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豪，我是中国人！”抗日名将吉鸿昌唯一的女儿吉瑞芝追忆父亲短暂而不朽的一生时这样说。
因腰腿疾患，今年７９岁的吉瑞芝现正在医院治疗。虽然身体有些不适，但一谈到自己的父亲，老人依然很激动。她说：“母亲曾告诉我，小时候父亲经常把我抱到餐桌上，让我跟着他说，我是中国人，不当亡国奴。”
“九一八”事变后，吉鸿昌因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被勒令去美国“考察”。有一次，吉鸿昌去邮局寄包裹时，当邮局工作人员问他是哪个国家的人时，他高声而自豪地回答：“我是中国人！”随行的工作人员在旁边埋怨吉鸿昌并告诉他应该说自己是日本人，这样可以得到礼遇。吉鸿昌愤怒地说：“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很光荣！”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吉鸿昌将刻着“我是中国人”的一块牌子挂在胸前。
“这就是我父亲。他这‘惊世一挂’显示出了中华民族的骄傲！”吉瑞芝无比骄傲地说。
１９３３年５月，吉鸿昌与冯玉祥、方振，在张家口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亲自率部北征收复察东失地，所向披靡。在多伦一战中，吉鸿昌挥舞大刀冲锋陷阵，率部经过五昼夜的鏖战，终于收复失陷７２天的多伦。“这是日军侵华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中被第一个收复的。”吉瑞芝自豪地对记者说。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４日，是父亲英勇就义的日子。”吉瑞芝说，“刑场上，父亲慷慨激昂地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就义诗。这短短的２０个字，是父亲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完美诠释，令人动容。”回忆到此时，老人眼中噙满泪水。
吉鸿昌就义时吉瑞芝刚满３岁。３年，对于吉瑞芝来说，是漫长人生中短暂的一个片断。“从我懵懂之时开始，妈妈便经常给我讲父亲的故事，讲他的爱国情怀。经过母亲成百上千遍的诉说，父亲在我的脑海里不再模糊，他清晰可见。”吉瑞芝无限深情地说，“我觉得父亲从未真正离开过我。”
为了宣传父亲的英雄事迹，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吉瑞芝成了天津市“关心下一代”宣讲团中的一员。几十年来她坚持宣讲烈士事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并且撰写了《吉鸿昌传记》等书籍赠送给天津市的大中小学。
“我给孩子们讲我父亲，讲爱国主义故事，就是为了希望时下的年轻人能了解历史，亲近英雄，树立理想，坚定信念。”吉瑞芝开心地说。
吉瑞芝老人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由于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外出宣讲活动由她的小女儿郑吉安完成。记者在采访吉瑞芝老人的时候也见到了郑吉安。
“外祖父虽然没有留下万贯家财，但他那崇高的爱国情怀和光辉的事迹却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大的财富。我和母亲会用这笔精神财富，让更多的人懂得爱国爱家，让更多的人都能像我外祖父那样——我自豪，我是中国人！”郑吉安坚定地对记者说。
著名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是共产党员、著名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临刑前写下的一首气吞山河的就义诗。
吉鸿昌，河南省扶沟县人，1895年生。1913年入冯玉祥部。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递升至军长。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改编，他任改编后的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同年11月，该部被蒋介石调遣参加“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吉鸿昌不愿打内战，对“围剿”苏区、攻打红军消极、反感，并积极与红四方面军联系，准备秘密组织部队起义参加红军。但因所部高级军官被蒋介石分化、收买，使起义计划失败。1931年8月，他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强令其携眷出国“考察”。
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坚决要求参加抗战，被蛮横拒绝，无奈含泪出国游历。期间，他心系祖国安危，沿途多次发表抗日演说，呼吁全中国人民在日本出兵侵占我国东北、国家处于生死危难之际，皆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为生存而战，为公理而战，牺牲一切，坚决抗日，并呼吁国际社会声援中国人民。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发动进攻，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吉鸿昌闻讯，立即结束欧美之行，在上海一二八抗战的炮声中，于2月底回到祖国。他当即联络与发动旧部，为抵抗日本侵略奔走呼号，并变卖家产6万多元购买枪械，组织抗日武装。期间，他还同宋庆龄等爱国进步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并参加东北抗日救国后援会的工作。他还面见自己的老上级冯玉祥，向冯玉祥陈述自己的抗日决心，并希望冯玉祥再次诚心诚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图抗日救国。1932年秋，吉鸿昌在北平由党的北方政治保卫局（即特科）秘密接收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1933年5月，在中共北方组织的领导与帮助下，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抗日武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建立，吉鸿昌任第2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令，随即率部进攻察北日伪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４县，将日军驱出察境。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反诬抗日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吉鸿昌率部战至10月中旬弹尽粮绝而失败。失败后，吉鸿昌潜往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先后与在天津的中共秘密党员联系，共同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为大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秘密印刷《民族战旗》报，作为大同盟的机关刊物，宣传抗日。这一时期，按照党的要求，他与中共秘密党组织的同志一起，奔波于平津及华北各地，联络各方，策反旧部，训练骨干，准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
吉鸿昌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发现。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遭法租界工部局逮捕，并引渡给北平军分会。敌人使出种种手段，迫害逼供。吉鸿昌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1934年11月24日，经蒋介石下令，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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