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之先，两汉是一个研究屈原的火红时期。但这时的学者们，多继司马迁"悲其志"、"想见其为人"的余响，着重在屈原人格方面的评品；而注骚者，又多在作品内容和名物训诂方面下功夫。到南朝齐梁间的刘勰，才蝉蜕众说之外，卓立于诸家之上，把楚辞学从两汉以来的经学藩篱中解脱出来，第一次论证了屈原在我国文学史上文学之祖的崇高地位，为隋唐以降的历代作家如何学习楚辞，指出了全新的向上一路。
刘勰研究屈原的成就，集中体现在《文心雕龙》的《辨骚》篇里。《辨骚》的突出贡献在于，运用"规略文统，宜宏大体"的原则，第一次按照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成就和历史地位作了宏观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杰出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作品"四同"和"四异"的精辟分析上。
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里，鲜明地提出了文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而且进行了详赡的论述。据此，他在《通变》、《时序》等篇中，充分论述了文学史中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如在《通变》里说：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涂，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作者注重从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着眼，指出不同时代的文学都是在继承（因、通）前代文学遗产的基础上，从事革新和创造（革、变），从而发展自己时代的新文学。他在《通变》中还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文学，都是前后相互联系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变革，才能持续发展；继承，方能不至贫乏。
在《辨骚》篇里，刘勰正是运用文学内部发展的规律，从继承和革新两个方面，第一次揭示了屈原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他在分析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时，从"宜宏大体"的原则出发，精辟地概括出了"四同"和"四异"：
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
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
这里的"四同"，就是"因"，指对前代文学传统的继承，说明《楚辞》之"体慢于三代"；"四异"就是"革"，即革新创造。所谓革新创造，就是《雅》、《颂》等经书所没有，为经术所不齿，被经学家看作"博徒"（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博徒人之贱者。"）；而对于后世之文学发展来说，却是"英杰"，显得格外宝贵。屈原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革新创造，是因为"风雅于战国"，就是说，，《楚辞》是战国特定社会的产物。这就是《时序》篇所谓"文变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的具体体现。
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多说，这"四异"，是刘勰在宗经思想指导下，对屈原作品的批评否定，因此斥之为"博徒"。这显然是误解。第一，与《辨骚》全篇的内容不合。只要通观《辨骚》全文，本来是十分清楚的。《辨骚》开篇写道："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作者赞美、倾慕之情，激切高昂，统帅全篇。《辨骚》在指出"四同"、"四异"后，紧接着写道：
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古《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词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作者对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从思想内容到辞采风格，不仅作了全面的肯定，他简直陶醉在屈原建造的这座梦幻般的艺术殿堂里，情不自禁地在纵情高歌！它称颂屈原作品"气往轹古"、"难与并能"，把《诗经》三百篇也比下去了。用"取熔经意"收束"四同"之述，又以"自铸伟辞"点明"四异"之旨。难道还说得不清楚明白吗？第二，统观全书，显然也与作者对屈原的评价不符。《文心雕龙》五十篇，除《辨骚》以外，其他四十九篇中，有十九篇共二十五处提到屈原或楚辞。在这二十五处文字里，或赞美屈原的人格，或把《楚辞》与《诗经》并称，或肯定其变革创新之功，或夸耀其辞采飞扬之妙，纵有几处并无明显的称颂之意，但确无一处贬谪之辞。从全书的结构看，刘勰把《辨骚》排列在《原道》、《征圣》、《宗经》、《正纬》之后，放在"文之枢纽"的地位，作为文学总论来论述，是独具慧眼的。可见刘勰看重屈原作品，极力推崇楚辞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与巨大影响。也就是说，刘勰之所以看重屈原的作品，不在乎屈原作品中同于经典的"四事"，而高度评价的是屈原作品中那"异乎经典"的"四事"。
《辨骚》在分析了"四同"与"四异"之后，接着对以屈原和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作了具体的评价。首先，他把"四同"与"四异"统摄在一起，结合具体作品评论，并分别概括为"朗丽以哀志"、"绮靡以伤情"、"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标放言之致"、"寄独往之才"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既概括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又突出地指出了作品的艺术成就；既体现了"取熔经义"，以"四同"为中心内容的继承，更突出强调了"自铸伟辞"，而表现为以"四异"为中心的独创。他把屈原作品放在文学发展历史的艺术长廊里，同它以前的作品进行比较，做出了完全肯定的判断："故能气往轹古，词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在刘勰看来，楚辞在文学史上的成就，超过了以往所有的作品（包括五经之列的《诗经》）。他认为过去的任何作品都不能与屈原的作品并肩媲美。诸骚之能"轹古"、"绝艳"、"难与并能"，原因不在"四同"，而在于它的"四异"。刘勰写作《辨骚》的思路是清清楚楚的。
当然，刘勰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文心雕龙》在《辨骚》篇前面的《原道》、《征圣》、《宗经》诸篇打上的当时时代的烙印是非常明显的。但在《辨骚》篇里，虽然似乎也是用经学作为标尺来衡量楚辞的得失，但只是在经学上虚晃一枪，然后对不同于于经学的"异采"，用了貌似批评而实在激情赞扬的手法，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评价。
三、屈原创作的"异采"美是战国后期中国社会审美水平发展的结果
作家的艺术创作，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审美水平的表现，受当时社会审美水平所制约。屈原作品的"异采"美就是战国后期南中国社会审美水平发展的必然结果。研究屈原作品，我们应当了解我国战国时期的审美水平；其次，还要懂得楚国审美意识与中原各国审美意识之间的差异。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正处在由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深刻地影响中国传统思想的，以儒、道、法三家为主旋律的"百家争鸣"，不管门派的政治主张、思想体系如何不同，但其哲学思想、审美情趣都不约而同地归旨于"中"与"和"。
儒家的政治主张可以"礼乐"二字概括。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也是明明白白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不论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其本质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曲礼》）是强化等级制的统治阶级奴役被统治阶级的理论。不同等级的人们之间，是以血淋淋的奴役来维系的，是不可调"和"的。而统治者为了麻痹被统治者，缓和阶级矛盾，便在"礼"治条件下，辅之以"乐"的理论为阶级统治这架绞肉机的润滑剂。《荀子·乐论》说："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礼记·乐记》也说："乐者为同，礼者别异；同则相亲，礼者相敬。""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由地制。"很明显，礼乐理论是利用了人们内心对"乐"（艺术）的渴望、追求，来达到"礼别异"（强化阶级统治）的目的。"别异"是目的，是本质；"合同"则"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视听耳"（《元史·礼乐志》）。从孔子到荀子，儒家思想以"礼乐"来规范、统一人们的思想、行为，并美之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儒家的"礼乐"理论皆出于《周礼》："以五礼防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之和。"（《周礼·地官·大司徒》）"中"与"和"是儒家学说设计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是深刻影响到后世审美情趣的哲学根基。
道家从老子到庄周，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道"，也叫做"无"，就是司马迁在《史记》里概括的"以虚无为本"。道家学说最突出的理论就是把纷繁复杂的人间世，简化为"无（道）——有——无"这一"周行而不殆"的公式。《老子》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复归于无物。"（十四章）庄子继承《老子》衣钵，认为，从"道"（无）的运行规律看，万物生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而万物"又复归于无物"，回到了"道"的怀抱。因此得出天地间万物"齐一"的结论。于是这个"道"便将社会的一切矛盾全都抹去了，同生死，齐万物，什么烦恼事也没有了。
法家用"法"来整齐人们的思想、言行。封建社会的法，源于"礼"，援礼入法，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征。法是什么东西？ 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君、臣、民三者是立法、执法与受法约束的关系，公开宣称是不平等的。韩非子更是鼓吹："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五蠹》）
我国古代哲学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强调天人合一。先秦审美基调的"中"与"和"，正是这一"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反映。《诗》三百篇，被儒家概括出"温柔敦厚"的"诗教"，孔子的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这一审美思想的的典型体现。
屈原生活的时代，以"中"与"和"为中心的审美思想已经成熟并影响深远，需要一种新的审美情趣来提升审美水平。这样，屈原作品的"异采"美，便应运而生。屈原的作品，一反"温柔敦厚"的"诗教"，一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传统，一反"无过无不及"的中庸准则，通过典型化的手法，把诗中的每一个形象，都推向极致。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正与反、香与臭、洁净与肮脏，都绝然相反、尖锐对立、不可调和！这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丑恶与作家心灵深处的纯美尖锐对立的反映，是当时社会发展潮流趋向统一的大好形势与楚国统治集团的无作为尖锐矛盾的艺术再现。特别是长诗《离骚》的主人公形象，更是亘古未有，无与匹配。你看他：
屈原作品中，以《离骚》为中心的主人公形象（《九歌》除外），有学者称之为作者的自我形象，正因为它在我国文学史上奇异不凡、独步古今，所以它的艺术成就和影响也就光耀古今，难与并能。
屈原之所以能够从当时社会的"中和美"的审美理论中挣脱出来，除了前面说到的，审美水平发展的必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南楚文化的影响，亦即楚国审美意识与中原各国审美意识的差异。在先秦，我国南北文化有着极大的差异。这一差异与屈原美学特征联系较为紧密的，大致有这么两个方面：地理条件和民族隔阂。
先看地理条件的差异。最早指出这一差异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国古代思潮》中说：
凡人群第一期之文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我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展之观，虽屡相调和混合，而其差别相自有不可掩者。
他又在《屈原研究》中论述了南北两派学术思想的差异：
北地苦謇磽瘠，谋生不易，其民族消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且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
而南方就不同了：
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为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之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
他因此总结出北方学者的特点是：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而南方学者的特点则是：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这就鲜明指出了与北方《诗经》为代表的文学作品相比，屈原作品表现出鲜明的异彩美的特殊风格。至于这一地理条件的差异，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王国维亦有专文论述。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造，皆当日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之优于北方文学者也。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所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王氏分析了以《诗经》和《楚辞》为代表的南北文学发展历史，揭示出各自的特征。与"改作旧社会"的北方文学比较，"创造新社会"的楚辞，其异彩美的审美特征就显得格外突出了。
至于民族隔阂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楚国发展到屈原生活的时候，已经建国700多年。在这700多年里，楚民族的发展走着与中原民族不同的道路。我们且以"中国"一词为例，分析先秦的民族关系。
在先秦，"中国"一词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中国"一词的最初含义，指的是商、周两代的京畿地区。例如《诗经·大雅·民劳》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把"中国"与"四方"、"四国"相对，认为自己立于国之中。到东周，中原的诸侯各国也自称"中国"。慢慢地，"中国"的范围就由周天子的直属地区扩大到齐、鲁、宋、郑、卫以及三晋等黄河中下游地区，谓之华夏族。在先秦典籍中，经常将"中国"与"夷狄"相提并论。"中国"与"夷狄"的区分标准，最重要的就是看它是否接受"周礼"的制约。在先秦，楚人一直被华夏各国目之为"夷狄"、"南蛮"。因为楚人繁衍在长江流域，与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在文化背景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最根本的区别就是黄河中下游各国无一例外地接受礼制，而长江流域各国普遍不接受礼制的约束。《史记》的《楚世家》里，就纪录有楚国前后两个国君（熊渠、熊通）自称"我蛮夷也"的史实。这一文化上的差异，必然要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屈原应当是熟悉华夏文明的，也应当是熟悉礼制和《诗经》的。因此，正如上引王国维分析的那样，屈原把北方文化，特别是《诗经》的成就，拿来融入楚文化之中，铸造出自己民族的惊采绝艳的伟词：楚辞。故尔，周拱辰谓："《离骚》之视《诗》，异矣！"（《楚辞疏序》）
屈原作品在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在中国，在世界，都是独步的。而这全都来源于他的"异采美"的审美观。其实，屈原"异采美"的审美观，不只表现在文学上。正如梁启超所说："其感情之渊微，论辞之瑰伟，亦我思想界中一异采也。"
据说：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是凭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而约定俗成的民间节日。当时老百姓为了追思他，集聚到了汨罗河岸，向河里投了很多的食物以慰藉屈原之仙灵。为避免被鱼类吃了，就用粽叶包裹好后再投，这就是我们今天吃的粽子之来历。
这是不是真的，现在已经无法考究。但在吃粽子的时候，再品味《离骚》、《天问》、《九歌》、《九章》，另有一番味道。我总觉得屈原遭流放、投江都是很值得的。因为屈原如果不遭流放，也许就写不出那样慷概激越的诗篇，屈原如果不投江，我敢肯定他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好的名声。
中国文化、习俗都是代代传承的，当今不也是这么个社会现象吗？你没有一点惊人壮举，你一生都会默默无闻；你一旦有那么一丁点闪光的，你就会被吹得离谱，给人以蔑笑了之。抑或有了罪恶，你就被批得体无完肤，遗臭万年。要么左要么右，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凭心而论，屈原投江，表露出了他傻的一面。屈原尽管诗篇华丽，文采非凡，其实他一点也不聪明。他就不知道投江时候要象现在一样要闹得个轰轰烈烈，等119来劝解挽留施救呢；他默默地死了也就死了，最多留给人们的是一声叹息，但对于他的家人，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痛啊？他为国而死，有现在二十万三十万这样丰厚的抚恤金吗？所以我说屈原傻，太傻！
其实屈原的傻，远不止这些，他的傻在于他固执的性格，就是现在说的还不够健全的心理在作祟，他不知道不懂得在官场要会迂回曲折。我觉得屈原傻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屈原的傻在于他不会见风使舵。风向变了，他还固执地朝原来的那个方向飞奔。想想：他能不站错队走错路吗？用老一套看待现代人和事，他会不被孤立、不被淘汰、不被掉队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怪了！你看江上的船，顶风而行逆风而走，没有梢公的拉扯，有几只船不桅断船倾的？其实，说起来楚王也曾经给了他顺风船的机会的，可屈原就是不听。
屈原的傻在于他不会卑躬屈膝。王有王的权官有官的威。王权官威触犯得吗？更是触怒不得的。可屈原他就是敢于太上动土。他写什么诗嘛，他的诗含沙射影直指王朝，如果王朝不给你小鞋穿，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现象太不正常了。有时候如果他无意触犯王权官威了，就赶紧下跪作揖求饶认罚，也许败局还能够挽回，或出点血请人说说情，说不一定还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他不，在被问罪起来时，他还不底头，不认错，一副清高倨傲的样子，屈原他不被贬谪，不被流放，岂不是咄咄怪事？
屈原的傻在于他不会投其所好。楚王有楚王的爱好，王妃有王妃的爱好，屈原他却对他们的爱好了解不多或者说不知道投其所好。我想问问屈原：楚王会打高尔夫球吗？他喜欢洗桑拿还是木桶浴？王妃喜欢什么首饰？这些问题他只是个瞠目结舌，全然不知道，楚王怎么会把他留在身边啊？那次楚王手拿一个橄榄球，他却偏说是椭圆的，被楚王瞪了一眼，他也不立马改口说是方的。不久，他就遭贬了，被逐放了，真是活该，能怨得了谁啊？
我想，要是在今天屈原还健在，也许官场里的那一套已经轻车熟路了，即使还固执偏激，肯定会有不少人给予开导，起码以至不会落到颠沛流离，痛心疾首了的地步了；也许学习得更圆滑了，肯定见了人不会说狗话，见了狗不会说人话，是个真正的人才了；也许更懂得珍惜生命，热爱生命了，不再轻生，不再给家里人留下难言的伤痛了。
悲哉，屈翁！
杜牧(803～852) ，唐代诗人。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高门士族，祖父杜佑是中唐有名的宰相和史学家。杜牧晚年任中书舍人，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因称之"杜紫微"、"杜樊川"。
生平 杜牧生活在内忧外患日益加深的晚唐时期，从青年起就关心国事，抱有挽救危亡、恢复唐王朝繁荣昌盛的理想。23岁时写成《阿房宫赋》，以秦朝的滥用民力、奢逸亡国为戒，给本朝统治者敲了警钟。关于杜牧生卒年，钱大昕《疑年录》据杜牧大中六年《自撰墓志铭》推断，生年为贞元十九年(803),卒年为大中六年(852)。但也有学者考证其卒年在大中七年以后。
大和二年(828)进士及第,制策登科，授弘文馆校书郎。同年十月离开长安，到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府署中担任幕僚，后转入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和宣歙观察使崔郸幕中任掌书记、判官等职。十数年间奔波各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他进一步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多所探究，尤喜议政谈兵。在淮南幕府中写的政论文《罪言》等，对修明朝政、削平藩镇提出了切中时弊的见解。著名的《张好好诗》，也写在这一时期。
开成四年(839)回长安,历任左补阙、膳部及比部员外郎。会昌二年(842)以后,相继出任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在地方官任上，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革弊政,免除猾吏豪胥额外强征的苛捐杂税。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主持抗击回纥侵扰和平安泽潞藩镇叛乱的军事活动。杜牧为了实现其政治主张,上书陈述用兵方略,得到采纳，并取得"泽潞平，略如牧策"（《新唐书·杜牧传》）的成效。可见他确有实际政治才干。
大中三年(849),回朝任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复出为湖州刺史，一年后又内调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官终中书舍人。
杜牧生性耿介，不屑逢迎权贵，仕宦不很得意，从而对社会政治持清醒的批判态度。但抱负难以施展的苦闷，又造成他纵情声色、颓废放任的生活作风，有一些"风流艳事"流传。
文学创作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足以名家。他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他最推崇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而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在《献诗启》中说："某苦心为诗，未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清代洪亮吉也说他"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北江诗话》)。全祖望甚至称誉他为"唐长庆以后第一人"（《杜牧之论》）。
诗歌创作是杜牧最特出的方面，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长篇如《郡斋独酌》，着重表现诗人"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拯物济世的抱负,直抒胸臆,感激淋漓。《感怀诗》反映唐王朝安史乱后数十年来藩镇跋扈、边患频仍的动乱历史，画面宏伟，意气纵横，可与其《罪言》并读（翁方纲《石洲诗话》）。余如《杜秋娘诗》、《张好好诗》同情封建社会里妇女的不幸遭遇；《李甘诗》赞扬朋友的刚直气节,情事委曲尽致,亦称名篇。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一些抒情写景的小诗如《泊秦淮》、《山行》、《江南春绝句》等，都能用质朴的口语、简洁的白描，传达出悠远不尽的诗情画意，历来传诵人口。而象《赤壁》、《题商山四皓庙》、《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类咏史绝句，则又叙议结合，警拔精悍，往往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自出手眼,读来一新耳目。当然,他也写了一些放浪不羁、流于颓唐轻薄的作品如《遣怀》、《赠别》，属于消极的部分。
杜牧的诗歌具有独特风格。刘熙载《艺概》把他的诗风和李商隐加以比较说："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指明了两人的区别。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情致婉约，前人用"俊爽"二字来概括这一基本风貌（胡应麟《诗薮》），是比较中肯的。
杜牧的文章在晚唐也自成一家，"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四库全书总目》）。据他的《上知己文章启》中说，他所写的《燕将录》、《罪言》、《原十六卫》、《与刘司徒书》、《送薛处士序》、《阿房宫赋》等，都是对现实有感而发，具有针砭时事的政治内容,尤其是《罪言》一篇,为宋祁写《新唐书·杜牧传》全部收录，并得到欧阳修的赞许，认为笔力不可及（费衮《梁溪漫志》）。另外，《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辟佛思想。文章语言方面，杜牧坚持使用散体，笔锋犀利，明白晓畅，在晚唐四六骈文风行的情况下，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他还把散文的笔法、句式引进赋里，写出象《阿房宫赋》那样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炉的新体"散赋"，突破六朝、唐初以来赋作日益骈偶化、声律化的趋势，对后来赋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尊前集》中录有题杜牧撰的《八六子》词，全首长达90字。有人据此认为杜牧是文人中第一个采用民间曲子里的长调作词的人。但据后人考证，其风格不类唐人所作，此事尚无定论。
本集和校注本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杜牧《樊川集》20卷，其甥裴延翰所编次,共收诗文450篇。后经人增补外集1卷，北宋田概补编别集1卷,共收辑诗歌170余首,附于书末,但其中混入一些他人作品。《樊川集》的通行刊本有清光绪年间杨寿昌景苏园据日本枫山官库所藏宋刻本印摹的影宋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年间的翻宋刊本以及1978年出版的新校本。注释本中最通行的，当推清人冯集梧《樊川诗集注》。此外，杜牧曾为《孙子》13篇作注，收入《十一家注孙子》中。
杜牧的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和《唐才子传》。今人缪钺著有《杜牧传》和《杜牧年谱》，足资参考。
无题诗的佛道意趣在于对生命、感性的执着，在于对有求皆苦、无常幻灭的表达。
（1）、生命无常、命运难宰是义山对佛法的深切感悟，是无题诗反复吟咏的对象。
李商隐对于生命的关注是基于其个人的人生际遇之上的。他的感悟力，他的洞察力，势必开掘其内心的对美追求的渴望。对于真善美的期待，对于灵动生命的依恋，李商隐的执着赢得的只是无常的流转，好景的成空，面对这一切，"悲剧性的毁灭在诗人的心湖中留下了永久的震撼，并积淀在他的意识深层，和种种无常的体验一起，加重了诗人的悲剧性气质深化了无常感的现实人生内涵。诗人在诗歌中反复咏叹的美好事物的凋零衰落，展现了花谢枝残，香消玉损的惨烈火图景："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无题二首》），"露花终裒湿，风蝶强娇饶"（《无题二首》），在这里，时而小径低徊，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扼腕喟叹，诗人对生命无常的学茫，忧叹得致到了淋漓的抒发。人生的呤咏，爱情的感伤，痛苦的超越，浓缩了无题诗的意蕴。诗人对于生命的深刻理解，使他通晓命运难宰的道理。无助无力的世人，受无常的左右，为世情所困扰，而对一切世俗的东西，只能也只能感叹自我的弱小可欺与无能为力。《无题》（八岁偷照镜）中的那位少女，才貌双全，精于女红，然而却被深闭在闺门之中，虚度青春，根本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种种情思，只能泣向春风。少女怀春的幽怨苦闷，正是才士渴求用世心情的写照。世事无常，能否担负重担，驰骋才情，个体丝毫不能自主。而诗人关注命运难宰的世人之时，认为世人就如"万里风波一舟"，在无常之流中，飘摇无定，孤寂无助，漫无目的，只知离乡愈远，愈加落寞，亘古凄凉，因此中能依稀听到绝望的心灵在哀吟："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体现出诗人对人生的深切感悟。
（2）、有求皆苦、超越痛苦的禅学观照升华了诗人对佛道的感悟。
李商隐的无题诗多以爱情为表象，通过爱情的悲剧气氛来烘托诗人一生苦苦追求但所落空空的人生巨痛。正由于义山身处晚唐，社会的衰飒氛围，自己所处的饱尝忧患的人生经历，让他看来，"社会现实，人事自然，一事一物，一草一木，都带有衰苦的情调并成为感伤衰苦的心象。"②诗人笔下的情爱世界，多为孤寂凄冷，像风，似雾，若梦，多手不可及，口难言表，事与物趋于泛化，虚化，常伴有怀疑与绝望。"春风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诗人将情丝抽象为可及之物，关照至情至纯之物的产生与毁灭，于凄艳中萌发了人生无常的失落感。同时，他的诗又多以咏吧爱别离苦取胜。诗人认同痛苦，传达痛苦，感受痛苦，以为欲求导致了痛苦，求不得苦，于是在凄婉低沉的环境中表现对理想境界的挚热追求和追求幻灭的怅惘之情。"如何风雪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无题》）道出了理想难成，抱志空叹的无奈，至于"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情为探看"则露出了诗人对渺茫希望的执迷，"刘郎已在蓬山外，更隔蓬山一万重"更是对于理想难成的叹婉与绝望。
（3）、至死不渝的执著是诗人在佛道相融之下心灵的一种整合。
李商隐善于营造幻境，却认幻成真，执迷不悟。"灵心善感的诗人以其特有的幻想，幻觉梦思超感创造出许多渗透了迷惘感伤情思的幻象，它们或清丽淡雅，或浓艳瑰奇，或恍惚迷离，或鲜明生动，具有多样形态和色彩，但却都是心灵化的"⑤。他的心灵，拥挤着至美情爱的渴望，他的心灵，又真充着虚无幻灭的理解与体味：他追忆过去，哀吟现境，生情发感，执迷不悟；他企冀未来，销融自我，至死不渝，始终辗转于幻灭与追求之中。对于情爱，义山深为向往，既深感其虚幻，，又坚韧不懈的追求，对于两情的相知相悦，"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道出了生死不渝的执着；对于两地相思，"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无题》）话尽了铭骨相思的沉迷。据此可妄下断言：纵使诗人只的那么一点对佛道的理解，平心而论，其内心深处仍旧灼射出诗人对于生命，对于感性的至死不变的依恋与痴迷。
（4）、从其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看，与佛道的交往必然带来诗人情感上与佛道的沟通。
我们应该看到，诗人与佛道的密切交往使其身上处处流逸着虚无的宗教色彩。义山在更多的时候，借助佛道以自慰，寻求哲理以超脱，诗人或顿悟，或半解，或迷茫，或无奈，但至始至终，虚无、执着，伤感……总是其感情的主调，成为诗人挥之不去的心头阴影。对于这种佛道的关注，其诗文也确凿有详述：
明朝骑马出城外，送我习业南山阿。 （《安平公诗》）
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韵》）
兼之早岁，志在元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上河东公启》）③
实力浮泛之中，早有潜藏之愿；异时仰陪仙装，归从元游。（《上李舍人状六》）④
而至东川，义山骤变，始信佛禅，交游纳子，思想也近于佛家，这在其诗文中也略有反映：《樊南乙集¡序》云："三年已来，丧失家业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佛理，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唐梓州慧义精舍禅院四证堂碑铭》开篇即指"明宣大中七年尚河东公作四证堂于梓州慧义精舍之南禅院"。而同集卷《道士胡君新井竭铭一篇》开宗明义："梓潼帅所治城东北一里有宫曰紫极宫，宫有道士曰胡宗君。"
由此可知，诗人当时思想之状况，消极虚无，遁入佛道，但又不是对于佛道的简单演绎，而是对佛道采取了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纠其原因，不外乎人生遭际多舛，政治仕途不佳，生活、事业苦闷，年老体衰、多病，思妻、念乡心切，诸此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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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诗潮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而其中最引人瞩目、动人心弦的，是李白的创作。李白的诗歌，最充分也最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饱满的青春热情，争取解放的蓬勃精神，积极乐观的理想展望，强烈的个性色彩，这一切汇成了中国古代诗史上格外富有朝气的歌唱。
一、李白的生平和性格
李白（701—762）字太白，原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约五岁时，其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其父李客（或谓真名不详，"客"是对外来者的泛称），不求禄仕而家境富裕，所以人们猜想他可能是一位巨商。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蜀中度过的，他自幼读书就广为涉猎，所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年轻时仗剑任侠，《与韩荆州书》云：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魏颢说他"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少任侠，手刃数人"（《李翰林集序》）。崔宗之在《赠李十二白》诗中也以"袖有匕首剑"、"双眸光照人"这样的句子描述其风度。很久以后，他和朋友叙旧，还兴致勃勃地回忆当年杀出五陵恶少重围的往事（见《叙旧赠江阳宰陆调》）。
他还很早就向往游仙问道的生活："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之五）十八、九岁时，李白曾隐居于戴天大匡山，并从赵蕤学。赵蕤是个以"王霸之道见行于世"（孙光宪《北梦琐言》）的学者，所著《长短经》十卷即主经邦济世的事功之学。李白二十岁遇到苏颋，又深得这位"朝廷大手笔"、文章巨公的赞赏。开元十二年（724）秋，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从峨嵋山沿平羌江南下，到荆门、游洞庭，接着又到了金陵、广陵和会稽等地，不久回舟西上，寓居郧城（今湖北安陆）。当时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在江陵遇到他，夸许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大鹏赋·序》）。开元十五年，他娶故相许圉师孙女为妻。三年后，即开元十八年（730），李白由南阳启程入长安，这时他正好三十岁。
李白初入长安为期约三年。他隐居在终南山，广为交游，希望得到王公大人的荐引。那时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别馆就设在终南山，常有文人雅士（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名诗人）去作客。李白结识了这位公主，却未能如愿以偿，终于怏怏离去。开元二十年（732）夏，李白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江夏、洛阳、太原等地。二十四年，又举家东迁，"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在寓居任城时，曾与孔巢父等人会于徂徕山酣饮纵酒，人称"竹溪六逸"。后又漫游河南、淮南及湘、鄂一带，北登泰山，南至杭州、会稽等地，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
天宝元年秋，由于玉真公主的荐引，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并待以隆重的礼遇："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命李白供奉翰林。李白应召入京时，颇为踌躇满志，《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有心作一番事业来报答玄宗的知遇之恩，但这位傲岸的诗人很快就遭到了宫廷权贵们的忌恨。一年后他就开始遭到谗毁，"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这些诗句都是他当时险恶处境的写照。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这一次他在朝中任职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却使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
李白离长安后，沿商州大道东行，至洛阳与杜甫相识，后又与杜甫、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一带，过着饮酒论文、追鹰逐兔的放逸生活。翌年，在山东兖州，李白又与杜甫相遇，同游泗水、东蒙等地。随着天宝年间政治形势每况愈下，李白对国事的倾危深感忧虑和不安。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远别离》等诗中，对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擅权和诛杀异己公开表示抗议，对险恶的政局发出悲怆的呐喊。他四处浪游，飘泊在梁园、鲁郡和金陵一带，还到过幽蓟等地。一路上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地东南，来往于宣城、当涂、金陵、溧阳一带。后隐居于庐山。当时玄宗之子永王璘率师由江陵东下，"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以复兴大业的名义恭请李白参与其戎幕，李白遂满怀热忱毅然从戎。不料肃宗李亨和永王璘之间又祸起萧墙，李璘军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下狱，不久被长流夜郎（今贵州铜梓一带）。当时诗人正陷于"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的危险处境之中，以至杜甫还误信了流言写诗寄托沉痛的哀思。李白溯江西上，至巫山时遇赦放还。这时他已年近六十，但仍壮心未已，上元二年（761），又一次踏上征途，准备参加李光弼的平叛军队，途中因病折回。宝应元年（762），李白病死于当涂族叔李阳冰家，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有《李太白集》。
李白生平浪迹天下，而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遇又使他广泛接触了生活的各个层面。他的鲜明的个性就是在充分吮吸时代气息的基础上形成的。李白自年轻时就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他具有很强烈的任侠作风：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年轻时"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接济之"（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喜豪饮纵博，又精于骑射。他不屑于走一般士子由科举入仕的常轨道路，而希望一举成就大业。他又不无虔诚地求仙学道，采药炼丹，独孤及说他出门的行装是"仙药满囊，道书盈箧"（《送李白之曹南序》）。甚至，他还从山东尊师高如贵受道篆，履行了正式成为道教徒的仪式。他对排难解纷的策士颇为倾心，有纵横家的气派，崔宗之说他"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赠李十二白》）。《新唐书·文艺列传》也说他"喜纵横术"。总之，"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而上述各个方面，又正是盛唐时代社会习尚和文化精神的显著特征所在。因此，李白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当代人们所心仪的人伦风范。例如为了一瞻李白的丰采，任华、魏万不远千里追踪相从；"四明狂客"贺知章一见李白，惊呼为"谪仙人"，解下随身所佩的金龟相赠；门人武七则甘愿赴汤蹈火，越过安禄山叛军的占领区至东鲁接回诗人的子女，等等。李白的诗歌正是通过他的个性投影，折射出时代的风容神采，从而成为盛唐的最强音的。
二、时代理想的艺术升华
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对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锐的感受，把握现实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李白的诗歌丰富和发展了盛唐诗歌中英雄主义的艺术主题。他和同时代的其他文士一样，具有恢宏的功业抱负，所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就是他最执着的人生信念。李白是否具有在复杂的权力结构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实际能力，也许是很可疑的，但作为诗人，这种信念更多地成为他追求和歌颂壮丽人生的出发点。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吸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影到历史中去，从而在诗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画廊。他歌颂崛起草泽、际会风云的英雄，如《梁甫吟》写太公望："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八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歌颂视功名富贵如草芥的义士，如《古风》其十写鲁仲连："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歌颂爱才若渴、礼贤下士的英主，如《行路难》其二中的："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赞美傲岸不驯、坚持布衣尊严的名臣，如《梁甫吟》中的郦食其："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笔下的英雄大多是在动荡变乱的非常时期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和抒情主人公打成一片，浑然而不可分。例如他在赠酬友朋的诗中说："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在醉醒后自抒其志云："傅说板筑臣，李斯鹰犬人。欻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安史之乱起，李白视形势如楚汉相争，并以张良、韩信自况："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猛虎行》）他入永王璘幕府后，又以谢安自比："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直至他六十岁投军时，还以西汉大侠剧孟自许：
"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生在盛世的李白而对乱世英雄致以礼赞，当然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因为通过这类人物，诗人更能够抒发自己"心雄万夫"的气概和热情，表现在历史中建立辉煌功业、积极创造自我价值的人生愿望。同时，这也成为时代理想的人格化写照。
李白把排难解纷的济世理想和纵放不羁的个性自由统一起来，以求得圆满的人生。他对人生道路的设计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是建立奇功伟业，如云："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两龙争斗时，天地动风云。酒酣舞长剑，仓卒解汉纷。"
在有皇帝的年代里,中国文人梦寐求之的最高境界,莫过于被御用了。
一经御用,便吃香喝辣地快活,便银子大把地花销,便声色犬马地享受,便身价百倍地增值。因此,想被御用,成为中国文人最为憧憬、向往、追慕、艳羡的终结目标。反过来,想被御用而不得,也就成为中国文人最为失落、迷茫、消极、怨恨的终身遗憾。明白这一点,便大致把握中国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块料的文人雅士,风流才子,饱学之士,文化精英,为何而快乐,为何而烦恼的底里了。
可以断定,由于中国文人这种"读得圣贤书,卖于帝王家"的求被御用的心结,一代一代地遗传下来,陈陈相因,积久成习,真是融化在血液中,深入到骨髓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不由自己;也可以说是病入膏肓,欲罢不能。
宋祁著《新唐书•文艺列传》,载孟浩然遇玄宗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也有类似记载:
"浩然,襄阳人,少好节义,诗工五言。隐鹿门山,即汉庞公栖隐处也。四十游京师,诸名士间尝集秘省联句,浩然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众钦服。张九龄、王维极称道之。维待诏金銮,一日私邀入,商较风雅,俄报玄宗临幸,浩然错愕,伏匿床下,维不敢隐,因奏闻。帝喜曰:''''朕素闻其人,而未见也。''''诏出,再拜。帝问曰:''''卿将诗来耶?''''对曰:''''偶不赍。''''即命吟近作,诵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帝慨然曰:''''卿不求仕,朕何尝弃卿,奈何诬我!''''因命放回南山。"呜呼,一个天赐良机,生被诗人这两句其实是夸张的,卖弄的,言过其实的诗毁了。
看起来,中国文人聪明,但也未必都聪明,未必总聪明,有时,有人,也会聪明反被聪明误,把好事办砸。皇帝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你还算什么旧账?发什么牢骚呢?有多少正经该说该讲的话,不赶紧说不赶紧讲,偏偏哪壶不开提那壶,惦记着陈谷子,烂芝麻不放,不是明摆着自讨没趣吗? 这就是盛唐诗人孟浩然(689-740),湖北襄阳人,头一回进京谋求御用文人这份美差的碰壁史。孟浩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诗人呢?读李白这首《赠孟浩然》的诗,便知其大概。"吾爱孟夫子 ……
辛弃疾（1140 - 1207）
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被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辅使等职。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峣、铅山一带。晚年韩侂胄当政，一度起用，不久病卒。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情怀，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苏辛」。
辛弃疾善诗文，但以词明世。其《稼轩词》还六百二十余首，无论数量之富，质量之优，皆冠两宋。乃人中之杰，词中之龙。
稼轩词向来被人称为「英雄之词」。这些词主要表现了词人以英雄自许，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的壮志豪情。他时常回忆起少年十突入金营，生擒叛徒张安国的英雄事迹。如《鹧鸪天》上片道「壮岁旌旗涌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騄，汉箭朝飞金仆姑。」辛词还表现了壮志难酬，报国无路的悲愤心情。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上片：「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词中通过看吴钩宝剑，拍遍栏杆的典型动作，生动表现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愤心情。辛弃疾这类「英雄之词」，大都使气岑才而作，情感激昂悲壮，风格沉郁雄放。此外，辛弃疾也有写一些乡村景物和田园情趣的词：《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辛弃疾的词也不乏风格婉约，又寓意深曲的作品。如《青玉案．元夕》，上片铺叙元宵夜的欢乐场面，下片转写一位幽居自处，不同凡响的女子：「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实际上表现词人「自怜幽独」的情怀。
总之，辛弃疾以其独特的英雄壮志和豪情，极力使气逞辞，以文为词，大为扩展了词体的题材范围，形成了沉郁豪壮的主体风格，又兼有婉约深曲和清新质朴的格调，可以说熔铸百家，自由挥洒，多姿多彩。
狄仁杰（630－700年）生于唐贞观四年（630年），卒于武则天久视元年（700年），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字怀英。武则天时期宰相，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到1.7万余人，无一人再上诉鸣冤，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大法官，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更是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狄仁杰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任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任夔州长史。狄仁杰通过明经科考试及第，出任汴州判佐。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狄仁杰被吏诬告，阎立本受理讯问，他不仅弄清了事情的真相，而且发现狄仁杰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物，谓之"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推荐狄仁杰作了并州都督府法曹。在此任内，狄仁杰通晓了吏治、兵刑等封建典章和法律制度，这对他一生的政治活动都有重大影响。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他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到1．7万人，无冤诉者，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大法官。为了维护封建法律制度，狄仁杰甚至敢于犯颜直谏。仪凤元年（676年），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昭陵柏树，唐高宗大怒，命令将其杀死。狄仁杰奏罪不当死，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狄仁杰神色不变，据法说理："犯言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通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措其手足！""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终于迫使唐高宗改变了主意，赦免了权善才的死罪。
不久，狄仁杰被唐高宗任命为侍御史，负责审讯案件，纠劾百官。任职期间，狄仁杰恪守职责，对一些巧媚逢迎，恃宠怙权的权要进行了弹劾。调露元年（679年），司农卿韦弘机作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弘机因此被免职。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狄仁杰毫不留情的揭露其为非作歹的罪行，请求交付法司审理。唐高宗想宽容包庇王本立，狄仁杰以身护法："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辈！陛下何惜罪人以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戒！"王本立最终被定罪，朝廷肃然。后来，狄仁杰官迁度支郎中，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以狄仁杰为知顿使，先行布置中途食宿之所。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征发数万人别开御道。狄仁杰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害耶？"，俱令作罢，免除了并州数万人的劳役。唐高宗闻之赞叹说"真大丈夫矣！"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其时宁州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抚和戎夏，内外相安，人得安心"，郡人为他勒碑颂德。是年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宁州歌狄刺史者盈路，郭翰返朝后上表举荐，狄仁杰升为冬官（工部）侍郎，充江南巡抚使。狄仁杰针对当时吴、楚多淫词的弊俗，奏请焚毁祠庙1700余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减轻了江南人民的负担。垂拱四年（688年），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政，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响应，武则天平定了这次宗室叛乱后，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当时，受越王株连的有六、七百人在监，籍没者多达5000人。狄仁杰深知大多数黎民百姓都是被迫在越王军中服役的，因此，上疏武则天说："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杀为流，安抚了百姓，稳定了豫州的局势。其时，平定越王李贞的是宰相张光弼，将士恃功，大肆勒索。狄仁杰没有答应，反而怒斥张光弼杀戮降卒，以邀战功。他说："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明公董戎三十万，平一乱臣，不戢兵锋，纵兵暴横，无罪之人，肝脑涂地。""但恐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如得上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狄仁杰义正辞严，张光弼无言可对，但怀恨在心，还朝后奏狄仁杰出言不逊。狄仁杰被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入为洛州司马。
但是，狄仁杰的才干与名望，已经逐渐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和信任。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身居要职，狄仁杰谨慎自持，从严律己。一日，武则天对他说："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乎？"狄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武则天对他坦荡豁达的胸怀深为叹服。
狄仁杰官居宰相，参与朝政之时，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之日。他认为狄仁杰将是他被立为皇嗣的障碍之一。长寿二年（693年）正月，武承嗣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出以非常之举，立刻服了罪："反是实！"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狄仁杰等收监，待日行刑，不复严备。狄仁杰拆被头帛书冤，置棉衣中，请狱吏转告家人去其棉。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得其冤状，持书上告。武则天召狄仁杰等"谋反"的大臣面询："承反何也？"狄仁杰从容不迫地答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也。"又问："何为做谢死表？"答曰："臣无此表。"武则天令人拿出谢死表，才弄清楚是伪造的。于是下令释放此案7人，俱贬为地方官。狄仁杰被贬为彭泽令。如此，狄仁杰运用自己的才智机谋死里逃生。以后，武承嗣欲根除后患，多次奏请诛之，都被武则天拒绝。
在彭泽（今江西彭泽）令任内，狄仁杰勤政惠民。赴任当年，彭泽干旱无雨，营佃失时，百姓无粮可食，狄仁杰上奏疏要求朝廷发散赈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河北震动。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独孤思庄尽趋百姓人城，缮修守具的作法，让百姓返田耕作。契丹部闻之引众北归，使魏州避免了一次灾难。当地百姓歌颂之，相与立碑以记恩惠。不久，狄仁杰升任幽州都督。
狄仁杰的社会声望不断提高，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龟带，并亲自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杰被武则天招回朝中，官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此时，狄仁杰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但他深感个人责任的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关心社会命运和国家前途，提出一些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建议或措施，在以后几年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数次使人游说太后，请立为太子。武则天犹豫不决。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当时，大臣李昭德等也曾劝武则天迎立李显，但没有为武则天接受。对武则天了解透彻、洞烛机微的狄仁杰从母子亲情的角度从容地劝说她："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武则天说："此朕家事，卿勿预知。"狄仁杰沉着而郑重地回答："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位备宰相，岂得不预知乎？"最终，武则天感悟，听从了狄仁杰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皇嗣，唐祚得以维系。狄仁杰因此被历代政治家、史学家称为有再造唐室之功的忠臣义士。
圣历元年（698年）秋，突厥南下骚扰河北。武则天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征讨突厥。时太子不行，武则天命狄仁杰知元帅事，亲自给狄仁杰送行。突厥默啜可汗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退还漠北，狄仁杰追之不及，武则天改任他为河北道安抚大使。面对战乱后的凋残景象，狄仁杰采取了四条措施：一、上疏请求赦免河北诸州，一无所问，使被突厥驱逼行役的无辜百姓乐于回乡生产。二、散粮运以赈贫乏。三、修驿路以济旋师。四、严禁部下侵扰百姓，犯者必斩。很快恢复了河北的安定。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升为内史（中书令）。这年夏天，武则天到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佛骨），奉佛教为国教的武则天答应了。狄仁杰跪于马前拦奏道："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橘，直欲邀致万乘所宜临也。"武则天遂中道而还。是年秋天，武则天欲造浮屠大像，预计费用多达数百万，宫不能足，于是诏令天下僧尼日施钱以助。狄仁杰上疏谏曰："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在虚饰？""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罢免了其役。
作为一名精忠谋国的宰相，狄仁杰很有知人之明，也常以举贤为意。一次，武则天让他举荐一名将相之才，狄仁杰向她推举了荆州长史张柬之。武则天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又让狄仁杰举荐将相之才，狄仁杰曰："前荐张柬之，尚未用也。"武则天答已经将他提升了。狄仁杰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由于狄仁杰的大力举荐，张柬之被武则天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个时期，升位宰相。后来，在狄仁杰死后的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趁武则天病重，拥戴唐中宗复位，为匡复唐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位忠贞廉洁、精明干练的官员，他们被武则天委以重任之后，政风为之一变，朝中出现了一种刚正之气。以后，他们都成为唐代中兴名臣。对于少数民族将领，狄仁杰也能举贤荐能。契丹猛将李楷固曾经屡次率兵打败武周军队，后兵败来降，有关部门主张处斩之。狄仁杰认为李楷固有骁将之才，若恕其死罪，必能感恩效节，于是奏请授其官爵，委以专征，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果然，李楷固等率军讨伐契丹余众，凯旋而归，武则天设宴庆功，举杯对狄仁杰说"公之功也"。由于狄仁杰有知人之明，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回答："举贤为国，非为私也"。
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信重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名。狄仁杰喜欢面引廷争，武则天"每屈意从之"。狄仁杰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不许，入见，常阻止其拜。武则天曾告诫朝中官吏："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
纵观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狄仁杰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文人的评价：
盛唐诗潮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而其中最引人瞩目、动人心弦的，是李白的创作。李白的诗歌，最充分也最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饱满的青春热情，争取解放的蓬勃精神，积极乐观的理想展望，强烈的个性色彩，这一切汇成了中国古代诗史上格外富有朝气的歌唱。
一、李白的生平和性格
李白（701—762）字太白，原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约五岁时，其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其父李客（或谓真名不详，"客"是对外来者的泛称），不求禄仕而家境富裕，所以人们猜想他可能是一位巨商。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蜀中度过的，他自幼读书就广为涉猎，所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年轻时仗剑任侠，《与韩荆州书》云：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魏颢说他"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少任侠，手刃数人"（《李翰林集序》）。崔宗之在《赠李十二白》诗中也以"袖有匕首剑"、"双眸光照人"这样的句子描述其风度。很久以后，他和朋友叙旧，还兴致勃勃地回忆当年杀出五陵恶少重围的往事（见《叙旧赠江阳宰陆调》）。
他还很早就向往游仙问道的生活："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之五）十八、九岁时，李白曾隐居于戴天大匡山，并从赵蕤学。赵蕤是个以"王霸之道见行于世"（孙光宪《北梦琐言》）的学者，所著《长短经》十卷即主经邦济世的事功之学。李白二十岁遇到苏颋，又深得这位"朝廷大手笔"、文章巨公的赞赏。开元十二年（724）秋，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从峨嵋山沿平羌江南下，到荆门、游洞庭，接着又到了金陵、广陵和会稽等地，不久回舟西上，寓居郧城（今湖北安陆）。当时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在江陵遇到他，夸许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大鹏赋·序》）。开元十五年，他娶故相许圉师孙女为妻。三年后，即开元十八年（730），李白由南阳启程入长安，这时他正好三十岁。
李白初入长安为期约三年。他隐居在终南山，广为交游，希望得到王公大人的荐引。那时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别馆就设在终南山，常有文人雅士（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名诗人）去作客。李白结识了这位公主，却未能如愿以偿，终于怏怏离去。开元二十年（732）夏，李白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江夏、洛阳、太原等地。二十四年，又举家东迁，"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在寓居任城时，曾与孔巢父等人会于徂徕山酣饮纵酒，人称"竹溪六逸"。后又漫游河南、淮南及湘、鄂一带，北登泰山，南至杭州、会稽等地，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
天宝元年秋，由于玉真公主的荐引，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并待以隆重的礼遇："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命李白供奉翰林。李白应召入京时，颇为踌躇满志，《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有心作一番事业来报答玄宗的知遇之恩，但这位傲岸的诗人很快就遭到了宫廷权贵们的忌恨。一年后他就开始遭到谗毁，"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这些诗句都是他当时险恶处境的写照。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这一次他在朝中任职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却使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
李白离长安后，沿商州大道东行，至洛阳与杜甫相识，后又与杜甫、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一带，过着饮酒论文、追鹰逐兔的放逸生活。翌年，在山东兖州，李白又与杜甫相遇，同游泗水、东蒙等地。随着天宝年间政治形势每况愈下，李白对国事的倾危深感忧虑和不安。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远别离》等诗中，对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擅权和诛杀异己公开表示抗议，对险恶的政局发出悲怆的呐喊。他四处浪游，飘泊在梁园、鲁郡和金陵一带，还到过幽蓟等地。一路上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地东南，来往于宣城、当涂、金陵、溧阳一带。后隐居于庐山。当时玄宗之子永王璘率师由江陵东下，"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以复兴大业的名义恭请李白参与其戎幕，李白遂满怀热忱毅然从戎。不料肃宗李亨和永王璘之间又祸起萧墙，李璘军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下狱，不久被长流夜郎（今贵州铜梓一带）。当时诗人正陷于"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的危险处境之中，以至杜甫还误信了流言写诗寄托沉痛的哀思。李白溯江西上，至巫山时遇赦放还。这时他已年近六十，但仍壮心未已，上元二年（761），又一次踏上征途，准备参加李光弼的平叛军队，途中因病折回。宝应元年（762），李白病死于当涂族叔李阳冰家，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有《李太白集》。
李白生平浪迹天下，而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遇又使他广泛接触了生活的各个层面。他的鲜明的个性就是在充分吮吸时代气息的基础上形成的。李白自年轻时就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他具有很强烈的任侠作风：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年轻时"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接济之"（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喜豪饮纵博，又精于骑射。他不屑于走一般士子由科举入仕的常轨道路，而希望一举成就大业。他又不无虔诚地求仙学道，采药炼丹，独孤及说他出门的行装是"仙药满囊，道书盈箧"（《送李白之曹南序》）。甚至，他还从山东尊师高如贵受道篆，履行了正式成为道教徒的仪式。他对排难解纷的策士颇为倾心，有纵横家的气派，崔宗之说他"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赠李十二白》）。《新唐书·文艺列传》也说他"喜纵横术"。总之，"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而上述各个方面，又正是盛唐时代社会习尚和文化精神的显著特征所在。因此，李白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当代人们所心仪的人伦风范。例如为了一瞻李白的丰采，任华、魏万不远千里追踪相从；"四明狂客"贺知章一见李白，惊呼为"谪仙人"，解下随身所佩的金龟相赠；门人武七则甘愿赴汤蹈火，越过安禄山叛军的占领区至东鲁接回诗人的子女，等等。李白的诗歌正是通过他的个性投影，折射出时代的风容神采，从而成为盛唐的最强音的。
二、时代理想的艺术升华
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对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锐的感受，把握现实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李白的诗歌丰富和发展了盛唐诗歌中英雄主义的艺术主题。他和同时代的其他文士一样，具有恢宏的功业抱负，所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就是他最执着的人生信念。李白是否具有在复杂的权力结构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实际能力，也许是很可疑的，但作为诗人，这种信念更多地成为他追求和歌颂壮丽人生的出发点。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吸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影到历史中去，从而在诗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画廊。他歌颂崛起草泽、际会风云的英雄，如《梁甫吟》写太公望："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八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歌颂视功名富贵如草芥的义士，如《古风》其十写鲁仲连："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歌颂爱才若渴、礼贤下士的英主，如《行路难》其二中的："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赞美傲岸不驯、坚持布衣尊严的名臣，如《梁甫吟》中的郦食其："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笔下的英雄大多是在动荡变乱的非常时期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和抒情主人公打成一片，浑然而不可分。例如他在赠酬友朋的诗中说："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在醉醒后自抒其志云："傅说板筑臣，李斯鹰犬人。欻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安史之乱起，李白视形势如楚汉相争，并以张良、韩信自况："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猛虎行》）他入永王璘幕府后，又以谢安自比："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直至他六十岁投军时，还以西汉大侠剧孟自许：
"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生在盛世的李白而对乱世英雄致以礼赞，当然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因为通过这类人物，诗人更能够抒发自己"心雄万夫"的气概和热情，表现在历史中建立辉煌功业、积极创造自我价值的人生愿望。同时，这也成为时代理想的人格化写照。
李白把排难解纷的济世理想和纵放不羁的个性自由统一起来，以求得圆满的人生。他对人生道路的设计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是建立奇功伟业，如云："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两龙争斗时，天地动风云。酒酣舞长剑，仓卒解汉纷。"
在有皇帝的年代里,中国文人梦寐求之的最高境界,莫过于被御用了。
一经御用,便吃香喝辣地快活,便银子大把地花销,便声色犬马地享受,便身价百倍地增值。因此,想被御用,成为中国文人最为憧憬、向往、追慕、艳羡的终结目标。反过来,想被御用而不得,也就成为中国文人最为失落、迷茫、消极、怨恨的终身遗憾。明白这一点,便大致把握中国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块料的文人雅士,风流才子,饱学之士,文化精英,为何而快乐,为何而烦恼的底里了。
可以断定,由于中国文人这种"读得圣贤书,卖于帝王家"的求被御用的心结,一代一代地遗传下来,陈陈相因,积久成习,真是融化在血液中,深入到骨髓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不由自己;也可以说是病入膏肓,欲罢不能。
宋祁著《新唐书•文艺列传》,载孟浩然遇玄宗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也有类似记载:
"浩然,襄阳人,少好节义,诗工五言。隐鹿门山,即汉庞公栖隐处也。四十游京师,诸名士间尝集秘省联句,浩然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众钦服。张九龄、王维极称道之。维待诏金銮,一日私邀入,商较风雅,俄报玄宗临幸,浩然错愕,伏匿床下,维不敢隐,因奏闻。帝喜曰:''''朕素闻其人,而未见也。''''诏出,再拜。帝问曰:''''卿将诗来耶?''''对曰:''''偶不赍。''''即命吟近作,诵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帝慨然曰:''''卿不求仕,朕何尝弃卿,奈何诬我!''''因命放回南山。"呜呼,一个天赐良机,生被诗人这两句其实是夸张的,卖弄的,言过其实的诗毁了。
看起来,中国文人聪明,但也未必都聪明,未必总聪明,有时,有人,也会聪明反被聪明误,把好事办砸。皇帝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你还算什么旧账?发什么牢骚呢?有多少正经该说该讲的话,不赶紧说不赶紧讲,偏偏哪壶不开提那壶,惦记着陈谷子,烂芝麻不放,不是明摆着自讨没趣吗? 这就是盛唐诗人孟浩然(689-740),湖北襄阳人,头一回进京谋求御用文人这份美差的碰壁史。孟浩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诗人呢?读李白这首《赠孟浩然》的诗,便知其大概。"吾爱孟夫子 ……
辛弃疾（1140 - 1207）
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被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辅使等职。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峣、铅山一带。晚年韩侂胄当政，一度起用，不久病卒。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情怀，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苏辛」。
辛弃疾善诗文，但以词明世。其《稼轩词》还六百二十余首，无论数量之富，质量之优，皆冠两宋。乃人中之杰，词中之龙。
稼轩词向来被人称为「英雄之词」。这些词主要表现了词人以英雄自许，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的壮志豪情。他时常回忆起少年十突入金营，生擒叛徒张安国的英雄事迹。如《鹧鸪天》上片道「壮岁旌旗涌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騄，汉箭朝飞金仆姑。」辛词还表现了壮志难酬，报国无路的悲愤心情。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上片：「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词中通过看吴钩宝剑，拍遍栏杆的典型动作，生动表现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愤心情。辛弃疾这类「英雄之词」，大都使气岑才而作，情感激昂悲壮，风格沉郁雄放。此外，辛弃疾也有写一些乡村景物和田园情趣的词：《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辛弃疾的词也不乏风格婉约，又寓意深曲的作品。如《青玉案．元夕》，上片铺叙元宵夜的欢乐场面，下片转写一位幽居自处，不同凡响的女子：「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实际上表现词人「自怜幽独」的情怀。
总之，辛弃疾以其独特的英雄壮志和豪情，极力使气逞辞，以文为词，大为扩展了词体的题材范围，形成了沉郁豪壮的主体风格，又兼有婉约深曲和清新质朴的格调，可以说熔铸百家，自由挥洒，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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