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仅属于自己
肖复兴
大概母亲后来发现了她每早的锻炼吵醒了我的懒觉，便到外面的院子里去练她自己杜撰的那一套早操，她的胳臂腿比以前有劲多了，饭量也好多了，蓬乱的头发也不以前梳理得整齐得多了。正是冬天，清晨的天气很冷，我对母亲说：“妈，您就在屋子里练吧，不碍事的，我睡觉死。”母亲却说：“外面的空气好。”
也许到这时我也没能明白母亲坚持每早的锻炼是为了什么，以为仅仅是为了她自己大病痊愈后生命的延续。后来，有一次我开玩笑说她：“妈，您可真行，这么冷，天天都能坚持！”她说：“咳，练练吧，我身子骨硬朗点儿，省得以后给你们添累赘。”这话说得我的心头一沉，我才知母亲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孩子，她把生命的意义看得是这样的直接和明了。在以后的很多日子里，我常常想起母亲的这话和她每天清早锻炼身体的情景，便常让我感动不已。一直到母亲去世的那一天，她都是没有给孩子添一点累赘。母亲是无疾而终，临终的那一天，她如同预先感知即将到来的一切似的，将自己的衣服包括袜子和手绢都洗得干干净净，整齐地叠放在柜门里。她连一件脏衣服都没有给孩子留下来。
朱明瑛的母亲
“没有母亲，就不会有今日的我。我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家，全是因为母亲给予了我伟大的母爱！”对自己的成绩，朱明瑛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母亲。“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看过一场新凤霞的演出，我被舞台上的音乐、舞蹈和服饰之美深深吸引，从此对表演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妈妈非常支持我，报考舞蹈学校时，妈妈正患癌症，还没康复，但她仍拖着病体带我四处奔走……”直到今天，朱明瑛还记得妈妈临终前对她说的话：“一个人可以什么也没有，但不能没有事业！”因为这句话，朱明瑛在艺术的道路上始终孜孜不倦地探求着。当她第一次站在舞台上唱完第一首歌时，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第一个躬，我是鞠给观众的，而鞠第二个躬时，我突然发觉自己直不起身了，因为那是鞠给我妈妈的。我好想对她说，您瞧，我现在不但跳舞，还唱了歌……”朱明瑛动情地回忆着，情不自禁地哽咽了。
冯理达：路有多远，爱有多长
因为有爱，人生才有亮色，世界才有感动。
她是将门名媛。父亲冯玉祥，著名的爱国将领；母亲李德全，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身世如此显赫，却处世低调，鲜为人知。她叫冯理达，著名免疫学家，海军总医院原副院长。
在儿子罗悠真的记忆里，母亲冯理达是慈爱的，对他和家人总是细心呵护，体贴有加。母亲甚至在日记中记着：“舜也（孙子）的脚要穿40号的鞋，贞纪（儿媳）穿36号的鞋。”然而，母亲却不止一次地对他说：“我的孩子不止你一个。”的确，冯理达爱自己的孩子和家人，但她也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别人。
冯理达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她从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带回来的。她把他们都看作是自己的孩子。每天吃饭，只要有一个“孩子”没回来，她都会等着，直到人到齐了才开饭。
冯理达是高级专家，工资较高，但奇怪的是，一贯十分节俭的她却常常缺钱花，甚至入不敷出，每月还没到月底，总会催促工作人员去查查工资发了没有。原来，她长期用自己的工资去资助别人。
冯理达的司机陈昌进家里经济非常困难，哥哥陈进军还在读书。冯理达得知后，每月给陈昌进家里寄去 600元，供他哥哥读书。陈进军考上大学后，她又将资助标准提高到每月 1000元。
2006年11月23日 ，是冯理达81 岁的生日，儿子罗悠真想为她选购生日礼物，硬拉着她出去逛街。她拗不过，就提议到自己常去的“欧尚”超市逛一逛。在那里，冯理达看到文具店里圆珠笔很便宜，就高兴地对儿子说：“悠真，你看，这笔真便宜，西北贫困地区还有多少孩子没有笔写字啊！我过生日，最想要的礼物就是多买些笔，你看行不行？”母子俩买了两箱共计4000支笔，当天下午就寄给了西北的希望小学。做完这件事后，冯理达高兴地对儿子说：“悠真，这个生日我过得很有意义，很快乐。”
无私地帮助别人，成了冯理达个人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多年来，她先后捐献出国外讲学的收入180多万元，援助他人的钱物总价值达300 多万元。
爱如潮水。为了更多的孩子，冯理达成了一个最贫穷却又最富裕的“月光族”！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非常不理解，一贯勤俭节约的母亲却常常缺钱花，每月还没到月底，总会催促工作人员去查查工资发了没有。我知道，母亲买的衣服都是二十、三十元钱一件的，平时吃用也非常简朴，一条棕色的毛裤，大腿内侧都被磨破了两个洞，她补了又补，还是爱惜地穿着。”（冯理达之子罗悠真回忆母亲）
临终前,冯理达紧紧拉着儿子罗悠真的手，叮嘱说：“你要记住，我死之后，帮我代交1万元党费……”4月22日，罗悠真代替冯理达交了这最后一笔党费之后，她的工资卡上仅剩下85.46 元。
最是细节动人心。如今，在海军总医院设立的冯理达事迹展馆里，一卷深蓝色书皮的线装手抄本《中国共产党党章》，一张编号是中组部“0002501”号的1万元的党费收据，静静地向大家诉说着一个老人对党的无限深情。
茹志娟：神圣中的朴素（二女儿王安忆生于1954年）
做了母亲的茹志鹃是兴奋和骄傲的。她认为母爱是神圣的，但并不深奥，如果归结为四个字，那就是"朴素"和"无私"。
茹志鹃和她的二女儿王安忆被称为中国文坛柔美的母女花。外界注意到了王安忆的成长与她母亲茹志鹃之间的神秘链。人们甚至设想茹志鹃如何手把手引导女儿走向辉煌的作家之路。但茹志鹃却声言王安忆的文学之路是她个人的选择。王安忆也坦承她成为作家与她母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母亲对她最大的影响是母亲的形象或角色而不是写作本身。王安忆1岁多便随父母到上海定居，在那里接受最初的教育，读小学时经常参加区、市的儿歌写作比赛会，对文学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其实当初母亲茹志鹃并不希望女儿将来成为作家，她倒曾希望女儿长大后能做个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王安忆上小学之后，茹志鹃特别关心她的算术，经常检查她的数学作业本。茹志鹃还买过一架旧手风琴，让两个女儿安诺、安忆安安稳稳地在家里学拉手风琴，免得在外面惹出麻烦来。也请过家庭教师，教女儿学英语。可王安忆却对文学情有独钟。
小学二年级时第一次看图作文，别的小朋友三言两语就写完了，可王安忆一下子就用去了半个作文本。从此，她就有了专门的作文本，把自己想说的全记在那厚厚的本子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茹志鹃和丈夫去了"五七干校"，大女儿安诺去安徽当了插队知青。1969年初中毕业的王安忆也来到安徽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庄大队插队劳动。王安忆住在一个农民家中，与主人家的五个儿女同住一屋。在这样穷乡僻壤的农村里劳动，举目无亲，刚入社会的王安忆思想波动很大。母亲写信教导她如何面对生活，如何与命运抗争。
那时一天劳动下来工分刚够寄一封信。她平时在日记里写自己，在给母亲的信里除了写自己的思想、劳动外，着重写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她在信中描写所在的村庄，周围的农民和男男女女的生活，写得很认真，很细致。她把日记和信当作小说来写，她在描写生活的同时认识了生活。王安忆也是从写给妈妈的信和日记里，无拘无束地、不知不觉开始了她创作前的练笔阶段。
写作是女儿的选择，茹志鹃尊重她的选择。但她对女儿说，要当作家就要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
王安忆创作的初期，茹志鹃还看过她写的初稿，尖锐地提过意见。王安忆去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曾把她写的《幻影》寄给母亲看。母亲看了以后，就给父亲看，当母亲写回信时，详尽地提了意见。
后来茹志鹃就拒绝对女儿的作品提意见了。她觉得作家不是靠改稿改出来的，要想做一名优秀的作家必须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探索。
女儿一开始不理解母亲对她的"冷淡"，后来才体味到母亲的良苦用心。这使得王安忆在创作上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从文坛脱颖而出。
母亲对儿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茹志鹃经过苦难的童年，经过战争的洗礼，对人世间的爱怀着一种无比虔诚的态度。王安忆从母亲那里体味到一种母爱般的人间之情。有一次，女作家陆星儿生了病，王安忆马上从浦西赶去浦东，帮助办理各种杂事，料理她的生活。1999年，在云南最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办了一个依靠社会助学的小学四年级班。收读的都是家境困难的女孩子。王安忆听到了这个消息，就与其中一位女孩子结"对子"，每年资助她上学的费用。像她母亲一样，她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一颗朴素而执着的爱心。
生活上的王安忆浸润在自己的读写领地里，像一个农人一样，辛勤从事着自然诚实有所期待的劳动，朴素、安静，不制造话题和事件，更不炒作自己。理解和继承了母亲所有朴素的美德。
有人说，作为母亲，茹志鹃最大的骄傲就是二女儿王安忆的功成名就，但茹志鹃却认为，作为母亲，她只教会了孩子如何面对生活。
谌容：承受生命之重
谌容就是这样的一个勇于承受生命之重的母亲。
谌容和范荣康（本名梁达）结婚后，共育有二子一女：梁左、梁天和梁欢。由于丈夫工作繁忙，儿女又小，谌容勇于承担生活的重压，把母亲的角色发挥到了极致。
谌容对子女的教育，既开明又细致。
她的二儿子梁天从小喜欢文艺，1980年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后闲居在家，为了让儿子多得到锻炼，谌容让他到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和中国新闻社电影部协助工作。1981年，梁天被分配在北京市服装八厂干搬运工。当时谌容在北京文化界很有威望，但她没有利用自己的关系让儿子走捷径。
谌容希望梁天能读大学，可梁天生性调皮好动，心思全不在书上。最后谌容只好说："好吧，你不喜欢考就不考，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梁天说："我喜欢演戏。"
谌容说："好吧，那就演戏吧。"
谌容是个提得起放得下的人，从来不勉强儿女做不愿做的事，就像她自己写作只是为了爱与理想一样。
作为母亲，她尊重孩子的选择，但不是放任自流，不管不问。她知道梁天对演戏爱之心切，便努力为儿子创造机会。
梁天成名后，工作非常忙碌，有时母子俩很长时间才能见到面。谌容非常惦记儿子。有一年的4月15日，梁天正在外景地拍戏，有人给他送来一件礼物，他打开包装一看，是一条围巾。围巾上还放了一张小纸条，上面有母亲谌容的字迹：出门在外，冷暖自知。原来这一天是梁天的生日。梁天说：母亲的精神是无声无形的，却有着移山填海的力量。几年来，他在妈妈这种精神的鼓舞与支持之下，全力以赴地开拓自己的事业。
冯巩的母亲：医院里没有咱们家的病人，监狱里没有咱们家的犯人就是幸福。
“当代神农”袁隆平的母亲
1931年～1936年，仅仅5年之间，袁隆平随父母辗转北平、天津、江西赣州、德安、汉口等地。2岁到6岁，人生最稚嫩美好的阶段都是在动荡迁徙中度过，不能不说是个悲剧，可是坚强乐观的袁母，并没有因此而忽略了对孩子们的教育。让人惊讶的是，当袁隆平蹒跚学步的时候，母亲就已经开始给他读尼采的书了。
“孩子的智商如同一座宝库，唯有品德和情操才是打开这座宝库的钥匙。”这是袁母常说的一句话。教师出身的母亲，在辞去工作后，就把她平生所学得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完全放在了教育5个孩子身上。她非常注意孩子的品德教育，因材施教以开发孩子的智商。
袁隆平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失败了不气馁，找到原因从头再来就是啦！”乐观开朗的性格，对事物不服输的精神，对于生命如火般不灭的激情和热爱，正是袁隆平小时候母亲给他的最好礼物。
后来，孩子们长大一些能听得懂故事的时候，袁母就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听。袁隆平在5个兄弟中是爱动脑筋爱提问的一个。母亲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常常有针对性地对他进行适时的教育。
夏日的夜晚，母亲带着孩子们在院子中乘凉，这时是母亲固定的讲故事时间，兄弟们搬个小凳子围绕到母亲身边。袁隆平是一个淘气的孩子，他不会像其他的兄弟那样老实地坐在那里听故事，看见身边萤火虫飞舞，美丽异常，他就找来玻璃瓶，把萤火虫抓来放进去玩。玻璃瓶被萤火虫映照得通体明亮，煞是好看。
小袁隆平乐在其中，母亲看在眼里，便不失时机地叫过他来，给他讲了一个“京娘千里报恩”的故事。
“少年赵匡胤（宋朝的开国皇帝）从盗窟中救出少女京娘，结成兄妹并护送她回家。千里路上，赵匡胤扶京娘坐在他的马上，而他自己却牵马步行。
“然而就在这次送别之后，京娘在战乱中死去了。后来，赵匡胤在一次夜战中迷了路。忽然，飞来一只萤火虫为他引路，一直把他引出了险境。传说这是京娘死后为报答赵匡胤相送之恩，化为萤火虫，在他有难时，特地赶来相救。”
袁隆平静静地听着，他被这个故事感动了。知恩图报的萤火虫原来是美丽善良的京娘的化身！善良、懂事的二毛听了这则传说以后，再也不忍心捕捉那可爱的萤火虫了。
袁母就是这样，总是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缺点，并适时地给予教育。袁隆平印象最深的一则故事是母亲讲的一则哲理故事：
一天，一只胖胖的狐狸正在觅食，听见一群雏鸡在围栏里唧唧喳喳地叫着，馋涎欲滴，便四处寻找进口。终于，在围栏一角它发现了一个小洞。可是洞口太小了，它那肥胖的身躯进不去。于是，这只狐狸便绝食5天，饿瘦了自己，终于穿过了那个小洞，贪婪地吃光了小院的雏鸡。可是，这时它发现自己那吃得鼓鼓囊囊的大肚皮却出不去那个小洞了。无奈，它又绝食5天，再次饿瘦了身躯。结果，回到院墙外的狐狸，依旧是原来那只狐狸。
袁母讲这则故事时，袁隆平还小，不理解母亲的用意。长大成人以后，经历了一些功名利禄的引诱后，才渐渐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聪慧的母亲是在用这则故事告诉他，要学会节制自己的欲望。他也渐渐地体味到了古人说过的“无欲则刚”的道理。母亲讲过的这个故事，年幼的袁隆平一直都牢牢地记在心里，母亲从小给他的那些潜移默化的教育，也一直影响着他以后的发展。
汉口码头上随处可见的野花，每逢从码头回来，她总要捧回一束很便宜的野花，放在向阳的窗台上。娇嫩的花朵在敌机的狂轰滥炸、弹片纷飞里，依然美丽地盛开。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已不仅仅是一种爱好。那满室流淌的花香，更彰显出母亲从容乐观的人生态度，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袁隆平性格的养成。
如果说袁母闲时弄花是怡情雅兴，那么有意给孩子进行国耻家难的教育，则是内心夙愿最深沉痛切的表达。
孩子们放学后，袁母就会让他们在桌子前坐成一小排，给他们另外再加一堂课。“人是从泥土来的。女娲把黄土和成泥，然后捏成一个个男人和女人，捏完后，她朝着那泥人吹出一口法气，于是，那一个个黄土泥人便有了鲜活的生命。从那时起，人类便繁衍生息，传宗接代……”“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归根到底，我们人类都是从黄土地来的。我们吃的粮食是黄土地里长出来的，我们穿的衣服是用从黄土地上收获的棉花织成的布做的，我们住的房子是用黄土烧成的砖盖起来的……总之，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土地。所以说，土地是生命之源。”饭后庭院里，当袁隆平问母亲人类从哪里来这个话题时，母亲如此回答的。虽然没有站在讲台上，可是声音依然铿锵有力。
土地似乎是个被烧烫的词汇。只要一沾染，就会点燃母亲的激情，看着窗外远处日本战机轰炸留下的残垣断壁，母亲特意给袁隆平讲述了民族英雄岳飞为了捍卫国土，浴血疆场的故事。“国土是神圣的。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多少仁人志士浴血沙场，他们演绎了多少壮怀激烈的历史篇章，都与国土紧紧相连。”“土地是万物的母亲。"
面对眼前深重的国家灾难，母亲一改往日的温婉，一下子变成了慷慨激昂的诗人。看着母亲被热情烧红的脸颊，袁隆平深深地受到了感染，他的胸中涌动着一股莫名的热情，他第一次知道土地对于人有着如此伟大的意义。这是袁隆平母亲对袁隆平第一次关于土地概念的启蒙，这次经历在袁隆平脑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爱提问的袁隆平看到这么多人朝向神农的塑像虔诚祷告，禁不住问母亲，为什么神农这么受到人们的爱戴呢？于是母亲便给他们兄弟讲了神农诞生的故事。
传说上界神仙，见人民疾苦，欲救苍生，于是便化作一个英俊青年，投入到一个牧羊女的梦中与之相爱了。这个牧羊女梦醒之后，便怀孕了，几个月，临产前她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这男子交给她一本神农书，嘱她将这本书交给他们的儿子，等儿子长大了，一定要按照神农书的点化，兴修水利，耕地播种，收获五谷，造福百姓。于是，便有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繁衍史。
“我们吃的粮食都是当年神农氏教给人们种出来的！”看着来往祭拜的人群，再听到母亲讲的故事，袁隆平听得痴了。不禁在母亲的引导下向这位光耀九州的神农恭恭敬敬地行了三个鞠躬礼，以表达他们一家人对这位先贤的景仰之情。
这次是袁隆平第一次听到神农的传说，通过这件事，在袁隆平的心里深深地打上粮食和民生疾苦的烙印。看着周围人们祈望和虔诚的表情，他似乎懂得了一点“民以食为天”的含义。
袁隆平6岁那一年的初秋季节，他随母亲到汉口郊区一家果园去游玩。对于在城市里住惯了、从没见识过农村果园的袁隆平来讲，那简直是一次神奇美妙的大自然之旅。母亲牵着他的手，蹦跳着走在繁茂稠密的果林里。红红的桃子灿烂地挂在树梢、绿绿的葡萄像一串串碧玉，果树之间的空地上，间种着在那个年代还稀有的西红柿。毛茸茸的枝杈上，结着红、白、黄、绿几种颜色的果实，真是美极了。还有那绿葱葱的片片竹林……
幼年的袁隆平爱上了这美丽的果园，爱上了这绿色的世界，他实在不愿离开这里。正如袁隆平后来所说：“从此，每到桃子成熟的季节，我记忆中那个美丽的果园便飘进我的心灵，满园里郁郁葱葱，到处是芬芳的花草和一串串鲜艳的果实。我觉得那一切实在是太美丽了！美得我当时就想，将来我一定要去学农。”
谭盾母亲黄群英
作者:刘要武
谭盾是黄妈妈的第一个孩子，是掌上“明珠”。60年代初期，谭家的经济条件算好，但黄妈妈两口子从不让谭盾在物质生活上产生优越感，只解决了他的“温饱”问题。
然而有一点，黄妈妈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做得很超前的，那就是注重对谭盾传统美德和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用今天的话说是注重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为此，在谭盾刚够入幼儿园的年龄时，黄妈妈就将他送进全托幼儿园，接受正规教育，过集体生活。刚开始时，谭盾经常哭鼻子，吵闹着要妈妈，经过一段时间磨炼，谭盾适应了这种生活。
60年代中期，谭盾上小学时，黄妈妈每个月都很放心地交钱、交粮票、交钥匙、交责任给谭盾。当时谭盾一家居住的宿舍区无自来水，小谭盾每天都要挑两担自来水回家，到井旁打井水洗菜，煮饭、炒菜、打扫卫生、照顾小妹。这段艰苦的岁月，培养了年幼的谭盾生存的基本技能，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后来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谭盾都表现得很踏实、守规矩，从小学到高中，几乎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
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有时候也会有攀比心理。谭盾上小学四年级时，身上穿的衣服仍是黄妈妈在他刚上学时做的一件蓝色灯芯绒夹克和一条蓝卡其布裤子，由于穿的时间太长，夹克衣的绒毛都磨光了，裤子接了两次。有一次，谭盾埋怨自己穿得太差，不想穿这套衣服。黄妈妈则风趣的说：“小盾，你的裤子加了两节，说明你长高了———‘步步高’嘛！”听妈妈这么一说，谭盾开心地笑了。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孩子的成长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
谭盾小时候也很调皮。他在长沙市一中读初中时，在一次家长座谈会上，班主任批评了几名偷摘橘子的学生，但未点谭盾的名。不知怎的，散会后，黄妈妈去问那几个同学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几个同学只笑不答。黄妈妈觉得很奇怪，问谭盾：“小盾，你没有参加偷摘橘子？”没想到小盾理直气壮地说：“这算什么，我只负责打望。”
黄妈妈一听，非常生气，但压住火气，语重心长教育谭盾：“你这种思想比跳墙摘桔子更危险，这是一个严肃的做人问题。”
谭盾没想到问题的严重性，听妈妈这么一说，他很着急：“妈妈，那现在怎么办呢？”
黄妈妈乘机引导说：“你去找老师，承认自己的过错，要求在公开场合接受批评。”
第二天，谭盾一到学校就向老师承认了错误，老师反而表扬了他，说知错能改就是好学生。
谭盾读小学时，受当时“读书无用论”的冲击，不少学校经常停课。黄妈妈抓住课余时间，教谭盾音乐知识。每当学校停课时，谭盾就在家学吹笛子、拉二胡，不久就成为长沙市一中文艺宣传队和中学生歌舞团的团员。后来谭盾又改学小提琴，每天勤学苦练，颈脖子都磨起了厚厚的一层茧。那时候没有电扇，每次他都是光着膀子练琴，常常练得汗流浃背。
谭盾得到父母的理解和支持后，求知欲望更强，立志闯世界。在这个关键时期，黄妈妈夫妇俩筹集了一笔盘缠，将谭盾送到上海音乐大师贺绿汀先生门下。贺绿汀先生不但指导他作曲，还指导他拉小提琴。谭盾回长沙时，贺绿汀先生还特地请湖南师大音乐系主任刘已明教授帮助谭盾找贝多芬音乐资料，并给予指点。
谭盾大学二年级时，交响乐《离骚》就在全国交响乐比赛获奖。大学三年级，作品《风雅颂》代表国家首次参加国际比赛，成为我国音乐史上首次荣获国际二等奖的作曲家。谭盾在出国深造期间，他的作品也多次在国际上获大奖。
谭盾成为世界名人后，黄妈妈为了让儿子永远忠于祖国，搜集了有关谭盾的200多万字的资料，包括国内外各类报刊杂志对他成就的赞扬和学术上的探讨文章，供他参考。因此，谭盾身上始终散发出一种浓浓的爱祖国、爱家乡的情结。
谭盾成名以后，黄妈妈夫妇从不沾沾自喜，也从不到处张扬，尽管谭盾已进入不惑之年，黄妈妈仍不断地跟踪教育他，教育他不骄不躁，保持一个中国音乐人的良好本色。
李连杰的母亲
在李连杰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因为劳累过度永远地离开了他们。父亲死后，母亲勇敢地站了起来，一个人挑起了五个孩子与两位老人的生活重担。在李连杰的记忆里，母亲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就从没有休息的时间。许多年以后，成为一代功夫影帝的李连杰想起母亲，想起那段难熬的岁月，眼中总是饱含泪水——那是怎样一个坚毅的女人啊！
家里除了五个未成年的小孩，还有两位需要照顾的老人。做售票员的母亲，白天去上班，晚上回来给大家做饭洗衣，还要督促哥哥姐姐们的学业，尚在中年的她，头上早早的泛起了霜花。中国传统妇女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李连杰母亲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母亲的性格也深深地影响他的一生，让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获益匪浅，度过了人生中一个又一个难关。
“那个时候可真是穷，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穿一条什么裤子去上学呢？那是我姐姐穿过然后给我哥哥，我哥哥穿完又给的我。我每天上学的时候都用手紧紧捂住口袋，怕人家看到女式的裤袋。”
就这样，小连杰时时刻刻告诉自己要争气，所以他也付出了比别人多的努力。上课的时候，他认真听讲；回到家里，按时完成作业；还能帮着母亲做点家务。他作业本上的“优”也是全班同学里最多的。老师和母亲常常夸他懂事。
后来,老师让小连杰当了班长,妈妈知道了很高兴,她告诉儿子:"当了班长不能欺负人,要帮助学习差和弱小的同学。"小连杰把妈妈的教诲牢记心中.
小时候李连杰常跟母亲去上班，有时下大雨，家里穷得连雨伞都没有，母亲便找个大塑料布裹着李连杰背着他走在雨里。李连杰说：“我对母亲的爱，是在风雨中一点点积攒起来的。”所以从8岁习武起，他就想做个武术明星，让母亲为他骄傲，从此过上好日子。
小时候习武住校，学校规定家长不得看孩子。但母亲每周三都会带着零食去看李连杰，帮他揉摔得青紫的腿，让他很不好意思。他说：“我心情很复杂，希望她来可又责怪她搞特殊，让人家议论我。”直到日后他做了父亲，才理解每个母亲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关爱着孩子，尽管孩子年轻时不认同，但总有一天会理解母爱。
2000年，李连杰在法国拍片，姐姐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病危，“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姐姐哭着说：“妈妈说你从小怕见死人，不想让你回来。”这让李连杰想起一件事，儿时看《白雪公主》小人书，看见巫婆他非常害怕，哭着让姐姐陪他在妈妈下班必经的路上等妈妈回来，天寒地冻啊，母亲这才知道儿子多么胆小，他一定怕死人的，“母亲走时我都37岁了，可在她眼中，我永远是孩子，她到死都在保护我”。
邓在军：屏前强者 屏后慈母
一位不到13岁的小姑娘，悄悄的离开了家，踏上了追随部队、通向远方的山路。21岁时转业进入中央电视台，成为中国第一代电视名导演。40多年来，她编、导了上千部大型歌舞晚会，5届春节晚会，她拖着肝癌病体顽强工作；在家庭中，夫妻互爱，对儿女疼爱而不溺爱。给孩子们补衣服，看不出补丁；电视台的夜宵，带给孩子们吃：孩子们半夜醒来，时常听到缝纫机的声响。这就是屏前名导，屏后慈母邓在军的真实写照。
邓在军是央视的著名导演，是周总理的侄儿媳妇，是一名军人的妻子，也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记者：听说您的孩子现在还念念不忘央视夜宵的小面包是吗？
邓妈妈：哈哈，的确。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因为自己和总理是亲属而伸手向国家要求过什么。所以，那种很普通的小面包对孩子们来说也是好东西。央视有时候给职工发小面包当夜宵，我每次都舍不得吃带回去。当孩子们早上醒来看到桌子上摆的面包时，就会感到我对他们的爱。
记者：您一直很忙，陪孩子的时间肯定不多，您如何跟孩子在感情上进行交流呢？
邓妈妈：作为一名女人，要懂得爱，更要传播爱！你只有付出了爱，才能收获爱。其实母爱是不需要用语言表达的，也不需要他们回报。比如孩子小时候，我的工作虽然很忙，但每天回家后我都坚持给他们洗衣服。当他们半夜醒来，看见忙碌了一天的妈妈还在给他们洗衣服时，他自然会感到母爱。另外，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孩子们睡觉之前，给他们每人一个甜甜的吻，告诉孩子我爱他们。
记者：据说您一直都是非常朴素，那么您都是怎么教育孩子们继承您的传统呢？
邓妈妈：年轻的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水平很一般，为此，我也经常教育孩子们，穿衣服只要干净、整洁就可以了。孩子们长大之前，每个人穿的衣服都是我亲手做的，所以只要我在家的时候，孩子听得比较多的就是我踩缝纫机的声音。还真不夸口，我的手艺还是很不错的，直到现在我还给他们留着几件小时候的衣服做纪念呢。就是因为这样，孩子们从小到大逐渐地养成了节俭的生活作风。
记者：听得出来，您的孩子们都很懂事，他们现在很孝顺您二老吧？
邓妈妈：他们都是非常懂事、非常孝顺的孩子。记得我得癌症的时候，孩子们陪我去医院检查，医生怕我有精神负担，所以把我的病情告诉了老三。当得知我的情况后，孩子特别难过，可是为了让全家人都过个好年，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默默地独自承受着一切。直到过完年，他才告诉他爸爸。在治疗期间，我的女儿听别人说，只要戒掉最喜欢吃的东西，亲人的病就能好。虽然我认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女儿就真的再也不吃最爱吃的牛肉了，尽管我的病现在已经好了，但她直到现在也没碰过牛肉，让我非常感动。
因为长年超负荷、高强度地工作，邓在军一直透支着体力，过度的劳累使她不止一次地病倒在工作现场，先后做过四次大手术。邓在军说，成天奔波在外，对丈夫和儿女们常常有一种歉疚，“但是我的丈夫和儿女们，给了我最大的爱和支持。”邓在军和周尔均相伴相随近半个世纪了，七伯、七妈总结的夫妻间应遵循的“八互”（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原则，一直影响着他们和家庭生活。
的确，亲人的理解是邓在军事业的一步步阶梯。六七十年代时，家里经济条件很差，但邓在军很会料理生活，把每个钢蹦儿都用在“刀刃”上，这个月给老大买件上衣，下个月给老二添条裤子，再把他们换下的旧衣服改一改给小女儿穿，竟练出了一手出色的针线活，她给孩子们补的衣服，看不出一个补丁。三女儿周苓流着眼泪回忆说，70年代时，电视台经常发夜宵，可妈妈舍不得吃，总是晚上带回来给我们吃。有时半夜里突然醒来，听到“嗒嗒嗒”的声音，就知道妈妈又在蹬缝纫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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