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南，女，1939年2月生，湖北省孝感市人。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先后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前苏联、韩国、德国、法国、新加坡等国考察高等教育和广播电视机构。组织编写并出版有关高等教育、新闻传播等学术丛书数套，在学界产生了较好影响。她是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协会副会长。
李：很多读过您《教育与传媒》一书的人，都发现这本书的第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注重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和推广，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坐而论道”，因此不少人指出你是教育家更是实干家。是否可以说您的教育思想首先是您实践经验的升华？
刘继南：我自己干了一辈子教育，我的祖父、父亲、姐姐、妹妹也都是清一色的教书匠。我在这所学校38年了，从教课写书的教授到当书记、做校长，从两条长辫到两鬓斑白，我的人生价值、青春、向往、追求都和学校难解难分了。
我的切身体会是，一种教育理念、理想无论本身看起来多么完美，都必须进入实际操作、必须经过实践检验，否则只是纸上谈兵。办教育、办学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只涉及学科、课程设置、师资等方面的总体规划，也涉及教学楼建设、教学设施配备等硬件条件，哪一点都不能含糊。锲而不舍的实干精神是一个教育家成功的首要因素，有时甚至需要“武训精神”，八方求助。比如说我校国际交流中心大楼的建立，从1993年提出申请到1998年底启用，5年多时间里，正式施工只用了一年半，却有3年半的时间是用来跑程序和办种类繁多的手续，其间可谓是经历了三大战役———立项的奔波战、招标的风波战和筹资的折腾战。为此遭白眼、吃闭门羹、挨训斥……所以像我这样不断从实践中学习教育“哲学”的人，与那种仅仅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的人有相当大的不同。
有理论家指出：新思想、新理论的产生的方式因人而异，有人侧重通过文献法，还有的人通过实践、实验、实证的方法。比如目前我国一些高校专门从事教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选择纸面上的课题做学问的人还不在少数，他们有多少理论创新我不想评价。我认为，教育思想的创新与社会实践密不可分。一个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无论多么好，照搬过来，时间、地点、社会环境变了，也不见得行之有效。所谓“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
李：您在《论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等论文中曾经指出大学走国际化道路迫在眉睫，那么应该如何协调好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特色的关系？
刘继南：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含义，我认为它有以下几层，：一是将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置于世界背景之中；二是不同国家、地区的高等学校的交流、资源共享；三是与国际高等教育惯例接轨；四是高等学校要培养能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人才。
中国传媒大学一直以国际视角来加强传播学科建设，近期内就取得了三项典型的国际化成果：一是与美国大学同步推出共12本的“传播学经典教材译丛”；二是建立了23种非通用语专业学生赴对象国学习一至两年的制度，合作培养国际传播人才；三是与世界著名的日本电通广告公司联合创办电通广告与传播学院。这些都是引进国外先进理念，积极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的重要表现。
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又要体现民族性的“特殊智慧”。真正的国际化一定是建筑于本土文化特色基础之上的，世界高等教育无疑是在各国、各校“特色”中发展起来的。例如，牛津、剑桥的学院制，柏林大学的研讨班和讲座制，哈佛大学的选课制，都因其特色而享誉世界。中国传媒大学在传播学科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国家间文化和体制的差异，尝试建构更为适合中国国情和传媒生存状态的传播学科框架，在教学和科研中加入了大量本土文化内容，使我们的传播学科同时具有了国际化视角和本土特色。
李：高校的学术性与市场功利化以及两者的冲突也是时下争议很多的一个问题。
刘继南：传统的经院式大学非常重视学术的独立性，强调学者应该只关注纯粹科学本身的价值。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高等教育开始趋向于功利化，保护学术和教育的独立性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大学的管理者和学者也必须认识到，从人类社会的进化历史来看，那些纯学术研究常常从更深层面代表着人类的需求。正是由于有了对纯粹知识的不懈探索，才有了科学知识飞跃式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比如激光、DNA、超导、光纤、卫星等高科技的发现，在研究之初都基于未知领域本身的探索，纯粹基于知识本身的兴趣。
在我看来，社会功利主义取向是一把“双刃剑”，正确地驾驭社会功利主义，不仅不会损害学术的独立品格，还将激发充满想象力的学术创新，并使教育的独立品格获得厚重的现实基础。
李清川：越来越多的大学也在办传媒相关专业，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刘继南：不错，目前很多大学都在办新闻传播、影视艺术、播音艺术等专业，包括一些历史较长的名校也纷纷在办。客观地讲，很难说哪个学校办的哪个专业的前景怎样？不过，大家都清楚，学科不是说办就办的，有它自身的规律。这就像什么地种什么庄稼更好，道理是一样的。
李清川：客观地讲，这么多院校设立了传媒相关专业，也给中国传媒大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吧？
刘继南：有压力，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可以促使我们更好地发展。过去，我们有些专业是全国首创的，比如播音主持与艺术专业，我们一枝独秀，毕业生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也促使我们学科建设发展的速度要更快些。我们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学科建设思路，就是要有自己的特色。
李清川：您觉得，从事传媒工作的人，应当具备什么素质？
刘继南：从事传媒工作的人，知识面应该很宽，政治、业务以至其他各方面的素质都应该很高。作为一所以为党和国家培养高素质信息传播人才为主的高校，我们在人才培养上以“一个原则，两个意识，三头过硬，六语皆通”为目标，也就是培养我们的学生坚持党性原则，树立“喉舌”意识和导向意识，口头、笔头、镜头过硬，汉语、外语、计算机语言、数学语言、音乐语言和画面语言皆通。
李清川：在国外，好像没有哪所学校像中国传媒大学这样，专门培养广播电视等信息传播人才，这是不是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刘继南：从层次、规模、专业、形式上来看，像中国传媒大学这样专门培养信息传播人才的大学，在世界上我们可能是第一家。中国传媒大学现有本科专业68个、硕士点29个、博士点1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个，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都是国家重点学科。应该说，我们的品牌效应已经形成了，在播音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方面，我们都是首屈一指的。此外，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科设置非常全，就像拍电视剧需要有剧本、制片人、导演和演员，拍摄中还需要摄影、灯光、音乐、美术设计、服装和化妆，后期需要剪辑、制作，上演后还要有评论。此外，工程技术方面还有射频、视频、音频等。这样复杂的程序所需要的人才，中国传媒大学都有相应的学科专业来培养。
李清川：这也使得中国传媒大学在很长时间里没有竞争对手，而现在的变化不仅有竞争的加剧，也来自传媒自身快速的发展。您觉得，在这样的格局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刘继南：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和信息传播实践第一线紧密结合，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植根广播电视，依托传媒界，面向全社会开放办学”的思路；二是多学科的交叉渗透，中国传媒大学特殊的学术氛围和多学科的知识体系，可以让我们的学生获得更广博的知识面，更完善的知识结构。我们非常重视学生人文素质和科学创新精神的培养。
李清川：您觉得中国传媒大学最大的优势在哪里？
刘继南：我认为是中国传媒大学50年办学所形成的北广精神。50年来，我们永葆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的信念，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科体系；我们涵养和而不同、广纳百川的气度，民主宽容，兼收并蓄，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人才成长环境；我们铸就胸怀远大、坚韧不拔的品格，直面困难，敢为人先，抓住一个又一个重大机遇，实现了学校的跨越式发展；我们崇尚一心向学、团结立校的风范，以学为本，精诚协作，造就了“家和万事兴”的繁荣景象；我们坚持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志向，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形成了理论与实践互动、学术与应用并重的治学传统。
李清川：我知道您一直很关注“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问题，在这个方面，传媒的影响力始终作用很大，情况好吗？
刘继南：传媒具有巨大的语言影响力，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近些年新闻传媒在语言文字的应用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规范现象。
李清川：原因是什么呢？
刘继南：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快速发展，从业人员的数量也在不断扩大，很多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和一些经过了训练但各方面准备还很不充分的人都加入到广播电视行业中来，这造成了语言规范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不加强管理，情况还会更加严重。传媒语言的不规范现象，直接对社会语言生活会造成不良影响，因为传媒在传播信息时，也在传播语言范本和语言规范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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