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做人，再做事”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
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播出节目中韩先生两次落泪的镜头，深深地震撼了我：他被打成右派即将送往湖北沙洋农场劳动教养，下放条件艰苦的沙洋农场他毫不在意，但此后一家子人的生活问题却令先生忧心不已，因为韩夫人殷昭女士长期以来都将全部心血放在了家庭上，没有工作，先生这一走，全家人生活就没有了着落。想到此后家人面临的巨大生活压力和种种艰辛苦难，先生的眼眶湿润了。
武汉大学原校长、我党创始人之一李达“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李达校长对韩老相当器重。朝鲜战争板门店谈判期间，外交部试图调韩老前往朝鲜，参与谈判，但被李达校长给挡了回去。李达甚至说：“武大什么人都可以调，就是韩德培不行。”此后，北京大学和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都来调韩老，但李达校长坚决不肯放人。“文革”中李达校长被逼上死路时，对夫人石曼华仰天长叹：“我确实被韩德培说中了，首先害了他，如今轮到我自己了。”先生为失去了同志和挚友而扼腕叹息，潸然垂泪。
韩老的这两次落泪最真实地反映了他对家人、对挚友的深挚情感和崇高的人格。韩老曾经遭受了21年非公正待遇，但他却用常人难有的宽容和理解来看待自己所经历过的劫难，对自己所受到的委屈从不愿提及，而是处处为他人着想。我曾在韩老被下派的沙洋农场工作过两年，有时跟他谈及沙洋农场的事情，他从不说自己当时所遭受的苦难，谈得较多的是为荆州地区（即现在的荆州市）开设中学英语教师补习班，及我国重返联合国后有关联合国文件的翻译工作。
2001年7月，我接到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武汉得伟律师事务所（原武汉市对外律师事务所）主任蔡学恩从美国纽约打来的电话，说纽约大学法学院有两个接收中国访问学者的名额，想委托我找韩老写一封推荐信。纽约大学负责此事的 教授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前副院长Cohon教授，他与韩老相当熟悉。因为时间较为紧迫，我没有预约就直接到了韩老家中。因为被推荐人和接受推荐人他都熟悉，韩老同意。我解释说，因为时间紧张，我先草拟了一份底稿，请韩老修改。哪知韩老看后说草稿不能用，他将亲自写一份推荐信，让我次日上午来取。第二天我拿到韩老亲笔手写的推荐信（韩老还特别强调，写推荐信必须用有武汉大学印鉴的信纸，以示对接收者的尊重），及时传真到了美国，蔡律师访问学者的事情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无私扶持晚生后辈
1994年，我参加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私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录取工作即将结束之际，读博的希望可能要成为泡影，我便到韩老家中道别，韩老沉吟许久，半天没有说话。就在我准备离开时，韩老缓缓地说道：“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保留一年的学籍，明年再来上学。”韩老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穷书生所给予的莫大的照顾，着实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耳闻目睹韩老对后辈学人的无私提携才渐渐了解到，这就是韩老的品格！
2005年6月，我应邀去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其间，台湾学者赖来焜教授多次讲到有关韩老的一个故事：韩老的一个学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去了台湾。当这个50多年没有联系的学生打电话报上姓名后，韩老立即准确地说出了他当年在教室里是坐在第几排的，还表扬他当年的课堂笔记是做得如何如何地好。韩老对半个世纪前的一些事情的精确记忆，让这个学生感动万分。一个学生的座位、笔记等特点，竟能在一个九十多岁老人的记忆中储存50多年，这不正是韩老关心学生的最好、最直接的体现吗？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老很少为自己的事找学生。这么多年来，韩老仅找过我一次。那是2000年（当时我在武汉仲裁委工作）春节大年初六的清晨，我接到韩老电话，说儿子韩铁要回加拿大，问我能否用车将韩铁送到飞机场，并一再表示感谢，这使我感到惭愧和难受：如果不是韩铁教授的行李较多，出门十分不方便，韩老还是不会找我的。韩老就是这样的一个巨人：只讲付出，不图回报！
国际私法学会成立后，韩老一直担任学会会长。从1998年井冈山年会上，韩老首次正式提出退居二线的请求，到2003年黄山年会韩老正式退出及黄进教授正式接任的五年中，让后辈学者接班一直是韩老的心愿。
韩老为人谦恭有礼，兼容并蓄，充分尊重学者们的不同意见。《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的起草及体系，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有几届年会的主题就是关于《示范法》的体系或结构的。最后，几易其稿后才正式定稿。一些理事或副会长们对韩老的这种大度的气量特别有感触，因为他们在韩老这里感受到了在其他学会中所少有的平等和民主。有的人更直接地说，韩老没有“学霸”气息。
生活简朴严于律己
1998年国际私法年会在井冈山召开。会议结束后，我陪韩老坐大巴到达南昌已是次日凌晨一点。韩老洗漱完毕后叫我把台灯打开。我不解地问韩老：“开台灯干吗？您辛苦了一天，是不是应该休息了？”韩老说还要写日记，并说这是多年来的习惯。那天凌晨，韩老坚持写完日记后方入睡。韩老还有每天早晨收看电视英语频道节目的习惯，即使是外出开会时，也不曾间断。韩老年逾九旬仍保持饱满的学习精神和旺盛的进取心，在八五高龄开始学习电脑。
1999年，我有篇论文涉及内容摘要的翻译，其中的“以夷制夷”令我颇感为难，便向韩老请教。韩老说这是个固定搭配的短语，不太好翻译，但他略为思索一下，说某某汉英成语词典上有这个词的译法。接着，他迅速而准确地在书架数千册图书中找到了该词典。让我不禁惊讶于韩老清晰的记忆和敏捷的思维。
1997年、1998年和1999年，我连续三年陪韩老参加国际私法年会。韩老坚决不享受特殊待遇，和所有会议代表们一起进餐。1998年井冈山年会结束后，我陪同韩老乘火车从南昌回武汉。因为路途比较近，韩老说硬卧就可以了，不要浪费钱。为了保证韩老的安全，我找乘务员换了软卧。但韩老觉得这样太过铺张，还有点不乐意。回武汉没有几天，韩老告诉我说，黄进教授在去深圳的火车上遭遇了失窃事件。这时的韩老不再批评我铺张浪费了。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99年长沙年会。会议结束后，韩老和李双元教授、人大章尚锦教授坐同一个车厢。午餐时间到了，韩老说火车餐车上的饮食太贵坚决不去。没有办法，我只好给每位教授买了一份盒饭。不巧的是盒饭数量不够，好在带有零食，我就准备自己吃点零食对付一下。没想到，韩老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不吃饭不行！”并让我找服务员再要来一双筷子，然后，韩老打开自己的饭盒，小心翼翼地分了一半的饭菜到盒盖上，很内疚地对我说：“对不起，这一半是你的，我先吃，你得吃剩下的了。”我当时就被韩老深深地震撼了，应该说，这是我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一顿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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