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一种感觉，陈准民说。所以我相信，他曾经真切的理想就是他说的那样，做一名农
机师。即使有机会读大学时，他所填报的志愿也全是“农”字打头，那时他已规划好在农
村的生活，设计出家具的式样和火炕的打法。在东北六年，身边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这份知足常乐让他知道，幸福的感受并非只来源于物质生活。到现在，他还会与农民做
参照，很少对物质生活有要求。
音乐响起时，陈准民会很感动，他相信音乐能打动内心。
我们的采访就在一场“复杂”的音乐会后，既有《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茶花女》
的节选这类西洋歌剧的典范，也有中华器乐的精华：琵琶演绎的《十面埋伏》，二胡流出
的《二泉映月》和古筝断肠的《临安遗恨》。他很专注，自始至终。
陈准民是位性情中人。
诸如，说到经贸大学的诸多计划时，他会很自然地提及瑞士的小国特色和国民内敛；
谈到对学生的希望时，他会说，“我只希望他们幸福，而不是做名人，成大家”；讲到自
己时，则是做农民的长久愿望。于是，我听到了他只讲给学生们的“三人行”和“红颜薄
命”的新版故事，这两个渊源颇深的典故被他赋予自己的人生随笔，都与幸福有关。一则
讲人生的参照系，另一则说的是人生观。
知天命的陈准民说，经常入梦的地方，是插队的东北，而不是成长的上海和工作的北
京。凸嵌在人生中的那六年，几乎是少年到青年的全部，更重要的是，他收获的感悟至今
仍受用。
在东北那六年，他绘出了人生的第一张图画，有载舞的人群，荡漾的秋千，也有“米
粮仓”和“花果山”，当然，他是画面中的主人公。“扎根农村”不只是梦想，更是坚实
的生活，被推荐上大学时，他在志愿书上填写的六个专业全都“农”字打头，可惜，英语
专业选中了他，尽管他早已规划好在农村的生活，设计出家具的式样和火炕的打法。
也是在东北那六年，他铺就着人生的幸福基础，身边的农民生活贫穷，却依然让他真
切地感受着他们的幸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份知足常乐给他的最大启示是，幸福的
感受并非只来源于物质生活。到现在，他还会与农民做参照，很少对物质生活有要求。
还是在东北的那六年，他收获了绵亘一生的那段爱情。
正因此，我很希望你和我一样，更在意生活中的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陈准民。
作为丈夫，为了能和还不是妻子的女友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他放弃了留在上海的工作
机会辗转西北，而“留在上海”是那时的上海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从美国归来后，他一直
在学校里而从未想过跳槽很大程度上源于“还债”，他说，学校对我好，我要知恩图报。
作为父亲，他心疼孩子，不希望女儿选择学制八年的医学专业，但除了陈述利弊，他什么
也没做。
有时我会设想，如果一切重来，所有的选择都由自己来做，陈准民的人生会怎样？我
找不到答案，以我目前的判断，扎根农村他依旧会是出色的农机师，为人师者他还会不断
讲出新的故事，重要的是，无论怎样他总会感受幸福，会在生活中发现快乐，这是我眼中
的他的最大魅力。
生活中没有假设，也正是因为有太多的偶然，生活才永远充满着变数，才有滋味。
“幸福就是一种感觉。”陈准民的话让我想起几年前一位朋友的相关论断，“幸福是
民工手中的一碗白米饭”，那晚，我们正穿过城市深处的一个建筑工地，张灯时分，一群
年老的年轻的笑脸，几个五颜六色的饭盆，一派生机。
记者：您到东北插队时只有十六岁，那时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陈准民：我们那时一年中可能也吃不到一次肉，净是挖野菜来吃，我体重最轻的时候
只有117斤，他们都说一阵风就能把我吹倒。但一年后我就是知青里最胖的人了，我吃的
最
多，上山伐木头数量也最多，肌肉锻炼得很健美。但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一次到城里洗澡
，就有人说，“呵，准民，你很健美嘛。”在东北，冬天穿得衣服太厚了，平常都看不出
来。
记者：其实您现在的身材也很健美，不伐木头了，有没有找到更合适的锻炼方式？
陈准民：体育不是我最好的，但我很重视锻炼，校长有专车但我不要，我每天骑半个
钟头的自行车上班，既锻炼了身体还不会碰到堵车，三十分钟正适合锻炼，出席正式活动
我还是会坐车，不能给学校丢脸。我的办公室在12楼，我不乘电梯，但我这个岁数爬12楼
不太合适，缓和一些的锻炼方式更好些。
记者：现在回想，在东北农村的六年时间里，您收获了什么？
陈准民：最重要的是，在那段经历中我了解了人生和我们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中国
还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某种程度上讲，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中国的国
情做事情就会有很多障碍，就容易失去生活的目标。下乡前，我在上海读中学，通过下乡
才对中国的农民有了深刻的了解。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下乡的六年生活，为我后半生的幸福铺就了基础。在生活中，
我的参照系数不高，我不会与富豪和名人做比较，我参照的总是农民，在六、七十代，在
人们生活普遍很贫穷的时候，我下乡的那个地方的农民也很幸福，他们给了我重要的启示
，就是幸福的感受并不是只来源于物质生活，当然温饱是前提。
记者：我很想知道，在您提到的幸福的概念中，都包括哪些内容？
陈准民：我觉得，能够做出一些自己想去做，又能对他人、社会、国家和人类有益的
事情，是最大的幸福。对我而言，当老师是最大的幸福。
记者：在东北的六年生活中，您做过的哪件事情是最得意的？
陈准民：没什么很得意的，现在想想，在东北农村的六年的确很艰苦，农忙时的艰苦
，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艰苦，而是那些快乐的日子，农闲时的苦中
作乐。我下乡去的地方是朝鲜族聚居区，我一直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民族的身上学到很多
，他们能歌善舞，也很重视教育。
记者：这感染了你？
陈准民：是，他们的生活就是再苦，也会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也会在意自己的生活，
去唱歌，去荡秋千，他们还邀请我参加乐队，谁家有喜事我们就会去助兴，当时我拉手风
琴，特别有意思。
记者：现在您还拉手风琴吗？
陈准民：现在没时间了，事情太多了。
记者：刚才在听音乐会的时候，您一直很专注。
陈准民：音乐会我经常去，而且自己常常非常感动，我觉得音乐能打动内心，我家里
有几百张CD，因为我很喜欢音乐。实际上，我是个性情中人。
记者：这也是我的直觉。我相信东北农村的六年生活让您受益终生，但对于我这样年
纪和经历的年轻人，就不可能拥有同样的体验了。您觉得，让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更丰富一
些，或者说生活的体验更多些，有捷径吗？
陈准民：很多事情，你经历了会刻骨铭心，但不经历也未必没有作用。我们学校200
2
年毕业典礼时，我给学生们讲了一个“新三人行”的故事，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一种理解是：人多其中有一位是我的老师，还有一种理解是：人数少，自己也在三
人中，另外两人也是老师，其中一位善人自然可以作为老师，因为“从善如流”，另一位
恶人同样也可以作为反面老师。其实人生中应当两个参照系，一个参照系是苦人，苦人在
不同的社会中含义也不一样，中国的农民很苦，往前，五六十年代的右派也很苦，再往前
就是犹太人，他们都经历过苦难，和他们比较，我们经历的任何苦难都算不了什么了；还
有一个参照系就是伟人，经贸大学的学生比较优秀，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样恐怕是不行
的，他需要去比较，走上社会后，去经商比比柳传志、张瑞敏，从政的比比毛泽东、戴高
乐比，做学问比比钱钟书，就是做个老百姓也可以比比道德楷模，和他们相比，我们实在
是太渺小了。
有了这两个参照，我们的生活就会很幸福，生活就会永远有目标，有朝气，有奔头。
现在的青年人没有必要一定要经历我们经历过的下乡，前人的苦的受遍了，只要不忘记就
可以了。
记者：“新三人行”的故事，我想您的学生都会记住的。
陈准民：我想也是的。
记者：十六岁下乡，而且从大都市上海出发，这种反差一定不会小，六年之后您又顺
利地开始了新的生活，这其中偶然性有多大？
陈准民：的确很偶然，非常偶然。我当时下乡是很理想化的，我们那时的口号是把我
们去的那个地方建成“米粮仓”，建成“花果山”，其实，那个地方是很难建成“花果山
”的。我们下去后，那里的“贫下中农”对我们很好，我们就是干活，我干得还不错，后
来推荐上大学，我填了六个志愿都是和农业有关的，种果树、学农机、搞农药。很偶然，
后来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老师知道了我，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录取了，我当时还很
不高兴，还在想，学英语能有用吗？如果可以选择大学，我绝对不会选择英语专业，我会
选择农机，因为是男孩子，而且我家里人都是搞技术的。
记者：农机专业和英语专业差别更大，现在回想起来，您是不是有一点遗憾？因为当
初的偶然选择最终改变了您的人生道路。
陈准民：现在想起来，命运对我实在太照顾了，就是这种彻底的偶然，让我学了英语
，后来的道路就完全不同了。改革开放初期，懂外语和不懂外语的人，面临的机会也有很
大区别，因为懂外语，一个联合国的项目让我到了美国。
机遇很重要，我并不认为我所做的都很出色，如果当初选择了学农机，我可能也会是
一位好的机械师，但现在看来好像就算不上好了。我人生中的两个转折点一个是下乡，另
一个就是出国，出国后我总在想，命运对中国人太不公平了，我并不觉得美国人比中国人
聪明，也不觉得他们比我们刻苦，但为什么人家就比我们过得好呢？我们这一代很单纯，
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可以过得更好，少走弯路，所以就选择了当老师。
记者：您在美国获得了英语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但从事与经贸相关的专业英语教学
，是在到经贸大学后，在这以前您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陈准民：之前没有，之前在美国学习的就是英语教学，回国后去的地方当时叫国际经
济管理学院，后来合并到经贸大学。我们国家正缺少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引进的很多教
材都是英语的，需要有人在经济管理方向的英语教学做探索，我就做了，完全不是我的个
人选择。
记者：后来，您又开发了不少计算机软件，这与您的英语专业好像又有很大的距离。
陈准民：我爸爸是工程师，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想做工程师，直到现在，我仍喜欢搞计
算机，从骨子里我就是搞工的，不愿意学文科。我记得是1984年，我们国家进口了第一批
苹果机，我们单位分到两台，没有人用，我就试着自己摸索，完全是自学，后来苹果机就
全摸透了，再后来就自己编程序，从骨子里就很感兴趣。
记者：因为这是您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你会很认真，也会做出成绩。
陈准民：如果从事工科，我想我可以成为很出色的工程师，在这方面我很有创新精神
，家里的很多小东西，都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我觉得很多都可以申请很多专利。学工科
确实比学英语有意思。
记者：我觉得，您生活中的乐趣会很多，因为您是能从生活中发现快乐的人。
陈准民：幸福完全是一种感觉。
记者：这样的感觉，您常有吗？
陈准民：有时我会想，退休以后，我会有很多事情要做，无论学什么只要钻进去就会
感觉其乐无穷，那么多我们都不直到，感觉自己很渺小。
记者：读书时会不会有同样的感受？
陈准民：不只是书，杂志我也看，我觉得开卷有益，而且我好奇心很强，学校里面如
果有大学生在吵架，我都会跑去看，看看他们究竟在吵什么，不过，我爱人最讨厌我这点
。
记者：您怎样看待你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陈准民：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年过半百了，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是已经“半截子
入土”了，但刚进学校的时候，我觉得学生们都像自己的弟弟妹妹，后来就觉得他们像我
哥哥的孩子，再后来就觉得他们就像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也上大学，和他们一样大，其实
，我对学生没有任何期望，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就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幸福，除此以
外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期望。
这是一种家长的心理，我不希望学生能成名成“家”，就希望他们幸福，也许这话很
俗，但确实是我真实的想法。就像做校长，我自己并不愿意做，因为无论怎样，我都会觉
得很幸福，在东北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多苦啊，连饭都吃不饱，但逢年过节我还是特别高
兴。现在年轻人过得很痛苦，甚至比我们还要苦，他们面临太多的选择，太多的诱惑，选
择多了就有选择的痛苦。我就记得80年代初美国人到中国来，我们交流时他们说，“中国
好，穿衣服都是一样的，我们美国人就很痛苦，每天都要选择。”当是觉得这些美国人真
虚伪，但仔细想想，我觉得还是那个年代好，日子都是安排好的，现在年轻人不容易，很
容易浮躁。
记者：年轻人不容易，你对他们的要求会宽容一些吗？
陈准民：我对年轻人说，有几件事情一定要注意：做人一定要做好，不管你家里有钱
还是没钱，你相貌是好还是坏，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做人一定要正，不要贪婪，不要妒忌
。比较起来，有人会觉得我很了不起，留过学，做教授，当校长，但你到北京去看一看，
我们这些人到现在还是生活在贫民窟里，事实上，美国人看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生活在贫
民窟里的，但美国生活在贫民窟中的人就不幸福吗？反过来，你觉得农民苦，但他们不一
定这样想，至少不会比我们想的严重。我觉得我们可以有多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做人只要
觉得问心无愧，和每个人都能和睦相处就很幸福了。美国的一些东西太物质了，为什么现
在吸毒的现象这么严重？无非就是物质生活太丰富了，缺少刺激和目标，而没有目标人就
会很痛苦。
我现在对年轻人很少说教，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越来越多样化，职业多样化
，价值观多样化，文化取向多样化，不可能要他们都像我们一样，所以我在学校里语重心
长的话很少。
记者：还有个问题，我没想通，从美国回来后您为什么不回到上海，而是选择了北京
？
陈准民：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对物质的要求不高，当初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时，
虽然不想学英语但学得还不错就留校了。但我爱人不在上海，当时是女朋友，在东北时我
们一起插队，我回上海时，她因为叔叔没小孩去了陕西咸阳，因为是普通工人没法调回上
海。
当时上外在咸阳有个美国引进项目，要派一个人去，我就去找组织，要求和这个人换
，我去南京，他留在上海。他也是上海人，那时上海人有个观念根深蒂固，就是上海人要
留在上海，但我无所谓。后来那个项目被日本人抢走了，成了日语项目，我的英语就没用
了，就又考到北京，进了这所学校，学校说，“我们会把你们都调到一起，要先调你，再
调你爱人。”我说那不行，要调就一起调，学校对我很好，虽然我爱人没调进来，但把我
派出去了。
到美国后，很多人都留在了美国，从美国回来的也都跳槽了，但我一直就在这所学校
，我觉得这所学校对我很好。对我而言，有些别人很在意的，我并不觉得很重要，上海也
好，北京也好，东北也好，我觉得没什么区别。我在农村的时候就准备扎根在那里了，那
里很有意思，我觉的当农民也挺好。
记者：坦率地讲，我觉得您很特别，而且这种特别出乎我的意料。在我采访的校长中
，您是最随意的一位，我不知道作为一位校长，这种随意会不会带来工作上的不方便和不
太好的后果？
陈准民：这是我性格当中的另外一面，一方面我很随意，另一方面，有工科的严谨，
这体现在我对学校管理很严格上，投入时也是“拼命三郎”，但我不觉得苦，因为工作本
来就不是轻松的。有人说，“陈校长，您严格得过分了，不讲人情，不讲情谊，想怎么干
就怎么干。”工作当中，你不能太随意，就像编程序，苹果机的指令就那么几条，到达到
目标就是这样的路径，这种严格同样是我的基因中的内容。
我的生活态度很潇洒，这得益于当初做农民的经历，他们很容易知足而乐。再回到东
北是我多年的梦想，我对那儿的感情比对上海还要深，在上海时我年纪很小，还不懂事，
东北是我形成世界观的地方，而且一呆就是六年，是我感情最丰富的阶段。所以，我现在
做梦都是在东北，而不是在上海或北京。我常想着那里。
记者：有点隐居的味道。
陈准民：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记者：您性格急躁吗？
陈准民：有时候急，有时候也慢。我这人很复杂，急的时候很急，慢的时候很慢。
记者：您和女儿的关系怎么样？
陈准民：我觉得我们之间更像朋友，在家里我很少管她，她考大学时想考医学院，我
和我爱人都不同意，因为考医学院太苦了，她考的专业要连续读八年。你也知道，我们国
家的医患关系很微妙，医生不是神仙，有时治疗得很好，有时就不行，我觉得女孩子学这
个专业太苦。但她坚决要学，说自己感兴趣，我把利弊说清楚，选择权还是交给她自己。
从小我们就很“放纵”她，她12岁的时候，就是北京市允许骑自行车的最小年龄，她就自
己骑自行车上学了。
记者：对外经贸大学的地位是随着中国人生活的改变而变化的，它之所以能在高校中
占据重要位置，是因为它特色很鲜明。在您的设计中，经贸大学的远景目标是什么呢？
陈准民：我们校园很小，但是很精致，我们没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那样的雄心，历
史上经贸大学就是拥有特色但规模很小的学校。就像瑞士，它只有旅游、金融、制表、医
药这几个支柱产业，但都是一流的。它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经贸大学就是这样，
我们传统的特色学科，比如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和想搞的国际管理都是和国际有关的，
那就把这几个发展好。我们也不准备再扩招了，可能还要缩减，但我们要增加研究生的数
量，增加留学生的数量，这是衡量一所学校国际化的主要指标。现在经贸大学已经做到十
名学生中就有一名留学生，除了语言大学，国内的其他学校还做不到。
记者：听起来，经贸大学更像是“名士俱乐部”？
陈准民：经贸大学是不是名士俱乐部，外人可以这样讲，但我不希望我的学生这样想
，他们可以很有钱，但内心要淳朴，要做儒商，要具备文化底蕴，瑞士人就很内敛，国民
很淳朴。去年毕业典礼，我讲了“新红颜薄命”的故事：漂亮女孩可以做模特，可以当演
员，也可以嫁给大款，但为什么薄命，因为她选择了这条不靠自己的路。某种程度上，经
贸大学的学生也是红颜，如果不摆好人生观和价值观，将来就会是薄命。做事情不要听别
人的，要发自内心，你到底想做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我对他们说，你们将来都是重要
的人，不要做出格的事情，我希望你们早一点到七十岁，那样就不会随心所欲了。
记者：我在想，如果在国外有这样一个岗位，可以把您的所有设想，对生活的所有感
悟发挥到极致的岗位，您会不会考虑？
陈准民：先下乡再出国，前后看到的反差太大，我生为中国人是不能改变的，就要有
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使我面对国家、民族和下一代时，不能浪费时间。我很敬佩革命先烈
，他们那时的环境是我们没办法比的，我们要让中国人像美国人那样，不是霸道，而是扬
眉吐气。命运对我很优厚，我觉得光顾自己说不过去，现在的工作中有很多困难，这就是
我的命，如果像我们这样有一点本事的中国人都跑了，中国就更不行，全人类五分之一的
人都不会幸福。
记者：您所说的责任感在现在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怎样？
陈准民：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比我们要差，尤其是男孩子，他们太顺利了，招生和
招工都要男孩，他们都被惯坏了，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女孩和他们不在同一个线上，也正
因此，害了男孩，成就了女孩。经贸大学的学生干部和学习成绩好的大多是女孩，连抄作
业也是男生抄女生的，我觉得这很悲哀，这样下去不仅男孩悲哀，女孩也悲哀，将来找这
样的男人有什么用呢？别说国家、民族靠不了他们，家庭也靠不了他们。但也不能怨他们
，我们的责任感也不是生下来就有的。
现在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我对我女儿从来都不是“我们一定要照顾她”的概念，家
里的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大家一起做，她要出主意。中国教育失败的很大原因也就在这儿，
相反，我觉得农村的孩子将来会更有出息，他们更有责任感。你看北京城，有出息的都是
在北京生活的第一代，最远第二代，两代以上就退化了，这是规律。大学里的教育实际已
是亡羊补牢，这些教育应该从小学就开始。我希望，大学里能多有一些团体活动来增强团
队精神，实践对别人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这是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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