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走进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我想知道，在那之前，您的生活和音乐有关吗？
王次炤：有关系。我的经历非常复杂，讲起来可以写一本书，我下乡12年，这个时间是知青里最长的。
记者：12年的时间恐怕已经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设计了。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您有过设想，也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改变了。结果两个学校都考上了，最后我选了中央音乐学院。我们那一届的同学很用功也出了很多人才。
毕业后我留在音乐学院教书，主要从事音乐美学的教学和研究。先后开设了《音乐美学基础》、《中国传统音乐和传统音乐思想》等六门课。。在学术研究上我也很努力，撰写和发表了不少论文，也出版了一些书著。但这些成果主要在1992年当副院长之前取得的。之后就比较少了。但我写了许多关于学校发展的规划和论述，大约有三、四十万字，这也是一种学术成果，是更宽的学术，对我回过来做学问也会有帮助。我经常跟年轻人说担任行政工作有好处，一些年轻人不愿意做行政工作，怕影响学术发展，我认为没有不利影响，反而对将来做学术有帮助，视野会更宽、更广。
记者：十几年前，您出版过一本《歌剧艺术的改革者》的著作，您觉得自己算不算改革者？对于中央音乐学院而言。
王次炤：这本书很早了，是80年代初的事情，是一本普及性的读物。我们学校的教学改革应该是在1985年就开始进行了，在全国高校也算比较早的。当时改革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调整原有的教学体制，建立学年学分制。1995年我们又进行第二轮改革，对原来的学分制教学体制进行调整，之后我们才开始考虑其他方面的改革。
我院的教学改革一直走在前头，但我们不太宣传。1996年我提出一个改革的理念：小步快走、分步进行。就是高校改革既要推进又要慎重，不能大刀阔斧也不能轰轰烈烈，每一步绝对不能走错。困为高校内部体制改革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绝对不能做表面文章。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发表过一篇谈教学改革、教育改革的文章。但是在认真地做。前后酝酿了两年时间，于1998年，我们正式提出了改革计划。我们选择了改革最容易进行、影响不大、却又是很重要的环节，这就是科研。
记者：为什么不能直接改革最核心的部分？
王次炤：科研作为试点不会影响整个教学，但如果把教学改革作为第一步，影响面比较大，万一出了问题，直接影响正常的教学工作。我们的步骤考虑的比较精细，科研体制改革在先，从高校办学规律来看，科研重要但不会影响大局。
我们打破了原科研机构的终身制，开始全面实行聘用制，这当时在音乐学院内部影响非常大。应该说第一步的科研改革是非常成功的，我们以课题来聘请科研人员，不仅在学校内部，而且扩大到了全国范围去纳贤。我认为这项改革让整个科研机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科研经费也增加了很多。
我们在科研体制改革基础上成立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这是目前我国高等艺术院校中唯一的一个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记者：那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教师和教学的改革了？
王次炤：我们进行的第二步，是机关机改革。要让学校稳定，机关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机关稳定了，其他各方面的工作的稳定就有了保障。我们对学校的机构进行了精密的设计。当然，机构调整也存在一些困难，从学校发展看，有些机构是可以调整、压缩甚至可以合并的，但从整个高校管理一体化来看，特别是在北京，很多机构必须要设立。当时我们砍掉了一些，合并了一些，结果又恢复了一些。因为机构的多少只是形式上的一种改变，不是本质，所以我们并没有硬性坚持。本质是要真正建立一个良性的运营机制。
前期我们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正对不同对象，我分别作了四个报告：第一个是在党委会上谈意图、设想和步骤，也就是为什么要做、怎么来做；第二个是在全体干部会议上讲；第三个是在全体党员会议上讲；第四个是在全体教职员工大会上，仔细阐述我们必须要改革的理由和改革的思路。从学校来说，这应当是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我们运作了几个月，比较成功。
记者：循序渐进，也符合我们的国情。
王次炤：我们把教学改革放在最后，因为它是高校改革的最关键的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机关改革之后我们进行的是分配制度改革和后勤改革。对分配制度我们作了比较大的调整。当然，由于经济实力，我们不可能像有些高校那样，打出几万几十万的年薪。我们的调整和他们想法不一样，我的看法是：在中国，打破大锅饭非常重要，
但你又必须看到中国的现实情况，人们普遍的生活水平不高，你不能拉开太大差距，否则会形成一个部门内部心态的不平衡。在这一点上，我当院长很有体会。
大学校长首先是一位首席执行官，你首先要负责的是学校的稳定，这最重要。在分配制度改革上，我们没有拉开很大的距离，最低的和最高的相差也就5倍，有的学校相差十几倍。我们的改革似乎比较保守，但我觉得符合国情，符合我们学校稳步发展的战略。
同时，我们还采取其他的奖励办法，在科研或教学成果的奖励上拉开差距，有特殊贡献的人我们还可以特殊奖励。这种机制不是建立在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上的，是一种竞争，最终的分配差距可能会超过5倍、8倍甚至10倍。我们的分配体制改革比较平稳，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有遗留问题，但我们的步子走得很稳。在改革中，我的原则就是：走出一步决不往后退，但是每走一步都要深思熟虑，而且每走一步都要扎扎实实。
记者：您刚才提到后勤改革，这也是目前高校诸多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和国外高校不同，我们的高校在后勤方面要管得更多，也更琐碎，您也有体会吧？
王次炤：1992年，我当副院长主要管教学科研，但1994年院长病了，文化部宣布让我主持全面工作。宣布的当天晚上有三四个职工来找我，要求把家属或孩子调到学校来，我一看材料，这些家属都、没有上过大学，有些是在外面找不到工作的。第二天我到人事处去查了一下，这类材料大概有几十份，厚厚一打，其中还有一位劳教释放人员。对我而言，吸纳他们会影响学校的发展，不吸纳又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我为此给党委打报告，提出对非专业人员实行认识冻结。在后来8年时间里，行政人员没有再进一个正式的人员，由于自然退休的不少，行政人员的数量在减少，这为后勤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总的来说，我院后勤改革相对比较简单，我们的学校规模比较小，不可能建立一个像综合大学那样的后勤集团，我们采取的是自然减员，然后推行社会化管理。当然中国目前物业管理水平、诚信度都还比较低，但我相信会慢慢好起来。最近我们教职员工新的宿舍楼盖好了，我们尝试着请了一家物业公司来管，员工反响很好，所以我们想把全部宿舍楼都交给他们管理。社会化，也符合中央关于高校后勤改革的趋势。
记者：事实上，每一步都走得不轻松。
王次炤：最后我们着手的是教学改革和教师聘任改革。教师聘任工作也很困难，包括西方国家的大学校长在内对教师聘任工作都十分谨慎。
我院对教师的考核非常严格。从1994年开始，学院开始建立教师考评制度，任何人要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都要经过几个环节的考试，专业考试、教学考试，口试和笔试等。还有个人综合素质考察等等，最后通过全面测评，才能决定是否留用。另外还有一年的试用期。
我们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前几年有一个年轻人从国外回来的，拿了一个硕士，条件不是太好，我们考核后第一年没有用他，第二年他又考了，比第一年有长进，当时他提出来，“让我试用一年，看看我的表现。”我们讨论后说可以，一年后学校发现他不仅在业务上、教学上有问题，而且人格、品行也不很理想，我们就辞退了他，也据实写了评语。他就到法院去告了我们，说对他的人生有影响，最后他还是败诉了。
在教师聘用上我们建立了一套机制，是要让大家意识到，你是学院的教师，应该把主要精力或者全部精力放在校内。我院年轻教师在外面乐团兼职的很多，教师外出讲学也非常多，这些我们都允许，在对待教师开展专业活动方面，我们有很宽松的政策，否则作为艺术家，没有实践、没有舞台、没有社会交流，自己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国外许多大学，也允许教授一个星期有一天时间在企业工作，这样可以调整教师的教学状态。
我们对前四年的工作做了全面的统计，全校大概只有三、四位教师不称职，不能再聘用，这约占全小教师比例的2-3，很小的一部分，其余的百分之九十几是很稳定的。我问了有些学校，他们是百分之百聘任的。我们虽然只有我说我们百分之几流动，只走了一小步，但是这个3的步伐我绝对不后退，因为这表明了聘任的机制已近建立起
来了。然后再走第二步、第三步。高校改革，最可怕的是走回头路。
记者：一直有人在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世界级的音乐大师？这跟我们的音乐教学关系大吗？
王次炤：这就要说到教学改革。中央音乐学院在全世界音乐院校中影响非常大，是国际比赛获奖比例最高的学院之一。这是国外媒体评价的。国内新闻媒体对我们学院师资力量和学生素质的评价也非常高。但反过来我们在想，为什么中国大师级的音乐人不多？这就不得不说到教育体制问题。
讨论现行的音乐教育体制问题，首先要明白音乐是什么？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也是一种人类的文化。音乐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有自身特点，作为音乐教育，它需要设置相关的专业课程。但还必须考虑到，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它应包含哪些知识结构，应该开设哪些课程。所以我提出，我们的课程结构要体现出要音乐、艺术和文化三位一体。调整我们的课程结构，这是第一步。
第二就是从教学途径和教学方法上做调整。以前，学院学习作曲的学生和学习表演的学生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但实际上音乐创作、表演和音乐评价是三相关的实践环节，十分需要互补互容。因此，在教学方法上，我们提出创作、表演和接受评价三位一体。在具体实施上，我们采取硬性规定：即要求表演系每一个学生一年或者一个学期必须演奏或演唱一部作曲系学生的新作品，而且要自己去处理；作曲系每个学生要为表演系学生创作一部作品；而从事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生则要评价作曲系学生的作品和表演系学生的音乐会，这些学实践性的活动都算学分。这样，学校就形成一种个专业相互关联的教学机制。一位真正的大师，不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高超的技能，而且他们在学术上也应该有一定的建树。
当然，关于中国大师级音乐家的问题，是有历史原因的。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的学生在重大国际比赛包括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等国际大赛都获得了很多奖项，这充分说明我国的音乐教育已进入国际水平。这是一个基础，但我们还需要实践积累。
记者：我有个问题，您觉得音乐人才和音乐大师最大的区别在哪？
王次炤：大师是在人才基础上产生，很难用精确的概念来界定，但我认为应该是在这个领域中比较完美才的人才能被称为大师。不光是在技能上，还有在文化修养、整体的情感高度等方面上，大师都应该是比较完美的。另外我们应该树立一种观念：大师不是学校培养的，学校只是为将来大师的出现做最基本的培养，为大师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可能。
记者：实际上，教学改革面临的挑战中有一项是处理历史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音乐学院在这方面是如何考虑的？
王次炤：我们的教学改革每走一步都要很谨慎，首先要尊重历史，保持传统特色，把传统丢掉不叫改革，而叫毁灭。教学改革的出发点不是因改而改，而是先要看清楚现有体制长处在何处，弱在何处，弊端在哪儿，这样改革才不会盲目。自从我担任学院领导以来一直强调不要割断历史，中国的教育发展和中国的艺术教育都不能割断历史，中央音乐学院同样不能割断历史，因为任何改革都不能丢弃好的传统。
记者：我还注意到，中央音乐学院和国际音乐界的交流之广是公认的。
王次炤：这也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之一。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要有开阔的学术视野，要有广泛的对外交流。中央音乐学院从未有过、也永远不会有门户之见，虽然我们现在被称为是中国最高的音乐学府，也是全国艺术院校当中唯一一所进入“211工程”建设的重点大学，但我们从来不自负，一直在吸收、借鉴国内外高校的成功经验，也包括学术上的。中国有九所音乐学院，在我们的师资中，其它八所学校的毕业生我们都有，这说明，我们绝不排外。
对外交流方面，我们也很活跃。当时文化部外联局曾经统计过：中央音乐学院的对外交流占文化部直属的单位的60。学院几乎每天都有国外知名教授或大师级的音乐家到学院来讲学和交流，这个是大学办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有一个观念：文化艺术的发展如同生物进化，应该在多种血液的交融中不断完善。所以我院从来不去排斥外人，所以我们学校的师资建设视野也很开阔，目前，我院的教师中有从世界各地留学回国的人员，有来自东欧的俄罗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西欧的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挪威、芬兰和美国、日本等国家。
记者：不少高校校长在谈到管理时都有一些新观念，您的心得是？
王次炤：管理上，我非常强调校长自身的人格管理和人格的自我完善。校长一般都有一定的学术地位，有一定管理能力或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作为校长，在管理学校事务中持一种什么态度，怎么摆正自己的位置，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校长应该尽最大努力，把学校的学术、人力资源开掘出来，靠集体的力量来推动学校的发展，因为一个人力量再大也只是一个人，学校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教职工在关心学校的发展，把每个人的智慧集中起来，一定形成一股强的力量，这是学院取之不尽的资源。
所以我提出校长“人格管理”的理念。认为校长首先必须要有开阔的胸怀，能容纳能人。校长在学术上一般都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但你一定不能排斥比你地位高的，或者在管理上、学术上比你强的人。这是校长人格魅力的体现，做不到这点，学校的发展肯定会受到影响。因为强者都留不住。在学校，要建立严明的管理制度，也要建立一个宽松的人际关系，校长和教师、和部下都是朋友，这很重要。
第二就是顾全大局，必须要从全局考虑问题，要考虑学校整体发展，必须服从大局，需要调整自己时时必须调整。人格的自我完善比什么都重要，只要你做到这一点，矛盾就会化解，阻力就会消除，学校就能顺利前进。
记者：您知道，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走进中央音乐学院，但中音的招生规模决定了能实现这个愿望总归是少数，这些不想放弃音乐的年轻人该怎么办？
王次炤：坦率地讲，这也是我个人很遗憾的。我们国家有很多年轻的音乐人才，可惜的是，每个专业我们只能招少量的学生。最近几年虽然因扩招增加了录取的人数，但仍有不少有才华的考生落榜，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有一次发榜时，我藏在家长和学生中观察，那是下雨天，我看到好几位落榜孩子的母亲在流泪。你知道，学习音乐是非常苦的事情，孩子从很小就开始练习，而且家长也陪着受累。所以我想应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但却是有很多现实问题，我们的教学设施跟不上。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下，总面积为3.6万平方米的教学综合楼即将动工。建成以后招生规模可以明显扩大，可以让更多有音乐天分的青年人到中央音乐学院来学习。
另外，我们想把成人教育办得更好一些，，让那些年纪较大、没有机会考大学的人通过成人教育、远程教育来弥补历史的遗憾。这些年，全国艺术院校发展很不平衡，我们想通过扩大招生把人才输送到全国各地去。中央音乐学院的核心地位不是表现在高高在上，而是体现在团结全国音乐院校和艺术院校共同努力，使我国的音乐教育水平普片得到提高。
王次炤：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17岁，在浙江的兵团，到1978年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整整12年。这是历史造成的，不多说了。我中学读的是杭州第二中学，浙江省重点中学，非常棒的一所学校。那时我的理科成绩很好，数学尤其好，得过数学竞赛的第一名，学校百年校庆时我回去了，发现我的数学老师还记得我。
在学校里，我不太活跃，但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小提琴、笛子、二胡、琵琶、三弦、手风琴我都学过，但都是业余水平。刚下乡时，我还准备考大学，但不久高考就停了，我就自己学音乐。下乡时，我背了自己的琴，还曾用木板做过一把小提琴。那时喜欢音乐的人很多，我还到图书馆手抄了和声学一类的音乐理论书。绝没想过以后会有用，就是因为喜欢，再加上没有别的事可做。后来我被调到团部宣传队、师部宣传队和兵团部宣传队。也就从那时开始学作曲，在兵团期间曾发表过几十首歌曲，现在我还都保留着，翻翻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记者：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当时您学音乐并没有功利的因素。
王次炤：学习有两种情形：一是目标明确，能看到前方的希望，能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才学。另一种是并没有明确目标，但只是让自己不虚度人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属于后者。
但我从没悲观过，即便是最失落时也向往光明。我1949年出生，在兵团呆了十几年，新中国成立后的酸甜苦辣我全都尝过，最后尝到的是甜。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我们这一代人就没有什么希望，我也不可能当上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绝对不可能。
记者：后来考中央音乐学院是您计划中的一部分吗？
王次炤：很偶然。1977年恢复高考，第二年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都在上海招生，当时我已经28岁了。因为报考作曲和理论的考生可以放宽年龄限制，我就去试了一下。当时考上音的是民族作曲，考中央音乐学院的是理论专业，也就是现在的音乐学。事先没有任何人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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