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村官干得好的大学生，将来都会有出息，不会一辈子当村官的！”
中国农大校长柯炳生：大农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大学生
10月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新国策的强力支持下，中国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时代已经呼之欲出。这样的政策环境对于农科专业的大学生是否意味着空前的良机？
10月17日上午，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中国青年报：十七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定，对于您的学生应该是一个空前的利好消息吧？
柯炳生：从宏观意义上讲，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近年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5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又是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再好的政策也需要有人去落实，如今迫切需要大量人才去解决“三农”问题，即将出现的大农业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大学生！
以前农业就是靠人力、畜力，现在则是高度现代化的农业了。农学专业本身也有了发展变化。就说兽医系吧，以前给牛马治病，因为过去全靠牛马拉车耕田。你看看现在，还有多少人用牛耕？牛是用来吃的了，马也很少了，越来越多用于体育休闲。现在牲畜生病，由于种种原因，一般也不去治它了，扑杀掩埋了事。如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食品安全、动植物检疫（包括进出口动植物检疫），还有城市新兴的宠物饲养治疗。再说食品科学，原来农学没这个内容，现在有了食品学、营养学。更有一些高新技术，例如克隆和转基因等生物技术都在发展变化，在推动现代社会的发展。
这些变化决定了现在的农业大学培养的人才，是高级人才，包括科研人员、工程人员、管理人员等。曾有一个学兽医的女学生家长找到我，说她担心女儿会去乡镇兽医站工作。我说，如果那样的话就是我这个校长的失败！不是看不起乡镇兽医站的兽医，而是打个疫苗、预防针，高中毕业生培训一下就够了，不是中国农业大学学生要干的事儿。
中国青年报：精英的岗位有那么多吗？您看，目前大学生就业人数呈井喷之势，竞争多激烈啊！
柯炳生：大学生毕业一出去就是精英吗？一出去就当教授、经理、司长、市长吗？那是不可能的！要成为精英，也要从基层做起。就拿当村官来说吧，当村官的意义除了到基层为“三农”服务，更重要的是培养懂得基层实际、与老百姓有深厚感情的未来领导者。毕业生一出去就给你一个县长做，做得了吗？不可能的。一个领导者，如果脱离实际，脱离跟基层的血肉联系，怎么干得好呢？我相信村官干得好的大学生，将来都会有出息，不会一辈子当村官的！要成为科学家，首先要做研究生；要成为工程师，首先要做工人。但只要你具备精英的素养，到哪个岗位都会做出与众不同的业绩。
中国青年报：当下国家政策正是鼓励大学毕业生踊跃到基层，农科大学生下得去吗？
柯炳生：很多人呼吁一村一个大学生，要能实现当然很好。但是，这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居住问题，婚恋问题，子女就学问题，待遇问题，越是不发达地区，这些问题越难解决。
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我们可以重点把县级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建设好，充实力量，改善条件。县级推广中心比较容易招收高素质的大学生，解决他们各种生活与工作问题。向上可以联系有关科研院所和大学，取得新技术；向下可以联系到各种农民协会、合作社、企业、农民专业户、示范户等等。现在交通条件和通讯条件大大改善，县城与乡村的联系日益方便。推广体制改革好了之后，有助于吸收更多大学生加入这个体系。
中国青年报：如今大学生就业“东南飞”现象普遍，但中西部应该更需要农科高级人才。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柯炳生：就业都是自己的选择。中西部地区有优惠的政策，随着基础设施、文化氛围的改善，我相信去中西部的人会越来越多。我要提醒大家，不要全都扎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中西部缺乏人才，机会很多。比如一个博士到西部去，可能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大家会很重视他，离不开他，他的价值也会得到肯定。在北京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岗位，甚至只能到政府机构中接接电话。一个人，除了要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要有远见，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一个人是否成功，关键还在于兴趣，有兴趣才能有志向。
中国青年报：怎么培养学生学农爱农的兴趣呢？
柯炳生：自信。对自己和对自己所学的专业要有自信，这是兴趣的来源。其实我们中国农大学生的素质都很不错，入学时可能比北大、清华低了几十分，但我们有些专业是北大、清华没有的，是国内领先，在国际上也有一席之地，这还不足以让我们的学生自信吗？而且，我们要明确能力比分数重要，勤奋比智商重要，而理想和兴趣比什么都重要！
能力怎么来的？能力跟智商有联系，但更多是勤奋努力的结果，是后天培养的。只有在兴趣的指引和激励下，才会有努力和奋斗的持续动力。所以，我总说我们农科学生要自信，自信不比任何人差。还有社会对农业的观念也应该改改。我国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急需农业人才，学农有很好的出路，未来前途光明。我们的学生要对自己的学科有这样的信心。
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学生有理想，有抱负，并且知道学农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你没有兴趣也可以培养起兴趣。其实又有多少人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兴趣呢？只要你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很重大，值得为之终生奋斗，你就会有一种冲动，你的兴趣会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而农学就有这样的意义和让你为之终生奋斗的理由。
“农村教育是个大问题，近几年应当看到，国家、社会对农村教育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投入也大大增加。五六年前还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书本费以及对住宿生提供补助。”3月5日上午九时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如约在办公室接受记者专访时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讲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与五六年前讲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农村教育在新的基础上应有更高的标准。”
柯炳生说，过去，我们要解决让农村孩子上得起学的问题，尤其是义务教育。现在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上得起学，还要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让他们上好学。从这方面来看，农村教育与城市相比，差距仍然很大，缩小这种差距非常重要和迫切。
基础教育财政支持绝对不能以县为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虑。”柯炳生说，一个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需要。教育公平是整个社会公平的重要一部分，但不能笼统地说教育公平，要把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分开来讲。基础教育是实现整个教育公平的基础，没有一个公平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公平就很难谈得上。
要实现教育公平，首先就要改善基础教育条件，包括学校建设、师资配备、教学条件等等。基础教育的部分———小学和中学，一定要建在农村。“虽然成本会高一些，但不可能把孩子都送到大城市，义务教育就有1200万学生，面太宽，只能就地解决。”柯炳生说，“基础教育的公平问题，主要是区域平衡问题，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村的不同区域之间有差距。”
另一个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是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的需要。柯炳生强调说，“农村教育绝不仅仅是农村的事。”现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已达1.4亿多。随着机械化的发展，大量农民的子女将来要到城市就业。如果他们都是文盲、半文盲，那国家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还从何谈起？所以办教育，不能光讲“县办教育”，管理上应该以县为主，但财政支持绝对不能以县为主。人才是为国家培养的，不是为县培养的，中央财政应当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教育，现在已经拿出很多了，但仍然不够。
“农村教育问题是涉及整个国民教育的问题，是涉及国家整个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问题。现代化说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不能把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人口放在现代化之外。”柯炳生说。
扩大内需农村教育更应加大投入
对于如何解决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和农村教学水平低下的问题，柯炳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是重中之重。“没有好的老师，再好的校舍，再好的条件也没有用。”所以，国家出台政策，按照相关法律的要求，切实保证义务教育阶段老师的工资标准和公务员一样，这一点非常重要，对稳定教师队伍有好处。此外，青年教师、城市教师到农村轮岗，鼓励大学生去农村“支教”，建立农村教师培训项目，加强对农村教师的培训以及提高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等都是当前可行的办法。
“我个人认为，在一些地方随着交通、通讯等条件的改善，可以以县为单位，统一招聘教师，让教师在县城落户，平时在乡下工作，周末回城。这可能会有助于解决农村师资不足的困境。”柯炳生说。
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以及加强农村学校的网络建设等方面也是柯炳生列出的几项具体措施。“通过现代化的网络手段，不仅可以让老师和学生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资料，还可以培养他们独立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此外，柯炳生强调，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农村学校必须适当集中。这需要有两个条件：平原地区要有校车制度，交通不便的山区要有寄宿制度。在当前扩大内需的环境下，农村教育更应该加大投入。建宿舍、买校车，这既能满足发展教育的需要，也能满足扩大内需的需要。而且这种内需不是消费性的，今后会持续不断的发挥积极作用。
谈到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享受公平待遇难时，柯炳生表示，农民工子女进城后，给不给平等上学待遇，这是一个“两难”：不改善很不公平，改善的话会导致“膨胀”。“如果城乡差距不缩小，农民工子女进城教育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发展农村。如果脱离这个大背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很难改变，这是一个‘死结’。”
国家给农科生免费不应“斤斤计较”
“高等教育也有公平问题，但它与基础教育、义务教育的公平问题不一样。性质不一样，解决的途径和措施也不一样。”柯炳生说，“高等教育的公平是让只要考得上的孩子都上得起学，毕竟人人都上一个好的大学不可能，但人人都上一个良好的九年义务教育是可能的。”
柯炳生说，高等农业院校的服务对象是亿万农民，服务对象所处的弱势地位决定了高等农业院校自身发展也受到约束。由于受基础薄弱、试验田投入周期长、社会认知度低、社会融资能力差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农业院校内部筹资的能力、发展的能力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而农业高校承担的包括培养人才、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职能在国家基础行业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需要国家重视和支持，加大投入。
柯炳生呼吁国家要不带任何约束条件地给农科大学生免学费，提高学农对广大考生的吸引力。农业院校的学费尽管较低，一年3000元，但4年12000元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仍是一个负担。
“一个青年人把4年的青春献给农科专业，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做过一个调查，我们的毕业生有50%－60%还是从事与‘农’有关的工作。哪怕30%的学生从事农业工作也值了。”柯炳生说，“我算过一笔账，全国农科生33万人，全免每人每年3000元学费的话，国家每年投入10个亿。这10个亿值啊！学生受到资助后对国家是心存感激的，即使今后他不从事农业，他也对农村怀有感情。”柯炳生认为，国家给农科学生免学费不应带有任何条件，不要规定学生毕业后必须到基层去、到农村去服务几年，“国家不应在这个问题上斤斤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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