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武汉大学的新闻系名气很大，我有一些朋友就在那里读书，但非新闻专业来做记者的人越来越多。我的理解是，新闻无学，因为它涉及的学科太多，在深入程度上非新闻专业的可能更有优势。
侯杰昌：应该是的，新闻系以前是从中文系分支出来的，所以跟中文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后来的发展却不是这样了，因为中文更基础一些，新闻应用性更强一些，承受的多学科交叉更多一些，几乎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有涉及。要了解生活，反映老百姓的需求，这已经不是中文的要求了，按现在时髦的说法，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知识面宽了以后，才能把稿子做大做深。现在武汉大学很注重学生的知识面的扩展，从前在评价人才时，不管是自然学科的科学家还是人文学科的专家，知识面都要求很广。
记者：有人说，武汉大学的历史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浓缩。
侯杰昌：(笑)武汉大学成立比较早，是从1893年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慢慢演变而来的，从名字可以看出当时背景，清末国家衰败，有志之士想要救国图强，像张之洞之类的洋务派想办工厂，开矿山，需要很多的法学人才、采矿人才，自强学堂就应运而生了。后来，自强学堂又发展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立武汉大学。
记者：听说现在武汉大学的校址就是在国立武汉大学时期选定的。
侯杰昌：30年代时，有外国人问胡适，“中国的建设，中国的大学搞得怎么样了？”胡适回答，你要了解中国的建设，了解中国高等院校的建设，就要到武汉去看武汉大学，当时武汉大学的建筑就是当时39岁的李四光建议修建的。以前的学校很破烂，也很小，只有一个运动场，李四光想再找一块地重新造，后来就选在了珞珈山。当时还没有很规则的路，李四光骑着毛驴，带着干粮和水找到这块地方，总建筑师是美国人，真正是白手起家。学校建成后，很多人都到武汉大学来看，发现这儿好像有布达拉宫的风格，又好像有故宫的精神，原来这位美国的总建筑师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他把中国古代建筑的风格和西方建筑融合在一起了。
当时办学校的都是年轻人，李四光当时只有39岁，王世杰在《毛选》里排第九号，当校长时也只有39岁，还有一位是刘树杞。他们认为，武汉大学要么不办，要办就要办成一流。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不行，他们分析，武汉交通非常方便，需要一所文、法、工、农、医齐全的、跟国际接轨的综合性大学。建校的第一期工程从1927年到1933年，花费了150万大洋，中央政府支持75万大洋，湖北省政府支持75万；1933年到1938是第二期工程，中央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又各拿出75万大洋。当然，300万大洋要办成一所六大学院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是很困难的，需要四处筹资。
记者：听说有一段时间，牛津大学是承认武汉大学的学生成绩的。
侯杰昌：抗战期间，学校迁到了四川乐山，抗战胜利后才迁回珞珈山。到1946年，学校已经建成了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有一大批著名学者在校任教，已经在海内外建立了广泛的影响。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武汉大学的文、理学毕业生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的人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就是说，这些学生不需要经过新的考试，牛津大学承认武汉大学的成绩。那时，武汉大学还不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但是教学质量是可以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较的。
记者：建国后又经历了1952年的院系调整。
侯杰昌：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武汉大学的一些院系和专业成建制调出，与其他学校的学科专业共同组建了一些新的高等学校。1978年以后，学校进行了包括办学模式在内的改革尝试。经过20多年的努力，学校已经形成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等多学科综合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记者：武汉大学也与武汉地区的几所学校进行了合并，效果好吗？
侯杰昌：合并后的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我们的校园连成了一片，二是真正做到了学科优势互补，之前各个学校的特色学科、优势学科并不重合给合并带来了很多方便。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的特色是水利电力、农电水利、电器工程、动力机械、土木建筑，武汉科技大学的航测遥感、测量都有优势，湖北医科大学的口腔、心血管内科、肿瘤都是一流的，合校真正做到了学科优势互补，教学资源也丰富了。
现在武汉大学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专业实验室数量很多。我们有99个博士点，有20个国家重点学科，排名也比较靠前，学科比较齐全，教师力量也比较强，在教学科研第一线有5000人，博士有500多人，科学院院士5位，工程院院士5位。
另外，武汉大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像公园一样，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学科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信息科学和医学均衡发展，学科数量多，可以形成的交叉学科也多了。有一流的课题，一流的科研人员，再加上政府和学校的支持，过几年就有可能有所突破，比如搞材料的，有物理材料、化学材料，但我们现在的着眼点是物理学与生物学的交叉，武汉大学成立了材料研究中心，从事物理研究的人拿出一半时间学生物和化学，从事化学材料研究的人则拿出一半时间学生物和物理，我们需要的就是复合型人才。
记者：是不是每个专业的学生都能有“复合”的机会？
侯杰昌：加入WTO后，我们需要的不仅是WTO人才，法律系、商学院、外语系的课程能吸引很多这些专业外的学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毕业之后，可能就要用到别的专业的知识。我们筹备的一系列计划，都需要经常与国外大学交流，因为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是要在国际环境中接受考验的。21世纪中国要走向世界，靠什么？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需要有国际竞争的经验，现在经济发展很快，国际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提供了很多机会。其实，我们中华民族容纳了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许多精髓，我们很希望武汉大学的留学生数量有更大的突破，达到学生总数的10%，就是说要有4000多留学生，但现在的数量少得可怜，只有五六百人。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方案：和同类型的大学，或比我们水平更高的大学互相承认学分。就是说，我们的学生有这样的机会，四年的学习时间中能有半年的时间不在武汉大学，同学了解国外的事情都是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但如果有一天能亲自到国外去转转，就能更直接地了解国外的文化和风土人情。
我们学校的课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比较基础的文、史、哲、数、理、化；另一类是应用学科，如法学、公共管理、高新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医学等。我们对这两类的要求是不同的，基础学科我们要求更宽泛一些，武汉大学的公共课非常多，武汉大学的教师有个鲜明的特点，讲课非要讲与众不同的观点，如果去征求意见，一百个人会有一百个意见，得不到同样的答案。
记者：这种情况，作为管理者，您会不会很不舒服？
侯杰昌：这需要大家的理解，大家提供了很多意见，需要你做出判断，并通过相互的交流来协调。现代科技发展速度非常快，周期也在缩短，研究的课题都是多学科交叉的，通过大家的讨论，吸取众家之长，才能得到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这并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讨论得出来的。
记者：有人告诉我，您是工作狂。
侯杰昌：(笑)我是一个教书先生，我觉得，做学问要有新奇感，要有好奇心，你的事业不单是你的谋生手段，而是你整个人的一部分，这样才可能全身心的投入，吃饭睡觉都会在思考这个问题。
其次，教师是生活在一个集体中的，不能我行我素，要和周围的人处理好关系，协调好关系。你可能会碰到顺心或不顺心的事情，情绪会产生很大的变化，这时你就要学会控制，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到和周围人和谐相处。在我们武汉大学学习，教学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如果学物理的只能在物理交流活动中才能学到知识，就太可惜了，任何一个学科专业都是非常窄的，在大学四年中，在学校的学习应该远远超过你的专业学习。我觉得比较好的状态，是现在大学生可以自由选课，通过教师，也可以通过图书馆，千方百计学习知识，就像海绵一样把养料都吸进来。
记者：其实真正做到也不容易。
侯杰昌：在我毕业那年，我们的老校长李达讲了很多话，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一句，“临别以后希望你们在工作之后能保证一个小时的看书时间。”当时觉得这太容易了，可是，真的工作了之后才发现，要挤出一些时间来看书真的很困难，时间太少了。所以，在学校时，更要争分夺秒地抓紧机会学习，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记者：李达老校长的期望您做到了吗？
侯杰昌：真正做到很困难，但我还是在努力地做。(笑)
记者：我知道您是广州人，但武汉口音已经很重了？
侯杰昌：(笑)我在武汉已经生活48年了，1956年我考入武汉大学时离开广东，在物理系读了8年书，毕业后留在这儿，再也没离开过。
记者：您没想过回广东吗？
侯杰昌：(笑)想过，那还是1977年，但后来没有成功，一个原因是我的脸皮太薄，不敢去死缠烂打，另一个原因是在广州没有我这个专业。
记者：您有遗憾吗？
侯杰昌：有得必有失，有失也有得。我把自己的这个专业看得很重，一个专业从事了三十年，说放弃就放弃，的确太可惜了。
记者：您喜欢您的学生吗？
侯杰昌：我喜欢那些能提出不同观点的学生，比如学数学的，不光是要会做出题，更要有创新的渠道，要用比较新的方法来做题，这样就比较好。
记者：学校的管理者，空间物理学家，这两种角色您更喜欢哪一个？两种角色一定会有矛盾吧？
侯杰昌：的确，而且矛盾还很大。我是学物理出身的，作为大学校长，我不可能用物理学的规律来管理学校，思维方式和方法都是不同的。我一直觉得，教书也好，做实验也好，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在那个年代我经历了很多运动，很想静下来看看书。
担任武汉大学的校长还有个故事，民主投票选举校长时，出乎我意料得了多数票，我当时说不想做，有人提出，“你不是说教书和做研究要安定的环境吗？大家都做学问去了，谁来管理，总得有人做出牺牲吧。”大概还是因为脸皮薄，我就答应下来做校长，一直到今天。
记者：在学校管理和科研上您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得益于什么呢？
侯杰昌：不管从学术还是从管理，都不能说我取得了多大的成绩，我只是做了管理工作，使得武汉大学能够平稳前进。在班子中，我坚持的是三人同心，协调一致，因为班子中存在的矛盾势必会阻碍学校的前进，同时我还很注意吸取众家之长。而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勤奋，不能偷懒。
记者：侯校长，您做学生时，是什么样子？
侯杰昌：(笑)我很喜欢读书，当时我们物理系一共有6个班，我们这个班是最爱读书的，大家学习都非常认真，但我们没有“呆头羊”，可以说，什么样的团队就有什么样的队员。
记者：对现在的青年人您有什么希望？
侯杰昌：现在的环境很好，我们那时正赶上“批林批孔”，各种条件都很糟糕，现在的时代实在是太好了。(笑)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要有历史责任，民族责任和国家民族精神，要有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奋斗的愿望。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尽快成才。我发现，现代人比较聪明，现在的年轻人知识面广，活动能力也更强，我们这一代是在计划经济中生活的，工作是分配的，根本不用想，只要做就行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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