，后来他爸爸搬到松江来，他也一道来了，来的时候年纪还不是很大。后来他爸爸去世了，施蛰存在上海工作，与杜衡、戴望舒是好朋友。施蛰存孩子比较多，住在松江也蛮好。他回松江一方面要写东西，另一方面在松江省立高中也兼点课，生活来源这样就比较固定了。他这个人写作很认真。那时候他和杜衡等人在办《现代》杂志，后来忙了，也不在学校兼课了。施蛰存在松江的房子比较宽敞，杜衡、戴望舒有时到他家，就住在他家里。抗战发生后，施蛰存干脆待在上海，因为施蛰存有两个妹妹，在上海有房子，他在上海就住在妹妹家。后来他妹妹出国了，他在上海也有了房子，就长期待在上海。
文汇报：1943年12月，朱雯先生到内迁安徽屯溪的上海法学院教书。1944年春天，您去屯溪的时候，施蛰存先生刚好也要转道屯溪去福建，你们是结伴而行的？
罗洪：是的，我们还各带了一个孩子。施蛰存要经屯溪到福建，去厦门大学教书。
文汇报：1997年3月我去愚园路看施蛰存先生，赵家璧先生那时刚刚去世，施先生说昨天知道老友赵家璧过世了，一夜没睡，脑子里又把赵家璧先生的一生过了一遍。那时我还是大四的学生，这个情节记得特别清楚。2008年11月20日是赵家璧先生的百年诞辰，上海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你们和赵家璧先生有什么交往？
罗洪：赵家璧也是松江人嘛！阿拉认得老长辰光了。我们和施蛰存住在斜对面时，赵家璧每一个礼拜六回松江，常常与施蛰存见面，后来朱雯也认得赵家璧了，约他们一道来家中坐坐，随意交谈，但话题会集中在翻译上。赵家璧在上海，在良友图书公司当编辑。《良友》画报当时要出一套《良友》文学丛书，赵家璧去找鲁迅商量。鲁迅帮他出主意，但名单里有些人鲁迅看不上的、觉得不妥当的就不要了（笑）。《良友》文学丛书后来出成功了，在当时是很不错的。
文汇报：就是让鲁迅先生定一下入选丛书的作者名单？
罗洪：对咯。
文汇报：您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胡适先生给你们上过课？
罗洪：我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学校请过胡适到苏州来演讲。我的同班同学吴健雄听了胡适的演讲，非常崇拜他（笑），后来还到上海去看胡适。吴健雄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她到美国深造的时候（1936年），我还从松江赶到上海送行。
"30年代以来最受冷落作家"
文汇报：您是从上世纪30年代便开始活跃的作家，1935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腐鼠集》，后来被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收入欧洲汉学会8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丛书中》，第二部小说集《儿童节》1937年被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集中，到解放前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我最近查了很多资料，但关于您的研究资料和评介文章很少，主要都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罗淑罗洪研究资料》中，也就十来万字。所以我也不奇怪，8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郑树森在研究您的作品时，翻阅很多通行的大部头文学史（包括港、台、大陆三地出版的），都没有找到对您的任何评价。郑树森教授认为，"从3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的作家里，罗洪是最被人冷落的一位。"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罗洪：郑树森和我通过信的，他编了我的一本书（《倪胡子》）。（笑）这是郑树森说的，我没啥看法。这怎么说呢？有的人会受重视一点……我倒从来没放在心上，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这是无所谓的。评价问题是比较难说的。还有的看法我觉得也不对的……比如有人认为我的小说比冰心等人的要好一点，我不赞同。
文汇报：赵景深先生在《文坛忆旧》中说过，"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罗洪：人家有什么看法，我觉得有些也未必对。冰心、庐隐她们发表作品比我早，包括白薇，我蛮尊重她们的。我是晚辈。我也不去高攀。我这个人一生一世就是淡泊，名啦利啦，不看重，无所谓。
文汇报：您从30年代开始写作，到抗战胜利以前，作品比较多，也很有特色。赵家璧先生就认为，"罗洪与三十年代的那些女作家很有不同，她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更不写工人、农民和士兵；她用这样的大手笔，以艺术形象，集中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附近一个古老城市的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生活画卷。"他说的是您的长篇小说《春王正月》，但又可以说是对您作品的整体评论。郑树森教授在《读罗洪小说札记》中也说："和新文学时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罗洪的作品是能够突破所谓''''''''''''''''闺秀派''''''''''''''''''''''''''''''''委婉纤柔''''''''''''''''的作风，题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个人情绪等''''''''''''''''茶杯里风波''''''''''''''''。"
我发现抗战胜利后，您写的作品少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罗洪：后来还是写的。当时我在教书，主要是不大有实际生活，跟社会接触少了。还有就是以前（写作）和抗战热情有关系。抗日战争发生后，我就离开松江，后来到了浙江桐庐。那时上海去桐庐的人很多。后来我觉得桐庐也靠不住，去了长沙，那里文艺界人士很多。一路到内地去，出门要坐火车，火车不知道什么辰光来，经常要在火车站等一夜。我叫他们（家人）等，火车来了再来喊我，我在对面小店里就随时写东西，写下来没啥改动就成为稿子。我还带着小孩，最小的一个孩子还抱在手里。在长沙待了两个月，也写东西，后来觉得桂林更安全。他（朱雯）和桂林高中联系，问是否需要人。桂林高中打电话来，叫他马上就去。在桂林我们待了两年不到一点，学校给了我们房子，他（朱雯）教书，还编一个杂志叫《五月》。在桂林蛮适意的，风景又好，又比较安静了，我也写东西，忙得不得了。有的稿子寄到香港，发表在《文艺阵地》和《星岛日报》上。
对创作我倒是一直不愿意放弃，但是我觉得生活也蛮有问题。抗战期间到处跑，接触面很广，后来生活安定了，写的东西倒比较少了。激情还是有的，所以安定下来后我还是到农村去，如果一点都不接触生活更加不对了。我到农村里去，也到工厂里去，回来写了一些报告文学和散文，就是写得比较少了。
抗战时期样样东西都新奇。后来到农村去蹲，但到底写什么我一直没把握，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写东西。后来我写长篇小说《孤岛岁月》，还是写过去的生活。上海沦为"孤岛"，我在"孤岛"生活过两年，这段时期记在心里，印象非常深刻。
文汇报：《孤岛岁月》是您1996年写的，那时您已经87岁了。
罗洪：写《孤岛岁月》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我在走廊里跌了一跤，当时觉得没啥，就是跌了一跤，哪会痛得这么厉害？到医院去看医生，X光一照，右肩胛的骨头裂开了。看了几个月，右手一直吊着，后来取下绷带，骨头愈合了，但手臂和手背肌肉肿成了两个硬块，写字也不好写。小说的腹稿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了，我担心来日不多，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写出来。写的时候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笔，再让左手的两个指头帮着顶住笔。稿纸用镇纸压住，写出来的字大得不得了。人还要立着，坐着不好写。草稿打好，等手好了再慢慢地一点点抄。
文汇报：解放后您参加了上海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的创作队，1953年参加完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后，您就退出创作队，开始在《文艺月报》、《上海文学》等文学刊物担任编辑工作，当小说组组长，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这些对您后来的创作有影响吗？
罗洪：有影响的。我的手上有很多人的稿子，当时上头规定要每稿必复。来稿有一叠一叠的，但质量较差，多半看过以后都要提点意见退回。有些稿件有希望留下用的，也要写几句告诉作者。较好的作品但需要补充或修改的，要约作者到编辑部来谈。……那时候还要求我们编辑部的人深入到生活当中去，到农村去接触生活。这不仅是自己写作需要，编辑工作也需要。稿子多得实在没办法，下班回家就带一些回来看。后来实在太吃力了，用脑过度，到家门口就吃不消了，要躺下来先休息一些辰光。去看医生，说得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后来慢慢痊愈了。
百岁人生
文汇报：您100岁了，身体真不错。
罗洪：（笑）身体蛮好的。
文汇报：您现在出去活动、锻炼身体吗？
罗洪：在小区下面走走，辰光不长，大概半个钟头。进小区有一条路，就在这条路上走走。假使要出12弄的大门，（到小区外马路上）那就要带阿姨一道走，因为最近两年我耳朵不是最好，后面脚踏车来了，跟我打招呼我听不到，就太危险了。
文汇报：您住的是二楼，上下楼梯自己走吗？
罗洪：楼梯都是自己走。
文汇报：现在早上几点钟起来？
罗洪：一般5点钟就起来，有辰光三点半醒转来，躺到五点钟。自己洗洗弄弄，吃点稀饭，这样一般要到6点钟可以下楼走走了。因此晚上睡得要早些，九点前就上床了。
文汇报：您这里有《文汇报》、《参考消息》这些报纸，现在看书看报，眼睛还行吧？
罗洪：我订了5种报纸，看小5号字我眼镜也勿要戴咯，6号字就不行了，我眼睛就勿来事了（笑）。
文汇报：现在主要是阿姨照顾您的生活？
罗洪：林阿姨也是松江人。我的两个孩子早退休了，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缪克构）
阎纯德
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
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
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
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
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赵景深：《文坛忆旧》
在上海一个普通的里弄里，我找到了罗洪，当时她正在居民委员会开会。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曾经有过较大影响的女作家，于1971年被"四人帮"勒令退休，居民委员会召集的会议，成了她唯一的政治生活。她认为，在那里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了解各种各样的事，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有益的。
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但耳聪目明，慈祥的神情，时常出现在她的脸上，言谈中，有许多回忆，也有不少感慨。
历史，不应该忘记每一个于社会有贡献的人，作家罗洪。将自己的爱和恨、歌颂和鞭挞写成了作品，在我们社会的光明里，也有她的心血培育的精神……
1910年11月19日，罗洪在江苏省松江县一个普通职员家庭里诞生了。她姓姚，原名自珍，罗洪是她的笔名，也是她日后通用的名字，因此也叫姚罗洪。她的父亲在一所工业专科学校当过化学教员，也当过医院的药剂师。父亲小时候，念完小学到上海读中学，家道已很拮据。后来又到日本学医两年，因家里无力供应便回来了。她父亲年轻时经济不宽裕，但特别喜欢订阅期刊和买新书。这一切，对罗洪爱好文艺以及从事创作，都有一定影响。
罗洪念小学时，有一天发现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木箱，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用重磅道林纸印成的大开本杂志，义厚又重。里面有《小说月报》、《游戏杂志》，作品多是文言，有游记、谈论古今的杂文、讲究趣味的短文等，另外还有侧重于科学性文章的《东方杂志》。罗洪翻着这些杂志，好像进入了神奇的王国，一种强烈的新奇感弥漫了她幼小的心灵。罗洪，对于文学的爱好，最初就是在这个"百宝箱"里酝酿的。
读完小学，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女师收费少，膳费学校出，这是她报考该校的主要原因。当时她家里生活颇苦，一切开支全靠父亲那点有限的工资。
罗洪到女师读书，是她第一次离开家庭，又走那么远，家庭之爱，总是牵着她的感情，每逢寒暑假回家，她却只有一件事——读文学作品，一点也没帮妈妈干家务。妈妈是一位非常贤淑的妇女，见她爱读书，就宁愿自己劳累，也不肯使唤她。
她家的小房子里，有个大柜子，上半格全是书，除了《说岳全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外，多数是翻译作品，如《黑奴吁天录》、《天演论》，还有林琴南译的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块肉余生述》等。她如饥似渴地读着，并从那里汲取思想和艺术营养。
在小学读书时，她常常为母亲受到不平等待遇而气愤。父亲在家里是绝对权威，母亲一切都得依从他。那时罗洪年幼，不敢说话，封建意识统治着整个家庭。到女师后，写信向父亲提出对家庭关系的看法，还天真地说，等她独立生活后，便供养母亲，不让母亲再受他的气。她的信充满了男女平等的新思想，这是她反封建的第一个实际行动。父亲接信后，很欣慰女儿有这样新的见识，此后，他果然改了一些。罗洪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直到现在，只要一提到母亲，她还总是情不自禁地被泪水湿润了眼睛，嗓音也喑哑了。
中学时期，罗洪狂热地爱着文学，贪婪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罗曼·罗兰、托尔斯泰、契诃夫的许多小说及易卜生、梅特林克的剧本，还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这些伟大作家的不朽之作，使她的感情与它们的主人一起沉浮、变幻，使她认识社会、人生、美与丑、真诚与虚伪、人道与无情，使她痛苦过，欢乐过……这些文学的种子，第一次在她心里萌发为写作的幼芽。当时，她热烈地幻想着，但又觉得这种愿望太渺茫，矛盾的心情使她不便向任何人诉说自己隐秘的追求。
从清朝末年至"五四"运动前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当时的罗洪也很信服这种口号，因此，有时还想从事科学研究，为国家做出点贡献。不过，父亲为她订的《科学杂志》，她并没有醉心去读，所迷恋的仍是文学。当初她就明白，文学这条路是崎岖、坎坷的，不容易行走，可是她却终于走了这条路。她最亲密的三位同学，华艹收和葛邦咏成了被学生爱戴的教师，另一位吴健雄，爱好数理，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专攻高能物理，早已是世界闻名的女科学家了。
1925年上海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杀害工人顾正红的五卅惨案，这一暴行激怒了全国人民：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当时苏州女子师范（那时已改名为苏州女中）是一所管理严格的学校，学生每学期只能出校三次。但是，席卷全国的风暴使这所死水般的学校也掀起了巨浪。发动罢课、募捐，她是一位积极分子。她们挨家串户宣传，要大家支持工人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整整三天，她讲话讲得嗓音哑了，走路走得腿骨疼了，但心情异常振奋，她觉得这是在维护受人欺凌的母亲，在为祖国而战。后来，她们班级，又发起了义演，准备演出田汉的著名话剧《咖啡店之一夜》。全班同学谁也没有演出经验，也不知如何排练。但大家热情高涨，推选演员，竟把她选为主角。她不示弱，全力以赴，果真演出了水平，获得好评。就这样，这所沉寂的学校，在时代的急流里顿然活跃起来。
罗洪，一个爱国主义者，她的中学时代是在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不断挑衅中度过的。天真，经过现实生活的锤炼，变得成熟了，她带着对旧社会的不满，进入了文学界。
1929年中学毕业后，她回家乡当了两年教师。第二年，她便开始写作。处女作是随笔《在无聊的时候》（1930年5月16日刊于《真善美》第六卷第一号），第一篇小说《不等边》于1930年9月10日在《真美善》杂志发表，同年11月1日，第二篇小说《校长女士》（发表在《妇女杂志》上）是她观察了一位校长颇有典型的性格、行动后写出的，由于细节加工不够，真人的影子较浓。小说发表后，一方面感到高兴，一方面又怕校长报复她。结果，那位校长见了她总是笑，一反常态。其实，那篇小说虽然也有点批评，却没什么刻薄的嘲讽，因此校长对她也没有什么恶感，这样她才放了心。
处女作发表后，她仔细考虑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如何进行艺术构思等问题，并用自己第一次创作的感受，去印证那些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的名著，这样，她开始了写作生涯。为了保证有充裕的写作时间，她辞去学校工作，到苏州当家庭教师，为一个初中学生补习功课。这时，她认识了苏州东吴大学学生——作家、文学翻译家朱雯（1911．10．12—1994．10．7）。朱雯是一个有才华的文学的青年，他从事诗歌和小说创作，已经出版了一个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那时朱雯在编辑文艺刊物《白华》，当时的知名人士郑伯奇、绿漪（苏雪林）、赵景深、严良才、汪锡鹏也都撰稿支持《白华》。
1931年春天，巴金到苏州，她和朱雯一同去看他。罗洪对巴金刚在《小说月刊》上连载的长篇小说《灭亡》很感兴趣。她觉得《灭亡》是巴金运用自己特有的表现方法来表达的，很想看看巴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跟巴金一起的还有研究历史的杨人（木便）。当时巴金只有二十七岁，比较沉默，但待人热情而诚恳，他正创作《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这一年她与朱雯（王坟）合出了书信集《从文学到恋爱》（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
那时，朱雯爱读沈从文的小说，且经常得到这位来自湘西、当过兵的作家，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指点青年进行创作的长信，每每读了沈从文写给朱雯的这些信，罗洪都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发。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朱雯以应届毕业生的名义，通过郑伯奇的介绍，邀请上海大道剧社来苏州作宣传演出，主要演员有郑君里、周伯勋、刘保罗，还有女演员胡萍，演出了《乱钟》、《放下你的鞭子》等优秀剧作。在三天演出中，罗洪做接待工作。这一抗日宣传活动受到警察当局的严密注意和干预，幸而事先得到消息，通知他们逃跑，否则就很可能被"一网打尽"。这件事，使她对社会现实有了新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她完成了一篇三万字的小说《水》，寄给《小说月报》，不料不久"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闸北一场大火，烧毁了编辑部，稿子被焚，底稿也在离开苏州时丢失。后来，她将其中一部分内容，写成了短篇小说《到哪里去》。
1932年春，她与朱雯在上海结婚，他们的请柬印得新颖别致，赵景深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事；婚后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桃源村，做了王莹的邻居。当时洪深正为《晨报》主编《每日电影》副刊，朱雯被邀约撰写电影评论和电影艺术理论文章，罗洪继续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同年8月，他们回到家乡。
在残酷的岁月里，中国一片黑暗，帝国主义的侵略，当局的腐败，各地灾荒连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年轻的罗洪，怀着一颗同情与不平之心，在她写作之始，就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她家虽住城镇，却在农村有亲戚，因此与农民常有来往，这使她了解不少农村生活，听过不少关于农民生活的故事。她当家庭教师的那家官僚地主，也使她进一步认识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一些中小地主对农民盘剥之狠毒，是目不忍睹的，这在《到哪里去》和《稻穗还在田里的时候》两个短篇中有所反映。
在写长篇小说的前后，罗洪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特写，多发表在1934年黎烈文接编的《申报·自由谈》上和王统照编的《文学》、施蛰存编的《现代》以及《大公报·文艺》、《国闻周报》等刊物上。王统照看了她这时期的小说后，曾写信鼓励她，说她的小说严谨，且善于刻画。1935年，上海未名书屋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腐鼠集》。关于这部小说集的书名，罗洪说："这个书名，当时我起得很得意：《庄子》上有一段话：''''夫(宛鸟)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楝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宛鸟)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我觉得用''''腐鼠''''来比喻我这些不足道的文章还是十分恰当的。"这是她谦虚之美德。她在《腐鼠集·序》里说，书中的故事都是社会给她的一个悲哀或个人生活的一点悲哀，这些悲哀在她心上慢慢扩大起来，便成为笔下的小说。罗洪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从她在文坛上迈出的第一步，便把国家的命运，大众的命运，视为自己创作的生命。
从上海回家后，她就动手创作长篇小说《春王正月》（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这部长篇的故事背景是故乡松江，小说通过一个兼做投机买卖的绸缎店老板的店铺的倒闭，描写了各种人物，是一部反映封建经济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故事。绸缎店老板一方面被人落井下石，受人欺骗捉弄，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剥削欺哄别人，在他店里存了钱的小户人家，有的竟郁急而死，较深刻地反映了中小城市一些所谓社会上层人物，表面上讲礼义廉耻，暗中却勾心斗争，互相倾轧，大鱼吃小鱼的黑暗现实。一位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气氛比较沉郁，作者没有给故事安排一个结局。但它所给予读者的认识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儿童节》，编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辑，收在里面的是表现方法、艺术构思有相似之处的几个短篇。罗洪对小说的特点十分注意，这几篇都是心理描写细致，采用朴素的白描手法，截取故事情节一个横断面，整个结构严谨而完整。
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她异常苦闷的时期，民族危机像一条毒蛇咬噬着她的感情。这时用忿怒的笔，蘸着民族恨、国家仇，写下了《白的风暴》、《血淋的手》、《血》等短篇。后两篇小说写青年人强烈的爱国热忱，着墨不多，人物内在的坚定和毅力也并不直接描写，但是很有感染力。作品里的主人公采取那种为祖国牺牲的方式，在当时还是有其教育作用的。《血》，写小舅子杀姊夫的故事。为什么要杀？这位三十岁的青年完全出于爱国，因为他的姊夫当了汉奸，替别国人加害于我们的人民，他说这样的走狗很多，"可惜我只杀了一个！"在法院，他详细地向读者讲了案情，并希望记者把这事写到报上，"让大家都知道身受别国人毒害的人是不大容易忍耐的"。这个可歌可泣的大义灭亲的故事，使记者感动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今天我们读来，虽觉稍嫌简单，但那熊熊的爱国主义之火也引燃了我们的感情。《白的风暴》有两万多字，背景是淞沪战役之前的生活，写印剧厂工人对现实不满，反对帝国主义勾结反动派进行侵略。但小说被当局禁止，不得发表。后来，她作了较大的删改，收在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活路》里。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在淞江附近的金山卫登陆。这时他们一家人就往青浦方向撤走，在一个小镇住了一个多月，又决定迁往后方。由于交通困难，经浙江时，在桐庐稍方停留。美丽的富春江，风景如画，枫叶似火，居民纯朴，可爱的祖国又在罗洪一家人的情怀里添加了新的恋情。
1937年12月，他们来到进步文艺家的集中地长沙。在报纸上，他们读到一些朋友的文章，也看到了文艺界的动态。罗洪他们第一个遇到的是鲁彦。大家都为中国能向帝国主义开战感到兴奋。在一个画报社的招待会上，他们见了张天翼，魏猛克、蒋牧良、齐同等人。
田汉长途跋涉来到长沙后，就跟鲁彦等人于1938年1月28日创办了《抗战日报》。日报的编辑部设在戏院的楼上，那里成了文艺作家的沙龙。当时，茅盾、张天翼、柳氵是、黄源、钱君(陶右)、朱雯等人都经常为日报写稿，罗洪也在上面发表散文和小说。
那时，郭沫若从汉口到过一次长沙，文艺界由田汉、孙伏园、杨东莼等人出面，举行盛大招待茶会。许多作家、教授、编辑、记者都来参加。招待会由田汉主持，大家济济一堂，开得空前热烈，郭沫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就在这次长沙之行，郭沫若为罗洪和朱雯写了一副对联："忧患增人慧，艰难王汝成"。这是他在香港时作的四首《南下书怀》中的两句诗。
长沙，好像是个中转站，很多人并不打算在这里久居。那时，茅盾拟创刊《文艺阵地》，先离开长沙到汉口接洽，曹禺跟着戏剧学院去了重庆，黄源回新四军根据地工作，齐同带家眷前往贵阳。不久，罗洪也于1938年初离开，到桂林定居，因为一个省立高中要请朱雯教书。
桂林高中在离城二十公里的良丰，那里风景十分幽美，校园里有山有水，大山洞可容纳千余人。有条小河名相思江；有座小楼叫红豆院，这大概是因楼前有一株亭亭如盖的红豆树而得名。园里曲径通幽，小桥流水，颇有江南园林的情趣，据说是当年仿照大观园修建的。园里到处是四季桂，一阵阵香风扑鼻，令人陶醉。
朱雯除在学校任教外，还主编了一个小型文艺刊物，于5月创刊，故名《五月》，刊名系由郭沫若和田汉所题，刊物由生活书店经售，但只出了五期，便因经费不足，人手不够而停刊。这个刊物的具体编辑工作，主要是由罗洪担任的。
在这里，罗洪文思汹涌，思想活跃，写了不少作品，寄往茅盾在香港主编的《文艺阵地》、戴望舒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汉口和长沙的《东方杂志》、《少年先锋》等报刊发表。
一到星期六，罗洪总想到桂林找朋友。那时风子在桂林排演欧阳予倩的剧本《青纱帐里》和阳翰笙的《前夜》。在凤子家里，他们受到过热情招待。暑假中，学校搬回桂林，他们遇到了为《新华日报》写通讯的白薇，以及阔别了六七年、随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来到广西的王莹。丰子恺有时约他们聊天，他一面喝着老糯米酒，一面说诗论画。在他后来印行的《教师日记》里，有两处提到与朱雯对酌的情况。一杯糯米酒下肚，他有了兴致，为罗洪和朱雯画了一幅屏条，两幅尺页。
欧阳予倩、艾青、欧阳凡海等人来到桂林。救亡演剧队演出了几天，各地文艺界的朋友陆续迁移到那里，桂林便热闹起来。夏衍、林林、巴金、鲁彦、杨朔也都来到桂林。为了领略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美景，倾吐对祖国一片痴情，罗洪夫妇同巴金、鲁彦等人一起游览了月牙山、七星岩。
敌机开始狂轰滥炸后，很多人离开了桂林。罗洪一家老少，生活没有着落，也只得离开这座可爱的城市。他们搭乘路上几次抛锚的破汽车，用了五天的时间才到达广州湾。旅途的艰辛，给罗洪增添了不少生活经历。在那里等了三天才弄到船票。听着舱外海浪的咆哮，她做了两夜扰人的恶梦，最后来到香港。他们到《星岛日报》看了主编《星座》的编辑戴望舒，然后坐货轮到了"孤岛"上海。
罗洪夫妇过了一年半艰苦的流亡生活，又回到家乡附近的上海。看到光芒熠耀的霓虹灯广告和不分昼夜拥挤的人流，不免使她心潮起伏。在祖国的土地上，不论前方或是敌后，到处张着漫天的战幕，弥漫着不散的硝烟，同胞在流血、死亡，父兄在战斗、复仇！而上海，爵士音乐压倒了受难者的呻吟，色情的狂欢吞噬了多少人的意志！但地火在奔腾，潜流在澎湃！许多作家和文化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民族自卫的爱国运动。文学界的活动日益高涨。罗洪以笔为武器，继续投入这场民族存亡的生死搏斗。当时一个进步文艺刊物《文艺新潮》在连续发表朱雯翻译的德国H·列普曼的长篇报告文学《地下火》的同时，也连载了她的小说《后死者》。柯灵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发表她的《荒凉的城入《感伤的少尉》、《脆弱的生命》、《流亡者的悲哀》等作品。这些作品，连同在大后方发表的散文，编成《流浪的一年》，于1939年由上海宇宙风社出版。本集虽然不全是流亡岁月中的作品，但多数作品流露着忧郁、伤感和悲哀。另一部分小说和特写，编成《为了祖国的成长》，列入巴金主编的"烽火小丛书"，于1940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时期，《文汇报》晚刊，连载了她的长篇小说《急流》；此外，她还创作了短篇小说《倪胡子》、《雪夜》等。
"孤岛"上海的进步作家，在敌人的屠刀下顽强地战斗着。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在编"大时代文艺丛书"，约罗洪为《十人集》撰稿。《十人集》辑集当时十位重要作家的创作，题材比较广泛。她为该集写了短篇小说《融》，是描写浙江一个地方两个村子里的人民消除行怨，联合抗敌的故事。
上海，这个特殊的环境，给罗洪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特殊的题材，她以后作品中的那些汉奸形象，多半是在这段生活中观察和概括出来的。1942年至1943年间，她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上连载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晨》。她认为，"这个长篇没有将人物和情节充分展开"，后来经过修改，改题为《孤岛时代》，于194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其占领区加强了法西斯控制和统治。"1943年5月，朱雯因"抗日罪"，被日本沪南宪兵队逮捕，关押了一个多月，经受了种种酷刑。宪兵队到罗洪家查抄，发现了她写长篇小说时拟的提纲中的人物姓名，竟以为是抗日组织的名单，如获至宝，于是也把她抓去审讯。朱雯出狱后，宪兵队还常到他们家侦伺，后因他患重病，得以回家乡松江疗养，于是才秘密潜赴安徽屯溪。罗洪跟两个孩子暂留上海，处理善后，并在上海报上登一讣告，声称朱雯已在松江因病逝世。等了一阵子，见没有什么动静，罗洪才带着孩子回到家乡。在那里，恐怖笼罩着一切，她只好也去屯溪。
1944年，朱雯在内迁屯溪的上海法学院教书，同时从事写作和翻译。上海孤岛时期那段生活，在罗洪的创作生涯中是很重要的，她把那些观察和感受，写成《友谊》、《践踏的喜悦》、《王伯炎和李四爷》等短篇小说，寄往浙江和福建的报刊发表。她这时期的作品与抗战初期的创作很有不同。这时期的作品比较深沉，在写作方法上更注意人物的刻画。在她谈到《践踏的喜悦》时曾说："这里我想告诉读者们，上海在魔掌之下，是怎样的恐怖，而有些人是怎样的袖手旁观，惟恐不能好好地做个顺民；有些人又只想在别人的奋斗及牺牲上面，建筑他们的美梦。"还有《友谊》，它揭露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刻薄是很深刻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另一组小说，《后死者》、《我们十五个人》、《雪夜》等篇，着力写了青年人追求光明冲破黑暗的心情，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如何满腔热忱地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表达青年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抗战胜利了，兴奋的浪花冲击着她，她觉得那希望之花已经开遍了原野，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将从战争的灰烬中诞生。但不久，她失望了，八年抗战之后的祖国又被拖进战争的火海。罗洪原来为上海《正言报》编文艺副刊《草原》，到1947年就辞去了这个工作。她把前一阶段发表的短篇小说编成两个集子：《这时代》和《鬼影》。这两本集子里所收的作品是抗战前后写的，虽然作品的分量有所差异，但背景是一个相同的时代，作者的爱憎和所刻画的各种人物形象，都是令人难忘的。罗洪在《鬼影·序》里说，在敌伪统治下，她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写作的，"我要把这些幢幢的鬼影在读者面前指点出来……"
这时期，她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在清华同学会开展过几次活动。虽然也为《文艺复兴》、《文艺春秋》等刊物写过几篇小说，但创作热情远不及抗战期间旺盛。那时，朱雯正在翻译阿·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常常把俄国那时的情况同中国相比，罗洪觉得，中国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前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罗洪兴奋地迎接新社会的诞生。
那年秋天，辅仁大学的法国人善秉仁为编纂《中国现代小说和戏剧》及《中国当代小说和戏剧》两书，专程赴上海征求文艺界部分人士的意见，叶圣陶、徐调孚、赵景琛、臧克家、唐tao、梅林、孔另境及罗洪夫妇参加了在康乐酒家举行的茶话座谈。1950年，那两本书的中、英文本同时出版，在罗洪的著作目录里，只收了她的部分著作——《春王正月》、《儿童节》、《活路》和《这时代》四种，而对于她作品的评论也不甚恰当。
刚解放时，罗洪尚无具体的写作计划。那时，创造社成员洪为法和小说家马仲殊都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任教，洪邀她去那里任课，她答应了，同时也在徐汇女中教课。1950年，她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夏天，作协上海分会组织土地改革工作队，她利用暑假的机会参加了青浦县的土改，同年冬天，又利用寒假的机会到绍兴参加土改。1952年五反运动开始后，她参加上海文联与各单位抽调的人员混合编成的队伍，到工厂进行工作。接着，又去农村，参加民主改革。
罗洪对一切新事物，总是积极地用自己的行动去拥护。一个作家，像鱼离不开水一样，永远不可离开生活。罗洪不放过学习的机会，经常深入基层，熟悉、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这时她写了不少反映农村和工厂生活的散文和特写，编成《灯塔照耀着我们》（1954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53年，她作为作家协会的代表，参加了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同年开始，先后在《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等文学刊物担任编辑工作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编辑工作期间，她十分认真负责，看稿非常仔细。审读以后，对来稿不论用与不用，总要提出比较具体的意见，尤其对工人业余作者，她花的精力更多，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给他们作详尽的指点。如果来稿有一点可取之处，她就更加热情地鼓励他们，一次又一次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务使作品提高到可以在刊物上发表的水平。后来已在文坛上做出成绩的中青年业余作家，他们的确也没有忘记在自己成长的道路上罗洪所洒下的心血。有位作者写信给她："我调离上海，已十五六年。想到当年你热情关怀，具体指点，手把手的教导，使我在创作上有所前进，常常感动万分，思念不已……"在编辑工作繁忙的情况下，只要有机会，她总不忘到群众中去。1955年她到安徽省凤阳生活了一段时间。在旧社会，凤阳是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苦地方，解放后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合作社，但跟鱼米之乡的江南相比，农民生活仍然十分艰苦，劳力少的人家，只能以高粱为主食，终年吃不上几餐白面；炒菜时，用一根鸡毛在油罐里蘸一点油，然后在锅上一转，就算用油水了。她住在一家只有母女二人的农民家里，每天帮他们干点杂活，聊聊家常，她们把罗洪当成亲人。朴素的农民，特别是贫困地方的农民，言语不多，但情谊极深。罗洪说："我临走那天，背上背包走了一里多路，回头一看，那妇女默默地还在后边送我，一直送到车站。这是我毕生都不能忘怀的一个形象！但是，我一直没有把她写进我的作品里，当时，我怕处理得不好，就会让人感到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次短期生活她所写的反映安徽农村生活的短篇和散文辑成一个集子名《咱是一家人》（195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年，上海作协组织参观新安江水库工地，她和巴金、唐tao、柯灵、魏金枝、萧珊等一些作家都参加了。罗洪面对一大片人工湖水，想起抗日战争时曾经路过的建德等城市，都已淹没水底，而那里的居民早被安排在新建的城镇之中，这就使她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人民掌握了政权，才能兴修规模如此巨大的水利工程，改变祖国山河的面貌。这次访问，都写了文章，但她觉得这只是浮光掠影的记录。
罗洪访问过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陈永康，给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种的那大片水田，可以说是艺术品，整齐、干净，富有生命的力量，一派欣欣向荣；他削的田岸，那光洁的模样，竟像手摩的一般……，罗洪写了一篇特写，但总觉得感受没有写完。后来，当她正准备以小说的形式描写陈永康的事迹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在中国的大地上造起反来；于是，罗洪被推进了冰窟，创作热情结了冰。她同许多作家一样，受了磨难。在乌云蔽日的那些年头，她决心一辈子不再动笔，并庆幸自己的子女都爱好自然科学，没有走父母的路，吃文艺这碗饭。她感慨地说："文艺，这碗饭太难吃了。"
罗洪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解放前后共发表、出版了九个短篇小说或散文、特写集和三部长篇小说，1980年又为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丛书"自选了一本集子，取名《践踏的喜悦》；还有新编短篇小说集《倪胡子》（郑树森编；1982年，台湾远景出版社）、《群像》（"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短篇小说《浮蚁集》，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的旧作选集《逝去的岁月》。罗洪在三四十年代，她的创作生活是一段峥嵘的难忘岁月。解放初，她也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积极深入生活，进行创作，但毕竟少多了。她曾对我说："由于对工农群众的生活不够熟悉，生活底子薄，致使这时期的作品远不及过去那样灵活、自然，人物形象也不突出。除了''''生活''''这个主要问题外，也深受当时文艺理论所提出的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和束缚。"文学刊物编辑部，好像文艺界的神经中枢，在那里工作的编辑，嗅觉也变得特别灵敏，姚文元手里那根根子打人的故事，她知道很得多。这些使罗洪和许多作家都感到一种威胁，使得那支进行创作的笔，彷徨、停顿下来
罗洪专写社会小说，这在过去的女作家中颇不多见，创作上，其成绩是可观的。但这位从三十年代起就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却曾长期受到冷落。
罗洪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她的小说，有壮烈的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有对丑恶势力的鞭挞，有对光明的追求，也有对解放后新人新事的歌颂。赵景深说："罗洪的小说，似乎由拘谨到洒脱，由工笔到写意，由堆砌到白描。"一般说来，一个作家的成长总要经过幼稚时期，罗洪也不例外。曾经为她出书当过编辑的赵家壁说，罗洪与三十年代的那些女作家很有不同，"她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更不写工人、农民和士兵；她用这样的大手笔，以艺术形象，集中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附近一个古老城市的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生活画卷。"（《写我故乡的一部长篇创作——罗洪旧作《春王正月》）他说的是罗洪的《春王正月》，但又可以说是对她作品的整体评论。台湾郑树森在《读罗洪小说札记》中说："……她的短篇，虽然也有好些平庸之作，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成绩的，和三十年代一些作品相比，罗洪比较成功的短篇，在经验剪裁上是要算干净的，作者并不罗嗦，也相当有控制。在题材和人物上，罗洪算得上是广阔和多样的。文字方面，罗洪不时都能避开滥情和''''新文艺院''''的毛病，相当朴素简洁。……此外，和新文学时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罗洪的作品是能够突破所谓''''闺秀派''''''''委婉纤柔''''的作风，题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个人情绪等''''茶杯里风波''''。这应该是她比较特出的地方。"这些论点，笔者亦有同感。
罗洪善写小说，尤其善写对话。她自己说她最感到困难的就是人物对话，很难写得精彩："在什么时候应该插入对话，对话的分量，以及怎样使对话有力，都是很需要斟酌的事。"（《创作回顾》，1940年6月《宇宙风》百期纪念号）她的小说写得心平气和，少有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氛围，但也不乏其感人的力量。罗洪的小说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多工笔、善白描，文笔流利、洒脱，一直延续到现在。但她的创作风格，是在民族的灾难中形成的。她的那些描摹世态人情的小说，如《践踏的喜悦》、《王伯炎与李四爷》及《友谊》等，都是成功之作，对人物的灵魂挖掘得既深又细。在写作中，罗洪十分注意文艺的特点，她说："文艺不是正面的宣传和抨击，所以我要写得轻松一点，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是含着泪的微笑。但文艺有它本身的作用和价值，轻松决不会削弱它的力量。"（《鬼影·序》）其实，解放前罗洪的那些作品，似乎没有多少"轻松"的地方，读者从中看到的是动荡的社会、垂危的祖国，其忧虑之情，不得不同作者一起，含着泪水，凝视社会、人生和前途
"文化大革命"中，罗洪被迫退休。粉碎"四人帮"后，她也没有马上把早已束之高阁的笔取下来，心情是犹豫的。1977年到北京，看到那么多的文艺杂志如春天的百花竞相开放，她那颗"死"了的心，又跳动了。回去后，她检阅了自己的不少旧作，也陆续写了一些散文，又到她过去生活过的基地——上海青浦县农村去了。1980年6月30日她给我来信说："这次到香花公社来，使我有一种无法名状的喜悦和激动。过去，我到农村生活过几次，只有土改感到农村起了变化，合作比中，总觉得变化不大，可爱的人物不多，所以没有写出什么东西。这次，农村真是起了或正在起着深刻的变化，我必须写出点像样的东西。今后，也一定会经常到这里来。"
八十年代以来，罗洪那支似乎已经抽涩了的笔，又滋润流利起来，在《福建文艺》、《上海文学》、《文汇报·笔会》、《人民日报·大地》、《女作家》等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写出了反映上海"孤岛"时期生活的中篇小说《夜深沉》（1981年《长江》文学丛刊第4期）。及当代爱情悲剧的《没有写完的生活答卷》（1986年《清明》第4期）。从1988年始，直到1993年，她一直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创作杂忆》，这些关于她创作历程和作品的回忆文章，是对她进行研究的宝贵资料。她的作品选后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年"小说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38—1947年"短篇小说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三编小说第3集及《20世纪中国女文学文库》"新女性的地平线''''等重要选集之中。
太阳从东升到西落，每日都给人类留下光和热，泽被大地万物。罗洪"凭着一种对人类社会广博的爱，以及深厚的热诚"，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新文学留下了自己的无限赤诚。她曾说："天下每一条成功的路，都崎岖不平，每一件成功的事，都无可幸致，各种艺术品的创制，都漫无止境；这里是累着不断的努力，一种默默的坚毅的努力。"这种努力和真诚，她已经持续了六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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