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26日下午，我利用在滨城大连度假的机会访问了高玉宝这位跨世纪的英雄模范人物。在促膝交谈中，我通过他那贴身的橄榄绿马甲和染黑的头发，尤其是他那至今还令无数人倾倒的语言魅力，飞快地得出一个结论：高玉宝风采依然！
生活中的高玉宝
刚落座，高老就将一套新版的《高玉宝续集》递到我的手上。打开上册，只见扉页旁边已为我和同去的爱人题了词“博学多才”，还签了名，并且盖上了两枚鲜红的印章。一枚是他的名章，另一枚的文字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成语“志在千里”。再看下册，也在同样的地方题了词并加盖了上述两枚印章，题词的内容是“人生只有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生命才有价值”。我把礼物托在双手上，顿时感到它沉甸甸的。
迄今为止，书名、主人公名、作者名都是同一个名的小说还是独此一家。据高老说，他的第一部小说《高玉宝》出版前，为给这部书起名很为难。最后，还是罗荣桓元帅一锤定音。可这样一来，当时只有20多岁的高玉宝倒是开了一个先河，却给无数读者留下了一个永远不能完全解开的迷。
于是，他成了上个世纪下半叶一个时期追星族们崇拜的偶像。正如熟悉高玉宝的著名作家陆柱国老前辈去年回忆的那样，“20世纪的50年代，中国也有追星族，其狂热程度与今天的追星族相比，毫不逊色。但他们追的不是歌星、笑星、影星、球星，他们追的是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这样的顶尖人物。‘英雄的文艺战士’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等报刊授予高玉宝的光荣称号”。
说“高玉宝”是个永远不能完全解开的“迷”，其中包含这样两个最基本的谜团：一个是连玉米粒大的字都识不了一捧的他是怎样写出长篇小说《高玉宝》的，一个是小说中的和生活中的两个高玉宝有什么不同。这后一个谜团，对于深谙小说创作之道的作家来说，他知道这两者之间应有的差别，但未必完全了解真实的高玉宝。而对于广大普通读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高玉宝，特别是在读了《高玉宝续集》之后。
关于怎样创作出《高玉宝》，访问中高老是这样说的：我小时候上不起学。大连的一位老先生见我喜欢听说书，就让我帮他收钱，免费让我听说书，因此脑子里装了很多的故事。1947年参加解放军以后，战友给我念了一本《少年毛泽东》的故事，并由此想到要为老百姓写书，为好人写书，为英烈们写书，为我走过的人生之路写书。
高老说，我在1949年随大军南下作战的间歇开始学字写书。没有纸和笔，就请战友用铁钉把字刻画在石片和瓦片上，装在我的挎包里，一有空就树棍作笔大地作纸，反复练习写，不断加深记忆。一边学字，一边写书，遇到不会写的字就问战友，或者先画个图形画代替。我写呀画呀，累得直吐血。就这样，用了1年零5个月的时间写画出了20多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
时隔30余年，《高玉宝续集》出版了。这期间，高玉宝也早在196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了，文化上的障碍没有了，能写了。可不久，“政治障碍”来了，而且一耽误就是十年。但他仍然以超越一切困难的勇气和毅力在默默地为写续集去收集资料、体验生活，几经努力终于将续集创作出版，并荣获东北三省文学奖。在建国50周年到来的时候，《高玉宝》和《高玉宝续集》都被选入《建国50周年辽宁文学精选丛书》。
关于生活中的高玉宝，绝不是我在这篇短短的访谈中能说得清楚的，他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来研究，需要一本书甚至几本书几十本书去探求。笔者与高老虽然交往十多年探询十多年，所知所悟甚少，也肤浅得很。但我仍坚信初访他时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他对祖国、对人民、特别是对下一代有一颗永恒的爱心。
一张奇特的名片
在这次访问中，高老给了我一张足足有两张半普通名片大的名片。
名片正面的上半部分，跟常见的名片差不多，有名有衔有住址有邮编有联系电话，所不同的是他的“衔”！据我所知，高玉宝同志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从部队到地方，从地方到中央，从机关到厂矿，从厂矿到学校，前前后后，方方面面，授予他的称号和给予他的荣誉有数百项。
而这张名片上所列的“衔”，除了他名字下面的“战士作家”以外，名字的左侧还排列了以下十几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先进工作者、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全国文教方面先进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两次先进工作者、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军优秀共产党员、全军三次先进离休老干部、辽宁省第八届和第九届人民代表、沈阳军区学雷锋标兵和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名誉主任。
名片正面的下半部分，是在《高玉宝续集》中能看到的那份由文字和图画组成的“入党申请书”。这份入党申请书正文只有“我从心眼里要入党”8个“字”。有趣而又令人心酸的是，8 个“字”里只有“我”字和用“咬”代替“要”的错别字，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汉字，其余都是以画代字。如，画一条小虫代替“从”字，画一颗人心代替“心”字，画一只眼睛代替“眼”字。此外，“里”字不会写，就画个梨子， “入”字不会写就画一条鱼，“党”字不会写就画一棵树，树上吊个钟，钟声“当当”作响，这里用的是“当”与“党”的谐音。
我觉得最有趣的还是名片的背面。它分左右两半部分。右边是一只引吭高歌的雄鸡。雄鸡下方，是高玉宝同志2002年4月6日，亦即他生日的这天题写的4句话：“半夜鸡叫已过去，五星红旗迎风摆；此鸡子时从不叫，只唱人民幸福来。”
名片左边是从剪报上复印下来的漫画《我要读书》。“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都是《高玉宝》里的章节，都被我国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半夜鸡叫》获中南军区创作一等奖，并被排成木偶电影，1995年被选入《共和国文学作品经典丛书》。2002年6月13日，胡锦涛同志视察大连。他在接见高玉宝时说，“你的书教育几代人，《半夜鸡叫》家喻户晓。”
《我要读书》这副漫画，画的是一个卖茶蛋的小女孩流着眼泪读《高玉宝》。小女孩的一侧竖写“我要读书”，另一侧注明了该漫画出自1989年1月13日的《辽宁日报》。高玉宝刚看到它时，那是相当相当地激动不已，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共鸣，并且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情不自禁地在漫画下方写道：“看了此画泪满腮，我那童年别再来；无知无识怎建国，当以全心育英才。”
高老将如此丰富而又沉重的内容注入这张白底黑字的奇特名片里，而且向所有人群、特别是家长和中小学师生广为散发，真是其爱可鉴其情可鉴其心可鉴！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在9年前，称赞高玉宝的名字“是一个会使很多读书人快速返回童年的名字”。他说，“记得在小学语文课里读到过他的两篇课文，一篇是《半夜鸡叫》，一篇是《我要读书》。《半夜鸡叫》曾给我们这些小学生带来过多大的快乐啊，而《我要读书》则让我们立即安静了，一种用童声呼喊出来的文明欲望深深地灌进了我们的心底。”
秋雨先生还说，“高玉宝先生是大连人，他的这些人生故事都发生在大连地区，因此，‘我要读书’，居然是从大连传向全国的声音。‘我要读书’，就像上一代人在集体嘱托，就像下一代人在集体宣誓。‘我要读书’中的‘我’字已不再仅仅是个人，而可以指称大连，甚至指称我们整个民族，是的，分明是整个大连、整个民族在呼喊：‘我要读书’！”
数字背后的故事
在这次访问中，我得到这样几个数据：从1948年到2005年，高玉宝同志作了4672场报告，直接听众460多万人次；授予高玉宝中队、班、组的单位69个；授予他的“衔”和荣誉称号达453项；外出作报告里程，仅从1990年以来就达27万多公里。
其实，高玉宝同志还有许多同样值得记忆或者大书特书的数字。譬如，高玉宝同志1927年出生，8岁上了不到1个月的学就顶债给地主放猪，9岁当童工，15岁当劳工，17岁学木匠，20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玉宝》一书，国内有7种文字出版发行，仅汉文版就已出版500多万册，国外有15种外文版本出版；高玉宝同志曾经23次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已有数百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采访过他，直到近年还有14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同时采访他和他所在的大连老战士报告团；等等。
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几乎每一个跳动的数字都有着令人难忘乃至令人震憾的力量！比方说，1949年高玉宝同志随解放大军南下，8月9号那天，部队在长沙肖家巷休整时，上级为他记了1次艰苦大功和1次艰苦小功。对这次记功，高玉宝在回忆中写道：“我在随大军南下行军作战中，产生要为受苦人民和烈士写书的想法。但我不识字，又怎么写书呢？我决心以画代字把书写出来。在从北方到南方的大军行军作战中，没有车坐，都是步行，脚上打满了血泡。......我们团5位团首长。3个警卫员闹病住院了，5位马夫住院两个，小炊事班两个人，住院1个。我真忙啊，两个警卫员照顾5位首长，还得帮饲养员铡草，上树砍干树枝，帮助炊事班给首长做饭，我累得吃一口饭吐一口。首长叫我住院，我也没去。我还在行军路上，用石片瓦片学字。”
再譬如，1952年国庆节前夕，高玉宝同志又一次受到毛主席接见。这天傍晚，高玉宝同志应邀参加毛主席举行的国庆宴会。席间，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激动地对高玉宝等4名军人说：你们4人代表陆、海、空和志愿军，上台给毛主席、中央首长敬酒去！我带你们去。敬酒时，我代表你们碰杯，你们举举杯过去就行了。可是，他们一上台这个精心安排就乱了套。高玉宝回忆，“我们上台后，周总理见到我，就站起来对毛主席说，‘这是咱们的战士作家——高玉宝！’毛主席看过《半夜鸡叫》，听总理介绍后，高兴地站起来，拿起酒杯来同我碰杯！我流着热泪同毛主席、中央首长碰了杯。这是我第3次受到毛主席接见。”
十多年前，我有幸多次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身份观摩高玉宝同志到一些单位作报告，一边采访，一边向他学习。有一次，他去大连的瓦房店市一所中学作报告。我们同住在一个房间。从吃完晚饭回到房间就开始唠嗑，一直唠到次日凌晨两点钟。考虑到他第二天还要作报告，我几次催他休息，他都说没关系没关系。他告诉我，有次跟小学生代表座谈，一位学生疑惑不解地问，“周扒皮干嘛要学鸡叫？不是有钟表吗？”还有的小孩问，“高爷爷你小的时候从垃圾堆里拣西瓜皮吃，多不卫生啊！你怎么不吃巧克力呢？”
访问中，高老知道我过几天就要返回西藏了。他和夫人再三表示要到西藏看看，要和西藏的青少年朋友们座谈座谈。高老说他只有西藏等少数几个省份没去作报告了。因此，一提到西藏，他就一副神往的样子。我看了，实在不忍心说他年纪大了。他夫人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忙说，“老高的身体我知道，我和他都能去。”
最后，高老应我的请求，欣然命笔，在白色打印纸上写了这样两句话：“祝西藏广播影视报越办越好，祝贵报的广大读者扎西德勒！”
忽然，我仿佛感到高玉宝和他的夫人已经飞到圣地拉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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