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靠什么来证明我们的历史呢？山东大学最初建址的泺源书院已经荡然无存，我们无法用建筑物来表达自己的过去。目前唯一能证明我们百年历史的证据是一份官方文献。它就是1901年由袁世凯奏呈朝廷而由光绪皇帝御批的《山东大学办学章程》。这个章程在哪呢？2000年我访问台湾时，专门委托台湾大学的孙震校长帮助寻找这份章程，因为我们确信它就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孙震先生曾任台湾的国防部长，现在是我校的校董，他以山东人特有的仗义和热情满足了我们的这个请求。2001年山大迎来一百周年校庆的时候，从台湾拓来的《山东大学办学章程》终于回到了山东大学的怀抱。今年3月份，朱正昌书记率团访问台湾，向台湾方面提出请求，要看看这个办学章程的原件，台湾故宫博物院虽费周折但最终也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当朱书记带领代表团，戴上手套、口罩，抚摸到这份章程的时候，同学们想一想，朱书记的指尖实际上已经触摸到了我们山东大学一百零八年的厚重。
我们为什么这样看重这份章程？因为章程既是山东大学起源的证据，也是山东大学精神与品格形成的开始。章程中在表达山东大学办学宗旨时有如下的话，我背给同学们听一下。“公家设立学堂，是为天下储人才，非为诸生谋进取；诸生来堂肄业，是为国家图富强，非为一己利身家。”“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就是我们山东大学成立第一天起就承担的历史使命。百余年间，我们就是为了实现这个使命而存在的。山大的“天下”观，表明了我们的博大，山大的“国强”观，表明了我们的责任。
这是我给同学们讲的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你来山大读书，目的是什么，责任是什么！第二个故事。1996年山东大学迎来95年校庆的时候，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不请自到。这位老人颇受全体山大人敬重。当大会主持人介绍他的名字时，全场响起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这位老人的一句话使参加校庆的全体师生大为吃惊。他说，“我是回母校来表达一个学子心情的。我是山大的一个老学生。”这位老人回忆了1926年他在山东大学求学的经历。当时的山东大学实行大学高中一体化的办学模式，他在山东大学附中读书，读了4年，到1930年考到清华去，从清华又到了哥廷根大学，五十年代初又回到了北京大学，成为全国当时最年青的一级教授和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
我想大家一定知道这个人是谁了。他来参加校庆，目的是要感谢山东大学。他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在山东大学附中读书的时候，对一些经史的科目不感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讲，“大明湖里青蛙的叫声比老师讲得好听”，所以他对大明湖里的青蛙感了兴趣。当时山东大学的校长叫王寿彭，是清末状元，1903年进士及第。他发现这个学生非常聪明，就对这个学生进行单独点拨。王寿彭劝这个学生把精力放在学术上，并与其约定，如果这个学生年终考试能考第一名，就给他一份奖励。这个学生对校长非常崇拜，很希望能求得校长的书作。王寿彭是清末有名的书法家，时人以得其片纸寸缣为荣，尤其是他所做的扇面书作，被称为精品。他答应了这位学生的要求，只要这个学生考第一名，他就允诺为这个学生写一幅字，还要给他做个书题扇面。到年底，这个孩子果然考了第一名，校长没有食言，赠送了两件礼品给他，这两件礼品是这个学生一生中最珍视的东西，直到晚年他还不断向他的学生和世人述说他获得书赠的故事。所以他到山东大学来告诉我们，他原来只想像他的叔叔一样做个小职员，在一个当铺里面拨拉算盘就可以了，是山东大学改变了他的人生，是山东大学给了他学术的方向，他永远感谢山东大学，他是回来寻根的。他这次来山大，带来了他主编的比《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规模都要大的两套《传世藏书》回馈母校。这位老人就是季羡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学是改变人生方向和人生命运的地方。我还想给大家讲一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山东大学的故事。三十年代的山东大学，名师集聚。老舍、沈从文、梁实秋、洪深、王统照等名家都在山大任教，而闻一多是文学院的院长。作为教师，闻一多素来是十分苛刻的，给学生打5分是他常做的事。在他眼里，给10分就表明这个学生有一定的才分；给学生60分，这个学生就是十分优秀的；但是这次他破例给了一个来参加考试的学生98分，而这个考生的数学考了0分。闻一多把这个学生的情况向当时的校长杨振声作了汇报，杨校长给闻一多院长自主录取的权利，这个学生后来就被破格录取了。这个学生后来成为当代诗坛的常青树，被誉为现代诗圣。他就是在山大读书期间就以《烙印》诗集震动诗坛的臧克家。
大学是创造奇迹的地方。中学教育能够使人成其为人，而大学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她能使人成其为才。这就是臧克家的故事留给我们的启示。当时有两道试题，臧克家完全可以只做一道。一道题叫做“你为什么投考山东大学”，另一道叫做“杂感”。臧克家当时把两道题都答了。第一道题答得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第二道题的内容现在流传下来了。臧克家在杂感中有三句话打动了闻一多，“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正是这三句充满哲理的话使闻一多动情。闻一多给了臧克家机会，臧克家则创造了奇迹。同学们，山东大学就是这样一个给学生机会，让学生创造奇迹的地方。
我要给大家讲的第四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当时山东大学在青岛办学。有一位文学院的学生博览群书，但他同时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他很愿意听当时“冯陆高萧”四大名家的课。冯沅君是冯友兰的妹妹，是山东大学的一级教授，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绕不过去的才女。陆侃如是山东大学的一级教授，在法国的巴黎大学取得的博士学位。巴黎被认为是当时世界的汉学中心。他在巴黎大学留学的时候，法国教授给他出了一道题，问他“中国的长诗叫《孔雀东南飞》，为什么孔雀东南飞？”陆侃如用法国的一个长诗篇名来对答，说因为《西北有高墙》。《西北有高墙》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同于中国文学史上的《孔雀东南飞》。他的妙答被认为是中外文学史上的一个绝对。就这一句话，打动了法国的汉学家们，他们认为他获得博士学位是当之无愧的。高亨教授在周易的研究上现在还是一座高峰，同学们有时间一定要读他的代表作《周易大传》，毛泽东更愿意读的是他的《商君书注译》。高亨先生也是一级教授。还有萧涤非先生是唐诗研究的学界代表性人物。我们这位校友凡是“冯陆高萧”的课一定要去聆听，除此之外的时间和精力他用在了自然科学上。他尤其对数学更感兴趣。就是这样一位校友，后来做了共和国的财政部长。在我们一百年校庆的时候，他回来了，代表校友致辞，他脱开稿子讲了一段非常幽默的话：“我是学文学的，有什么资本后来去做那个沾满了‘铜臭味’的工作（他是讲担任财政部长）？是因为我在母校修了很多数学方面的课，尤其是莫叶教授讲的数学史深深地吸引了我。所以我现在每年算帐几千亿没有出过错。”这位校友对山大有很深厚的感情，当他离开山东大学的时候，他和他的同学约定，每年的10月份要在北京北海的一棵树下见面，几十年如一日，这位校友就是项怀诚部长，是一位文理兼通的才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同学，学文科的，一定不要放弃对自然科学的追求，学理科的一定要有人文素养。他现在不做部长了，但他现在担任全国桥牌协会的会长。对桥牌的兴趣，也是他在山东大学听数学课的时候培养而成的。文理兼通的人，兴趣也高雅。山东大学是名家雅士的乐园。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七十年代山东大学的故事。山东大学有多位教师参加了1978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当时全国科学大会的常务主席是童第周先生，他是中科院常务副院长，中科院的院长是当时卧病在床的郭沫若。童第周是在山东大学副校长的这个任上到北京工作的，他被认为是中国生物科学的奠基人。他在任山大教授和生物系系主任期间发明了“童鱼”。同学们，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世界性的概念不是太多，“童鱼”是一个，“夏道行函数”、“夏不等式”是一个，这两项都出自山东大学。
童第周主持的科学大会向与会者颁发了5个自然科学的一等奖，我们国家第一次设立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当时国家的最高奖。5个一等奖里面有2项是由山东大学完成的。一项是哥德巴赫猜想。我们同学可能知道一位大数学家陈景润，但完成哥德巴赫猜想的有三个人，获奖证书上依次排列着王元，他是当时中科院数学所的所长，陈景润，他是中科院数学所的研究员，第三位的是山东大学的潘承洞。报告文学的作者徐迟当时采访了王元和潘承洞，但是在他们二位身上只看到了数学家的严谨，而找不到文学家想要的“文学点”，最后在另一位的身上发现很多的故事：比如说当陈景润一脑袋撞到电线杆子上的时候，他马上向电线杆子鞠躬说“对不起”，因为他正在思考哥德巴赫猜想；开人代会了，大家都上车了，发现少了一个人，最后工作人员在厕所里找到了他，他正在用厕纸演算哥德巴赫猜想。这些故事经过文学家的妙笔生花，就变成了上世纪影响最大的报告文学名篇，其篇名与自然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闭幕词相同，陈景润由此成为科学的代名词。这篇报告文学影响了两代人。这篇报告文学有着时代性贡献，它的影响力甚至大于五十年代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但是，由于这篇报告文学只突出了一个人，王元与潘承洞这两个对哥德巴赫猜想做出同样研究贡献的人，竟被学界以外的人遗忘了。
另一项一等奖是量子化学中的“配位场理论”，属于化学的新领域。获奖者中有山东大学的邓从豪院士。1978年的5项一等奖中有山大的两项，而主持大会的又是山东大学输送的生物领域最伟大的科学家。有人说，这次大会，就是山东大学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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