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在加拿大做高级访问学者的谈振辉很犹豫，他接到了学校一纸传真，希望他能回国参加国家863高科技计划通信主题工作的竞争。留下来，每月有3000加元的报酬，回去，继续拿46元人民币的工资。他选择了归国，第二天就发回了传真。(摄影：李清川)
他的步子，踩在了铁道线的钢轨上。
1967年，北京铁道学院的“高材生”谈振辉收拢好电线圈，背起工具袋，成了铁路上的机修工。铁轨一直通向远方，看不到尽头，而裹挟着全身的零下40摄氏度的冷空气，却让他真切感受到严冬。
严冬到早春，这一许竟是11年。
1978年的春天，谈振辉从“半导体”里收听到“全国科技大会”的消息，郭沫若题为《科学的春天》的讲话诱发了他全部的激情，为了备考研究生，已为人父的不得不一边烧炕一边读书，数月下来，35岁的他竟白了头发。
这两段经历被我称作“陷入了某种困境”，却给了他解读“成材”的素材。谈振辉相信，接触社会、接触最基层群众和吃苦，是知识分子成材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看待自己。
谈振辉很“老派”。
1993年1月，在加拿大华铁卢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的他接到了学校一纸传真，希望他回国参加国家863高科技计划通信主题工作的竞争。那一夜，他犹豫过。良好的科研环境，优厚的待遇……但第二天，他做出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决定，发回传真表示立即归国，对此不解的人觉得他不够“灵活”，谈振辉说，我要回报国家。
谈振辉工作的北方交通大学，也曾走进我的人生轨道中，校园的四季风景都存在记忆里。确实，我几乎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思源楼前的大草坪，食堂对面的告示栏，“相会于中华崛起时”的石刻，甚至校门外所有的饭馆，现在想起，仿佛还在昨天。
记者：您从北京铁道学院毕业后去东北做了一名工人，那是什么样的生活？
谈振辉：刚到齐齐哈尔时，我做铁道机修工，就是爬电线杆、挖地道的最基层的工人。在冬天温度最低的时候，这个活是非常苦的。我记得很清楚，给那里的居民修好电机，他们表示的感激非常真切，自己也很激动。我觉得，自己的激动是把人民给我的知识又回报给人民了。
记者：那您怎么又回到学校读书的呢？那次机会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
谈振辉：科学大会召开时，我正在东北，看到了郭沫若的一篇文章，心里是非常感动，就觉得报效祖国的机遇到了。其实，我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读书时，我总是名列前茅，还担任团支部书记，总有一种愿望，要回报祖国。听说要恢复报考研究生，很对人“爆发”出一种热情，早七点到晚七点，都在学习，一点报酬也没有。
记者：您还记得当时自己的想法吗？
谈振辉：那时，要骑5公里的自行车到县城，那时候风沙还很大，我就冒着风沙去考。我的想法挺简单：自己如果有这个能力，就要通过这个机会展示出来。
记者：考试结束后，您心里有底吗？
谈振辉：觉得专业课考得还行，半导体是我自学的，心里比较有数，英语考得不好。全国招考时，大家的英语都不好，荒废了，成绩公布我才知道自己考得还不错。我读研究生时已经35岁了，在第一批被录取的学生中，我的年纪也不小，而且一读就是四年。
记者：35岁在读书，压力应该来自很多方面。
谈振辉：我自己心里想，耽误了十多年的时间，要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头发很快都白了。那时我已经成家，还有了小孩，印象很深的就是一边烧炕一边看书，现在回头看，是需要毅力的。艰苦归艰苦，也有很多喜悦。我平时在基层也要搞点技术革新，还被铁路局被评为“技术标兵”，学到的知识能回报给社会，这种喜悦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
记者：从艰难的环境中走出，从一名铁路工人走向校长的岗位，您觉得，自己的可贵之处在哪里？
谈振辉：群众对我的评价就是人品很好。我也一直觉得，要认真做人，踏实做事，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1991年到1993年，我在加拿大华铁卢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出国前说好的是半年的时间，因为我当时做得比较好，去了一个月之后，我的教授就找到我，要求和我续聘两年时间。我当时在华大的待遇是每月三千加元，那时加拿大的经济很不景气，这是个还不错的数字。工作到1993年1月，我接到了学校发来的一份传真，希望我回来参加国家863高科技计划通信主题工作，当时通信主题的工作刚刚起步，学校希望我能够回来参与竞争。
记者：您犹豫了？
谈振辉：的确有思想斗争，国外的学习环境比较好，做研究不会受到干扰，待遇也比较高，我在加拿大拿三千加元，而在国内只有46块钱。但第二天，我给学校发传真，说我立刻回来，这件事当年在北方交大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毕竟是10年前嘛，好多人出去了都不回来。我的外国老板知道后，觉得我这个人非常了不起。
记者：那您做校长时，会不会让身边人感受到一种压力？
谈振辉：有人问我怎么当校长，我说我一直重视做人的道理和法则，要当好校长，一个人的人品是最重要的。我想，校长的最主要工作是靠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大家，共同把工作做好，如果连人都做不好根本不行。此外，校长在学术上要有足够的影响力，学术过硬才有发言权。我自己业务上还不错，是国家863高科技计划通信主题三届的专家组成员，又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所以我知道，在学术上过得去人家才会敬佩你，管理工作才好做，但是，这两项工作想要平衡好也很难，这涉及到中国特色。
记者：那您羡慕现在年轻人吗？他们的环境比您当年要好很多？
谈振辉：其实，年轻一代这样好的环境是我们这代人非常羡慕的，但也要看到，这个时代也给年轻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拥有这样好的环境，年轻人更应该有效利用时间去学习，不要辜负了大好光阴。我也一直讲，高中阶段可以减负，大学阶段却不能减负，因为大学的四年时间里，年轻人所完成的学业任务直接决定了他能为社会和国家做多大贡献。
记者：您有没有想过，现在年轻人也会羡慕您，甚至包括您经历过的苦难？
谈振辉：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必要去做苦行僧，历史的重演是一种倒退，他们面临的需要自己解决的问题也很多，要接触社会，要与国际接轨。当然，个人的思想问题是不可能在短短的四年内就可以全部解决的，我不提倡说教，现在传媒发展的速度很快，青年朋友可以自己做出判断，可以找到自己的榜样。有了榜样就有了生活目标，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就目前来看，榜样还是太少了，我觉得，年轻人中应当树立刻苦学习的榜样，在这个过程中引导他们在走向成熟和成功。
记者：工作之余，您会做什么？
谈振辉：虽然工作很忙，但我的生活比较有规律，工作越是忙，生活越要有规律，这对我非常重要。我的兴趣比较广泛，爱看足球比赛，自己也打羽毛球，还喜欢听音乐。我不大看小说，因为没有时间，也记不住人物。我喜欢人物传记，像《董竹君》就非常喜欢，我感觉这个人物就在我身边，比较亲切。我家里订了《人物》杂志，还有《英语世界》，一些战地记者的文章我也很感兴趣。
记者：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对北方交大意味着什么？
谈振辉：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学校，但这也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神圣使命。我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本身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我们要在这个轨道上齐心协力。我们北方交大，从学校的规模，到重点学科的覆盖面，比不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但我们要利用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很好的机遇，把自己发展壮大。
记者：我看到，北京交大的发展目标是“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这有特殊的含义吗？
谈振辉：我们的定位是“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国内一流”，是说要办成国家高水平大学，“国际知名”，指的是我们的特色学科上要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北方交大以交通领域的研究为特色的，通信信息、交通信息控制、管理规划、运输经济等是优势学科。办好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特色和强项，形成竞争中的相对优势，同时要集中力量不断发展这种相对优势中的学科，形成一流水平，在某一领域有独到的创新之处，要让人家想到某些学科就会想到北方交大。
在交通方面，高速铁路、城市轻轨、地铁上，我们具有一定地位。铁路和城市轻轨是综合的技术，综合的高科技，它包括了机械、电器、材料、计算机、通讯、控制、土木工程、桥梁、隧道等很多内容，我可以说，在这个领域我们北方交大在国内有发言权，就是在世界上也有发言权。德国高速铁路很发达，但是土木工程不行，因为它的面积小，是有限的技术条件。中国要搞高速铁路，这个地质情况是德国人不可想象的，德国人在上海搞磁悬浮，土木工程就全交给中国人做。
记者：在全国教育中心的北京，北京交大似乎有些沉寂？
谈振辉：对于北京交大，现在吃的苦都是宝贵的财富，我们这代人花了整整十年去吃苦，虽然很受用，但时间代价太高了。现在再回头看，我仍然坚持，青年学生要接触社会，要接触中国最基层的群众，要吃苦，这三点对知识分子成材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没法正确估计自己。我能为国家做点事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这些问题处理的比较好，能够正确对待自己，能够正确对待知识，能够正确对待把知识回报给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这些内容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所以当校长后，我经常对学生讲，应该要接触社会，要主动吃苦，伤及筋骨才可能对人的思想有所改造。第一年军训，第二年社会调查，第三年社会实践，第四年生产实习到现场，我认为，这对一名学生来说是有好处的。
记者：您也讲过，原始性创新对一所大学很重要，交通大学传统学科的优势比较明显，但在新兴学科上，似乎后劲不足。
谈振辉：作为百年老校，在新兴学科方面，我们的优势不大，我们要做好原始性创新，还是要从传统学科入手，这是比较现实的选择。我们目前的基本思路是，发扬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传统学科，改造有一定历史但优势不明显的老学，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以促进新兴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为了保证科技创新工作的有效实施，我们在学术问题上确认教授的主体地位。首先，注重发挥教授的学术专长，通过科研指南等一系列形式，突出以教授为中心、以研究生为主体的研究小组对前沿性或重大科研项目进行联合攻关，形成新的生长点。其次，设立教授会，专业投资、教学计划等与科研和教学有关的活动都由教授会决定。此外，我们还很注意给教授足够的自由空间，我们要为教授创造环境，让教授有宽松的氛围，有精力去搞原创性研究。
记者：作为铁道部直属的学校，交通大学的发展路会不会越走越窄？
谈振辉：铁道部在几年前就意识到行业办学的局限，所以提出将办学方针由“立足铁路，服务社会”调整为“服务铁路，面向社会，办出特色”。办学方针的调整，拓宽了学校工作的局面。科研工作尤其突出，我们与铁道科学研究院共同提出创建铁路创新基地，站稳铁路科技市场，在这个基础上，又加大力度，面向大交通、大市场、大社会承担项目，所以，科研项目数和经费每年都有很大提高。
记者：高校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您认为，怎样做才能游刃有余？
谈振辉：作为高校，首先要确立质量观，这是个能力社会，高校不能只提供学历和证书，还要授人以渔，培养学生会学习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其次要有效益观，高校要面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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