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条抛物线，一项工作，一项事业的运作，都是一条抛物线。为了走得更高、走得更远，我们必须在一条抛物线到达顶点时，换一条抛物线，走到另一条抛物线上，这样才会形成阶梯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勇于放弃，放弃就是改变，改变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但在改变中蕴藏着新的生机和希望，不放弃，不改变行吗？"
这是温州籍实业家周星增在上海市文明办和《文汇报》联合举办的"面向新实际的上海人精神"大型座谈会上的声音。
在公立大学任教10年的周星增，在组织将委以重任的时候，毅然决然砸掉了"金饭碗"，下海进入民营企业--中国天正集团公司。在"天正"，他勤勉工作，真诚待人，在他的身上无时无刻闪耀着智慧和实干的光芒。从财务部经理到销售中心总经理、集团公司董事、董事长助理，最终进入了领导核心层，可谓是一路攀登，一路鲜花。
然而不安分的周星增在民营企业实现了下海的初衷后，为了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又来了一次人生道路上的"重大改变"，尽管这种改变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但"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的周星增还是毅然踏上了到上海办大学的征程。
他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实现自己更高的理想，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人生的价值！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
在许多领导、朋友、同学甚至亲人难以理解，甚至有人认为周星增这是"孤注一掷的冒险"时，周星增坦然。
"四平八稳地生活，不是我的性格，上海本身就是冒险家的乐园，为了教育事业去冒这个险，即使不成功，我也认了。"这是周星增的心声！
周星增走进了上海。然而在上海这样一个高校林立的知识密集区，如何站稳脚跟，打响牌子？他把目光落在了发展中的浦东，创办了上海建桥学院。
"建桥"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走的是一条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道路，用短短的时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上海之最"：
--规模最大，计划总投资4亿元、占地438亩、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其中一期工程投资15亿元，占地205亩。而在"建桥"创办之前，上海最有名望的杉达学院、东海职业技术学院、新桥职业技术学院，最大的规模也只有50多亩。
--速度最快，从1999年10月基建开工，到2000年下半年开学，"建桥"只用了10个月；把一批高考落榜生培养为上海学历文凭统考中的佼佼者，"建桥"只用了一个学期（建桥在2001年初进行的上海市30多所民办高校的课程统考中，学生成绩名列第一，综合合格率高于上海市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从一所筹办学校到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内招生序列，与其他普通高校具有同等待遇的民办学校，"建桥"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设施最好，学院在开设极具市场针对性的计算机技术与应用、信息管理与计算机应用、商务英语、涉外文秘、工商管理、电子商务等14个专业的同时，建起了计算机校园网、闭路电视教学网、多媒体教室、语音室、图书馆、足球场等一批过硬的"教学设施"，并配置了超市、健身中心。
有了"硬件"，还要软件。为了提高学院的教学和管理水平，周星增不惜重金求贤。他身上似乎有一种磁力，形成"英才云集"的良好态势。原华东师大计算机中心主任汪燮华教授、原同济大学房地产系主任赵财富教授，原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二系主任袁鹤鹃教授和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同济大学王曾伟教授等，都被吸引了过来。而最令周星增得意的就是聘任了中国两院院士李国豪教授为名誉院长，著名教育管理专家、原上海电大校长黄清云为院长。如今的"建桥"，系主任一律由国内一流的教授担任。他们看重的并不是高薪，而是周星增身上的那股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初战告捷的周星增并没有停步。他和他的合作伙伴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他们计划到2003年，使学院的建筑面积达10万多平方米，届时，学院的在校生达到6000人的规模，并将招收研究生、留学生，使"建桥"成为一个下设3个学院和一个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综合应用型大学。
推心置腹话人生
周星增是一位大气大度、大胆的男子汉，他不仅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能直率地表白自己的思想，袒露自己的心怀。
无论是向领导汇报，同朋友谈心，还是出现在各种座谈会和东方电视台新闻媒体上，周星增都"此心不改"。下面便是周星增在"面向新世纪的上海人精神"大型座谈会上的发言：
到上海来生活、来工作，是我向往已久的事。因为上海正在发生巨变，有很大的发展机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上海充满着吸引力和魅力。很多人刚来上海时感到不适应，但随着对上海了解的加深，你会慢慢地喜欢上她、爱上她，来了就不想走了。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很有序"：是一个法治城市，是一个安定的城市，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很多外地人风趣地说："上海人不会打架只会讲理。"大多数上海人很精明，具体表现在：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是不要；我不让别人占便宜，被别人占了便宜也绝对不肯。所以上海的贪官很少，暴发户也不多。上海人很理性，自我保护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让很多初来的外地人感到不舒服，但在不知不觉中又学习上海人，觉得这种保持一定距离是一种"距离美"，因为义气与理性的选择，选择理性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如果一定要在中国选出一个文化城市的话，我会举双手投上海的票，上海的综合实力绝对一流，就像上海申花足球队在中国绝对一流一样，毫不令人怀疑。但上海与巴黎、柏林等世界级大都市比较，仍有很大的差距，面对21世纪的挑战，我们这些已经从阁楼里走出来的上海人，还需要好好地解剖自己，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在观念创新中求发展。上海要成为国际一流的大都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相信，"脚总比路长"。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我的家乡温州，她也是一个充满着神奇的地方。有很多人问我，温州人与上海人有哪些区别，我觉得区别不大，一定要做个比较的话，我做个不恰当的比喻：那就是野生与养殖的区别。温州人的生存能力更强，无论在什么样恶劣的环境下，温州人都像一颗野草一样，自己会找到阳光和雨露；而上海的环境和条件太好了，上海人更像温室里的花朵，美丽但不够坚强。温州人更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很容易调整自己的心态，可以做野草，偶尔也做做牡丹。而上海人是水仙花，冰清玉洁，一尘不染，就像是王孙公子，放不下架子，很多人都以为温州人满身铜臭味，但我觉得温州人更注重社会效益，很乐于做社会公益事业，政府对温州的投入很少，可温州人自己出钱把温州大学办起来了，金温铁路、温州机场也修造起来了等等。大家可能没想到，"希望工程"的发起人徐荣光就是温州人。这几年，支持温州人的理念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创业理念。温州人有钱了干什么？办企业，上海人有钱了干什么？做股票。温州人也很善于学习，不是不会做股票，而是认为办实业对社会的作用更大一些。虽然做股票的资金也能转为企业资金，但不如办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大：纳税、解决就业问题等等。温州人很看不起那些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数来数去的人。把钱用到社会上去，他的价值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所以温州有很多企业家，但没有金融家，上海有很多炒股高手，但缺少企业家。温州人对婚姻的看法也很奇特，据说，在同等的城市中，温州人的离婚率是很低的，为什么呢？如果离婚了，别人就会说，要么你自己不好，要么是你老婆不好，如果是老婆不好，还是你自己的眼光不行，你连老婆都管不好，还能管理好一个企业或一个部门吗？名声坏了，别人就不跟你合作，你也就很难发展了，要立业先安家，一屋不扫，又何以扫天下！温州人这种观念，这样的行为准则，可能落后，还可能有些封建，但我觉得也很有道理。
温州人的合作精神好，股份制合作历史悠久，而上海人你请他帮什么忙都可以，但绝对不能向他借钱，而这在温州是很平常的。一个人有了一个好的想法，钱不够怎么办？叫大家出吧，借也可以，合股也可以，所以很容易把一件事情做大，做好。就像我在上海办建桥学院，总投资需4亿，我有这么多钱吗？就是靠一批朋友的帮忙。一个温州人肯定比不上一个上海人，但10个温州人肯定会超过10个上海人。所以，我觉得上海人还需要多一些团队精神，多一些合作精神。我记得冯国勤副市长在一次温州招商工作会议上讲过自己到欧洲的见闻，也许对大家有一些启发。他说，在欧洲的每一个中国餐馆都是温州人开的，他觉得很奇怪，问是怎样开起来的，回答都说是借钱开的，为什么选择开餐馆，因为吃住人多，信息灵，这很普通，但令人震惊，温州人不可小看呐。在国外，所有商会的会长几乎青一色是温州人、大老板。而上海人在欧洲老死不相往来，做翻译的很多，一辈子当翻译，不愿放弃。
人生是一条抛物线，一项工作，一项事业的运作，都是一条抛物线。为了走得更高、走得更远，我们必须在一条抛物线到达顶点时，换一条抛物线，走到另一条抛物线上，这样才会形成"阶梯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勇于放弃，放弃就是改变，改变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但在改变中蕴藏着新的生机和希望，不放弃、不改变行吗？21世纪最有活力的人应该是善于学习的人，具有终身学习理念的人。如果不继续学习，不善于学习，绝不会有很好的、更大的发展。21世纪的上海人就应该是不断进取、不断追求、不断创新的上海人，上海人应该成为世界的上海人，做中国的老大，世纪的巨子。
在2000年12月30日世纪之交举行的这场座谈会可以说意义深远，而周星增真诚和独到的发言，更在上海掀起了一场冲击波。一时间，《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青年报》等均以巨大篇幅予以报道，东方电视台等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也相继在专栏中播放。作为外地在上海创业的成功人士，周星增几次应邀走进了电视，谈了自己对人生和事业的感受。在去年4月份该台举行的旨在解读温州人独有的就业观、创业观以及他们的成功之道，总结温州人的经济理念，并与上海人的观念相比，引发新时期下人生价值取向思考的专题节目中，周星增、林凯文、王均瑶等温籍企业家以及上海的专家、教授、实业家坐在了一起。在这场影响巨大的对话中，周星增实话实说，又一次在上海和全国引起了波澜：
主持人：温州人做生意有传统，我想问周先生这个传统跟温州地地理环境有没有一定关系呢？
周星增：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温州这个地方交通比较闭塞，而且自然条件极差。由于以前国家投资很少，所以以前的温州，应该说是相当穷的。因为穷怕了，穷则思变，所以很多温州人就纷纷到世界各地、全国各地去闯荡。
主持人：当时你的家境怎么样？
周星增：我觉得生活教会我的第一课就是苦难。我记得很清楚，在我读初一的时候，那年过年，我的父母把我们几个子女叫来，对我们说："孩子们，对不起，今年没有钱给你们买新衣服了，也没有钱给你们买好吃的东西了，更没有压岁钱了。"当时我听到以后，突然脑袋一热，就跪下，跪在父母的面前说："我周星增以后长大了，如果不赚钱给你们用，我就不是个人。"我想我怎么样才能有发展前途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读书，因为读书是我们农家小孩一个很重要的出路。通过自己的努力，我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当时也是我们班上的惟一的大学生。
主持人：你学什么呢？
周星增：我学工业财会。记得我收到江西财经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正在田里插秧，我高兴极了，赤着脚跑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乡里的会计以后肯定是我当了。"小时候的梦想就这么简单，认为当会计就有权利，生活可以过得好一点。随着后来慢慢成熟以后，理想也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
主持人：那么，什么是您的第一桶金？
周星增：我的第一桶金，我觉得就是我的生活经历。因为这种苦难的经历永远激励着我去发奋、去努力。
在谈到"第三只眼（上海与温州两地人在观念上的差异与碰撞）时，周星增也是直言不讳，请读者朋友继续往下读主持人和他的对话，也许从中您可以更好地认识和解读周星增：
主持人：因为地区的差异，上海人和温州人在观念上有许多不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使这不同的观念有所交流、融汇，甚至是碰撞，并产生它应有的作用呢？请问周星增先生怎么会想到上海办学？
周星增：可能到上海办大学的外地人中，我是第一个。这一方面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系，因为我原来在大学里教了10年，还有小时候的梦想和追求，我觉得办大学很有社会意义。另一方面，我觉得一个人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大取决于两点，一是自己要有一点懂，不一定懂得太多，（懂得）太多就成专家了，不一定能成功。
我觉得办学的社会效果特别好，我们国家历来有修桥补路办学校的说法，认为这就是功德无量的事。现在来讲，我觉得办学校仍然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我也预计到，如果到上海来办大学，肯定碰到困难会很多，但是我办大学这么有意义，对社会的效果这么好，上海市政府和人民都会支持我的，所以我碰到的困难也就容易能克服、能解决。但是办学需要的条件也是方方面面的，首先需要很大一笔资金。
主持人：当时你是不是有充足的资金来办学？
周星增：因为我的第一桶金淘得比较迟了，我是1992年下海的。如果把这笔钱拿到上海办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校，我觉得困难还是很大的，因为这个学校总的投资要三四亿。但是我觉得，办大学一个人做不成，我可以找几个朋友一起做。
主持人：找的朋友是上海方面的朋友，还是温州方面的朋友？
周星增：找上海朋友很难，是温州的朋友。
主持人：找的是温州的朋友。为什么你觉得找上海的朋友很难，是不是刚来不了解？
周星增：应该说是温州本身有股份制合作的基础。因为温州渔民比较多，以前都是捕鱼的。没钱一个人买不起一条船，两个人一起买。买了以后，捕来的鱼一起分。后来两个人觉得这个船太小了，那我们凑四个人、五个人买一条大船，捕来的鱼就四五个人一起分，所以股份制在温州有很牢固的群众基础。另外我办学校这个项目应该说很好，所以我回去以后跟我一些同学、朋友一讲，他们都很赞成。我们几个人把家里的一些资产卖掉以后，马上就到上海来一起办。
主持人：办学校，除了资金以外，还有很多方面的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
周星增：我觉得办学校和办企业（一样），会碰到方方面面的困难。困难是免不了的，一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我在上海碰到比较大的困难就是政策法规上，对民办学校的一些规定不太明确。
主持人：那么您又是怎么处理的？
周星增：我觉得碰到困难时，一般有三种人吧：一种是看到困难就退了；第二种是想不通（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很暴躁；我觉得碰到困难，我们还是用一种平常的心去对待。记得1997年7月分我一个人在上海，为了办这所学校，跑了教委、跑了有关部门，碰到了想不到的难题。我当时住在浦东康桥大酒店，住了20多天。1997年7月也特别怪，每天都狂风暴雨，那几天住在那里，我总在想：我家里的钱也不少啊，留给我儿子的钱都有了，我何苦呢，跑到这里来。确实也萌发了放弃的想法，经过了20多天的不断反思，和朋友的一些接触以后，我想如果碰到困难就逃的话，那我的一生肯定是一无所成。我想一个人总要给社会做些什么，总要留下点什么，这个信念一直在支撑着我，所以再大的困难，我想都一定能过得去的。
主持人：以你现在对上海的认识，对上海人的认识，你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温州人跟上海人在经商方面有什么不同？
周星增：上海人很善于学习，但是温州人比较善于做。很多教授跟我谈起过，他们早就想到要去办大学，就是不敢办，为什么？没钱。我说：没钱，找朋友啊！"谁会支持我啊，上海人帮什么忙都可以，（就是）绝对不能向人家借钱。"我们温州人很容易借钱给别人，借钱给别人觉得很大光荣、很开心。借钱，我觉得只是一件小事情，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大家团结起来，这就是团队精神、合作精神。另外，温州人比较善于主动出击吧，譬如：科索沃战争还没有结束时，一大批温州商人就已等在科索沃的边境旁边，等硝烟一停，马上冲进去，抓住这个机遇。我想上海人就不可能冒这个险，等那里很安定了才可能会去的。另外从就业择业的角度来讲，温州人基本没有下岗的概念，所有的岗位都是自己建立的、自己去创造的。有一句温州方言讲得特别好，下岗在温州话里叫（站起来），意思是"站起来了"。你要成功，那你必须去冒险。温州整个的氛围就是创业的氛围，而在上海很难看到这样的氛围。这是上海人跟温州人的不一样，上海人的冒险精神就不如温州人。
"建桥"要造三座"桥"
在周星增的人生道路上，似乎注定要与上海结缘。
1979年，当他怀揣江西财经大学入学通知书，路过上海时，他就被上海的气派所吸引了。"我总有一天要再来！"大上海在留给他深刻印象的同时，也留给了他无限的遐思。
1988年，温州大学建成。毕业后分配到贵州工学院工作5年的他，应聘调回故乡，担任了财会教研室主任。站在高等学府的讲坛上，他尽心尽力地把自己的全部才华奉献给学生。他讲的课，被众多的学生评为"最有学者素养的课"，组织上也将他作为学校领导人的角色进行培养。
然而1992年冬天带学生去常州学习，第二次路过上海，却使周星增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转折。
看着浦江百舸争流；欣赏街头霓虹灯闪烁；回想少年时代向父母立下的誓言以及当前生活中的种种困窘；解读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周星增的内心有种莫名的躁动。尤其是那不停闪烁的美丽的霓虹灯，就像新的希望，把周星增的心照得好亮好亮。
"回到家乡后，创办霓虹灯厂，让温州和更多的地方亮起来！"周星增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回到温州后，周星增又进行了冷静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交了一纸辞呈。他要暂别讲坛，到经济的大潮里搏击。
周星增的腰包鼓起来了，他想到了回报。他想用自己智慧和辛勤劳动换来的财富，让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然而母亲拒绝了。她把儿子孝顺的钱，捐给了温州大学，接济了困难的乡邻。她甚至把儿子让她坐出租车的钱，原数塞回他手里。她希望有出息的儿子把钱用到更有用的地方去。周星增的眼睛湿润了，他再一次陷入了沉思：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是对母亲最好的回报？
1999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办学形式，均可以大胆试验。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读着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话，周星增兴奋不已，那份割不断的校园情节，又开始在他的心中复苏。1999年7月，他又一次踏上了上海这块热土。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上海人的热情以及海纳百川的胸怀，使他面临又一次重大的人生抉择。
上海市政府协作办的同志，把他介绍到南汇县康桥，康桥镇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周星增。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相继闻讯赶来，推心置腹地说，我们南汇想有一所大学，就像你们温州人当时想要一条铁路一样迫切。你想在康桥办大学，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也是南汇全县人民的大事，我们会给你最大的支持。
领导的话固然令人感动，但办大学却不是容易的事。上海市教委有关部门的同志初次回答他咨询办学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你们温州人经商就像犹太人一样精明，但想办大学，就不那么简单。"
他不服气："温州人办学也内行。上海有名的教育家苏步青、谷超豪就是温州人。我当过10年大学教师，也懂教育管理……"
教委的同志笑了笑，不知是信还是不信，他告诉了周星增办学的几个条件后说："你如果具备了这些条件，你的申请就会批准。"
开弓没有回头箭。要强的周星增很快与康桥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意向协议：他要投资近4亿元，创办上海建桥学院。建桥谐音英国"剑桥"，他的目标是要把建桥建成一流的学校。回到温州后，他几乎卖掉了自己所有的工厂，又说服了几个最知心的经商朋友联手。一个星期后，他重返上海。
1999年8月10日，是周星增难忘的日子。上海建桥学院在康桥举行隆重的奠基仪式。上海市、浙江省有关领导和知名人士专程前来祝贺，拉开了周星增在沪上创业的序幕。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对于周星增办学，上海市委、市政府、上海市教委和南汇县委、县政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有力的帮助，南汇县还把建桥学院列入2000年七大重点工程来抓，县长和康桥镇委书记亲自挂帅，确保学院基建顺利推进。
2000年10月12日，如期建成、气势恢宏的上海建桥学院举行了首届开学典礼。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倪志福，全国政协副主席王炳乾，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等领导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贺电。费老在贺词中称："周星增办学，标志着温州商人群体整体素质的提高，同时也说明温州商人在更高的领域拓展空间。"
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李修平宣读贺信、贺电后，周星增开始讲话。他说，把学院取名为"建桥"，除了表明自己办一流学校的决心和信心外，更深的涵义是为了实现他报效社会、回报父老的初衷和心愿。他说，"建桥"要建三座"桥"：第一座桥是为学生而造，让学生在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学好知识和技能，具备安身立业的本领，成功到达理想彼岸；第二座桥是为教师而造，民办大学必须建立一种新机制，充分发挥教师的才能和特长，让教师得到更好的待遇，使学校成为教师传播知识的土壤，发展事业的载体；第三座桥为社会而造，为社会培养各种人才，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
为了实现上述承诺，周星增的大脑每天都在高速运转，他大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办学经验，以现代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为手段，全面实施开放式的办学模式，重在培养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他还积极奔走，与悉尼大学等国外知名大学协商合作办学的新途径。
身为上海建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他在外创业，不忘故乡。为了发展教育事业，2001年12月25日，他与温州大学校长谷超豪签约，与温大合作，成立二级学院。学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他关心着温州，关心着上海，关心着全国。他先后为浙江省少年基金会、少数民族地区、特大洪涝重灾区、希望工程捐助200多万元；相继向上海市少年儿童基金会、南汇县围棋俱乐部、温州市高教园区、山东营南希望小学捐资150多万元。
200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曾庆红视察了建桥学院，他称赞周星增在上海办学是有眼光的同时，问他："企业办学校，当然也要考虑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主要是社会效益。你考虑过回报吗？"
周星增回答："我注重的是社会效益，大学办起来了，社会反响很好，我已经得到了回报。这是精神的回报。对我来说，造福社会，精神回报更重要。"
这就是周星增，他一如既往，追求着他成就事业、回报社会的理想。他对记者说，他还想做两件事，而且已经开始为之奔走，那就是：办一所敬老院和一所福利医院。学校-敬老院-福利医院，合起来是三件大事，这是不是他个人为之付出毕生努力的三座"桥"呢？记者没问他。
天行有常，天运有律。在这里，记者衷心地祝愿他的每一个理想都能"梦想成真"，使他的人生价值得到更好的体现，为我们这个世界增添更加绚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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