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鲜为人知的家庭生活
在巴金诞辰103周年之际，《我的家》一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图文形式首次全面展现了一代文学大师巴金鲜为人知的家庭生活。巴金的长篇小说《家》，已成为描写中国封建家庭制度和生活的文学经典，《我的家》则是巴金关于自己家庭生活的生动叙述。
记忆中的"老家"
一九二三年五月我离开老家时，那里没有什么改变:门前台阶下一对大石缸，门口一条包铁皮的木门槛，两头各有一只石狮子，屋檐下一对红纸大灯笼，门墙上一副红底黑字的木对联"国恩家庆，人寿年丰"。我把这一切都写在小说《家》里面。"激流三部曲"中的高公馆就是照我的老家描绘的，连大门上两位"手执大刀，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也是我们家原有的。大约在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的时候，成都城里修马路，我们家的大门应当朝里退进去若干，门面翻修的结果，石缸、石狮子、木对联等等都没有了。关于新的门面我只看到一张不太清楚的照片，听说大门两旁还有商店，照片上却看不出来。
一九三一年我开始写《激流》，当初并没有大的计划。我想一点写一点，不知不觉地把高公馆写成我们家那个样子，而且是我看惯了的大门翻修以前的我们的家。从大门进去，走出门洞，下了天井；进二门，再过天井，上大厅，弯进拐门；又过内天井，上堂屋，进上房；顺着左边厢房走进过道，经过觉新的房门口，转进里面，一边是花园，一边是仆婢室和厨房，然后是克明的住房；顺着三房住房的窗下，走进一道小门，便是桂堂。竹林就在桂堂后面。这一切全是如实的描写。在小说里只有花园是出于我的编造和想像。我当时用我们那个老公馆做背景，并非有意替它宣传，只是因为自己没有精密计划，要是脑子里不留个模型，说不定写到后面就忘记前面，搞得前后矛盾，读者也莫名其妙。关于我们老家的花园，只有觉新窗外那一段"外门"的景物是真实的，从觉新写字台前望窗外就看得见那口井和井旁的松树。我们的花园并不大，其余的大部分，也就是从"内门"进去的那一部分，我也写在另一部小说《憩园》里了。所以我对最近访问过成都的日本朋友口进先生说:"您不用在成都寻访我的故居，您把《激流》里的住房同《憩园》里的花园拼在一起，那就是我的老家。"
说实话，对这个地方我不能没有留恋，对我来说，它是多么大的一座记忆的坟墓！我要好好地挖开它！然而太迟了。一九六○年我第四次回成都，再去正通顺街，连"藜阁"(据说这里是当时的保安处长刘兆藜的住宅，门墙上有两个大字"藜阁")也找不到了。这一次我住的时间长一些，早晨经常散步到那条街，在一个部队文工团的宿舍门前徘徊，据说这就是在我老家的废墟上建造起来的。找不到旧日的脚迹我并不伤感。枯树必须连根挖掉。可是我对封建制度的控诉，我对封建主义流毒的揭露，绝不会跟着旧时代的被埋葬以及老家的被拆毁而消亡。
最初的悸动
年轻的灵魂是不能相信上天和命运的。我开始觉得现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了。我常常狂妄地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改造它，把一切事情安排得更好一点。但是别人并不了解我。我只有在书本上去找寻朋友。
在这种环境中我的大哥渐渐地现出了疯狂的倾向。我的房间离大厅很近，在静夜，大厅里的任何微弱的声音我也可以听见。大厅里放着五六乘轿子，其中有一乘是大哥的。这些时候大哥常常一个人深夜跑到大厅上，坐到他的轿子里面去，用什么东西打碎轿帘上的玻璃。我因为读书睡得很晚，这类声音我不会错过。我一听见玻璃破碎声，我的心就因为痛苦和愤怒痛起来了。我不能够再把心关在书上，我绝望地拿起笔在纸上涂写一些愤怒的字眼，或者捏紧拳头在桌上捶。
后来我得到了一本小册子，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节译本)。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那本书后面附印着一些警句，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天下第一乐事，无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我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
但是不久，我就不能以"闭门读禁书"为满足了。我需要活动来发散我的热情；需要事实来证实我的理想。我想做点事情，可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地开头去做。没有人引导我。我反复地翻阅那本小册子，译者的名字是真民，书上又没有出版者的地址。不过给我这本小册子的人告诉我可以写信到上海新青年社去打听。我把新青年社的地址抄了下来，晚上我郑重地摊开信纸，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给《新青年》的编者写信。这是我一生写的第一封信，我把我的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我像一个谦卑的孩子，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
信发出了。我每天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我等着机会来牺牲自己，来消耗我的活力。但是回信始终没有来。我并不抱怨别人，我想或者是我还不配做这种事情。然而我的心并不曾死掉。大概在两个月以后，我读到一份本地出版的《半月》，在那上面我看见一篇《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这是转载的文章。那意见和那组织正是我朝夕所梦想的。到夜深，我听见大哥的脚步声在大厅上响了，我不能自主地取出信纸摊在桌上，一面听着玻璃打碎的声音，一面写着愿意加入"适社"的信给那个《半月》的编辑，要求他做我的介绍人。
我的生活方式渐渐地改变了，我和那几个青年结了亲密的友谊。我做了那个半月刊的同人，后来也做了编辑。
《半月》是一种公开的刊物，社员比较多而复杂。但主持的仍是我们几个人。白天我们中间有的人要上学，有的人要做事，夜晚我们才有空聚在一起。每天晚上我总要走过几条黑暗的街巷到"半月社"去。那是在一个商场的楼上。我们四五个人到了那里就忙着卸下铺板，打扫房间，回答一些读者的信件，办理种种的杂事，等候那些来借阅书报的人，因为我们预备了一批新书报免费借给读者。我们期待着忙碌的生活，宁愿忙得透不过气来。共同的牺牲的渴望把我们大家如此坚牢地系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只等着一个机会来交出我们个人的一切，而且相信在这样的牺牲之后，理想的新世界就会跟着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来。这样的幻梦固然带着孩子气，但这是多么美丽的幻梦啊！
怀念二叔
近几年我常为自己的《全集》写后记，一年中写三四篇《代跋》，要解释旧作，我有时谈到成都的老家。今年夏天我虽然写得少些，但是我做过一个愉快的梦，在一间有纱窗的木板壁漆成绿色的书房里，我和三哥李尧林站在书桌前听二叔讲书。"必讼！"二叔忽然拍着书桌大声说，"说得好！"
我吃了一惊。在一九八九年大病之后我总是睡不安稳，也少做梦。就是进入梦境，也恍恍惚惚，脑子并不清楚。这一次却不同，我明明感觉到舒适的夏夜凉风。醒在床上，我还听见二叔的声音，他讲书时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必讼！"我很激动，一两个小时不能阖眼，我在回忆那些难忘的事情。
说到二叔，我忘不了的一件事，就是他做过我和三哥的语文老师，在我们离家前两年给我们讲解过《春秋·左传》。每天晚上我们到他的书房，讲解告一个段落，我们便告辞回屋。他给我们讲书，因为他对《春秋·左传》有兴趣、有研究，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他太寂寞，三个儿子都病死了。他可能把希望寄托在三哥和我的身上。
我常说自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看不少人都是这样。我在二叔身上也看到了矛盾，我对他平日总是敬而远之，并无恶感，但也不亲近。我还记得一件事情:编辑《平民之声》旬刊的时候，我常常把刚刚印好的刊物放在家里，就放在我和三哥住房对面的空屋内。有一天我进屋去拿新送来的报纸，门开着，二叔走过门前便进房来，拿起一张报纸看了看，上面有我介绍《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学说》的长篇连载，最后还有报社的地址:成都双眼井二十一号李芾甘。他不满意地看了我一眼，好像要说话，却什么也没有讲就放下报纸走出去了。我以为他会对大哥提起这件事训我一顿，后来才知道他只是要大哥劝我在外面活动时多加小心。
这些话我当时听不进去，以后回想起来才明白这是他的好意。我和三哥出川念书，也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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